谢泳:怎样理解舒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4 次 更新时间:2010-01-26 20: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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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舒芜先生去世了,他的一生算是划上了句号。怎样理解舒芜?在他生前是一个问题,在他死后依然是一个问题,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生,在学术和政治之间纠缠,在理想和事实冲突中选择,给中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留下了许多悬念。

  怎样理解舒芜?其实有一个困境。如果理解和宽恕舒芜?我们如何面对胡风事件中的所有受害者?如果不原谅舒芜,把胡风事件的原始推动力归结到舒芜这里,对中国当代历史似乎又缺少“了解之同情”。用林贤治的话说,胡风事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政治事件和精神事件,这个概括有相当的说服力。因为在胡风事件中,的确映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困境,特别是在精神方面。个人精神世界和现实的冲突何以会导致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悲剧,我们可能还是要向历史深处去追索。

  在舒芜个人,面临的是如何真实还原当时历史处境中的现实选择动力?直面精神世界与当时现实选择的高度认同。因为自己是历史悲剧中的主要角色,和盘托出真实的历史细节和敞开自己当时的内心世界是最得要的,这一点舒芜生前做过极大努力,他在《回归五四》的后序中,对自己当年的选择有相当的剖析,人们理解不理解是一回事,舒芜有没有这样的自觉又是一回事,在真实的历史悲剧中,有些历史责任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误所能承担的,舒芜对历史的责任是要讲出自己当时真实的内心选择,其它就只有等待历史的评判了。

  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一面,他们对舒芜当年的选择怎样愤怒都有道理,对舒芜个人品格做什么样的分析都不过分,他们有不宽恕的理由,受害者在这方面不受谴责。事实上在胡风事件的受害者中,真正原谅舒芜的人极少。

  胡风事件的发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我们还不可能看到关于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始档案,虽然历史研究者在努力追索历史真相,但史料的局限使历史研究者的理解和判断力受到影响。舒芜个人的回忆,其它相关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完整呈现真实历史。由于胡风事件完全是一个政治事件,而政治事件一般存在完整的决策过程和文献状态,所以只有当历史档案完全解密后,人们对胡风事件的理解和判断才会更为深刻,这可能是未来历史学家的责任了。

  我们现在理解舒芜,其实主要是在精神层面。1997年,我在当时出版的《新文学史料》上读到舒芜的《回归五四》后序,曾写过一篇《舒芜,回到起点》的短文,因为舒芜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有强烈的“五四情结”,追求个人自由和科学民主是那一代人的基本气质,也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个精神世界。我在那篇短文中曾说:“如果这个时期恰有一种以反抗专制为特色的学说盛行,具有自由主义气质的青年人是很容易产生共鸣的,就是说具有那种思考倾向的青年,特别容易为某种思潮中表层的反专制所吸引,而看不清那种思潮本身所有具有的无可摆脱的专制倾向,这不是舒芜本人的过错,而是那一个时代青年人的普遍特点,或者说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本来就是以反专制的精神投入社会运动的,至于他们曾信仰过的思想后来变成什么,当时他们不会知晓。”

  我把这篇短文曾寄给舒芜先生,他表示认同。1997年12月21日,他在给我的信中曾对自己早年的道路有这样的说明:

  关于我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序》中曾说了始于姚一圻表兄,其实更强大的影响是,我们方家也有一束火种,这时掷到我们当中,立刻发了燃烧。我的堂兄方琦德、方坷德,他们是双胞兄弟,抗战前琦德就读于清华大学英文系,坷德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都是地下党的领导成员,是“一二九”运动领导骨干。抗战发生时,他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安庆。他们的同胞几个弟弟,也早就受了他们的影响,成为南京的学生运动中的骨干。抗战发生,他们这一束火种回到安徽,首先影响了我们几个堂兄弟姊妹和表兄弟姊妹,乃至整个安徽省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展开,方琦德、方坷德都起了很大作用。更进而影响到上一辈,我的九姑方令孺,原是新月派女诗人,也受了我们的推动,方琦德后来成了他的女婿,更给他以影响,宗族中有这一束火种,影响是巨大的。方令孺以早期留美学生,新月派女诗人,解放后不久(约在五十年代中期)入党,毛泽东到上海点名接见的少数几个学者之一,周恩来更多是“方大姐”之称不去口,社会上或者不解其故,我们家族中是了解的。方琦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方珂德,文革初病逝,时为昆明师院党组书记,副院长,其弟方璞德,改名杨永直,文革后病逝,离休前为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弟方和璧,改为何均,文革前为中共中央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文革后为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现尚在北京。大弟方绾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名演员,已逝(他们是一母所生兄弟,故可称为一束火种)。这些《后序》中当然不能详说,这里只是为了补充说明我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经过……

  我当时分析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比较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年龄,二是早期的教育背景。我的理解是年龄与接受某种思想有关,而早期教育背景是获得知识和形成稳定思想基础的主要来源。我对舒芜经历的分析,注意到他在青年时期并没有进入中国当时的名牌大学,所以自由主义的精神气质没有建立起来,我曾把他和殷海光做过一个简单比较。但舒芜先生不同意我的分析,他认为中国当时并没有什么成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并对我们后来推崇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做出了批评,他在信中说:

  假设我进了名牌大学,会受自由主义影响,似乎不一定。证据就在方琦德、方琦德就是抗战前清华大学毕业生,方璞德(杨永直)抗战期间读复旦大学。方和璧(何均)读重庆大学,是马寅初的学生。我的表姐,方令孺的长女陈庆纹,后改名李伯悌,西南联大毕业,地下党员,精通英文,解放后长期任英文杂志《中国建设》主编,已故。我的另一个堂弟方复,抗战期间入西南联大,抗战后读清华大学建筑系,地下党,沈崇事件时发起推动北京学生抗暴大游行的几个决策人之一,古建筑专家,现尚在北京,此外,曾卓、绿原、冀坊、邹荻帆、方重、抗战期间都是名牌大学学生,都是马克思主义者。那时大学生中,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影响甚大,太精确的统计当然没有,大概可以说,凡是品学兼优而又比较关心现实的学生,都易于左倾,都是国民党特务注意监视的对象,有一份报导特务学生如何发现可疑对象的小册子上就列有这么一条。有些后来被说成(也自己说成)超然物外的人,其实未必是。

  舒芜先生在信中,主要批评了汪曾祺先生、冯友兰先生、贺麟先生、顾颉刚先生,认为他们当时并不超然物外。他说:

  冯友兰先生抗战期间也并不超然,他讲“应帝王”,学术界皆知其意之所向,蒋介石对之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那可不是一般学者有资格去讲的,因为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贺麟先生更不超然,蒋介石提倡什么“力行哲学”,很浅陋的一种法西斯哲学,学术界只有贺麟先生一人为之叫好,乃为蒋介石所赏,请他到中央政校讲“三民主义辩证法”,此为我所亲见亲知。重庆民主呼声正高之时,钱穆先生出来,大讲什么中国的宰相制才是最民主制度。当时我们眼中所见,并没有什么完整的自由主义阵容,只见一些一向“自由”的先生们纷纷向蒋政权靠拢而已……

  舒芜先生在给我的信中还提到他早年的一篇杂文《“学术良心”》中的一段话,他说:“今天的‘学者’群中,一片都是崩溃倾颓的丑态:‘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于是,或上万言书,或上‘美新’之歌颂,或奔走于权门,或钻营于狗洞;或见‘某某’‘某公’而屈节卑躬,或闻‘礼贤下士’而勃然心动;或以成就之类为桥梁而过河拆桥,或视‘遗稿’之类如财产而谋财害命:凡此岂皆其天性之所使然?亦自有感于那些‘学术’在现实中之无用,而失去了自信而已。”

  可见舒芜早年对中国知识界的评价,他在精神世界里,还正在成长,“反抗”是青年在成长时期的主要特征,单纯的“反抗”是青年的优秀品质,但短处是不能看到事物的复杂性,或者说在同一件事情上,只被“反抗”所吸引。舒芜在信中还讲了一段台静农的故事:

  我虽未进大学,却早早大学混入大学教师之中,乃能多知其内幕,多知其隐事,为或者比当学生的身份所见者更多。我虽未教过名牌大学,但接触过一些也非不知名的学者,例如台静农先生,他是反国民党的,但思想上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者,倒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可是他对于一切一向标榜“自由”而实际上向蒋政权靠拢的学者,就极其鄙视,他告诉我,胡适如何与亲日派政客一起搞“低调俱乐部”,反对抗战。重庆时期有一大丑事:有一一群党棍子向蒋政权献九鼎,鼎式设计出于著名学者马衡,铭文则是顾颉刚所撰(顾命其一个学生代撰),其中有“允文治武,乃神乃圣”等肉麻的颂皇帝之语。台先生一向温文雅静,恶言不出于口,却气得写道:什么乃神乃圣,妈的x哟!“台先生一例,可见当时若真正坚持自由主义思想者,大抵左倾,他们对于标榜”自由“的学者堕落,是极其鄙视的,羞于为伍的。

  舒芜信中所提到的这些事实来源,还属他的早年记忆,在事实来源的准确程度上并不完全准确,在判断上也多受制于当时的主要宣传,而青年舒芜的这个历史记忆伴随了他一生。1949年后,舒芜还不到30岁,他的精神世界里本来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存有陈见,而且从年龄判断,还没有完全度过”反抗“期,他坦言:

  正由于多数”自由“学者的堕落颓唐,他们解放后,就经不起思想改造的压力。顾颉刚先生思想改造中自称”一向抗上“,批评者问道:“请问顾先生,为九鼎作铭文献蒋介石,是怎样的抗上?”这一问就镇住了他。其它名牌学者,历史上多有这类经不起一问的事情。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另一种悲剧。现在大家艳称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那是极少的特例,不足以构成自由主义的阵容,而且闻、朱也日益左倾了。

  对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处在“反抗”期的舒芜并不能接受,他说:

  关键还是在于,中国三十年代以至四十年代,先天不足的自由主义为何站不稳,吸不住人。我早就读过《胡适文存》,读过梁实秋的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但是眼看着胡适为侯门上宾,安富尊荣,而马克思主义者处于被禁、被囚、被杀的地位,谁能不坚信后者处于道义上的优势地位呢?这种道义上的优势,在一个民穷财尽的社会中(其体系的完整、系统工程、又有理论上的大吸引力),生死存亡的国运中,有极大的吸引力。布尔什维克是在“茫茫的西伯利亚,俄罗斯受难者的坟”的光圈背景上,吸引了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吸引力,是雨花台、龙华、白公馆、渣滓洞所折射出来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好背景,当时我们即使倾服胡适,可是一想到“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喜”的背景,也只有委而去之了……

  胡风事件发生时,舒芜37岁,已开始进入中国文化和学术界的主流学者行列中,作为一个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他没有自觉意识到早年思想中的“反抗”精神何以会在极短时间内转化成另外一种投向权贵的选择?这种精神深处的矛盾,舒芜自己没有解决,他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也没有解决,早年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行为的极端鄙视,何以很快也会成为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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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凤凰周刊》2009年2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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