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段之一，也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时段之一。一旦无意中割裂历史本身某些基本的因果联系，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之论就在所难免。适当考察清皇朝在“新政”第一阶段(1901—1905)所陷入的某些困境，或许有助于对“新政”第二阶段(1905—1911)最终为辛亥革命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解。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体念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比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等言论要实在些，也可信些。

　　“新政”伊始，固然较之“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朝统治者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的架式和色彩，但是，主持“新政”的清政府却深感困难重重，怨声载道。应该说，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难免受到来自正、反两方面的攻击和社会阻力。激进者往往斥改革为肤浅，批评改革者敷衍或骗人，缺乏诚意;顽固守旧者则詈骂改革为不成体统，埋怨改革者轻信浮言、孟浪和轻率。慈禧所把持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尴尬情状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各阶层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普遍持不信任态度，信誉很糟。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利狂。王照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1〕，陈夔龙说她只看重“利害切身”〔2〕，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大凡统治者的改革都是在自身统治秩序难以正常维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其改革动机与目的无一不是旨在维护自身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与此相反的例证是不存在的。以往的论著多拿改革者的动机与目的做文章，得出慈禧一伙人缺乏改革诚意，纯属欺骗等结论，充其量轻描淡写地提一下某些“新政”措施的“客观作用”，其说服力似嫌不够。大凡成功的改革能更好地维护改革者的统治，使改革者如愿以偿;失败的改革则使改革者事与愿违。改革者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决定改革的成败，后者主要取决于改革者的能力与具体操作技巧，以及客观历史环境与条件。改革者改得如何，往往决定改革的结局;而改革者对自身的统治与利益最终维护得如何，又往往取决于改革的结局，这也属于历史的辩证法。

　　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是如此因时而异和因人而异，这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3〕张荫棠不好明说， “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义和团的失败使它丧尽面子”〔4〕， 加上慈禧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占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等丑恶历史与下诏罪己并不彻底等现实因素，都决定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论著对以往论著斥“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之说提出异议与批评，所论大都不乏说服力。而“假维新”之说，原本最先出自反清志士陈天华之手笔，他是为激励国人投入暴力反清斗争而立论的。他说:清廷“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还有那，假维新，主张立宪，略畛域，讲服重，胡汉一堂。”〔5 〕视“新政”为“假维新”而竭力抨击者绝非止于陈天华这样的反清文豪。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也曾以“伪维新”、“伪改革”等词句相讥。奉张之洞之命派往日本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函好友汪康年时也不乏愤世之言。面对庚子之变后日趋严重的东北危机，他函告汪氏:“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数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6〕他甚至还说:“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7〕此时此刻慈禧之流的政治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钱恂这一句“狗屁大话”，数年后由钱氏的同乡——浙江反清志士所撰写的那份《革命协会章程》斥清廷的上谕为“狗屁的上谕”，还有钱氏的好友章太炎稍后那句训斥皇帝的“国骂”——“载tián@①小丑，未辨菽麦”之出台，都不足为怪了。

　　第二，失去许多改革机遇之后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启动的“新政”，不仅在政治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出现某些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 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足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 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8〕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9〕。 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仅有4—5人〔10〕。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统治者不思惩治腐败，带头勒紧裤带，度过难关，而是一味巧立名目，还继续从中捞一把，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诚如胡思敬所说:“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11〕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第三，“康乾盛世”之后的统治阶级原本就已十分腐败，“新政”不但不曾整饬腐败问题，反而使它变本加厉，贪官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谓不刊之论。威凌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12〕。清廷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说有何新的变化，那就是以麻将赌博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kuāng@②的贪鄙循私是朝野咸知的公开之秘密，他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庇护，俨然一不倒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之于宫中打点，一半留以自家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奢侈无度，他说:“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13〕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juān@③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14〕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15〕，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

　　第四，清朝统治者能否驾驭和消化“新政”的有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也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

　　先拿新军来说，既然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较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各省新军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另外，既然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怀，从而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又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象吴禄贞那样带着传奇般的反清履历而手握镇统兵权的高级将领固然罕如凤毛麟角，但同属留日学生出身或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中下级新军军官就比较普遍，他们对历史发展潮流、国家政局与皇朝的腐败都比旧军官看得更清楚，其中有的已开始将效忠国家同效忠皇朝两个并非同一的概念适当区别开来。因而，当反清革命的高潮到来时，欲期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在末日皇朝身上下赌注，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取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已故经济学家王亚南在研究中国历代官僚政治之后大致精辟地指出:“商品经济成分的逐渐增进，商工业比重对农业的逐渐加大，以往为配合农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组织而被利用作统治工具的纲常教义、宗法秩序以及有关旧社会维系的一切法制思想体系，或则变为具文，或则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经根本发生动摇的封建官僚体制更无法支持。然而更关重要的还是在另一方面，市民阶级由于商品经济或新式工商业发展而逐渐显露头角，他们的经济活动愈向前发展，自然要愈益感到专制官僚主义的束缚与压迫;他们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太平天国变乱中，虽还因没有形成足够主动的力量，而使那次变乱仍不能不止于农民的民族的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