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党派政治伴随着议会历史。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之后，保守党和工党轮流执政，渐成固定模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格兰的西敏斯议会号称议会之母，其民主制度演进却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比如，允许妇女投票的全民选举是在1928年才完全确立，到了1969年，英国法定选民年龄才从21岁降到18岁。
政党作为议会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部的民主进展更为复杂。英国政党从最早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两党对峙，发展到今天新工党、保守党和自民党三足鼎立的格局，这一演变过程对各党的党内民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党内民主与全民民主并不同步，甚至彼此之间的重合之处，也值得审慎评判，比如说，党魁产生的机制就并非越民主越好。
保守党民主化改革
工党与保守党的“党魁”选举方法差异很大。整个20世纪，保守党占据了2/3的执政时间，但其党内民主却滞后于英国政治民主进程。1997年，布莱尔的新工党赢得大选压倒性胜利，一直执政至今。老牌的保守党痛定思痛，展开了一场党内民主化改革，其主导人正是1997年当选的保守党党魁威廉·海格（现任保守党的影子外相）。
这场党内民主化涉及四个方面，其最大的看点是：保守党自撒切尔夫人之后，如何产生党魁，如何平衡党内派系斗争。
在1965年之前，保守党的党魁，都是在大选胜利之后，由党内资深人士推出一个党魁。1965年之后，才引入了由议员选举产生党魁的机制，而投票权仅限于议员。10年之后，保守党增加了一条每年重选的规定，投票权同样限于保守党议员。这个措施，实际上为党内争斗制定了游戏规则，同时也旨在中途换掉不受欢迎的领导人。
1975年刚刚设立这一规则，当时在党内资历尚浅的撒切尔夫人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利用此规则挑战时任党魁的首相希思，结果出人意料地获得成功。撒切尔夫人由此带领保守党赢得大选，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但是，在此后的15年里，这条每年重选的规则，再也没有实施过。撒切尔夫人的党内威望，足以扼杀任何挑战者的企图。直到1989年，撒切尔夫人遭到了第一次挑战；到了1990年，撒切尔夫人在第二次挑战中，宣布辞职。从此保守党陷入了内部混乱，失去了执政的方向。
1997年大选，新工党重创保守党，梅杰宣布辞职，威廉·海格通过议员投票，当选党魁。他所接手的保守党人数急剧下降，不足20万，年龄老化，平均超过60岁，而当时新工党的党员人数是保守党的两倍。
危难之际，海格参照新工党，引入新党魁竞选的OMOV（onefunction，onevote，即“党员一人一票”）规则。具体如下，在原来每年重选的基础上，假如只出现两名候选人，除了议员之外，还将投票权扩大至所有超过3个月党龄的党员。假如候选人超过两名，保守党议员内部投票，将人数剔除至两人，然后放给党员投票。
为了突出议员的选择权，这个新规则还规定，任何候选人必须事先拿到至少15%议员的支持。这个比例相当高，实际上为党内选举设置了高门槛。这样，海格的改革计划得到了党内从议员到普通党员的一致支持。海格还特地设立一个委员会，以吸收更多少数民族和女性党员。
遗憾的是，除了党内民主化改革，海格选举纲领中的政策，尤其是经济和欧盟政策，对于选民依然没有说服力，没有提高保守党的大选成绩。2001年，当布莱尔第二次赢得大选胜利之后，海格也辞去了党魁职务。接任的邓肯·史密斯首次由基层党员一人一票选出，在保守党普通党员中口碑尚佳。但是，议会政治的大量工作是以议会为平台展开对抗，而邓肯在保守党议员圈中饱受批评，无法领导自己的党团与执政的新工党相抗衡。两年后，保守党下院议员发动信任投票，将其罢免。
尽管如此，海格对保守党的民主化改革，还是为2005年卡梅隆（下届首相最大热门人选）的党内选举胜出提供了机会。再者，他扩大保守党民族和性别构成的方案，在今天卡梅隆时期，已经逐渐显出效果：保守党的形象更加多元，有代表性，逐渐摆脱了白人“种族主义”政党的形象。
回顾保守党的党内民主化历程，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党内民主并非是保守党执政掌权的根本，成功的关键是政策和领导人的能力。今天，英国选民质疑的依然是一些很硬的因素，比如经济、福利、欧盟等等；对于党内运作，普通选民并不关心。党内民主，更多是用于党内的权力平衡，尤其是维护稳定，更好地服务于对外的党际竞争。
新工党的集权化
这点从新工党的崛起同样得到验证。作为20世纪新兴的政党，工党与历史悠久的保守党至少有两大不同。第一，它不是一个内部纪律森严、传统深厚的政党，相反，它的早期更像是一个政治联盟，其中主要构成来自工会、社会主义团体和自由派分子，这种结构导致了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核心来领导工党在民主选举中获胜。
第二，工会是工党发起者，也是早期主要的经济来源。工人阶级传统和平均主义使得一人一票的选举在工党内部有着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工会势力独大，使得选票流向工会青睐的人物，这类人当选党魁后，在实施选举和执政过程中，时常要考虑工会利益，在为全民服务上常受到掣肘。
分权和利益独大，对于残酷的选举来说，不是一个成功的基础。对比20世纪早期历史，工党的获胜，往往源自保守党的衰退。在1970年代工党几次执政过程中，英国学者曾有评论，“看起来似乎有两个工党，一个是在全国执行委员会和年会，一个在议会的领导层里。”
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真正意义上展开选举对决是在1980年代之后。而这当中，基诺克（NeilKinnock）是扭转局面的关键人物。1987年，他发起工党现代化运动，在某种程度实现了工党的“集权化”，推动产生了布莱尔、曼德尔森等新工党的领袖人物。
需要指出的是，这场基诺克领导的现代化运动，正是发生在撒切尔时代，比海格的民主化早了10年。当时的工党与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保守党一样，处在一个内部调整的关键期。
基诺克首先解决的是工会势力。1970年代末，工会势力在党内达到顶峰，党魁选举通过一个选举机构，叫electoralcollege，这个机构中工会占据40%票数，但是通过基诺克和继任者努力（包括引入OMOV规则），这个比例降到33%。与此同时，布莱尔开始向工商界靠近，争取他们的捐款（在英国是合法的，但有具体的法律限制）。从1986年到1996年，工会的经费赞助从3/4下降到1/2。
其次是年会，或曰代表大会。英国各个政党基本上都会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性代表大会。保守党的年会，更像一场誓师会，鼓动士气，显示党的团结，给新人一个发言亮相的机会，让地方代表将党的政策带回到地方。相反，工党的年会，更像一场民主的大会，尤其是党的政策，要在大会上辩论和质询，年会扮演了一个决策机器的作用。布莱尔改变了这个局面。他在年会之外，设了亲工党的智库“政策论坛”，其目的是摆脱工会势力对工党政策的影响。
配合对工会势力的解套，新工党更加乐意从媒体公司、民调机构了解自己在政治市场的走势，对于传统的工会产业工人则产生隔膜。而所有这一切，与布莱尔对英国和国际政治走势（传统产业工人比例降低，政治实力弱化）的把握有关，这一判断也是他主张“第三条道路”的政策依据。
遗憾的是，1992年基诺克在大选中落败。但是他的失败，与海格1997年大比分输给布莱尔不同，纯属意外，因为当时舆论也偏向基诺克。基诺克之后，新工党势力持续发展，工会实力也继续被削弱。1997年新工党的胜利和执政纪录，证明了基诺克、布莱尔等人政治改革和判断的预见性。但是，他们的胜利，是政策的胜利，而不是党内民主的胜利。
党内民主：可夺权，不可治国
英国议会政治中，政党权力交接，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冲击不大。因此，英国党内民主的进程，落后于整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不是一个国家是否稳定安全的担心所在。但是在中国政论界，有一种思路，试图通过扩大党内民主，来逐渐实现全民民主。这里提出一点商榷。
虽然中英国情不同，党际关系、国家与党的关系，所处的政治经济框架不同，但是了解英国两大党在民主化问题上接受所谓OMOV方式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选举，或许可以帮助国人减少对于党内民主的单相思。毛泽东所言“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党内民主应属于后半句。
与整个社会民主的受益对象不同，党内民主甚至找不到一个受益集团。在英国，包括在西方其他国家，普通党员对于政党的组织依赖程度很低。党内民主能够满足党员在党内一定程度的政治需求，但是从党内民主化受益最多的，是党的高层和职业政治人。这种工具性极强的民主，不应该是一个社会所追求的民主。
政党是一种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政党民主化，是为这种政治参与之后的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平等的平台。至于政治人才能否脱颖而出，成就个人的职业生涯，这就涉及一个“政治选用”的问题。
比照英国两大党中任何政治人物的崛起，必须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全民选举的胜利，首先是政策的胜利；任何政党领袖的成功，都是才华和人脉的成功。党内民主选举，固然能够为候选人最后的脱颖而出带来一个竞争的平台，但是登上这个平台，依靠的却是候选人自身的政治历练和来自高层的垂青赏识——布莱尔有基诺克提携，卡梅隆有海格铺路，即使是撒切尔夫人，也需要希思的青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