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猛:指向事情本身的教育:奥古斯丁的《论教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938 次 更新时间:2009-07-28 13: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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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猛 (进入专栏)  

  

  

  引言、奥古斯丁与自由教育

  一、说话与教育

  二、符号的游戏:“教”的困境

  三、符号到事情本身:教育作为唤醒

  四、学的“光”

  五、内在人:没有本性的陌生人

    

  

  “一般来说,只有当你不可能将一个东西展示给他看时,你才用符号来代替这个东西,因为符号将会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使他忘记符号代表的东西”。

  卢梭.《 爱弥尔》 ,卷三①

    

  

  引言、奥古斯丁与自由教育

    

  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论教师》(De Magistro)②是一篇早期对话,除了近来引起一些关心语言和符号问题的哲学家的兴趣以外.在现代一向不大被人注意。③在其晚年的《修正》一书(Retractationes 1.12)中,奥古斯丁对这部作品的讨论非常简短:“在那时,我写了一本题为《 论教师》 的书,在这本书中,经过辩论和探究确立了如下观点: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教师能够教给人以知识,正如福音所言:‘只有一位是你们的老师,就是基督’… … ”

  

  《 修正》 对这篇早期对话的讨论没有提到任何修正, 考虑到奥古斯丁本人对早期著作的严厉态度,这一点多少有些令人惊讶.恐怕不会只出于一个父亲对早夭的爱子的感情。④ 从《修正》的角度看,也就是从所谓“成熟的”奥古斯丁的角度来看,或许《论教师》 这篇早期对话.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 ,包含了进人奥古斯丁整个思想的人手点。但为什么一篇探讨教师和教育的对话会选择父与子作为对话者呢?

  

  《忏悔录》 提供了理解这部作品的重要线索。这本书的第9卷以死亡与再生为主题,在这一卷叙述他的受洗时,奥古斯丁提到了这篇对话。他首先谈到的是他的私生子阿德奥达图斯(Adeodatus))。《论教师》中奥古斯丁的对话者:“除了我们以外.我们还加上了阿德奥达图斯这个孩子.因我的罪,在肉体上是我的儿子。是你很好地塑造了他。他15岁.他的才华胜过许多受人尊重的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人(doctos)。我向你告白 , 这是你的恩赐.我的主,万物的造物主,具有大能赋护我们的畸形以好的形(formare nostra deformia):因为对于这个孩子.除了我的罪,我没有给他任何东西。而除你之外也无人启发我们培养他有关你的学问,所以我向你告白,这是你的恩赐”(Confessiones, 9.6.14,cf.4.2.2)⑤。值得一提的是,第9卷的核心场景是奥古斯丁母亲去世前一天母子两人在Ostia谈话时的神秘体验(9.l0.23-26)。这次谈话的双方,一方是受过良好教育(Doctus)的儿子.而另一方则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母亲,但她却“在心中的学校中接受内在的教师”(Magistro intimo in schola pectoris)的教导。在《忏悔录》中,第9 卷的这个场景几乎最接近奥古斯丁所寻求的幸福生活。而此前,他尽管通过对柏拉图派书籍的阅读完成了理智意义的上升(7.17.23),却并没有真正解决自已的困惑。皈依(第8 卷)和洗礼(第9卷)构成了第7 卷失败的努力和第9卷“神秘体验”之间的关键差别。耶稣基督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这一点与《 论教师》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根据奥古斯丁的“忏悔”,真正幸福的生活,并不能在古代哲学的典籍中找到。古代异教哲学中最伟大的哲学家仍然不能向我们指明通向永久幸福的道路。而相反,对知识的自然欲望中包含了危险的诱惑(所谓“好奇”,Curiositas,1.10 .16 ),⑥往往会带来了不虔敬的骄傲(impiam superbiam, 5.3.4),名为思想和知识,其实不过是虚幻和好奇的欲望(vana et curiosa cupiditas, l0.35.54 ) ,而要接近幸福,就必须战胜这种诱惑。

  

  不过,克服“眼的欲求”,并不是不看。奥古斯丁的“智慧”,不是来自希伯莱式的倾听,而仍然首先和主要是希腊式的“看”,只不过是在另一种光照下(参见10.35.54 )。奥古斯丁并不像德尔图良一样,认为反对“好奇”,就意味着信就足够了。奥古斯r丁在《 忏悔录》 中描述的对自已灵魂和上帝的探索,不只是信仰,也是对信仰的理解。⑦ 如果这种智慧或理解,也是一种“思”( Cogitatio )的话,那么它来自哪里呢?正是在这里,自由教育的问题成为理解奥古斯丁思想及其与古典世界的关系的一个关键。

  

  虽然奥古斯丁在古典的自由教育方面受过良好的训练,但在《忏悔录》他却没有提及任何世俗意义的教师。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皈依前,奥古斯丁本人的职业就是从事自由教育的教师。而用他自已的话说,他的这种生活不过是在各种欲望中诱骗和被诱骗而已(4.1.1)。这种教育或者技艺只是所谓的“自由”而已(4.1.1.4.l6.30),而实际上,他不过是“贫嘴集市”上的词语贩子,从他的嘴里为学生的疯狂提供武器罢了(9.2.2)。撇开这些对修辞术的修辞贬低,实质的问题是为什么自由教育或自由技艺并非真正的自由,反而为人的疯狂和欺骗提供工具。要考察这个问题,我们需要首先回到《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对自己童年教育的“回忆”。在这个著名的段落中(1.8.13 ),⑧奥古斯丁明确指出,他学会如何说话.并非大人们教会了他,⑨而是他自己借助上帝给他的心智教会了自己。在奥古斯丁描述的这个语言学习过程中,童年的“我”,借助这种上帝恩赐给他的内在能力,努力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好让别人服从自己的意志。恰恰为了表达我自己的意志,“我”慢慢学会如何像别人一样使用符号。通过运用符号,我能够向我身边的那些人沟通我的意志,从而更深地踏人到人类生活暴风骤雨般的社会中(vitae humanae procellosam societatem altius ingressus sum) ,开始依赖父母的权威和大人的指令。在奥古斯丁的这段“回忆”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奇异的转折:符号的学习和使用,尽管和所有学习一样,并非是别人教会的,但我学习符号,却是通过自已的努力,为了建立自身意志的支配,从而踏入到社会之中,建立了别人的权威。学习符号的过程,正是社会通过造就自我的权力而建立自身支配的过程。

  

  整个自由教育,在某种意义,不过是这个符号学习过程的延续和深化。奥古斯丁以其惯有的简练和深刻概括了自由教育的世俗动机:自从“我”的童年开始,人们就指出,我要正当地生活(recte vivere),就必须服从那些告诫我的人——必须在此世得到荣华富贵(in hoc saeculo florerem),必须在口舌的技艺上出类拔萃,从而有助于我们得到世的荣誉和虚假的财富(l.9.4)。通过服从学习支配,凭借杰出的技艺来欺骗他人(参见3.3.6),在支配中得到荣誉,在欺骗中获得财富,最终成功地欺骗自己。这样的“正当生活”就是奥古斯丁勾勒的自由教育所造就的人与社会。

    

  在自由教育造就人的过程中,对玩乐的贪爱(amore lucendi),想要赢的骄傲(superbas victoris)和好奇(curiositate),这三种构成人世不幸处境的诱惑(“肉的欲求”、“世俗野心”和“眼的欲求”) ,交织在一起发挥作用(l.l.16)。其中,世俗野心是最根本的动力。教育的动机就是要“此世的荣华富贵”。因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在“自由教育”中得到培养的,是一种努力想要超过别人的欲望(例如superabar,1.9.15)。自由教育不过是“骄傲的学校”(superbiae scholam,9.4.7)。

  

  自荷马以来,荣誉就是古典教育的重要出发点。⑩如果把荣誉看作是对德性的褒奖的话(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1124al ),那么古代社会围绕“德性”进行的道德教育,其自然出发点正是荣誉。与“自由教育”相对的“工匠教育”是谋生的技艺,培养人成为工具,因而它使人的灵魂卑下(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37b15)。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教育”即“高贵的教育”( 1338a30 )。其着眼点,最初,即使不是最终,乃是培养与城邦的政体相应的习性(ethos),城邦的政体开始是由这种习性奠立的,也需要依靠这种习性来保卫。民主的习性建立和保卫了民主的政体,寡头的习性则建立和保卫了寡头的政体,而一个更好的政体,必须源于更好的习性(l337a15—19 )。古典城邦中政治与教育之间的紧密关系正是通过“荣誉”的纽带建立起来的,因为政治生活中对“荣誉”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其目的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 l095b23 , 1177b14 ); “对荣誉的追求”甚至可以看作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关键(色诺芬,《僭主》,7.3)。11

  

  然而,如果一个人的祖国(patria)注定不在此世,在此世,他不过是一个永远漫游的陌生人(De Doctrina Chistiana, 1.4.4) ,此世也不过是他返乡途中暂时歇脚的客舍逆旅,而绝作他的“父母之邦”(patria civis, De Trinitate,11.6.10) ,那么,根源于城邦政治的自由教育,就不再必然具有任何政治意义,而这种教育所借助的“荣誉”,也从人的自然欲望变成了虚幻的“世俗野心”,成为检验人是否能够回到自己的“考验”。12因此,奥古斯丁才会对自由教育中经常出现的“骄傲”充满警惕,即使在这种自由教育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改造为向上帝上升的工具时,他也时刻告诫他的同伴不要为了荣耀的缘故(gloriandi causa)来讨论问题(De Ordine,1.10.29)。

  

  但消除了虚幻荣耀带来的热情可能会带来另一种危险,即学习热情冷却成为一种无所作为的懒惰(De Ordine, 1.10.30)。这里并非简单的学习心理学的问题,而涉及自由教育在奥古斯丁的新世界中的根本困难。奥古斯丁在米兰受洗之后,一度试图撰写一系列有关自由教育诸分支的对话(disciplinarum libros, Retractationes,l.6)。在《论秩序》(De Ordine)中,已经摆脱古典意义的自由教育的奥古斯丁, 努力想在基督教生活中为自由教育找到一个新的位置,13《论秩序》中勾勒的返回自身灵魂,向上帝上升的阶梯,在很大程度是自由教育的阶梯(2.8 .25- 2.16 .44,参见1.8.24,2.5.15)。14 然而,奥古斯丁不得不承认,能够循此阶梯上升,最终可以称为“博学”的人,即使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也屈指可数。因为,这样的人需要有才华和闲暇,还要生活丰裕,到达了一定的年纪等等(2.16.44)。外在条件和自然禀赋上的诸多要求,使得通过自由教育的阶梯达到对上帝和自我灵魂的认识变得几乎遥不可及。这里,奥古斯丁对他尚不能正确拼写的母亲莫妮卡的安慰,显得多少有些无可奈何(2.17.45)。

  

  换句话说,古典自由教育之所以能够借助“世俗野心”,使一个人变得更加“高贵”,正是因为政治生活追求的“荣誉”和所谓沉思生活追求的“快乐”,具有某种类似的人性基础。15 但古典自由教育的这种自然出发点,在奥古斯丁的分析中,恰恰构成了此世最根本的诱惑,是陌生人在返回 “祖国”的途中要竭力克服的危险(De Trinitate,12.10.15)。如何克服古典自由教育的自然卓越和自然高贵的问题,不仅涉及到幸福生活对于绝大多数人是否可能的问题,甚至涉及幸福生活在根本上是否可能的问题。16

  

  因此,对于奥古斯丁来说,如果基督徒仍然在一定程度需要保留古典意义上的自由教育,那么就必须赋予这些“埃及人的金银和衣裳”以新的用途(De Doctrina Christiana,2.40.60,《出埃及记》 3.22.11,2.12.35;参见Confessiones,7.915 )。换句话说,古典自由教育本身不再是目的,而不过是用于某个新的目的的“工具”。因此.需要重新厘清古典自由教育的人性基础。在彻底批判古典自由教育的基础的同时,奥古斯丁必须回答,在“陌生人”回到祖国的途中,他是否需要教育;如果需要,是什么样的教育;这样的教育究竟属于他的“祖国”,还是他在返回祖国的路上借用他人的行李和干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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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思想与社会》第七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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