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社会改革与执政党长期可持续执政

——改革开放三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言摘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65 次 更新时间:2009-07-09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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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 (进入专栏)  

我今天主要讨论中国的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问题。我是学政治学的,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现在,人们都在讨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我的一个研究项目。我得到一个结论,经济社会要讲可持续发展,执政党也要讲可持续执政和长期执政。研究越深入,我就越是感到,社会改革、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越来越重要,社会改革、社会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积累发展不好,对执政党长期执政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

回顾30年来的中国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块,即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我认为,本世纪初,中国政府的改革重点已经从经济改革转为社会改革。其实,这三大块改革相互并不矛盾。从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的经济改革基本上是主体性的改革,而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都是辅助性的改革。2002年,社会层面的改革变成主体性的改革。我认为,中国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通过经济、社会改革来建设社会制度,然后进入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含义很广;如果政治改革意味着民主化,我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在基本的现代国家制度建立起来之前,过早民主化可能对中国没有什么好处。我一直主张,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以建设基本国家制度为优先考虑,要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好了之后再推进民主化,否则即使推进了也可能是不好的民主。这几年,亚洲一些国家的民族危机很深,这些国家的问题主要是还没有把基本国家制度建立起来,就过早民主化了。

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制度必须在民主化以前就被建立起来,如果不在民主化以前建立起来,以后再想建立也建立不起来了;一类制度要在推进民主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还有一类制度要在民主化实现以后建立起来,但民主化本身也要转型。

中国现在把社会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是经济改革的必然结果。社会改革基本可以起到三个作用。一是可以纠正经济改革带来的不良后果,比如收入分配差异过大以及环境污染破坏问题。不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经济发展便不可持续。二是为深化经济改革做准备。这些年大家一直说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大的阻碍,我认为问题不出在经济制度本身,而是缺乏间接的社会体制,使得社会经济体制改革不可以深化。三是为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准备。建立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好的教育制度、环保制度等,都属于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不建设好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民主化一来就比较麻烦。

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人们都说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对外开放比较容易理解,对内改革在我看来也是一种开放,主要是内部开放。我们说,计划经济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改革就是中国经济各层面都向社会各个群体开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农村改革,首先向农民开放,然后搞国有企业改革向城市居民开放。但是,随着整个经济向各社会群体开放,也给政治带来了压力。所以,这些年来中国的政治也在发生变化,政治的各个层面也慢慢向各社会群体开放。中国的法律体系也随之发生改革,从《宪法》到法律体系的变化,都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包括修改宪法,颁布《物权法》,保护私有产权。但与此同时,这些变革也产生了一些弱势群体,原来的工人、农民、农民工慢慢成为弱势群体。

另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放在效率和竞争力上,一方面这很重要,但另一方面我个人认为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前些年进行的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改革,在抓大的时候导致了很多国家的垄断。我们的垄断不仅有中央企业的垄断,有省政府的垄断,还有县乡政府的垄断。国家层面的垄断可以有很多道理,因为对于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国家确实需要垄断,但越到下面的垄断,越难有钱可赚,并且使得中国的中小企业生存环境非常不好,尤其是私营部门的企业生存环境不好。而“放小”则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

更重要的是,在改革的过程中,把一些不该产业化的东西产业化了,表现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体制的改革上。虽没有明确把这些领域的产业化作为国家政策来做,但实际上已经产业化了。这样的变化产生的社会影响太大了。在这方面,我感到,国内很多文献夸大了英国撒切尔私有化改革和美国里根私有化改革。实际上英国撒切尔改革的私有化非常有限,老百姓抵制私有化。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改革除了在有些铁路企业里取得成功外,像教育、医疗改革、社会保障都没有搞私有化,即使改了其实也都是失败的,都是受到抵制的。中国过去的某些“改革”把不应该产业化的产业化了,所以,导致了很多社会政策领域的问题,比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问题老是解决不了,因为中国的一次分配出了问题,靠二次分配来纠正很难奏效,甚至不是中央政府能用二次分配解决的问题。中国现在准备推进农村土地流转,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还没有被建立起来,前段时间,我到珠江三角洲走了一趟,看到很多工厂倒闭了,很多农民工都要回去,如果他们没有了土地,又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最后也许变成流氓无产者就是他们唯一的选择。环保问题也是一样。现在中国的环境问题越来越恶化,而且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从国际上看,现代社会制度是通过政治改革发展起来的。从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的经验看,社会制度的建立是非常困难的,有些国家是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有些国家是通过长期的工人阶级运动建立起来的。在发达国家,往往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相当一段时间以后,社会制度才有可能被建立起来,因为社会制度建立是需要很多钱的。

现在,中国经济增长9%以上,这是建立社会制度的最好时机。如果经济增长只有4%、5%,就没有希望建立现代社会制度了,一旦发生经济危机,就更不知道该如何应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也曾想通过提高内需来促进经济增长,但那时候并不是很成功,因为经济危机发生在亚洲,欧洲、美国的外部需求还是很大,所以,中国马上就把这次危机克服了。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西方需求下降,这给中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也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可以考虑真正提升内部需求,建设消费型社会,这很重要。

中国未来三十年会怎么样?经济增长的动力无非是投资和消费,投资也是为了消费。中国如何建设一个消费型社会,是我们现在应当考虑的制度建设问题,消费型社会建设就要通过社会制度改革来进行。英国的一个家庭有2000、3000镑的存款就了不得了,他们认为留着钱没有用,就大量消费,所以有点过度消费。中国老百姓不敢消费,把钱放在银行,为了家庭,为了小孩子未来的发展。如果中国把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起来,中国未来30年的经济发展没有问题。中国如果不能从非消费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很难建立起比较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如果能建立真正的消费社会,就能改变目前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被动局面。现在中国的出口依赖是世界上最高的,发达国家只是20%多,中国达到60%,那么大的经济体过度依赖于西方市场,我觉得很不应该,自己内部的发展动力也不强。2008年的金融危机确实给制定社会政策的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如果中国在今后10-15年里把主要力量放在社会改革上,建立现代社会制度——也是基本国家制度,我想中国以后会是真正的、非常大的经济强国。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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