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我在杭州作为一个观察者，参加了盛况空前的浙商大会，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们一直是一个我非常钦佩的群体。记得我小时候，在南京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大家还享受着国有体制的福利，而一些开放的领域，比如杀猪，收破烂，理发，这些最苦的城里人不屑的工作往往都是温州人为代表的浙江创业者干的。而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了弄潮儿，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停满了他们的跑车，主席台上也有他们的成功代表就坐。来自草根的创业者能够白手起家成就梦想，自己成功的同时，也打破了中国一元化的官本位体制，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次会上，我最感兴趣的发言者之一就是宗庆后先生，在他和达能的纷争搞得沸沸扬扬之后，尤其是他一些非常激动地发表煽动民族主义的言论，而又同时被披露自己家庭多位成员持有绿卡获美国国籍之后，他低调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以为他这段时间会有一些冷静下来的思考甚至反省，至少说一些有和解和宽容色彩的话。
而他的发言却让我大跌眼镜，在过去娃哈哈—达能事件报道的时候，我还对有一些信息将信将疑，近距离，亲口听到那些话从宗庆后嘴里说出来，我终于相信，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讲信用、且刚愎自用，很容易就可以把自己摆到道义的制高点上。
在主持人的询问下，宗总谈到了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中，加快发展步伐，把危机当做机遇，在很多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利用手中现金流良好的优势，开展一系列资产并购，实现跨越式发展。这些话逻辑非常清晰，体现了一个企业家的精明，这让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当讲到和达能的纠纷时，宗总是这样讲的：“那些西方资本家太坏了，千万不能相信这些西方资本家”，至于这些“西方资本家”为什么坏，他是这样概括的“当时我们实力不行，达能给我们投资了10亿，这些年我们已经给它赚了差不多30亿了，这帮人除了出钱什么都没有做，他们还想收购我们后来自己办起来的企业，我们不让它收购，他就告我们。以后千万不能相信西方资本家！”如果不是在台下近距离的亲耳听见，我是不敢相信的，一个百亿身家的企业家，按理说达到这个层次，灵台明澈，也该考虑一下子孙后代，立德立言的问题。没想到在大礼堂里，上千人的场合，说起话来像个混不吝的小流氓一样。
说起哇哈哈和达能的纠纷，逻辑其实也非常简单，当年哇哈哈和达能合作成为合资股份公司。宗庆后不再是娃哈哈品牌的完全意义上的百分之百的老板，而是职业经理人和股东之一。但宗庆后过了一段时间，随着企业发展，觉得自己“不差钱了”以后，还想做百分之百得老板。当然他不可能在原来的合资公司里把已经入股的达能挤出去，于是他想到的招数，利用自己的内部人身份，和自己的亲信又注册新的公司，用宗庆后自己的话说是“为合资公司代加工的”，逐步把哇哈哈和品牌和渠道资产转移到新的公司里面，据后来达能亚太负责人范易谋的调查，“宗庆后从1994年就开始发展体外循环的非合资公司，当时已达40多家，总资产为56亿元，利润高达10.4亿元，竟然比合资公司业绩还高。另外，宗庆后本人还拥有多个离岸公司。。”这个做法用通俗的讲法就叫挖“老鼠仓”，在中国非常普遍，尤其是一些国有企业的经理人，经常用这种手段来“挖社会主义墙角”，宗庆后大概也熟稔此道，他的一桶金，兼并国有企业就与此招有关，在中国的国有企业，只要搞定了几个上级官员，就可以睁之眼闭只眼。但问题是达能的经理人们是要对股东负责的，不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官员，当然不能眼看着宗庆后把原先那个合资公司的资产挖空，实际上换了谁站在达能的角度也不能答应。达能方面最初希望私下协商解决，“提出可以在低价并购非合资公司的同时，向其提供６０００万美元的补贴”，宗庆后不干，在他看来，这不是达能的忍让和善意倒是“威逼利诱”，这样达能诉诸公堂，于是宗庆后就得出结论“西方资本家太坏了”。
设想把这件事换到别的企业家身上，比如王石吧，会更好理解一些。他一开始搞万科的时候，资本还比较小，吸纳了很多投资，现在万科做大了，当初的投资者，有些已经赚了几十倍了。假设王石也像宗庆后那样开始不安份了，不甘于当一个股东和职业经理人，拉上一些亲戚朋友，在万科之外再注册一个“新万科”公司，把万科的品牌、渠道和队伍拉出去。万科的股东们绝对不可能答应，而相信王石也绝不会理直气壮地说：“你们投资，什么都没干，现在都赚了几十倍了，还不允许我在外面办公司。”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中国股东太坏了”。
而最让我感到好奇的是，什么塑造了宗庆后这样的人格特质，一个人如此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文化姿态，不管对错，都一定是有其思想资源的。我想宗庆后能表现出这种姿态，放在中国尤其是文革中成长的这个文化背景来看，也许是在情理之中的。正因为此，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宗庆后的不诚信举动，像宗庆后这样不讲诚信的举动，不完全是中国特色，所谓商场如战场，在巨大的利益面前，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会受到机会主义的诱惑，但至少这是不光彩的事情。像宗庆后这样破坏国际通行商业规则的人，做贼的人，还可以如此嚣张和自信，则是充分的显示了中国文革的文化熏陶。而宗庆后和王石这样相对较为现代的企业家相比，最大的特点，也就是一种有文革的文化色彩的霸气，这种霸气用在好的地方，也许可以带来企业的攻城略地，而另一方面就是总把自己放在虚妄的道义制高点，并且蔑视文明，蔑视规则，也就是毛泽东所谓“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当然并不是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有宗庆后这样的观念，在一些资料和宗庆后的传记中，可以发现他是非常痴迷于毛泽东的思想的，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介绍自己“在农村待了１５年，一直在看《毛泽东选集》，《毛泽东选集》对我的人生确实有很大影响，包括我现在做生意，很多用的都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许他也学了毛泽东那样对权力的痴迷。比如宗庆后非常推崇“人民战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所以他和达能诉诸法律不同，他可以非常聪明地把民族情感和自己个人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大家自然一起“同仇敌忾”； 在被达能起诉后，最初形式对宗非常不利，于是他在2007年6月发布了一封长达5400余字的辞职信，辞去合资公司的董事长一职，并宣称：“大不了我另立山头！”我相信他此时脑海中一定浮现出“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的诗句；后来被揭露持有国外绿卡和护照，宗的公开信也引用“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学习和模仿毛泽东的习惯也许能给宗庆后带来人生的乐趣。据百度百科上的资料，宗办公桌上没有电脑。至今，他仍喜欢用“朱批”的文件来下达命令，有时亲自撰写每月的销售通报，并在考察市场时直接用电话指示下属迅速行动。有人见到其下属经理的一份报告，其开头第一句话是：“根据您的指示……” 。
但他难道就没有想一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所谓上行下效，如果他的企业员工，合作者，还有他后来并购的其他企业的骨干，也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样类似的方式挖娃娃哈的墙角，并且也用同样的逻辑也可以批判他：“宗庆后是个资本家，除了投资，什么都没做，哇哈哈的今天都是我们员工干出来的，他凭什么赚了上百亿还不知足，资本家实在太坏了。”当然换个角度想，一个崇拜毛泽东的人，总会在企业建立起他个人的绝对权威，并且具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
最让我觉得遗憾和可悲的是，宗庆后完全从实用主义出发的民族情绪煽动，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粉丝支持，我们的国家还有很多人会一听到“外国资本”就会没有来由的血脉贲张，我想这也许也是宗庆后可以越来越有恃无恐的原因之一。一个标签“西方资本家”贴在人家身上，说人家除了投资“什么都没干”，就让宗庆后自己站上了道义的制高点，可以不顾商业规则，把理不直而气壮发挥到了极点，我相信在未来的历史上这一定会被当做一个给中国人丢脸的笑话来讲。
不过，在杭州期间，我问了几个浙商朋友，你们怎么看宗庆后？浙江商人通常都是比较圆通低调的，大家的说法都是，宗总办企业的成功是我们比较佩服的，但是他和达能的纠纷和他的处理方法，还是我们觉得很遗憾。有一个也很成功的企业家不无惋惜地说：宗庆后作为一个企业领袖的人格魅力给他自己毁掉了。在浙商中这种认识较为普遍，也让人稍许有些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