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錦裏讀書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27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12: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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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隆溪  

  

  離開成都二十多年了,現在回想起來,覺得那是一個文風很淳厚的地方,而那文風之厚,尤其在艱難之際越發能顯出底蘊來。

  然而對於求知而言,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期到七十年代初卻是極為不利的一段。那時候說讀書無用好像理直氣壯,報紙上就經常有偉人宏論,說讀書越多越蠢,知識越多越反動,於是知識份子被名為臭老九,幾乎等同於階級敵人。

  當時有幾個囊括一切的概念,否定了一切知識:凡中國古代屬封建主義,西方屬資本主義,蘇聯東歐屬修正主義,封資修都在破除之列,於是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識無一不是毒草。

  我們這個具有數千年深厚文化傳統的國家,一時間好像與一切文化為敵,要向古今中外的文化宣戰。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地方觀念,也決不認為四川人有什麼特別,但我很小就聽大人們說過一句話,道是「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可以肯定的是,對當時那種狀態,多數人是反感的。

  我那時候充滿了年輕人的反叛精神,對報紙上公開宣揚的讀書無用論和大肆吹捧的白卷英雄,都從心底裏反感、厭惡。我不相信杜甫那些優美而感人肺腑的詩句、莎士比亞那些深刻而動人的戲劇作品,居然是必須剷除的毒草!而且我發現在我周圍的同學朋友中,有我這樣想法的並不在少數。

  一位中學老師黃遵儒,在那年頭名字就犯忌,而且屬於「牛鬼蛇神」之類,於是取魯迅詩句之意改名民牛。他在學校以長於書法有名,在我們這幫學生幾乎全數下鄉之際,他用極工整的楷書抄錄兩首魯迅的詩送給我,我珍藏至今。這些詩句表達的憂悶心情,對於我們當時的情形頗為貼切。

  從 1969至 1972在農村插隊落戶的三年裏,有許多和我一樣的知青對書本和知識,都有如饑似渴的追求。我們互相傳閱僅有的幾本書,討論一些跟當時的生活現實沒有一絲關聯的問題。

  我下鄉時,中學一位英文老師潘森林先生把抄家劫餘的兩本書送給我,一本是希臘羅馬文學的英譯,另一本是英美文學選讀。

  山村裏沒有電,我只有一盞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燈,每天晚上就著那如豆的微光,一直讀到深夜。雖然那時候物質生活很艱苦,或許恰恰因為物質生活艱苦,我們就完全沉浸在精神的世界裏,不僅讀文學,而且還特別喜愛哲學。知青們為了思想的交流,相隔再遠,也要時常來往。在那艱難的歲月裏,為了一夕清談,好像什麼都值得。記得曾與一位比我年稍長的朋友陳晶通信,每封信都寫好幾頁。我們談文學、美學和哲學,談普希金和托爾斯泰,談雪萊和華茲華斯,談魯迅和林語堂,也談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和黑格爾。我們那時候的談論也許並非沒有一點深度,而那份真摯和熱忱更是絕對純粹的。

  在鄉下的知青生活,看似單純,卻又很複雜。我們看見農村的貧困,農民生活的艱苦,既有深切的同情,卻又因為落戶在此,身處其中,而且是到農村來接受「再教育」,所以不是也不可能是那種居高臨下式的同情,而不過是自憐而憐人。又因為身不由己,不知將來會如何,完全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所以隨時有受困而無奈的感覺。

  1972年春天,我從四川德昌的山村被調回城市,在成都市汽車運輸公司的車隊當了五年修理工。那時候工間裏完全沒有正常作業,我每天都背一個書包去上班,一有空隙時間,立即到堿水池把油污的手洗一洗,在別人打牌或聊天的時候,就拿出一本書來讀。

  我喜歡藝術,有一幫畫畫的朋友。其中一位叫朱成,現在已是頗有成就的藝術家,但那時和我同是運輸公司的工人。我和朱成在工廠認識後,他知道我懂英文,就問我有沒有見過原文的莎士比亞全集。我當然回答說,從來沒有見過,他就說可以替我找一本。

  我以為他是在吹牛或者開玩笑,可是第二天,他果然拿來一本精裝書,正是多卷本莎士比亞全集收有十四行詩的一本。我大為驚訝,朱成才告訴我說,那是他一個朋友父親的藏書,老先生不相信現在居然還有年輕人能讀這樣的書,所以借出此書的條件是要看書的人翻譯一首詩,如果真能譯出一首來,他就可以再借其他的書。

   我喜出望外,立即選譯了一首,交給朱成去複命。莎士比亞一百多首十四行詩,我已不記得譯的是哪一首,可是那首譯詩就像《天方夜譚》阿裏巴巴與四十大盜那個故事裏開門的咒語,為我打開了一個書籍的寶藏。

  歐陽子雋先生曾在舊<中央日報>當過記者,喜歡讀古書,也喜歡英文,當年曾和在成都的外國人時常來往,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書。他後來在成都一個百貨公司做售貨員,為人謙和,與同事們和睦相處,在文革中居然把他最心愛的藏書保存了下來。

  歐陽先生對文化受到摧殘感到痛心疾首,看見我譯的詩,發現居然有年輕人還能讀莎士比亞,高興異常,立即請我到他家裏去。記得我第一次到他的住處,在一個破舊的小院子裏,一間極簡陋的房子,但一走進去,就看見緊靠牆壁一排木板做成書架,密密層層放滿了各種舊書,其中大部分是英文書。

  我們一見面,歐陽先生就慷慨地對我說:「我這些書就是你的書,你任何時候都可以來讀。」

  在「破四舊」的一陣風暴裏,成都也到處有抄家、焚書的舉動,可是歐陽先生的書卻能保留下來,幾乎是個奇跡。這是否和這個城市古來的文風有一點關係呢?無論如何,由於一個偶然的機緣,我三十年前在成都居然找到了許多英文原版書,也出於純粹求知的興趣,比較系統地閱讀了英國文學的經典名著。

  在歐陽先生那裏,我不僅第一次讀到莎士比亞全集,而且讀了從喬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彌爾頓的《失樂園》到十九世紀浪漫派詩人、小說家和散文家的主要作品。如果說下鄉三年,讀希臘羅馬文學有一點收穫,那麼在歐陽先生那裏,我就第一次讀到了對英國語言有很大影響的欽定本《聖經》,又稱詹姆斯王譯本( The King James Bible)。我知道在西方文化中,希臘古典和《聖經》可以說是兩個主要的源頭,而欽定本《聖經》的英文有一種特別的魅力,有很高的文學價值,於是我把這本書從頭到尾讀了兩遍。

  當時我讀得最勤,可能獲益也最大的是帕格瑞夫( F. T. Palgrave)所編《金庫英詩選》( The Golden Treasury)。這部詩選初版於 1861年,後來不斷補充再版,其流行程度很像我們的《唐詩三百首》。

  我從這部選集裏翻譯了大概三百首詩,這在我是很好的練習,因為讀詩是獲得敏銳語感最佳的途徑。熟悉詩的語言可以幫助我們把握語言的音調節奏,輕重緩急,詞句和語意的平衡,在自己說話和寫作的時候,就知道如何組織篇章,遣詞造句。

  英語和漢語在語句組織、節奏和表達方式上都很不相同,只有多讀英國文學經典,尤其是詩,才可能最好地獲得英語的語感,增強自己的信心,能夠把英語運用自如。與此同時,就像德國大詩人歌德說過的那樣,瞭解一種外語可以反過來幫助提高對自己母語的認識,也就會增強自己的語言能力。

  七十年代初在成都相當特殊的環境裏,儘管沒有學校提供條件,沒有老師指點,我卻由於結識了歐陽子雋先生而讀了不少英國文學名著。我永遠感謝歐陽先生在最艱難的日子裏,為我打開書的寶藏,提供精神的食糧,這對於我後來的發展,的確起了關鍵作用。可是當時讀書完全出於興趣,絕沒有想到未來有任何發展,也沒有考慮知識有任何實際用處。可是正像《莊子.外物》所說,「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用與無用是一種辯證關係,知識的積累首先要有求知的欲望和純粹的興趣,文風的形成靠的不是實用,而是對知識文化本身的追求。

  成都人所謂擺龍門陣,在互相瞭解的朋友之間,可以說無所不談。對當時否定文學和文化,對人類文化採取虛無主義的做法,我們是用讀書的實際來回應的。這倒不是有意為之,也更沒有任何實際的考慮,而是在成都這個有淳厚讀書風氣的地方,讀書人自然的反應。

  說不定兩千多年前,秦始皇焚書坑儒的時候,讀書人大概也像這樣在下面議論,並且把舊書典籍藏起來,使中國文化傳統繼續存在。畢竟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要使文化知識完全斷絕,更是談何容易。

  在三十多年前極為艱難的環境裏,成都這個地方使我能找到書籍,找到可以推心置腹交談的朋友,得以不斷自學,在書籍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寄託和慰藉。這使我永遠感激我的故鄉,也對我們自己知識文化傳統的生命力,永遠充滿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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