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滨:9/11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兼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69 次 更新时间:2009-06-10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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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滨 (进入专栏)  

一、引言

9/11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冲击,既是有形的、硬性的、瞬间的,更是隐性的、软性的、意识和心理上的,而后者可能更为持久。然而五年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对9/11的研究和反思仍停留在有形的层面,大致有三个方面:即“外向型”的“伊斯兰落后论”;[1] “内省式”的“帝国论”;[2] 以及不 计其数的政策-技术层面的分析(如能源争夺、情报失误、巴以对抗、阿富汗后遗症等)。

上述研究不管其批评对象是伊斯兰的“落后”还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得失,往往偏于“务虚”的“文化决定论”,或“务实”的技术因素这两个极端,很少涉及西方和美国对外政策背后更为深层的国际关系理论和范式的中介和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说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在9/11后有何变化,就是其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即由研究民族/国家这一国际行为的主体和载体,转向非国家、跨国家、无国家的“恐怖”个人、组织、甚至某种宗教信仰。

本文的目的是探讨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学派、及其方法论与外交和安全政策之间的内在关系和互动方式,并着重阐述下述论点:

美国国际关系学界与政界/政策之间的和谐度远远大于学术独立的表面现象。

美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反映了美国民族性中的若干特点,也是由于美国国际关系学派二战后取代欧洲人文/历史学派、追求“科学化”、“理论化”和分散化,即反欧式“东方主义” 而行之的结果;其对美国决策和情报界的“误导”既是间接和潜移默化的,又是持久和无处不在的;9/11风雨未到,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已“风满楼”。

美国内政外交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国内的保守倾向是对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的矫枉过正,学界“客观”和“独立”性也受到挑战和侵蚀。在可预见未来,这一趋向还要继续下去。

中国的国际关系学以及美国研究应在加深了解和有选择借鉴的同时,应对西方/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误区和盲点有清醒和充分的认识。西方的理论困惑和困境,要求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开拓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舍此中华民族历史性崛起由于缺乏“软”实力伴随,不仅会更为困难,而且可能是脆弱以致危险的。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鸿沟、误区与交汇点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被称之为“美国世纪”(American Century),不仅仅是因为美国在经济、军事和 文化领域里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综合实力,也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3] 二战结束以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一代代学者追求“极终”理论,孜孜不倦,契而不舍,各种国际关系理论之繁多,流派之林立,足以令局内人眼花缭乱。

然而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的互联、互动关系并非总是线性的(linear)和并行的(parallel),在二者之间划等号,至少是一种过于简单的作法。至少在表面上,西方和美国学术界在社会中所拥有的独立、中立和自由地位,使学术界可以超然于政治现实,既可读圣贤书,又能问天下事,且不必受制于政府。这种可攻可守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9/11以后为何大量批评布什政府的著作和文章均出自学界,使极端保守派、新保守派和基督教基本教义人士大为光火。据《华盛顿邮报》2005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美国近四分之三的大学教授都是自由派,保守派仅占15%。在美国的顶尖大学中,自由派人士更高达87%。同一调查还表明,自由派人士在大学所有的学科中的比例都超过保守派,尤其是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4] 为了扭转学界的“过度”自由倾向,一些保守派人士和智库在9/11以后开始把“整肃”矛头指向学界。一些保守的学生团体居然把认为是过于“自由化”的学者、教授的“黑名单”搬上网页,公布于众,使保守的学生不轻易“误入歧途”;同时对校园的自由派人士敲山镇虎。[5] 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保守派学者也为学界的“自由化”现象忧心如焚。2004年出版的哈佛大学政治学泰斗亨廷顿的《我们是谁?》(Who Are We?) 一书,对自由派当道的学界口诛笔伐, 提出“读书越多越不爱国”的论点。亨廷顿指责美国学界的 左派人士没有灵魂(dead soul),只衷情于女性、非裔和同性恋者,就是不爱国(unpatriotic),或“非 我族类”(denationalizated)。[6] 这种离心离德的倾向与美国广大民众无与伦比的爱国心和民族认同感(overwhelming patriotism and nationalistic identification)有天壤之别。[7]

亨廷顿对美国学界左派的描述和批评不管是否得当,如果时光倒流40年,与中国当年“激情燃烧” 的“鸣放”年代广为流行的“知识越多越反动”、“读书无用”等等说法何其相似!所不同的是,当年中国反知识的“大民主”源于“最高指示”;而美国的舆论趋同则是民主运作的结果。

然而学界与政界“泾渭分明”仅仅是事物的一方面。美国学者热衷于进入政府、决策界又是不争的事实。历史上和现实中,相当多的美国外交决策者来自学界。这包括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1954-71年就教于哈佛大学政治系)、布热金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1960-89 年就教于 哥伦比亚大学)、舒尔茨(George Shultz,就教于斯坦福大学) 、以及现任国务卿赖斯 (Condoleezza Rice,1981-99年就教于斯坦福大学)。前国防部长中包括麦克纳马拉 (Robert McNamara,1940-43 年就教于哈佛大学) 、佩里 (William Perry,就教于斯坦福大学) ,等等。至于学者出身的副部长 级 的官员就更多了。近期有哈佛大学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曾任克林顿政府的国家情报委员 会主任和助理国防部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第二任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 )1993-95 年间曾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东亚事务情报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日本问题专家麦克尔∙格林 (Michael Green)2001-06年在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主管东亚事务,加州大学圣地亚戈分院 的苏珊∙舒尔克(Susan Shirk)曾任克林顿政府中主管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等等。除了政界和学 界之间的“直通 车”以外,介乎于政界和学界之间众多的智库(Think Tanks)又为不计其数的前政府 官员和学界人士“互通有无”提供“旋转门”。学界与政府的外交/安全决策界之间的巨大“鸿沟”之间, 事实上有不计其数的“桥梁”和通道。

其实美国学界不管如何自翔独立和自由,其对美国外交和安全决策过程的影响以致有意无意的“贡献”又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其作用往往是间接和潜移默化的。七十年代初美国因深陷越战而不能自拔,前苏联又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实现了与美国的均势,现实主义学派(realism)不失时机地提出了“霸权稳定论”(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8] 为“美国世纪”的地久天长注入一剂强心剂。冷战结束 后,美国突然失去对手,内部凝聚力下降,冷战的最大受益者军工联合体的生计岌岌可危,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Clashes of Civilization) 正好补缺。[9]

然而现实学派作为一种悲观的理论和观念,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其实并不具有“歌功颂德”的天然能力,因为它仅从实力和物质角度解释苏联帝国的垮台,美国和西方的胜利因此并不具有明显的道德优势,充其量是阐述“强权即真理”的观念,自认为占据道德至高点、理想主义至上的一般美国人很难接受现实主义的论点。倒是西方自由学派(liberalism)更精于此道。自由派学者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end of history) 的潜台词是,西方的胜利不仅是由于其雄厚的实力,更是因为西方实 行了优秀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即政治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换言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不仅是“强人”,更是“好人”(good guys)。[10] 值得指出的是,自由派的“民主和平论” (democracy-peace theory)[11] 的代表作发表于越战结束一年以后,美国正处于二战结 束后最为内外交困的境地。与此 同时,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范式自三十年代绥靖政策破产以后,在理论和政策领域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民主和平论”的产生和发扬光大,不仅为自由主义学派夺回了话语权,更为美国对外政策披上一件合法外衣。在此以后的三十年里,“民主和平论”不仅席卷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更成为美国决策者的口头语。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总统(克 林顿和布什),也不论执政者的智 商高低。[12] 从贴有人权标签的克林顿主义,到布什先发制人的“大中东” 民主化 的“多米诺民主骨 牌效应”(“reversed domino theory”,统统有“民主和平论”的成份。比之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理论更 为成功地跨越了冷战与后冷战之间的鸿沟而进入新千年。

对于西方学界与政策之间的这种“伴生”现象,一些西方学者也有相当深刻的揭示。1939年二战在欧洲正式爆发之前,英国政治学者卡尔(E. H. Carr)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西方绥靖政策背后的始俑者恰 恰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天真加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原则。美国总统威尔逊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提出的民主、民意、民族自决、集体安全等等原则,仅仅是动听的言辞,不仅主要西方国家自己不身体力行,也不允许其他国家、尤其是非西方的小国弱国真正实行。卡尔尤其对美英为首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的所谓“利益和谐论”(harmony of interests)口诛笔伐,斥为自欺欺人。对西 方民主国家(英、法)致德国于死地的惩罚性政策以及它们捉襟见肘的军事能力之间的巨大差别,卡尔警告西方,如果继续粉饰太平、奢谈和平而不积极备战,只能使希特勒得尺进丈。[13] 卡尔著作出版数月后,希特勒进兵波兰,欧洲大陆二十年后再入战火。西方国家的这场自相残杀不仅把全世界都卷入其中,西方国际关系自由派也因此“阳萎”近四十年之久。

卡尔对西方自由学派虽然批评尖锐,也仅从西方现实派的视角出发,结果是矫枉过正。二战后美国以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对以实力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理论顶礼膜拜;为了反共,不惜到处用兵、扶植亲美独裁政权;[14] 直到越战结束,美国不仅国际地位滑落,在道义上也岌岌可危。卡特政府初期打出人权旗号,在其任期头两年回归自由派外交理念,隆梅尔(Rummel)等人提出“民主和平论”,正当时机。

九十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学者议政参政更上层楼。国人所曰“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并不具有现实意义。且不说文革期间中国的几个“秀才”的“翻江倒海”之力,然而比之美国新保守主义七十年代后期以来一步步改造美国、进而改变世界的赫赫业绩,还是小巫见大巫。关于美国新保守主义的一些特殊作用,本文稍后还要论述。

由此可见,在体制上和观念上独立于政府的学界有独立于政府的自由,也有自动上门的自由,而后者的吸引力则相当大。学界可追求客观性和非价值观念的取向,而官方对各类学术“产品” 也可 自由“选购”,取之所需。比如“民主和平论”,学界其实也发表了众多批评著作,指出民主国家历史上对非民主非西方国家发动的战争远多于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对西方民主国家发动的战争;而且新近民主化的国家比任何其他政体都更好战。[15]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代“民主和平论”的创始人之一、夏威夷大学退休教授隆梅尔(R.J. Rummel)发表了无数论证民主国家如何爱好和平、相互 “体谅”的著作的同时,竟然全然忽略了夏威夷作为一个独立的岛国在十九世纪末被民主的美国吞并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政府官员也只强调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事”,绝口不谈事物的另一面。学术有自由而欠市场,自由也为之缩水了。9/11后学界批评政府的著作多如牛毛,媒体的质疑日益增多,而布什政府仍我行我素,原因也在于此。诚然,不排除很多学者真心实意地寻求理论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但美国学术界的主体和主流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与政治、政策和政府往往遥相呼应,默契配合,难以超脱西方和美国价值观念的范围,也是不争的事实。

三、新大陆、“东方主义” 及其“科学化”陷阱

西方和美国的国际关系学是一个庞大的产业(enterprise)。每年有大批本科和研究生进入政府研究和情报部门、就职于遍及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媒体和企业,为美国遍及世界各地的利益提供相当专业化的服务。博士生人数虽少,但博士论文都必有新意,国际关系的理论之树也因种种新理论和新方法而枝叶茂盛。然而如此众多的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生、学者和专家,何以未能“嗅出”9/11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味道?庞大的美国情报机构为何失灵?暂且不谈布什政府在情报问题上人所共知的政治取向,无数的国际问题专家、学者和智库其实也有间接的、然而却是推卸不掉的责任。而这一切与美国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学界的方法论都不无关联。

9/11三天过后,英国记者强纳森∙帕维尔(Jonathan Power)在一篇题为“世人皆知,只有美国蒙在鼓 里”的文章中指出,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事出有因。布什上任前,美国在巴以冲突、全球温室效应、海外驻军、反导等一系列问题上惟我独尊的(take-it-or-leave-it attitude) 处世方式,就已使美国处 于自我毁灭(self destructive)的境地。美国对外政策的傲慢与偏见不可避免地遭受报复。任何政治 运动都可能产生诉诸暴力的少数极端分子,但这并不等于这些运动的主流是错误的,它们总是事出有因(elements of truth)。对此,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唯有美国由于其大部分政治领袖和媒 体的自我封闭而蒙在鼓里,对9/11袭击大惑不解。[16]

帕维尔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批评不无道理,但很难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所接受。然而美国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又是不争的事实。冷战的结束,美国胜出,傲视全球,已无对手,对外部世界的兴趣也徒然下降。按自由派学者福山的观点,历史都到此完结,何不高枕而无忧?! 整个九十年代,美 国主要媒体有关国际问题的报道都大为缩水,读者和观众对美国以外的事物都兴趣索然。《外交季刊》在一篇文章中,哀叹美国三大广播公司的国际节目江河日下,与冷战时期的辉煌时期不可同日而语。[17] 直到9/11前夕,美国有线电视网(CNN)半小时一次的新闻节目中,国际新闻仅占区区一分钟,即“环球一分钟节目”(Global Minute) ,与CNN同一节目中的“好莱坞一分钟”(Hollywood Minute) 和“每日体育精华” (Play of the Day) 等节目享受平等待遇。

美国民众对国际事物缺少兴趣,不仅仅是后冷战时期的现象。早在五十年代初,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就对此忧心重重。在芝加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凯南不无担忧地指出:“我 有时在想,是否可以把民主国家与史前时期的巨兽相提并论。这个巨兽有庞大的躯体,但脑部只有针尖大小。它舒舒服服地躺在史前的泥洼中,对周围的环境不闻不问。要使它发怒也不很容易,你甚至要扯断它的尾巴,它才感到它的利益受到干扰。然而一旦意识到这一点,这个巨兽的蛮力不但会致其敌手于死地,也会捣毁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人们不禁要问,如果它事先对周围事物哪怕多有一丁点关注,就可以避免不可收拾的境地。然而恰恰相反,它从来是从漠不关心的极端转向暴跳如雷的另一个极端。”[18] 五十年后,CNN和其他美国媒体9/11前后180度的变化几乎是百分之百地验证了凯南的预言,对国际事物的报道从零零星星转到铺天盖地(minimum to maximum); 美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由全然无知转向极端恐惧,先发制人的反恐战略全球化、 军事化、长期 化,多多少少是源于美国政治文化中这一忽冷忽热的极化现象。

非危机时期美国一般民众对外部事物缺乏关注和了解,至少有若干文化层面的原因。早在170年前,法国学者阿列克赛∙德奎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 在其《美国民主制》(Democracy in America)一书中观察到,美国教育重普及而轻提高,有广度而无深度,重实用技术而忽视哲理。其结果是文盲不多,也鲜有文豪墨仕。此外,德奎维尔还观察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正处于西部扩张时期,很多地区仅仅处于“有州而无社会”(states without society) 状态; 广袤的西部, 无限的空间,人人都为生计而奔忙,邻里之间少有往来;对美国以外的事物既使有兴趣,也无暇顾及。[19] 的确,早期移民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存(其实后来以致现在的移民也是如此),在陌生和严酷的环境中,关切生存以外的事物是一种奢嗜。此外,早期很多移民之所以离乡别井、饱经风险来到新大陆,就是为了逃脱旧大陆的专制、腐败和不自由;既然逃离,何必回首?!普通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忽视、轻视、蔑视以致仇视,几乎是融化在血液之中。

在德奎维尔看来,美国式教育在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中,实现了在个人自由至上的民主社会中实现的舆论高度统一(sameness),也导致了所谓多数人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jority)。在这个环境 中,任何个性和特点都最终融入和消失在美国社会的主流大势之中。[20] 这一观察可能是德奎维尔对美国政治文化最为犀利的评判,其痕迹至今在美国式的思维和行为中仍处处可见。美国的所谓移民“大熔炉” (melting pot)之说,就是要新移民尽快忘掉和抛弃自己的语言、文化和传统,“归化” (naturalize)为美国人 。九十年代美国保守派极力推行的“独尊英语”(English Only)运动即是其一。 虽然保守派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教育开支、取缔多元文化教育、强化“美国化”的进程,其结果之一是美国公立学校中本来就十分可怜的外语教育进一步缩水。9/11以后,美国在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到处用兵,而美国士兵对当地的语言和风土人情又知之甚少。相比之下,美军的对手却多少掌握一些英语。美国在国际范围内的反恐中先天不足,力不从心,也就不奇怪了。

然而“美国化”所导致的美国式思维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和政策,仍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课题。本文关切的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方法论与美国政治文化的关联程度。在此,很有必要提及萨义德(Edward Said)对西方尤其是美国学界的所谓“东方主义”的批判。 萨义德在他1978年出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中指出,西方对东方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东方塑造和歪曲成西方想象中的东方为基础的。西方的东方学学者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出于无知,而是为了使西方对东方的压制合理合法;西方眼中的被歪曲的东方的形象因此是西方统治东方的工具。[21]

姑且不谈萨义德的论点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东方主义》的后半部特别指出了欧美东方学学者在方法论方面的重大区别。前者是从人文、历史和语言入手,培养把握非西方文化精髓的“通才”(generalists)。美式治学则不然,欧洲式的“整体”治学方式方式被分割成社会科学不同学科 的“条条块块”,不同专科致力于培养各自的专才(experts),以应对具体问题和课题。与此同时,社科理论的主干行为学派(behavioralism)的量化方式(quantitative approach)也取代了欧式的人文学派 。 二战后美国在西方世界高居统治地位的同时, 美国更为“科学” 的方法论也取代了欧洲型的传 统的和近乎神秘的“东方学”。[22]

在萨义德看来,尽管欧洲式的东方学有种种弊病,其治学的起始点和落脚点却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的文化、语言、历史和社会具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精通对象国的语言文字是最起码的条件。如果说欧式东方学学者对东方文化还有某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结的话,美式学者对东方文化往往持有持久的敌对情结。他们的语言能力可以马马虎虎,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和理论训练,有能力把西方理论应用到东方研究。美国的这种“以我为主” 、简单实用 的治学方式有其历史根源。即当美国在二战以后必须面对广大的东方世界时,美国的东方不是欧洲天主教会所面临数世纪的神秘的东方,而是美国已经占领又必须立即加以“管理”(administrate)的东方。[23] 美国二战后的一代亚洲问题专家多是“行武出身”,在战时和战后加入美国政府、军事和情报部门,参与管理庞大的新殖民体系,进而进入所谓“专家”行列。笔者所知具有此种背景的美国学者就有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斯卡拉皮诺(Robert Scalapino),加州圣地亚哥大学约翰逊 (Charlmers Johnson),哈佛大学的傅高义(Ezra F. Vogel) ,斯坦福大学的刘易斯(John Lewis) 等。中国学界泰 斗、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John Fairbank)及夫人Wilma Fairbank也在其列。

美国的中国学学界在多大程度上陷于萨伊德所言的东方学“误区”是可以争论的议题。一方面,美 国的中国学由欧式“汉学”(Sinology)向社会科学的主流靠拢是不争的事实。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成立于1955年,主要目的就是使以人文、 个性 为主的汉学进入寻求共性和理性的社会科学。[24] 另一方面,在很多美国政治学学者看来,美国的中国学一直是一个非理论、非科学的另类,很难以纯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标准来衡量。既然“不够科学”,必然有价值判断(value based)的“嫌疑”。这在麦卡锡主义疯狂年代就等于“亲共”或“卖 国” 。在“谁丢失了中国”(Who lost China?)的讨杀声中,美国的中国通们首当其冲,成为美国在亚 洲政策失败的第一只替罪羊,这实在是美国任何地区和政策研究领域都不曾“享有”的“特殊待遇” ,即便是从事研究美国头号敌人的前苏联的学者和专家也不曾遭受如此整肃。暂且不谈方法论和东方主义,“肤色” 不同的共产主义国家是否应“区别对待”?对此,若干美国学者都予以否认,但 又拿不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解释。麦卡锡本人的伎俩在1954年开始败露,然而余威仍尽。成立于1955年的哈佛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致力于中国学领域的社会科学化,也许是美国汉学界的某种不得已的自我保护和自身调节的功能。

尽管如此,美国政府和情报界对美国的中国通们仍不信任。在整个五十和六十年代,美国深陷亚洲,历经朝战越战,而这些部门中的中国通和亚洲通人数极少,且不受重用。绝大多数情报分析员都是受过系统社会科学方法论训练的“高才生”,它们擅长对浩瀚如海的原始资料整理分类,并提出各种似是而非的假说(hypotheses),然而对中国的语言、历史、文化和社会知之甚少。结果是对决策者提供的报告多是堆砌资料,主观臆想,毫无新意(bloodless compilations of data)。这种状 况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CIA在1970年11月12日的情报分析报告中仍认为中国对美政策不会松动。而这时中苏关系已剑拔弩张,凡有常识的人都不会视而不见,继续墨守成规。此时,中国问题和中苏关系专家唐纳德∙扎格利亚(Donald Zagaria)据其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度研究,认为中 国方面有意也有能力缓和中美关系。新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其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采纳了扎格利亚的意见。就在CIA老生常谈的报告上送数月后,基辛格密访北京,中美关系霍然开朗。[25]

美国学界误导的例子举不胜举。很多理论熏陶出来的“出类拔萃之辈”,不仅是外交安全领域里无数官员和情报分析员,也包括政府高官。他们很多人上任前经书满腹,踌躇满志,然而在对外问题上往往知己(西方理论和方法论)而不知彼(对方的人文历史)。美国作家戴维∙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 1969年出版的力作《出类拔萃之辈》对此有精彩描述。新任总统肯尼迪在筹建其外交 与安全团队时宣称, “有知识就无往不胜” (“You can't beat brains”)。在哈尔伯斯坦笔下,肯尼迪 的外交智囊都是出自名门名校的精英人士,他们“不仅要在美国国内把美国梦变成现实,而且会以一种全新的、强有力的、和充满活力的精神创立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历史性地位,从而把美国梦推向世界各个角落。”[2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这样一批出类拔萃之辈把美国投入到越南的“无底洞”中而不能自拔。其中数学奇才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肯尼迪和约 翰逊两届政府中任国防部长。他在1962年时称:“所有的统计数字都表明我们在步步迈向胜利。”1966年4月,美军伤亡首次超过南越军队,美国官方仍不断发布各种统计数字,表明美方在节 节胜利。对此,一位南越将军说:“你们国防部长就喜欢数字。你们要多少,我们越南人就给多少。要多就多给,要少就少给。”在越南战争败象已露、速胜无望的情况下,麦氏仍把对战争胜负的判断建立在清点对方阵亡者尸体的数字上,对副手提出的置疑不屑一顾,继续扩大和延长战争,直到无可挽回,方于1968年抽身去职。[27] 而麦氏及其政策最终使近六万美军战死他乡,数百万越南无辜生灵涂炭,美军在东南亚大量撒布的落叶剂至今仍在毒化当地人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并祸及子孙后代。辞职后的麦克纳马拉出任世银行长,为世界经济发展和扶贫事业孜孜不倦,多少是为了良心安慰;但仍因越战而为千人所指,妻离子散,麦氏为此悔恨不已。如今风烛残年,麦氏仍著书立作,[28] 不断秉告世者,不要重蹈复辄。笔者九十年代来多次在电视上看见这位当年的“出类拔萃之辈”每每谈及越战,便老泪纵横,反复述说:“我们错了! 我们大错特错了!”( “We were wrong, and we were terribly wrong!”)

越战失败对美国社会的震撼是深刻和持久的,对国际关系学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趋向。首先是若干主流派学者开始怀疑社科主流行为科学一味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的危险。比较政治学泰斗阿尔蒙德在“浮云、钟表、与政治学研究”一文中指出,社会科学家如果要象自然科学那样寻求某种普遍性的理论和规律是徒劳的,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界很多事物是有相当规律性的,犹如钟表在运行;而人以及人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则往往变幻莫测,难以把握,犹如空中浮云。因此,不能简单和机械地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可控实验(control experiment),量化(quantification)等等。社会科学充其量是 一种软 科学(soft science),对政治的研究必须考虑很多边际(residual)和偶然(accidental)因 素。阿尔 蒙德并不反对以 “科学方式”研究政治,只是认为政治学学者不能忽略非规律性的和偶然变量。[29] 应该指出,阿文的发表,表明美国和西方社会科学中如日中天的行为科学开始走下坡,“后行为 科学” (post- behavoralism)时代开始,相当部分学者开始转向定量和传统方式相结合的治学方式。

越战后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另一个趋向是进一步脱离或远离现实,向纯理论方向发展,七十年代末出现的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 或新现实主义(neo-realism) 首当其冲。1979年问世的华尔 兹的《国际政治理论》一书,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classic realism)针对国家之间以实力 (power)和 均势(balance of power)为基础的国际政治关系研究重点,转而在国际体制(international system)的 更高层面(level of analysis)对国家行为的制约(constraint)方面寻求研究的切入点。就国际关系理论 本身来说,新现实主义不乏新意,也有高屋建瓴之势。然而新现实主义虽“更上一层楼”,却难免“高处不胜寒”,即拉大了与现实世界的距离。[30] 其实,远离现实正是新现实主义者的初衷之一,也是二战后摩根索(Hans Morgenthau)[31] 以实力、国家利益为研究变量的传统现实主义无法解说 美国外交困境的脱身术。1953年结束的朝鲜战争,是美国军事史上第一次未能取胜的对外战争;而在历时11年的越南战争(1964-1975) 中,世界超级强国居然无法降服一个三流国家,对此,传统 现实主义的实力决定论无论也如何也难以解说。此外,越战期间美国政府官员为个人或党派利益而滥用“国家利益”的概念(national interests),也极大地削弱了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说服力。既然 如此,美国的现实学派面对理论与现实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不是以现实来对照并修补理论,而是采取与现实世界进一步脱钩(de-link)的做法,最终成为“为理论而理论”的理论 (theory for the sake of theory)。换言之,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性强了,而实用性少了,对力图按美国方式改造世界的决 策者和实际操作者来说,新现实主义再好,也远水不解近渴。[32]

现实主义选择远离政策、逃避尘世,在理论界的天堂开辟一处世外桃源,应是传统现实主义不幸中之万幸;却也使一些人不以为然或忧心重重,其中尤以斯坦福大学政治系的阿列克斯∙乔治(Alex George)为甚。乔治本人在朝鲜战争期间加入美国陆军情报界,曾参与对中、朝战俘的审问,后在美国空军的智库兰德公司从事国际安全问题研究,进入学界后对纯理论研究一直多有微辞,力主发展“既好看又好吃的”(looks good and tastes good) “中层理论”(middle-range theories) 。1990-91年 海湾战争前后,乔治对美国政府和情报部门的种种失策和误判十分震惊,促使他在1993年出版了《填补鸿沟》(Bridging the Gap) 一书。[33] 该书指出,学界和政策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two different worlds),学者致力于寻求具有普遍性的知识,而决策者则需要学而致用、立竿见影的产 品,不能指望二者完全吻合;然而学界的一些知识和理论经过筛选和提炼是可以为政策制定服务的,尤其是学者经过系统研究和长期积累后的丰富的背景知识。此外,理论界有可能协助决策界优化情况分析和决策过程,减少损耗和失误。然而,决策者最终需要的是战略眼光和统管全局的艺术(art),而学者只能提供知识(knowledge) 和理论,而二者都不能取代决策本身。[34]

乔治对学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现象虽有看法,但也自知无回天之力,只是在学术和政策界之间努力“搭桥”而已。无独有偶,入主白宫八年的克林顿的口头禅也是“架桥” 二字(building bridges)。 然而整个九十年代,世界上各种鸿沟似乎都在扩大,其中不仅有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也包括南北、美欧、巴以、贫富、文明之间、宗教之间、西方与非西方、维护和取缔国际法之间、保护和破坏环境之间,如此等等,“架桥” 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四、 9/11前风满楼

回到阿尔蒙德的“浮云、钟表、与政治学研究”一文,其主要论点之一是处在政治舞台中心的人的行为往往不可测、不可知;政治过程虽有规可寻,但突发事件往往会在瞬间改变历史进程。9/11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阿氏论点。然而对于执意寻求终极理论的美国国际关系学界来说,研究事物的个性和特殊性虽有必要,最终目的还是要上升到理论层次;而一旦把握了人类政治行为的终极理论,便可放之四海而皆准,舍此便失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存在之必要。

九十年代是美国国际关系学蒸蒸日上的时代,现实和自由学派仍陶醉在冷战胜利的喜庆之中。自由派有福山“历史终结论” 的大旗,现实派也开发出“单极稳定论” (unipolar stability),[35] 与自由派 的“民主和平论”遥相呼应。与此同时,所谓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也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扩展迅速。乔治在其学术生涯末端启动的一场微型的美式“真理标准”讨论,很快就在各种新潮理论的冲撞中消声匿迹了。直到二十世纪最后一年末(2000年),美国学界再度就“真理标准”问题展开讨,此时此刻,本拉登的恐怖袭击小组已在作冲刺的最后准备。美国情报界虽截获大量“原始”资料,包括”基地“组织成员之间相当多的阿拉伯语的电话、传真和电子邮件,却未能从中嗅出即将到来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味道。即便身在学界,笔者对世间失衡失调的种种乱相也多少感到某种不详之兆,并拟文预测,如果说十九世纪原始资本主义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对原始资本主义的批判,二十世纪自由资本主义转向帝国主义也造就了德国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话,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势必引发某种反力(counter-force)。人类在进入新千年时所 拥有的操纵和改变自然和社会的无与伦比的能力,福兮祸兮?[36] 11天后,9/11发生,环球从此凉热。事隔五年,美国上下至今仍在对所谓“情报门”问题争论不下。其中固然有布什政府对情报采取为我所用的政治因素,情报界迟钝,学界误导也是原因之一。

9/11前十个月,一位自我标榜为戈尔巴乔夫式的“重建先生”(Mr. Perestroika)在互联网上发动了一场联合签名运动,矛头直指“一小撮”“盘踞”在美国政治学界高层人士,批评他们过份偏重理论(general theories)、轻视、敌视地区研究(area studies);这一小批人把持了美国政治学会及其会刊《美国政治学评论》(Journal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顶尖大学的政治系, 在录用、评职、晋级和出版各个方面独尊量化方法,追求普世真理,排斥对美国以外的文化和历史的个类研究,埋没了不少有才华的年轻学者,从而把美国政治学界引向歧途。这位匿名者以及后来迅速加入的包括很多知名学者的签名者指出,美国政治学界这一小批当权者的圈子越来越小,因为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互相传递一些数学公式,学问越作越玄,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不仅脱离现实,也与大多数美国政治学者离心离德(alienate)。[37]《纽约时报》2000年11月4日刊登的这篇报道并未对美国政治学界的走向产生任何明显震动,毕竟,在网上“打冷枪”的人大都是无名鼠辈。美国政治学会的运作依然按部就班,在其自我规划的范式中年复一年地为美国政界和情报界输送精通理论并擅长创造各种量化模型的高才生。

这些人在政界和情报界到底如何施展他们的书本知识,笔者无从了解。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一家学术杂志[38] 为一本关于香港未来的新著《红旗在香港飘扬》(Red flag Over Hong Kong)约稿写书 评,笔者又碰巧知晓三位作者中的两位。该书的方法论与任何有关中国的著作都完全不同。三位作者没有一位是传统的中国或亚洲问题专家,都是国际关系问题的“通才”。其中第一作者麦斯奎达(Bruce Bueno de Mesquita)又是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用所谓“预期效益模型” (expected utility model)的知名学者,供职美于国著名的保守派智库胡佛研究所,并在斯坦福大学执教。三位学者开宗明义,他们之所以选择香港和中国问题,是因为西方的汉学家们只依赖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而没有一个可以把握中国人不断变换的言辞和行为的理论框架。三位学者虽不通中国文史,但有一件“秘密武器”,即预期效益数学模型,这一模型据说在美国政府和私营企业中广为应用,且不断完善。为了取信于读者,三位学者还称,该模型经美国中央情报局认证(Authenticated),其对政治行为预测的准确率达90%以上。根据这一模型,该书为中国和香港的未来描绘出一幅极为悲观的图景:香港在“九七” 后会慢性死亡(slow death),自治会很快终止,新闻和学术自由会丧失 殆尽,香港学校会成为大陆政府的控制工具,香港工会也要对大陆政府言听计从;中国大陆本身也会很快四分五裂,政权崩溃。为此,读者应把此书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 (surviving kit),如果 要使自己的利益少受损失,趁早离开香港,远走高飞。[39]

预期效益数学模型的预测至今仍是预测。这部用简单和机械的数学模式解释复杂的政治社会的著作除了赶上了“中国崩溃论”(China collapse)的末班车以外再无其他建树。读者从中获益最大的,也 许是了解到美国政府尤其是情报部门对外部世界的分析方法可能多多少少都源于类似的数学上无懈可击(mathematically correct)、然而又离题千里的过度科学化的模式上。9/11以后有欧洲人士指 出,美国情报界在冷战后开始了一场由“硬件”取代“软件”的“革命”,即由大量先进的技术监测设备取代对研究对象国具有深入研究的分析员。到9/11前夕,美国这样一个情报大国居然没有一位甘愿放弃周末美式足球和舒适的家庭生活、在穆斯林社会的原始部落中“下放”几年的情报专才。9/11后美国情报系统高薪聘请阿拉伯语人才,不免亡羊补牢,临阵磨枪,为时晚矣。令人吃惊的是,美国目前关于“情报失误”的大辩论仍然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兜圈子,对美式思维方式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论的种种误区与盲点仍视而不见,见而不言,或见怪不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政策一再失误,可以为佐证。

上述美国学界和情报界存在的种种问题,大都可在美国思想方式和治学方法中找到部分根源,即以共性取代个性研究,以理论套现实,由西式思维和观念解读非西方的对象,以寻求极终真理取代对个体事务的深入、系统的研究。殊不知,理论的层次越高,概括能力就越强,盲点与误区也越多;在理论层面上追求共性或个性的完美,都是相对和有限的;任何美好的东西,只要过份,都可能走向反面;真理与误之间,往往是一步之差。9/11前美国政治学界的“网络造反”者们试图有限地纠正这种寻求极终真理的倾向,但也力不从心、为时过晚,不了了之。

远离现实的结果之一就是不现实。这与所谓现实主义二战后主导美国对外政策主流的说法相去甚远。诚然,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外交中不乏现实主义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尼克松政府所开创的中美苏大三角互动关系。然而只要简要回顾美国战后外交史就不难发现,尼克松以前若干回合的外交政策辩论的结果,现实主义的观点都在意识形态派的强烈攻击下败下阵来。

上述政策辩论的结果要么为美国对外政策带来巨大损失,要么为美国未来的利益种下祸根,根源都是美国对外政策中非现实的和强烈的意识形态因素。然而这些自我标榜的美国价值观念的守护者的傲慢与偏见,无不以无知为基础。诸如此类的现象,在美国外交政策中比比皆是。直到2003年美国进攻伊拉克前期,几位前政府高官—前国家安全助理斯考罗夫(Scowcroft)、前国务卿贝克 (Baker)、前代理国务卿 易格尔博戈(Eagleburger) 等—力图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告诫布什政府,美国 即便要攻打伊拉克,也需盟国支持和联合国授权,单枪匹马最终会危害美国的利益。对此,布什政府中的好战派斥之以鼻。如今伊拉克的血色民主中乱象丛生,民不聊生,处于血腥内战和四分五裂的临界点。美国的声望和资源已经而且仍在为之付出巨大代价。布什政府如果当时对现实派论点稍加倾斜,伊拉克和美国的处境也不致处于今日的自由落体状态。

其实,美国现实派的弱化和边缘化,在冷战结束后就己开始。老布什政府可以说是美国现实派的末班车。对此,美国现实派大师基辛格深有“今不如昔”又无可奈何之感。他在9/11数月前出版的《美国还需要外交吗?》一书中认为,美国除了军事和经济政策以外,已无外交而言。即便有,“美国的外交往往意识形态化,并有传教者的风格。而欧洲的外交则更现实主义。”大多数美国人自认为是上帝选民,具有天然的道义优势,既然是好人,就不会也不可能干坏事;美国人因而对欧式现实主义有本能的蔑视和抵制。[40] 基于这一点,美国人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往往是狭义的和价值判断式的,即现实主义等于不择手段的马基亚威里主义(Machiavellism),轻易使用武力。然而美国人似乎忘记了现实主义的另一面,即量力而行、知彼知己、不轻易动武、争取战之必胜,等等。然而这一切现实主义的“忠言”,对激情有余的新保守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这两支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政策支柱,都是“逆耳”之论,绊脚之石,均在“冷处理”一类。9/11以后基辛格辞去了调查9/11袭击的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中央情报局也将其从顾问名单中除名。[41] 2006年元月5日,布什为伊拉克问题召集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到白宫聚谈,基辛格居然没有露面,在华盛顿引起相当震动。[42] 基辛格作为美国战后现实主义派外交元老从外交政策咨询界淡出,是否标志着现实主义学派历史的“终结”,还要拭目以待。笔者在此预言,现实派最终还会回到美国外交对外政策的大舞台上,但很可能是美国外交和安全遭受重大挫折之际。[43]

五、欧洲“东方主义”与美国的反东方主义

在萨义德看来,战后美国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系统(如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对早期欧洲殖民式“东方主义”的承袭和发展。然而,萨义德这一论点又是建立在对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烈谴责的道义基础之上的,书中对美式国际关系及其对非西方国家研究的方法仅仅是粗线条的描述而已,[44] 而且统统将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划入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范围之内,未能透视美式“东方主义” 背后的深层因素。萨义德对“东方主义”范式的道义批判的动机和背景并不难理解。七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仍是自由派当道:民权运动、反战浪潮、女权主义、水门丑闻;国门外,核均势形成、越战失败、美元主导的国际“金本位”系统寿终正寝。这一切为美国和国际社会中的弱势团体、国家和国家集团提供了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向各种权势集团挑战的“大气候”。萨氏“东方主义论”形成于七十年代中期(写作于1975-76年间,1978年出版),在宏观上是对西方对东方从领土到观念的 殖民化的揭露,也是萨本人对1948年以来西方世界在四次以巴战争[45] 中支持以色列政策的抗议。 伊斯兰和阿拉伯世界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的怨恨,在萨氏笔下袒露无疑。此时,西方国际关系学也处于“新旧”交接之际,传统的现实主义学派由于越战失败已成强弩之末,而新出现的“民主和平论”还未成气候。萨义德揭露型和抗议型的力作,代表并引导了一个时代的潮流。

然而揭露和抗议并不能取代理性的分析。战后美国学界的发展虽然在目标上是对欧洲学派的继承,但在方法论上却是南辕北辄。美国与欧洲学派虽然都致力于“通才”(generalists)的培养,美国更重视理论通才(general theorists),而欧洲则看好通晓文化背景的知识通才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nd its cultural underpinnings)。应进一步指出的是,过头的“科学化”,即对所谓科学方式的过度崇 拜和应用,并非美国学界独创。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所谓“科学至上主义”,或唯科学主义(scientism),或称实证主义 (posivitism),是由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年)于十九世 纪初提出,其基本论点是社会科学必须借鉴自然科学的观察和试验方法(obser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以取代不甚科学的价值判断的方式。[46] 正如西方对自然科学的认识一样,“科学至上主义”也认为人类的社会和政治的问题统统可以用科学和技术的方式加以解决,而科学总是线性的、向上的、进步的,因而也是“好的”。二十世纪初,仍为“科学至上主义”所陶醉的西方完全没有意识到,人类所掌握的巨大技术和经济力量,反过来也可以摧毁人类自身。二十世纪上半叶,欧洲两次大战,不但毁掉了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国际地位,更动摇了欧洲对“科学至上主义”的崇拜。欧洲的社会科学和国际关系学从未达到美国同行的量化程度,至今仍主要以传统论证方式解释政治和社会行为,与欧洲历史上的惨痛教训不无关联。相比之下,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对“科学至上主义”的负面结果并无切肤之痛;二战后美国称雄世界,以芝加哥学派为首的行为学派也在美国迅速崛起并成为社科界主流。[47] “科学至上主义”在美国发扬光大,除了天时(坐山观虎)地利(隔岸观火)因素外,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也是重要的辅助因素。虽然实证主义由法国人孔德提出,但此时周游美国的法国学者德奎维尔还是为新大陆的“科技热” 深深打动。他观察到, 美国人“轻理论而 重速效和实用 (addiction to practical rather than to theoretical sciences…for the quick and the useful), 且永无休止地 寻求利器和捷径(unending quest for devices and short-cuts)”。[48] 由此不难理解,为何 美国对外关系中科技以及军事因素极为突出。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拉菲博有描述如下:

美国与外部世界五百年交往史中的另一个因素是新技术和科学发明。……从早期发现新大陆的航海术,到征服世界贸易的美利坚快船,打遍美国西部的零点44口径的左轮手枪,克服距离感的飞机,原子弹,征服宇宙的多级火箭,如此等等。撇开改变世界的技术以及这些使外交更为复杂同时也更为危险的技术因素,就无法理解美国的外交。这些技术上的突破和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美国人总是认为外交危机可以由科技上的创新加以解决。[49]

的确,在美国人看来,世间一切问题都有技术解决的可能。因此,任何问题都只是技术问题,而非哲学和理论问题;理论的作用仅仅是论证技术解决问题的可能性。2006年2月公布的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对反恐提出了“三F” 的三步曲,即找到、修理、干掉(find, fix, and finish)恐怖分子。[50] 尽管报告也以相当篇幅论及恐怖主义的社会和经济背景,美国军方显然把军事和技术手段作为“解决问题” 的主要方式。

以科学方式寻求人类政治和社会行为的“普遍规律”(general theories)的不懈努力,仅仅是二战后美 国学派“冰山”的一角,其庞大山体的构成则是包括国际关系学在内的社科方法论中事无巨细、“食不厌精”的无数实证性研究,这里可定义为经验主义(empiricism),即对研究对象采取无休止的微分法,对整体事物的局部有针对性地、“科学”地、有控地“分”而学之。“普遍真理论”和经验主义二者合力,构成了对萨义德的所谓欧洲式的东方学(Orientology)至少是在方法论上的反动。对于美国学界的经验主义倾向,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有所论述,即美国战后对欧洲东方学的过细分科现象。其结果是,欧洲式的精通东方人文、历史、语言的全面型东方学学者,被各种各样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语言学家等等众多专家(experts)所取代。[51]

分科越来越细,选题越来越窄、博士论文不得不小题大作,又要统统上升到理论层面,舍此便不具有理论价值;学科的“窄”和“深”,反过来又促使学科之间的横向交叉,从而衍生出各种跨学科的理论和亚理论。其中不乏真金卓识。学界的“深耕细作”,有利于出学术成果,有利于专门知识的积累和分析,也有利于学而至用。后现代社会的结构异常复杂,其正常运作需要大量专才。因此,经验主义的治学方式对西方学界和政策研究本身并无不妥,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传统方式拥有优势。犹如西医对急症,可对症下刀,而中医往往束手无策。然而任何科学的和有益的东西,要是用之过度或张冠李戴,都可能走向反面。

“科学”的方式方法导致不科学或伪科学的例子,在学界和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今天某某专家说每日食用多少特定的食品或药物就可达到何种效果(如减肥、延寿等),隔不久有人或同一“专家” 又公布完全不同的“研究成果”。二者之间,南辕北辄,往往令人啼笑皆非,无所适从。九 十年代初,美国医界还坚持多年的观点,婴儿应该腹部朝下卧睡,以防止淬死;九十年代下半叶,专家们又纷纷改口,婴儿应该朝上睡。其实,美国婴儿淬死律高的原因很可能是婴儿与父母分床甚至分屋而睡的结果。而婴儿单睡又是美国许多专家所坚持的有助于培养孩子“独立性”的必不可少的方式。殊不知,美国人可以想象出婴儿单睡并冠之以种种“科学”解说,又是以美国地广人稀、居室大而多为前提的,而人口稠密的欧洲和广大的欠发达国家恐怕难有此奢望。婴儿与父母尤其是母亲同睡,是一个连动物都懂得的本能和常识问题。同样,在美国人人喊打的快餐,并非是导致身体超重的主要原因。把进食当成“任务”(job)而非品味和享受其过程;匆匆忙忙、快餐快饮又少运动;见怪不怪的24小时吃零嘴的习惯;对单调乏味而又百吃不厌的美国特有的“快餐现象”,恐怕是更主要的因素。

如果此类的“科学”研究在日常生活中充其量是误人子弟的话,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往往是人命关天甚至后患无穷的问题。而对强调实用、速效和捷径的美国来说,可控式“科学”研究本身的目的就是要人们按图索骥,身体力行;结果如何,另当别论。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种种“理论”,如民主和平论、单极稳定论,都迅速体现在政策层面。科学至上论深层的潜台词是:既然是科学的,就是好的;而不实行科学的方式,就是不好的。因此,从日常生活到国内外政治,人们都要在好与不好或坏之间作出选择。在学界,教育学生如何选择是教学的常用方式。各学科各专业都出版了各种各样的《何去何从》(Taking Sides) 之类的教科书。[52] 翻开来,都是要学生在两种截然 相反、各执一辞的观点中选择其一,很少迁就对方观点。在政治层面上,本来在政策、党派和领袖人物之间做出选择民主运作的有机部分。然而美国的选举政治中往往是刻意抬高自己,贬低对手;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近年来此风有愈刮愈烈之势。美国从政者多出身律师,无理辩三分是必不可少的技巧。[53] 《纽约时报》在布什政府执政之初评论说:“美国总统大选是讨论美国如何面对世界的最为糟糕透顶的时候。每一位竞选者都要不懈余力地标榜其如何坚定反共、对手是胆小鬼。”[54]

其实,把事物分为好与坏、善和恶、美与丑、黑与白,任何文化中都有表现。然而在美国这个自认为是上帝选民的、以新教徒为主体的基督教政治文化中,价值判断的倾向尤其为甚,对美国以外与不同制度和文化的容忍度极低。9/11以后,笔者在写给上海美国研究所成立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历史上在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两极中摇摆的对外政策实际上表明,美国对“邪恶”和不安全的外部世界,要么采取逃避状态,要么采取干预政策;两种倾向在二十世纪前半叶和后半叶各领风骚。尽管二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孤立主义和干涉主义的内涵却极为相似,那就是,要美国人与一个不尽完备、善恶同在的国际社会共处是不可能的,不仅在美国外交史上不曾有过,更违背美国立国之本。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左右手的美国外交理念,不仅要解读世界,更要改变世界。9/11以后,孤立主义的选择已不复存在,期待美国决策界对现存世界无所作为亦不可能。与此同时,美军广为使用的精密制导武器已经有效地将美国对外军事干涉的伤亡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如果运尸袋不源源不断地运回美国,美军官兵尽可能大胆地往前走,而不必担心后院“起火”。[55] 五年以后,上述观点似乎仍然适用。

在方法论方面,经验主义的优势同时也是其难以克服的短缺。由于必须把整体事物切割为“可控的”个体,实证主义往往导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即便个体的观察最终要上升到理论层面,但由于对个体有关联的其他个体以至全局缺乏更为系统和动态的分析,理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也就难以保证了。对于理论至上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这两个西方社科方法论的极端现象,笔者在九十年代初曾有所论及。[56] 十余年后,后冷战期间国际社会经历短暂的平和已是过眼烟云;当年批 评行为主义和纯理论化现象的一代学者多已作古。[57] 然而他们所担心西学方法论中的问题依然如故,且日趋恶化。西方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过大化和过小化倾向(maximum vs. mimimum, or over-generalization vs. trivialization)与9/11袭击前后美国外交和安全政策之间有形无形、有意无意的关 联,仍然是一块未开垦的处女地。9/11后,美国大举进军伊斯兰-阿拉伯世界,依靠的是数十万精 密制导武器武装起来的精兵强将和个个身怀绝技的特种兵,然而面对打了就跑、敌我难分的“暴乱分子”仍束手无策。当年英国对印度次大陆殖民数百年,仅遣精通当地风土人情的三千士官,统领当地军队,“以毒攻毒”,以战养战,以逸待劳。笔者无意在欧式美式殖民/帝国主义之间作任何价值判断。然而对被殖民的一方来说,当年有效地维护了英国殖民利益的学者/情报官劳伦斯(T E Lawrence)[58] 显然比二十一世纪美军的“震撼” 战术(“shock and awe”) 要更有人性。

至此,本文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政策之间关系的探讨,并非要否定其理论范式,也无意对之做出任何价值判断。目的是为了对西方和美国的治学方式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问题并不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决策层对学术“产品”的选用上。前面提到的政界对“民主和平论”的为我所用的做法,学界本身无力阻止,即便是极力澄清也无济于事。比如,芝加哥大学教授佩普在对1980年以后25年间参与恐怖袭击身亡的460名“恐怖分子”的动机和背景进行系统的定量和定性分析之后,得出与美国官方和媒体极为不同的结论,认为绝大部分“恐怖分子” 并非 是宗教狂;背后大都有组织和有舆论支持;目的都是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从他们的国土撤除军事存在;基地组织的目的也是如此。有鉴于此,佩普建议美国应致力于从中东和阿拉伯世界撤军,并回到八十年代以前的“离岸平衡” 战略(off-shore balancing)。[59] 佩普在其著作2005年出版前后,曾多 次到政府各部门和著名智库演讲和咨询,而美国的“反恐”政策仍无变化。9/11以后,美国在情报问题上“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趋向,布什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又知错不改。[60] 因此,在 分析美国政界与学界的互动关系时,不能忽视“外因决定论”,即美国国内的政治生态对学界的影响。

六、“内外”有别,还是“外交是内政的继续”?

9/11前美国与世界的关系中有一个怪象:美国的外交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受到谴责,而美国的内政则仍为众多国家所瞩目。美国威尔逊中心在2001年初邀请七个国家(法、德、俄、中、墨、南非、阿拉伯世界)的知识界人士提供和分析各自对美国的看法,其中除法国以外,其他六位学者均程度不同地指出美国在他国心目中的“分裂症状”: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美国使领馆既是恐怖袭击的目标,也为排长队领签证的人所“困扰”( besieged);在中国人心目中,美国是“美女与野兽” 的双面怪物,即便是美国飞机“误炸”了中国使馆,中国人尤其是知识界仍看好美国内政;俄国人对美国的看法在九十年代走了180度的弯路:由乐观和正面到悲观和反面;德国人虽然仍对美国在历史问题上的“双重标准”(对德国13年纳粹历史抓住不放,同时对自身漫长的种族主义时代视而不见) 、自命不凡的道德优越感(self-righteousness)和难以克制的救世主情怀 (compulsion to save the world)耿耿于怀,但对美国社会的开放和包容性以及自我纠错的能力自叹不 如。南非和墨西哥学 者对美国也表示了类似的爱恨交织(love and hate)的看法。法国是唯一对美国内政外交均持批评的 国家。美国人的“野蛮性”(barbaric)不仅表现在其“牛仔式”的对外政策,更在于美国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弊病:种族歧视、死刑制度、充满暴力、高犯罪率、枪支泛滥,如此等等。尽管如此,法国人对美国的负面看法大都集中在美国社会的“不文明”现象。[61] 依笔者所见,这多多少少出自某种旧大陆“破落贵族” 对“无赖型” “暴发户”的鄙视和嫉妒心理。

这些9/11前外国知识精英对美国的看法,不管是否有代表性,至少表明一个现象,即美国的内政外交行为不一定划等号。换言之,美国对外的尚武和霸权行为不等于美国内部民主制度有问题。即使在9/11以后美国一连对两个伊斯兰国家用武,国际舆论主流也没有在美国民主制度大作文章。况且,美国民主制度的确拥有一些“先天”的优越性,不仅因为美国是一个没有封建传统的民主国家,更是因为美式民主是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联邦式民主,至少在理论上,其权力制衡能力和自由度要高于一般的议会和一元式的(unitary)民主制。

然而9/11前后国际社会对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爱恨情结,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是偶然的、暂时的、或仅仅针对美国的“困惑”。至少在二十世纪初,国人对“老师”(西方民主国家)打“学生”(五四运动时期对“德先生”和“赛先生”顶礼膜拜的中国知识精英)的现象就大惑不解。直到世纪末,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似乎仍在“美女与野兽”的概念圈里循环往复而不能自拔。这里,笔者并非要对此种情结作任何价值判断。毕竟,美国历史上的对华政策有别于欧洲老牌殖民-帝国主义。美国 的“门户开放”政策至少在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名义上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相当部份庚子赔款的美国份额又以“资助教育”的形式回流中国;二战期间中美“一致抗日”的历史仍历历在目,如此等等。 美国学者所言“美丽的帝国主义”(Beautiful Imperialist)和“有良心的帝国主义” (Sentimental Imperialist) [62]在国人中也有相当共鸣。比之欧式赤裸的殖民-帝国主义和日本的铁血式的皇道乐土 ,中国人的对美日欧的不同“情结” 也是自然的。

然而,中国人的“美国情结”和中美之间的“感情用事”,并不能代替对美国政治客观和冷静的分析。美国民主没有制度性的更动,并非等于实际操作和政策层面没有的变化。事实上,美国宪法的基本条款(宪法修正案除外)和三权分立的体制230年来基本没有变动,而美国政治的行为者和运作机制已有重大变化。这包括女性参政、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废除种族歧视,等等。按美国比较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functionalism)的研究方式,同样的政治结构可以实 施不同的政治功能;而同样的政治功能则可能由不同的政治结构/体制来完成。[63] 如果以此观察美国民主,至少可以假设,如果美国民主在一定时期内可以由相对不民主、不自由、排外(对特定少数族裔)、孤立主义,发展为更民主、更自由、更包容、更开放的话,相反的趋向也可能出现、再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战时、经济萎缩时期)。相对固定的政治体制与不断变化的政策和政治生态,本来就是一个正常现象。对美国9/11前后的内政及其与美国对外政策的研究,如果仅从政体或“硬件”上入手,忽视动态和“软件”,恐怕就难以走出“好人为何办坏事”的“世纪迷茫” 。

这里只需作粗略的纵向比较,就不难发现美国政治中潜移默化、积少成多的种种变化。如果说六、七十年代是美国自由派在“横行霸道”( 在保守派看来),八、九十年代则有保守派的“反攻倒算” 。里根以前,包括从艾森豪威尔到尼克松在内的共和党执政期的美国公共政策都是“劫富济贫”、扶持弱势群体,而里根以后包括克林顿在内的公共政策实际上要么 “劫贫济富”、要么限制和减少 对下层的资助。即便是在保守派弹冠相庆的年代,里根还签署法令,为美藉日本人在珍珠港袭击后受到的歧视拨乱反正,道歉加赔款。一个民主制度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所谓“多数统治”(majority rule), 更在于保护少数和弱势团体的权益。在这一点上,六、七十年代的风气是大 力推 行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在入学、就业和晋升等方面有意识地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网开 一面;八、九十年代以来的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则相反,取缔“色彩” 标准(color blind) 、呼吁“完全”平等、强调无条件的“公正”则是主流 。

即便是在自由派“当道”的学界和知识界,三十年河东河西的变化也不可忽略。六、七十年代间有少数族裔为主的“寻根” 热,诸如Alex Haley的《根》式[64] 文学大行其道,研究弱势团体 “苦衷” 的 项目相对容易获得资助。而在八、九十年代,少数族裔自我批判的作品却很有市场。如果有华裔亚裔后代起来“揭发”或研究父辈的“糟粕”文化,资金也不成问题。[65] 里根时期,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日被定为联邦假日;九十年代,一些右翼学者则于热衷考证这位民权领袖是否是一位剽窃大师。[66] 如果七十年代自由派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的话,九十年代则有反其道而行之的《西方主义》问世。[67] 9/11以后,西方学界对所谓东方主义范式的“反击”似有 强化之势。[68] 更有人预测,东方主义范式对美国和西方学界的“垄断” 即将结束。[69]

同样,九十年代以来由中国大陆背景的学者研究后得出的中国不人道、好侵略的著述不但容易出版,出版后作者也会一炮走红,比“隔靴搔痒” 、雾里看花的“洋”学者或主流媒体固有的偏见与傲 慢更为“新鲜”,更有“说服力”。其实,在西方学术和媒体的自由天地中,任何人都有自由发挥的空间,况且,中国内政外交亦非无懈可击。然而在华裔学者中暴光最频繁、话语分贝最高的,又是多以西方视角、使用比西方/美国学者更“地道”的术语和更意识形态化的语言来“分析”中国的若干中国背景的学者。相比之下,伊斯兰文化背景的萨伊德 (Edward Said)在西方学界备受敬重,恰 恰是由于萨式对西方政治文化合理论的深刻揭示和批判。海外中国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处境至少是 相当尴尬的。可悲的是 ,若干人的自我感觉又是十分良好。

在更广的意义上,包括中国背景学者在内的非美国的外国学者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里 扮演某种特殊角色,他们对中国的评判似乎更有“可信性”以致“权威性”。比如,哈佛大学的 Alastair Iain Johnston为加拿大人,其成名作《文化现实主义:中国历史中的战略文化和大战略》[70] 建立在对中国明代军事著作和思想的“系统” 研究基础之上,结论是中国古代以孔教的所谓“和为 贵”的防卫型战略文化是不成立的;孔孟之道仅仅是表 面文章,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面则极具进 攻性和尚武精神,至少与西方战略文化一样具有进攻性以致侵略性。Johnston本人可能无意加盟 九十年代以来逐步升温的“中国威胁论”,然而在一些美国学者看来,如果连加拿大这样“爱好和 平” 和“中立” 的“第三者”都认为中国好战,如果中国人自己都说中国富于侵略性,如果并非鼎盛 时期的中国明代就咄咄逼人,一个强大的中国势必更具有侵略性。[71] 笔者不是兵书和文言文专家 ,对Johnston的论据论点不宜点评。然而明代是处于两个外来族裔 (蒙人和满人)统治之间、前有 狼后有虎的的特殊朝代,国家安危、民族存亡,对明代统治者来说,是无法回避的挑战。面对强大的外敌和外族统治的前车之鉴,要么坐以待毙,要么以进为退、以攻为守,明代战略家和军事家的选择实际上是及其有限的。如果在钻研明代兵书时仅仅停留在文字上,忽视明代的特定历史背景,见木忘林或一叶障目,以此断定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一样具有侵略性,不仅无法解释明朝最终为更富于侵略性的满人所取代的历史事实,更难以对西方工业革命时期所伴生的扩张型的殖民-帝国主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世界的侵害有起码的了解。

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九十年代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异军突起,认为民族-家的行为的决定因素是政治精英的信念 (beliefs)、认同性(identity)和社会规范(social norms),而非 实力和实力对比的硬性变量。换言之,国家行为是由主持国家政策的人做出的,而这些人的意志和信念是不可忽视甚至是决定性的。[72] 在一定意义上,建构主义又回到了韦伯的意识、文化决定论,[73] 不过是将其运用到国家行为层面。尽管如此,它在突然降临的单极时代对传统的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统治的“两极”理论框架还是有强力冲击。然而,与其说建构主义在美国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崛起是以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学派为代价的,不如说是为后者的在后冷战时期的完善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养分” 。现实派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把现实主义学派一直“冷 冻”的文化和宗教因素引入其范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与建构主义的认同性变量并行不悖。不仅于此,亨廷顿还进而对美国在没有外在敌人时呈现的认同危机 (identity crisis),提出要以美国基督教 主体的治文化对美国“离心离德”的少数族裔“重新美国化” (re-Americanization)的口号。[74] 四十年 间,这位美国政治学泰斗已由六、七十年代的现实派,步步倒向九十年代保守阵营的右翼; 到二 十一世纪伊始出版《我们是谁?》[75] 一书,亨氏文笔中甚至散发出强烈的种族味道。

一方面,建构主义认同性变量唤醒了现实主义学派的文化和种族意识,在九十年代美国外敌消失后而内部向心力减弱时期,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以主流基督教文化重新“美国化” 的观念;另一方面 ,建构主义又为美国学界从事外国研究(foreign studies)的众多学者另辟溪径,提出了美国以外的 国家和民族的所谓“认同性” 的议题。包括很多中国大陆背景的美国的“外国研究”学者自觉不自绝 地对所研究对象国的认同性以及与之有关问题(如少数民族问题、民族主义问题、自治问题、分离问题、主权问题、人权问题,等等)产生“兴趣”,进而“置疑”,从此“契而不舍”。记得九十年代初,美国夏威夷大学的一位从事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学者以刚刚问世的建构主义观点[76] 对笔者反复强调,中华民族其实并不存在,所谓中国文化的形成是历史上一小部分人刻意“操纵”和“臆造”的人为结果。笔者对此置疑,认为中华文化是“形成”而非“臆造”,是中国历史上主体文化与外来文化长期共存、融合、最终形成的文化现象、而非人工操作的结果。笔者进而提及美国初创时期对北美印第安人赶尽杀绝的铁血政策,甚至连“操纵”和“臆造”的过程都省略了。该学者无言以对。如今,该学者已成为研究中国伊斯兰教的“大师”,“认同性”问题在美国“外国研究” 领域亦成主流。随手翻阅几期专门讨论亚洲问题研究与教学的《亚洲联线》期刊,内容多是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民族主义问题和人权问题。[77]

学界如此,在政策层面,美国在世界各地其实也是在各国的“族裔”和认同问题上作文章,从九十年代的南联盟分裂、科索沃自治问题,到今日的伊拉克是否分治问题,中国的西藏和台湾问题,中亚各国的整合问题,等等。建构主义所开创的“认同” “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想美国政府所想, 急美国政府所急;对内以基督教-新教整合美国的多元文化的种种“后遗症” 和“副作用”,对外则分 而研究、分而治之。一合一分,建构主义的美国“国家性” 何等鲜明。诚然,上述种种现象并非美 国学界全貌,学界在形式和结构上的自由度仍一如既往,但与六、七十年代的自由、包容气氛相比又呈现强烈反差。其实,欧洲学者已经提出美国对外穷兵赋武、对内反民主限自由的联代关系。[78] 至少,外交与内政不可能完全割裂。在美国国内政治日益意识形态化、两极化和宗教化的大环境中,象牙塔中的学界即便要独善其身也异常困难,更不用说学界参政从来就是美国的传统之一。这里,有必要再论八十年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

在相当意义上,新保守主义是维系美国学界与政界、内政与外交之间的无形纽带之一。里根时期,美国的新保守主义的最大成果是提出并在国内施行所谓“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以改造美国国内公共政策为己任;小布什期间,几乎是同一批新保守主义者在卧薪尝胆十年之后,将其治国理念推出国门、走向世界,在全球范围内打造美国观念的一统天下。9/11不过是天赐良机,且机不可失。在对外用兵问题上,美国国内舆论和立法部门如今已无实际制约力。9/11前后老、小布什各打了一场伊拉克战争。老布什出兵前即便有联合国授权,大部份国会议员仍反对动武,只是在1990年10月15日一位自称亲眼目睹伊拉克士兵在科威特城医院里拔掉婴儿生命维持管道的科威特少女在国会作假证后,国会议员才勉强为伊战开绿灯。2003年小布什开战前,只有一名国会议员投反对票。再有,美国冷战期间在亚洲打了两场真正的战争,但为了绕过国会和缓解舆论压力,都不得不把朝战越战的定义压缩为“警察行动” (police action);在新千年,本来应 该是主要由 执法和情报机构来进行的“警察”行动居然升格为“战争”。一收一放(minimize vs. maximize),美国 外交中的军事成份大有取代传统外交之势,动武门槛越来越低。基辛格在9/11前夕认定美国已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外交,并非空穴来风。

对于美国内政外交的上述变化,见仁见智,笔者在此不作价值判断,仅仅是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比较方法,在美国内政外交瞬息万变的万花筒中把握美国政治演变的方向性和强韧度。

七.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机遇和使命

上述美国内外政策的变化有多种原因。除了美国政治文化和历史本身的因素以外,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冷战期间,美国不得不面对现实,在确保互毁的两极架构中寻求自身安全。与可以毁灭美国的苏联谈判签约,相互制约,不得已也,更有忍辱负重之感。苏联解体,两极不复存在,不仅美国追求单极和自身绝对安全的结构性障碍随之消失,美国国内传统的中间偏左的自由派自然成了保守派的攻击对象。美国国内政治光谱全面右倾,国际上我行我素,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诚然,美国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民主的结构、形式和符号都仍“健在”。但如果简单地把美国与非民主的国家相比,美国的民主制度总是呈现强烈反差的。其实,这也是美国国务院每年编撰各国人权报告所采取的横向比较形式,即以己之长,比人之短。有没有说服力,国际社会看得清楚。反过来,如果仅仅用中国政治的某些现象和结构与美国民主制度的“硬件”相比,可能不仅会模糊美国政治变迁的历史坐标,感受不到美国政治的动感和变化,长期停留在“好人为何办坏事”的困惑中,更难以把握在中美互动关系中双方角色“换位”这一刚刚启动、却又日益明显的历史大势:即中国在经历了150年的外患内乱之后,尤其是那段高度意识形态化、自暴自弃而又自我感觉良好的激情年月之后,正处于稳健、成熟、自信、包容和开放的发展阶段。尽管这一过程会有曲折、痛苦、停滞甚至反复,但大方向正基本正确。相比之下,美国在两百余年线性 (linear)发 展 、国力达到顶峰时,却在内政上开倒车,无视国际规则,飞车匪车。在国际关系史上,象美国这样与自己建立的国际体制过意不去、欲弱之毁之而后快的“体制性”强权国家(systemic power) 还不 曾有过。有鉴于此,中国的历史性崛起,以及维护这一崛起所依赖的国际体制的稳定和公 正,无论对中国或国际社会,已是无法回避的双重挑战了。

然而这一双重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是有形的、物质性的和表面的。中国能否有效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完善自我、造福世界,还必须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它不仅能够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中的一般和特殊的现象,也能为中国外交和维护国际体制的稳定和公正提供理论基础和理性引导。在二十一纪的今天,这不仅迫切,也有可能。

其迫切性在于,美国的单边主义的行为已严重侵蚀了现有国际体制的根基,而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实际上排除了任何制约其国际行为的外部力量。如果说西方主导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世纪,美国主导和独霸的二十一世纪中则不能排除现行国际体制崩溃、人类社会为此付出重大代价的可能。而这一可能结果不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性质(民主、非民主或反民主)。如果借用美国外交家凯南二十世纪中期的比喻,美国当前谋求自身绝对安全的努力,犹如一头史前巨兽,在以蛮力致对手于死地的同时,也无可挽回地破坏了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凯南未能预见的是,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反恐战争”面临的对手是无形的,结果很可能是在摧毁隐形对手之前,由美国亲手建立、获益匪浅、又赖以生存的国际环境已受重创。而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对此,不仅国际社会无力从根本上加以遏制,美国社会内部也无能为力。原因至少有五。其一,美国越战以后实行的义务兵制,实际上割断了美国社会和社会舆论与美国对外政策的联系。在这个“好铁不打钉”的制度中,普通美国人不必为美国军方的海外征战付出生命代价,如今美国国会议员中已鲜有行武的家庭成员。对于美国兵源短缺问题,扩大由外籍士兵组成的“海外兵团” 似乎是未来走向。其二,美国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2006-07年度为4,627亿美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 比例仅为4%左右,美国的总体国力和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仍可承受比之更重的负担。由于上述两个原因,美国民众除非天塌下来,对美国以外的事物和政府对外政策基本不感兴趣,同时又表现出超级爱国主义,对政府海外政策提供近乎无条件的支持。“民主和平论”主要前提之一,即国民直接承受国家的对外战争负担的条件[79] 亦不复存在。其三,极端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极端宗教人士仍是布什政府外交安全决策机构的主要势力,现实派基本淡出,这一状况至少会持续到2008年。其四,美国媒体对布什政府批评虽然增多,但效果有限。布什的对策基本上是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水门”时期媒体追打政府,如今政府敲打并操纵媒体,[80] 在对外报道中尤为突出。同时,传统的以自由派为主的主流媒已大为弱化,右翼媒体影响大幅提升。真正对政府政策加以抨击的似乎是若干笑话大师(comedians),而“玩笑”媒体地位的提升又表明严肃媒体的衰落。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主持人旦∙拉瑟(Dan Rather)2005年因“误报”布什越战时当“逃兵”而被迫辞职, 最近对美国江河日下的严肃媒体也无可奈何。[81] 最后,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对美国安全政策的支配 已是事实。[82] 除了利润因素以外,军工联合体的主要代表人物极为崇尚技术、军事手 段,与一战 前欧洲迷信科技的现象极为相似。

上述诸种因素,不管是单一或某种合成,并不一定会导致“世界末日”,笔者也衷心期望上述“预测”或假设统统失灵。而且,不能低估美国自身的政策调整能力,更不能排除突发和偶然事件的影响。然而研究美国国际行为时如果不考虑上述因素,至少是欠周密的。

建立中国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必要性不仅在于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也在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及其在实践中的种种盲点和误区。在西方主导的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二十世纪背后,是笔者定义为“ 西方主义” (Westism)[83] 中各种流派的极端化。在此期间,西方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 、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得以充份发挥和激情表演,并在这个威廉∙林德(Wiliam Lind) 称之为“西方内 战” (Western civil wars)[84] 的最后阶段(二十世纪)达到顶峰。在西方主义各种流派之间你死我活的交 锋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世界也被迫卷入其中并为之付出巨大代价。不管其政治光谱的左中右,各种西方主义思想流派的共性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追求理论和实践的最高纯洁度,即极端性。事实上,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恕我直言)均以一个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来解释和改造复杂的世界,相互之间在理论上水火不容,实践中不共戴天。可以说,除西方现实主义外,西方主义的其他种种流派纵有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点,即难以与拥有各种色层次的“混沌”世界共存共处。为此,西方主义在制度上的代表前苏联和美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都奉行“有限主权论”(limited sovereignty), 肆意干涉别国内政。在这一点上,西方主义的品性与宗 教的排他性极为相似。而在欧洲历史上,基督徒的十字军远征与穆斯林反击延续数世纪。9/11前后世界范围内基督教与伊斯兰世界的紧张、对立和冲突,多多少少渗透着两个宗教之间难以调和的持久对立。

基督教文明最终胜出不仅有西方工业和技术革命的助力,也由于欧洲文明更富进取性、冒险性和扩张性。而以美国为主体的西方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西方内战”中最终战胜西方法西斯主义和西方共产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游戏规则在基督教世界最充份的发挥的结果,即最不安于现状、最富有冒险精神、历史上最热衷并擅长开拓新疆土的新教(Protestanism)[85] 对相对保守的欧洲的天主教(Catholicism)和更为保守的俄国的东正教(Eastern Orthodox)的胜利。在美国人看 来,世间没有办不成的事,只有还没办的事;要么从无到有,要么推倒重来,要么另辟新径,改天换地如同儿戏;从当年开发新大陆,到重建伊拉克,到国务卿赖斯新近发布的transformational外交政策,无不如此。[86] 二十一世纪伊始,以新教徒为主的美国拥有人数最多、占人口比例最高的狂热的福音教徒(evangelicals),[87] 他们对美国政治、外交、社会、教育等各方面的影响,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如今,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撒网布阵,痴心反恐,强化“颜色革命”;在已经实现资本全球化的前提下,借9/11东风,进而实现军事控制全球化和美国认可的民主制度全球化。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这种与天地人斗、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着,与美国早期新教徒开发新大陆时永无休止的开拓精神何其相似。

如何应对美国这个中国崛起的最强有力的外部因素和最可能的最大外部威胁、与“狼” 共舞而毛 发无损?如何适应和改进中国赖以生存、又不尽人意、甚至危险重重的国际体系?如何在崛起的过程中完善自身又造福世界?诸如此类的“两难”选择不是仅仅靠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就可以理清的。这要求中国学界必须寻求、开发、建立有别和超越西方主义的中国式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事实上,中国崛起的过程已经是有别于西方的、非暴力的、非扩张的,而是朝着双向、共赢、和谐的方向发展,尽管中国崛起所依赖的国际体制的容忍度和公正性是有限的。对此,西方主义仍以自身狭义的、冲突的、零和式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看不到西方主义的理论盲点恰恰来源于西方自身历史的局限性,并以来此套用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对外关系的行为。这不仅自欺欺人,更会有意无意误导政策。西方尤其是美国没完没了的关于中国是敌是友、是威胁还是机会的争论,便是佐证。西方主义的理论的贫困和政策偏失,要求、呼唤和催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和确立。在机遇和危险同在、繁荣与毁灭机会均等的二十一世纪,这已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无法回避的挑战。

有幸的是,中国学术和政治精英对于建立中国发展模式、国际关系理论等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已经开始。和平崛起(或发展)、和谐社会、共存共赢等观念的提出,开启了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过程,与西方主义的主流观念完全不同。[88] 但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将这些非西方的观念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层面。

理论化的目的不是仅仅夺回话语权。而是一个长期思考、探索和修正的过程。在此期间,中式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的建立至少要经历了解、借鉴、创立、完善等若干阶段。在笔者看来,中国国际关系界正处于借鉴和创立之间,或称“初创”这一承上启下的关键时刻。理论框架的产生和发展不一定完全按照这一顺序,可以有跳跃,也不排除飞跃。然而无论处于任何阶段,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立的过程都应该是开放的、包容的。只有这样,才能更充份发掘理论的潜力,保持其活力。正因为其开放性质,中国的理论体制在任何阶段都应不断学习和借鉴中国体系以外的理论和方法。有别不等于排斥,超越不等于摒弃。至少,西方主义作为一个参照坐标会长期存在。否则,也就没有建立中国自己理论体系的必要了。况且,西方学者在很多方面可能永远值得中国同行学习。仅以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领域为例,很多美国学者治学严谨、考证精密、分析独到,对一些领域和问题的了解程度甚至超过很多中国学者。反之,迄今还看不出中国的美国学学者被认为是比美国人还了解美国的。然而没有并不等于不可能,事在人为。现代化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理论的建立也同样。即便是一个强国,它停止学习、拒绝他山之玉之时,就是下坡路之始。

学习的目的是提高、改进、发展以至超越。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学人走出国门,开拓思路,不断引进、消化和理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精髓。然而邯郸学步,适可而止。目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更应注重的是如何提高自信、克服不必要的“西方情结”;不必每每引证西典,也不必以机械地套用西式思维、观念和词语的数量为标准来判定学术水平的高低。建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目前更需要的是大胆发掘自身潜力,系统整理和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理论潜力的常识和智慧,并适时适地将其理论化、政策化、通俗化、国际化。最终,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不但要超越西方主义,恐怕也有必要超越自身。只有这样的理论才具有普世性。

对于西方理论,不仅要深入理解,更要大胆置疑,切勿迷信盲从。诚然,西方主义往往与人类一些美好的理想和成就挂钩。然而在经历了血腥的二十世纪以后,人们有必要了解将西式理想在非西方变为现实的代价、以及减少这些代价的可能和途径。在全球化的今天,西方主义中的各种“极端”“药方”是否仍然适用?复杂的国际事务能否以外科手术式的方式应对而无后遗症和副作用?西方主义理论的“消费者”是否有选择“商品”或“药物”的权利并享有某种“售后服务”?不管美国人怎么想,美国已经成为事实上的(de facto)帝国,至少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存在已超过 历史上任何帝国的覆盖面积。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承受者或“藩属国”是否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参与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美国人一贯认为美国国内法高于国际法,在美国“帝国”中,美国的“海外州”是否也应享有美国族裔种族平等国内法的保护?不喜欢美国是一回事,美国的衰落就一定是“好事”吗?[89] 如此等等。任何新理论框架的建立,必须是建立在对现存体制和范式质疑的基础之上的。

依笔者观察,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可以更有所作为,还由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实际上已经造就了大批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的优秀学者,其中很多在海外同行中都享有很高声誉。然而作为一个整体,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实际上处于蓄势待发状态。对此,人们应有清醒估计和充份信心。与此同时,理论的发展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松的学术环境;学术不同于官场,更不是商场。书山虽有路,学海苦无边。要学有所成,必须脚踏实地,切勿急功近利。

2006年6月5日完稿于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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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美国文博大学(Wittenberg Univeristy)政治系教授,上海美国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美国太平洋论坛(Pacific Forum CSIS)特约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事务学院访问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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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11后布什在对国会两院的讲话中认为:“他们恨我们,是因为他们看到我们的政府是民选而生,而他们的 领导人则是自我任命。他们痛恨我们的自由,包括宗教自由、言论自由、选举和结社自由、以及持不同政见的自由”。 见 George W. Bush, “Address to a Joint Session of Congress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September 20, 2001, 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1/09/20010920-8.html。

与此同时,众多的美国媒体也纷纷围绕“他们为什么恨我们?”这一问题讨论。讨论的结果大致有三:穆斯林世界的经济、政治以及宗教都没有现代化,其原教旨主义等极端势力对西方经济的高度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制产生强烈的嫉妒以致仇恨,进而挺而走险。见Peter Ford, “Why do they hate us?”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September 21, 2001, www.csmonitor.com/2001/0927/p1s1-wogi.html; Fareed Zakaria, “The Politics of Rage: Why Do They Hate Us?” Newsweek, October 15, 2001, http://www.fareedzakaria.com/ARTICLES/newsweek/101501_why.html; Philip Yancey, “Why Do They Hate Us? How to turn the Baywatch syndrome into the Jesus syndrome,” ChristianityToday.com, March 27, 2003.

[2] 9/11后大批批判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著作是围绕“帝国”(Empire) 的议题。 据www.amazon.com不完全统计 已达50部之多,见www.amazon.com/exec/obidos/tg/guides/guide-display/-/B9CDQMWC51E3/qid= 1140713691/sr=18-1/ref=sr_18_1/102-9998716-2620121. 其中主要作品有 Andrew J. Bacevich, American Empire : The Realities and Consequences of U.S. Diplomac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mmanuel Todd,After the Empire: The Breakdown of the American Ord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Noam Chomsky,Hegemony or Survival: America's Quest for Global Dominance (Eastbourne, UK: Gardners Books, 2004);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Rodrigue Tremblay, The New American Empire (West Conshohocken, PA: Infinity Publishing, 2004).

相比之下,9/11之前的同类著作寥廖无几,最值得一读的是Chalmers Johnson, Blowback: The Cost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Owl Books, 2001) 和Walter LaFeber, The New Empire: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xpansion,1860-1898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35th Anniversary edition,1998, first published in 1967).

若干有关“帝国” 的著述中都涉及到新保守主义对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影响,其中, Anne Norton的 Leo Strauss and the Politics of American Empire (New York: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最为直接地点出新保 守主义的“学术”根源。

[3]虽然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要学派(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均可在欧洲思想界中找到其先驱,然而国际关系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仍为美国学界所创造和发扬光大。

[4] Howard Kurtz,“College Faculties A Most Liberal Lot, Study Finds,” Washington Post, March 29, 2005,p.C01, 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articles/A8427-2005Mar28.html.

[5] John Colapinto, “Arnues if the Right; The Young Hipublicans,” New York Times Magazin, May 25, 2003, http://query.nytimes.com/gst/abstract.html?res=FA0D1FFB3B5A0C768EDDAC0894DB404482.

[6]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关于知识界的论述,见264-272页。

[7] 同上,第273-276页。

[8] Charles Kindle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39 (London: Allen Lane, 1973).

[9]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es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10]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3). Fukuyama’s thesis was first present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s (summer 1989).

[11] R.J. Rummel, Understanding Conflict and War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1976); Michael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6), pp. 1151-1169.

[12]克林顿在大学时是高才生,而布什则是三分学生。

[13]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1).

[14]包括为法国殖民主义重返东南亚提供直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对日本战时军、政官员网开一面并扶植保守势力、通过政变扶植伊朗的巴列维政权、全力支持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南朝鲜军人政权、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香港的殖民统治、智利的皮诺切独裁政府、南越的独裁军政权、以及后来的伊拉克的萨达姆政府。见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2 (New York: McGraw-Hill, 2002).

[15] Fareed Zakaria,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ies,” Foreign Affairs (November/December 1997); Jack Snyder,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0).

[16] Jonathan Power, “Everyone but US could see it comi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September 14, 2001, www.SCMP.com.

[17] Garrick Utley, “The Shrinking of Foreign News: From Broadcast to Narrowcast,”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1997.

[18] George F. Kennan, American Diplomacy, expanded edi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1), p. 66.

[19]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1), p. 53.

[20] 同上,111-28页。

[21]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22] 同上,284-85页。

[23] 同上,290页。

[24] 见 www.fas.harvard.edu/~fairbank/about.html。

[25] David Brooks, “The Art Of Intelligence,” New York Times, April 2, 2005, Page 15.

[26] 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9).

[27] Walter LaFeber, America, Russia, and the Cold War, 1945-2002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pp. 231 and 247.

[28] Robert S. McNamara and Brian VanDeMark (Contributor), In Retrospect : The Tragedy and Lessons of Vietnam (New York: Vintage, 1996); McNamara, et al., Argument Without End: In Search of Answers to the Vietnam Traged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Press, 2000); Robert S. McNamara, James G. Blight, Wilson's Ghost: Reducing the Risk of Conflict, Killing, and Catastrophe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Press, 2001).

[29] Gabriel A. Almond and Stephen J. Genco, “Clouds, Clocks,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29 (July 1977).

[30]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1979).

[31] Hans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5th edition (New York: Knopf, 1978) .

[32] 引自参加斯坦福大学政治系教授阿列克斯∙乔治(Alex George) 的案例研究方法(case study approach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课的堂上讨论,1986年秋。

[33] Alex L. George, Bridging the Gap: Theory & Practice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1993) ,有关美国对伊拉克政策的失误,见第39-40页。

[34] 同上,19-21页。

[35] 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Jul/Aug., 2002).

[36] Yu Bin, “Diverse ‘losers’ with a common anxiet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August 31, 2001.

[37] Emily Eakin, “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in a Revolution Instead of Watch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4, 2000.

[38] 笔者书评刊登在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Vol. 24, No.4 (Winter 1997), pp. 246-46.

[39] Bruce Bueno de Mesquita, David Newman, and Alvin Rabushka, Red flag Over Hong Kong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6).

[40] 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 (NY: Touchstone Books, 2001).

[41] Dmitry Shlapentokh, “Kissinger, the Incovenient Adviser,” Asia Times, January 19, 2006, http://atimes01.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HA19Ak01.html.

[42] David E. Sanger, “The Struggle for Iraq: The White House; Visited by a Host of Administrations Past, Bush Hears Some Chastening Word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6, 2006, p. A10.

[43]截止2006年初,美国官方公布的统计是美国自9/11以来的反恐行动已耗费4400亿美元。然而有独立的且信誉极佳的估计认为,全部费用已超过1万亿美元。见Imran Andrew Price, “Another casualty of the ‘war on terror’,” Asia Times, March 4, 2006, 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HC04Ak01.html.

[44]萨本人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文化评论,尽管《东方主义》一书的写作是在斯坦福大学的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of Behavioral Sciences)完成的。然而萨的本意就是要写出一本非正统的(即非社会科学理论性的)、非西式“理性”的、甚至“情绪化”(sentimental)且有鲜明立场(partisan)和价值判断的著作。见萨义德,《东方主义》,第339页。

[45]即184849年以色列独立战争,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1967年六天战争,以及1973年斋月战争。萨义德本人出生在耶路撒冷,父母均为信仰基督教的巴勒斯坦人,1948年战争以后全家流亡开罗,后移居美国。

[46] 见Auguste Comte, Introduction to Positive Philosophy (Indianapolis IN: Hackett Publishing Co. Inc., 1988).

[47]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New York: Knopf, 1953).

[48]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p. 18.

[49] Walter LaFeber, The American Age, p. 8.

[50]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 February 6, 2006, www.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p. vi.

[51]见萨义德,《东方主义》,第284-305页。

[52]见www.amazon.com.

[53]现任总统小布什可能是少有的例外。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大选中,布什的辩才都远逊于对手。票数计算出错是2000年大选的问题,但美国政治文化中反知识的现象在2004年大选中已十分明显。对此,本文后面还要进一步论述。

[54] David E. Sanger, “A New View of Where America Fits in the World,”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8, 2001.

[55]于滨,“美国,‘美丽的帝国主义’及其他”(下),人民网,2002年4月28日,www.people.com.cn/GB/guoji/24/20020428/719199.html.

[56] Bin Yu, “The Study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roblems and Prospect,” World Politics, Vol. 46, No. 2, January 1994, p. 258-59.

[57]比较政治学大师Galbriel A. Almond2002年底去世,Alex George也于九十年代初退休。

[58] T E Lawrence,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A Triumph (Random Hourse, 1926).

[59] Robert Pape, Dying to Win: The Strategic Logic of Suicide Terroris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5).

[60] 关于布什政府在情报问题上的“为我所用”、意识形态化的问题,见Seymour Hersh, “The Stovepipe,” The New Yorker, Oct., 27, 2003, www.newyorker.com; Richard A. Clarke, Against All Enemies: Inside America’s War on Terro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4); Michael Scheuer, Imperial Hubris: Why the West Is Losing the War on Terror (Washington DC: Brassey’s Inc., 2004); John W. Dean, Worse Than Watergate: The Secret Presidency of George W. Bush (New York: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2004); Bob Woodward, Plan of Attac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Michael R. Gordon, Bernard E. Trainor, Cobra II : The Inside Story of the Invasion and Occupation of Iraq (Pantheon, 2006).

[61] 以上七篇文章均刊登在The Wilson Quarterly; Spring 2001, Vol. 25 Issue 2.

[62] David Shambaugh, Beautiful Imperialis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James Thompson, Sentimental Imperialist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1).

[63]见 Gabriel Almond, Bingham Powell, Jr., Kaare Strom & Russell Dalton, Comparative Politics Today: A World View, 8th ed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2004).

[64] Alex Haley, Roots (Dell Publishing,1976).

[65] 引自2002年春与加州伯克利大学东亚所May-lee Chai的谈话。

[66] Michael Hoffman, Holiday for A Cheater (Wiswell Ruffin House, Dresden, New York, 1992).

[67] Xiaomei Chen, Occidentalism: A Theory of Counter-Discourse in Post-Mao China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8] Ian Buruma and Avishai Margalit,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4).

[69] Dmitry Shlapentokh, “Changing Perceptions,” Asia Times online, July 2, 2005, www.atimes.com/atimes/Middle_East/GG02Ak01.html.

[70] Alastair Iain Johnston, Cultural Realism: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71] Warren I. Cohen, “China’s Strategic Culture,” The Atlantic Monthly, March 1997, pp. 1-3-105;另见Joanna Waley-Cohen在加拿大的Pacific Affairs的书评,1996年,Vol. 69 No 2, p.261.

[72] Alexander Wendt, “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6:2 (Spring 1992).

[73]见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lated by Talcott Parsons and Anthony Giddens (London: Unwin Hyman, 1930).

[74] Samuel Huntington,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1997, pp. 28-49.

[75]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2004).

[76] 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论点于1992年首次提出。

[77] Asia Network Exchange, Vol. xiii, No. 2, Winter 2005; No.3, Spring 2006.

[78] Detlef Junker, Curt-Engelhorn-Stiftungsprofessor for American history at the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in Germany: “Power and Mission: A European Perspective on President Bush's Pax Americana,” Culture and Security Speaker Series, Mershon Cent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May 19, 2004.

[79] “When the citizens who bear the burdens of war elect their governments, wars become impossible.” 见Michael W. Doyle,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0, No. 4 (December 1986), p. 1151.

[80] 据美国国会监督政府开支的部门统计,布什政府在2003-05年间“公关” 的费用达16亿美元,以改变布什政府的形象。John Young, “$1.6 billion not boosting Bush image,” Cox Newspapers column, February 23, 2006.

[81] Associated Press, “Rather says age of real news isn't over, despite popularity of satire,” March 10, 2006.

[82] Bob Herbert, “Ike Saw It Coming,”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7, 2006, p. 19.

[83]这里的Westism并非流行的Orientalism。后者的实际含义是“西方情结” (complex)。

[84] 引自Huntington, “Clash of Civilizations,”1993, p. 23.

[85]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London: Unwin Hyman, 1930).

[86] 见赖斯2006年元月18日讲话,www.state.gov/r/pa/prs/ps/2006/59339.htm。

[87] 见Huntington, Who Are We? 2005,pp.90-103.

[88]见王逸舟,“试析国际政治学的美国重心”,《美国研究》1998年第1期;王义桅,“在科学与艺术之间:质疑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4-10页;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 性”,《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22-41页;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7-13页;秦治来,“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历史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3期,14-19页;王逸舟,“过渡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4 期,7-12页;鲁鹏,“创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四种途径的分析与评论”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6 期,52-59页。 另见叶小文,“面对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中国可‘和风西送’”,《人民日报海外版》,2005年09月13日第1版,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3689079.html; 温家宝总理在法国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演 讲,2005年12月6日,《人民日报》,2005年12月07日第3版,http://world.people.com.cn/GB/41214/3921314.html;王义桅,“和谐世界观改变国际政治视角”,《环球时报》,2005年12月02日第11版,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3914083.html;阎学通,“从和谐世界看中国软实力”,《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6日 第11版,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3952807.html;童世骏,“中国的世界责任:以“天下人‘立场观’天下”,《东方早报》2005年12月16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030/3948437.html。

[89] 在美国人人喊打的时代,复旦大学沈丁立教授提出了令人深思的“美国衰落一定是好事吗?”的问题,

见《环球时报》,2005年12月19日 第11版,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3961497.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3961520.html。

本文最初由上海美国研究所和上海美国学会2006年第6期发表。作者授权天益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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