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家渡先生知我是1982年大学毕业的，给我出了一个大题目，让我写“八二届人”的精神谱系。只惯写些杂感随笔的我，当然不敢率尔膺此大任；能借此机会，谈谈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我是很乐意的。
称“我们这些人”，是因为1982届的大学毕业生（包括1982年春毕业的“七七级”学生与1982年夏季毕业的“七八级”学生），从年龄构成看，进大学时最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十五、六岁，生于1960年代初；最大的是1966年的高中毕业生，生于1940年代末，已三十岁左右；长幼之间可以说是“两代同堂”。我是（应于）1967年毕业的初中生，1978年秋上大学时已年满26岁，在同学中属不大不小的“中间派”，我们寝室8人我排行“老三”。
称“我们这些人”，是因为我在心底总是很顽固地将“我们这些人”视为一个思想政治俱乐部的成员。虽然我明知“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是万古不易的警世通言；明知“八二届”中那些仍在奔竞仕途的人，合着“主旋律”还正讲着一套套官话；明知“八二届”中某些知名文化人说过“青春不悔”之类的昏话，甚至还在为“人民公社”唱赞歌……但我宁愿自欺欺人地将之视为“我们这些人”中的例外，或是别有所图的作秀。目前在广州工作的我们北师大中文系1982届夏毕业的同学共有5人，来自4个省区；各人的家庭背景都不同，有出身城市里省级高干家庭的；有军官大院长大的；也有我这样生长于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当前从事的职业也各不相同，分别是国企负责人、私企业主、教师、政府官员和报纸编辑。可是，不论谈论历史还是评价现实，不论是议论国内时事还是分析国际新闻，大家的观点往往不谋而合。同学之外，在我所接触的“八二届人”中，不管他学的是什么专业，当下干的什么工作，似乎都心有灵犀易投缘。
称“我们这些人”，当然也是为了把我们与我们的同龄人区别开来。“我们这些人”，不属同龄人中的宠儿（“宠儿”是那些被“推荐”上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是那些被倾注特别关爱当“接班人”重点培养而先提拔后来边当官边拿高学历高学位文凭的人。这样讲，有“一竿子扫倒一船人”之嫌，盖被保送上大学的“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少量用来体现“给出路政策”的“可教育好的子女”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工农兵学员”流品复杂自然也有好人有才子，他们有些人后来因文凭上的“金印”受到歧视颇感郁闷；但最早读研的人还是以“工农兵学员”居多，毕竟他们捷足先登进过大学校门），毫无疑问，“我们这些人”确是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大凡现今40岁以上者，都有过忍饥挨饿、动乱失学和被愚弄被利用被作践的经历，“我们这些人”虽说难逃同龄人这般般种种的劫难，毕竟失而复得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并因而改变了人生的道路。
《编译参考》2003年第2期译载了香港《远东经济评论》上的一篇关于中国都市精英的调查报告（报告撰稿人努雷•维塔茨，郭丽编译）。其中有一节叫《45—54岁人的困惑》写道：“我们发现，无论是北京、上海，还是在广州。45岁—54岁的群体在各方面都落后于年轻和年长的群体。由于错过时机，他们就像乘飞机没买到前排座位的旅客，只好一直坐在最后。他们的收入比别人少，中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月收入是8000元，这些人的平均月收入仅有6909元。”这抽样调查报告的数据不一定准确，但基本判断与人们的生活经验是吻合的。比这一个年龄组年纪大些的人群，一生的创业历程大多已“安全着陆”，不是“功成身退”就是“功成名就”，可以安领养老金（至于是否都能按月领到又是一回事），回家抱孙子了；再不济的，子女已受完基本不用花钱的中学大学教育，参加工作顶替父母做了家里的顶梁柱。比这一个年龄组年轻的人们，正年富力强，即使单位“关停并转”了，拿着“买断工龄”的钱学点技艺，从头开始干点什么事虽说艰难困苦却也不算太迟。惟有45-54岁这个年龄组的人，上有老下有小不能卸肩喘气，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知何去何从。与这些同龄人相比，“我们这些人”岂不是太幸运了！由于有“文革”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的牌子，绝大多数都找到了好位子；即令没有当上高官，也大多有了高级专业职称；除非自愿，人家一般不好意思炒我们的鱿鱼。在招聘广告不约而同将应聘年龄“限于35岁以下者”的今天，能有一只“铁饭碗”捧到老，夫复何求？
不过，与我们的同龄人比没有什么意思。我想说的“我们这些人的幸与不幸”，应当是与比我们年长的、特别是与比年轻的人们相比较，是“我们这些人”区别于前后两拨人的独特之处。
我们这些人有一首共同的歌，就是李劫夫作曲填词的进行曲《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向前进！向前进！革命洪流不可阻挡；向前进！向前进！朝着胜利的方向！”小时候，即使饥肠辘辘，衣衫褴褛，每当这首歌的旋律响起，我就不禁热血澎湃，顿然勃发一股献身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革命豪情。忘不了1958年我们通海口人民公社成立大会的盛大场面。6岁多的我，一大早跟随扛着“七大领袖”（毛刘周朱陈林邓七个中常委）标准画像牌和一杆杆彩旗的社员们向中心会场进发，敲锣打鼓比端午节看赛龙舟还热闹。然后，是像城里孩子一样上生产队办的幼儿园，吃公共食堂……我们这些人目睹“三面红旗”，投身“文化大革命”，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长大，“有幸”经历与见证了人类历史上这场空前绝后的悲壮的乌托邦大实验。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在几亿人口中试行了20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无疑是一个创举；以与旧的所有制及其观念彻底“决裂”为旗帜的“文化大革命”，也确是“史无前例”的。尽管它们失败了，我们绝对不愿后人与旁人重蹈覆辙，但作为大饥荒、大动乱的“幸存者”与人类精神史上的冒险者（哪怕是被裹挟被蒙骗的），我们这些“过河卒子”，仍可以将这段不可重复的“试错”经历，化作宝贵的思想资源。
与六十岁左右、在“十七年”受完教育的上一辈人比，“八二届人”在大学里接触了很多从前被禁锢的中西方文化典籍，大多数人自己补上了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必修课，精神视野更开阔，自觉地成为高擎“五四”民主与科学大旗的继承者。我们这些人对1949—1978三十年的那一段历史，形成了以下两点基本共识：一是，乌托邦运动的致命性谬误在于试图根除人的私欲，培育一代忘我的“新人”；并为此强力推进所有制革命，发动一茬接一茬的思想改造运动，“触及人们的灵魂”“斗私批修”；这个运动从根本上是违背人的趋利和自利本性的，必然会依靠侵犯个人权利的强制性手段来推行，因而不可能尊重基本人权；这个运动的发动者和领导者自视是完美的人类社会的设计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芸芸众生的精神导师，根本不可能平等待人，而必然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因而与平等精神、民主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今天承认“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巨大效能，就是承认人的趋利本能的正当性，承认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参与公平竞争的权利，即有掌握自己命运的天赋自由与民主权利。第二点共识是，人类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的进步是发展生产力、增长财富的主要手段。从前我们被号召消灭工农、城乡、脑力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三大差别，采用的是削峰填谷的方式，将城里的知青往乡下赶，让知识分子努力与工农兵“划等号”；逆世界潮流而动，不是发展现代科学文化教育，而是极力贬损原有的知识分子，将数十万知识精英打入社会最底层接受体力劳动改造，甚至停办大学，大办什么“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五七干校”；动辄搞什么“人民战争”即人海战术，思维还停留在秦始皇修万里长城的年代；如此冥颃不灵怎么可能不使中国越折腾越落后？
我们这些人虽然对现状有种种不满，有时也不免怀旧——过去的岁月里毕竟纪录着我们的生命历程和喜怒哀乐，但是，我们不会愚蠢到希望回到“毛泽东时代”。我们明白，今日存在的许多根本性问题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比如：滋生无法无天家长作风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作为权钱交易条件的行政审批许可制度，虚报浮夸说假话的官风，互相欺瞒互相防范的小人心态，你死我活的暴力倾向……这种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弊病的根子出在哪里，在我们这些人看来是昭如日月的；但在许多六十岁左右的人眼中，却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恶果，都是打开“市场经济”这个魔盒惹的祸。
而与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一代相比，一次次从轻信到幻灭的生活体验，使我们对社会现象有了清醒而坚定的判别能力。不敢说八卦炉里已炼就火眼金睛，但不管何方神圣，再想给我们洗脑，给我们“导向”，都是枉费心机。我们这些人常常感到很奇怪，年轻的一代外语比我们好，电脑操作技术比我们强，对西方思想大师如数家珍，吃麦当劳穿牛仔裤跳迪斯科搞一夜情之类洋名堂比我们来劲，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却莫名其妙地高涨，一有风吹草动，就以对美国“说不”为时髦。一看电视里的国际新闻，他们仿佛就变成了无脑人，用脚趾头思考问题了。比如，北约干预科索沃的战争，不待今日南联盟的一些前军政首脑先后到海牙国际法庭自首，不待今日从《大学人文读本》上读到《以欧洲的名义阻止纳粹悲剧重演》这样的文章来醍醐灌顶，当时我们就可以给出自己的判断：欧美国家空前地协调一致的立场，总有它们可以说服国民的理由；偏听则暗，既然我们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怎么可以相信电视里的一面之辞呢？如果美国与北约军队真的在屠杀平民，贝尔格莱德还可能有那么多市民身上佩戴靶心图案，热闹如狂欢节般汇集到大桥上向敌人示威吗？又如，在巴以冲突尖锐的近几年，电视上常有渲染以方残暴和巴方英勇反抗的新闻画面，我们对此会很容易地作出分析：假如以方真的很残暴，巴方青少年还敢向他们的军人警察和坦克掷石块吗？别说对敌方军人了，你上街对本国警察与联防队员象征性地吐几口唾沫试试，——活得不耐烦了，找死！上网看看那么多年轻的网民和大学生，那么容易被煽动，让人觉得刻骨铭心的社会经历比五光十色的知识重要得多。
我写下以上这些话的时候，心里明白每代人都有自己的优越感，其实优越感是个很虚妄很可笑的东东，姑妄言之吧。下面谈谈我们这些人的“不幸”。
我们这些人的“不幸”根源于与当今时代的悲剧性冲突。 这是一个科学知识飞跃发展，全球化日益加速的时代。我们这些人因为成长于饥饿与动乱年月，人生中知识汲取能力最强的年龄，除了毛选四卷、马列六本书与八个样板戏，几乎无书可读；初上大学时还没有经济系与法律系，只有“政教系”（政治教育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后来才由此独立出哲学系、经济系）；中文系的现当代文学也不学沈从文、张爱玲的；至于外语，若只要毕业证不要学位不想考研，也可学可不学。我们的同龄人，除了秦晖、朱学勤、徐友渔等屈指可数的有极少数人学贯中西，大多数人的知识功底与创新能力是无法与年青一代相比的。在人力资源争夺全球化的今日，中国大陆35岁以上的人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这是不争的事实，由不得你不服。
当然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我们这些人中，从政的也许、可能还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却似乎也处于前有长堤大坝、后有新潮巨浪排山倒海涌来的境地；官场之外五十岁左右的人被挤出局的压力，则命定了是无法排解的。2002年9月北师大100周年校庆纪念日，我们班的同学毕业后20年重聚，但见大多数同学“鬓发各已苍”，有的同学满头灰黄叫大家认不出了。我不禁想到唐人鲍溶的诗《始见二毛》的句子：“百川赴海返潮易，一叶报秋归树难”。“二毛”，我给它的解释是黑白两种颜色的头发，所谓“始见二毛”就是初次发现自己的黑发里夹杂了白发；“二毛”，也就是俚语骂人的“老杂毛”。《左传》上说“不擒二毛”，可见，“二毛”之人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已成了敌方怜悯鄙视懒得理睬的对象，只配缴械投降。什么追回青春的损失，完全是自我安慰的话头；自我迷恋，以为修齐治平“舍我其谁”，是太无自知之明而只能讨后人厌憎。不甘心与不认命，是我们这些人无药可疗的心病，也是我们这些人的尴尬所在。
中国已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进入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商业时代，还要掺合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犬儒主义。我们这些人在内心深处未免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皆因我们从小在“理想主义”的教育环境中成长，浸肌浃髓的东西已很难剔除掉。走在重庆的朝天门码头，我仿佛回到了小说《红岩》之中，看到了江姐为中华民族争自由的身影。不论我现在的政治观点如何变化，对当初那些真诚地为理想与正义而献身的人们，我将永远心怀崇敬。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当我们为了“爱心、正义、良知”而进行舆论监督遭到贪官污吏及其保护者狙击时，我心底每每响起《杜鹃山》中党代表柯湘的那段唱词：“我恨不能，恨不能飞身跃上万仞岗，且把刑场变战场，畅谈革命斥贼党，揭谎言，明真相，驱迷雾，迎曙光，驱迷雾，迎曙光，将火种播向这万里山乡！”我们这些人不希望中国再发生动荡，更不认同以暴易暴，不愿打断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但是我们也不愿堕落为只图饱食的猪猡与没有人格尊严的“太平犬”。“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知识分子这种难以泯灭的志趣流淌在我们的血液里。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志趣，成了我们这些人融入当下这个有中国特色的商业社会，不择手段去赢得“成功”的精神障碍。在这个鲜廉寡耻“成王败寇”的时代，这种“理想主义”的道德遗存，对个人的“发展”当然是很不幸的。——说这样的话，是哀怨的自怜还是高标的自傲，抑或兼而之呢？我自己也理不清。
说到最后，我还要重申，我说“我们这些人”，并不是妄想代表“我们这些人”发言，我再不知羞耻，未经授权，我也不会假借大义僭妄自雄，我只是代表我自己，谈谈我对“我们这些人”的看法。我也知道这种一概而论，只有在概率分析的意义上才有几许意义，若当全称判断来看，是经不起证伪的。这与说卦解签的一样，我说得准不准，只能由您自己掂量了。 2003年2月4-5日
(原载《随笔》2003—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