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成龙说“中国人需要管”的对与错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51 次 更新时间:2009-06-03 11:3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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鄢烈山 (进入专栏)  

    

  成龙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的一番话,在两岸三地捅了马蜂窝,引来了一片声讨乃至辱骂;而且不仅市民网民谴责,甚至官方如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也站出来驳斥。这也太把成龙的即兴发言当回事了吧!当然,他不是一般的艺人,他是以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身份在接受采访。但是,正如我们所习熟的,演员、运动员就是穿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的马甲,也没人当他们是政治家或官员或专家学者的呀。

  何况,政治家又怎么样?毛泽东无疑是政治家,而且自认是思想家、伟大导师,他的代表作之一、几代大陆人当经典诵读的《反对自由主义》,与中外思想史上的“自由主义”概念有什么相干?毛泽东对“自由主义”的解释与成龙对“自由”的理解难道不是一脉相承的吗,即“自由”就是“由自”、随心所欲、恣意妄为的贬义。当然,时代不同了,成龙的教育背景和生活背景不同,即使他是背毛语录长大的一代,也该与时俱进,不该把自由当贬义词用。

  要驳倒成龙是很容易的。从学理概念上讲,早在220年前,法国大革命结晶的划时代文献《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对“自由”就有十分明晰而简洁的定义。“第四条:自由就是有权从事一切无害于他人的行为。……此等限制仅得由法律规定之。”从生活实际上讲,成龙何尝不知哪个国家哪个民族的人都“需要管”呢?

  美国不需要人管,还要警察和监狱做什么?土著部落不要人管,为什么还有长老或头人?“基地”组织有本•拉丹做领袖,索马里海盗也肯定有他们的头目的。

  我现在不怕“板砖”横飞,想为成龙说点公道话,主要还不是从成龙的艺人而非孙东东似的学者身份出发表示体谅和宽宥(这倒有点轻视所有艺人而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而是希望还原真相,体察成龙的原意和初衷,吸收他答记者问的合理成分;更进一步,追问一下他所说的“要人管”的根源何在。

  香港人不满意成龙的大体是他贬低了香港的法治和市民素质,所以梁振英说“香港人没有滥用自由,社会秩序井然”。台湾人蓝绿阵营都不愿人否认他们的民主化诉求与实践。大陆人么,民族自豪感正强,不少人正要“领导世界”,你成龙却说“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这岂不令人扫兴令人愤怒?比如刘渠景作者在《成龙先生,中国人需要被谁管?》一文中喝问:“莫非成龙先生认为我们中国人还需要外国人来管我们?”这完全是误会,是断章取义,在同一采访中成龙表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呢,他说:“我们国内许多年轻人都崇洋、崇日、崇韩,就是不崇中,比如……。我在国外常穿唐装,就是要告诉他们我是中国人。”成龙自认为比你们都爱中国呢!

  我想,成龙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们现在已经混乱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香港现在这个样子很乱,而且变成台湾这个样子也很乱,我慢慢觉得,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云云,完全是口无遮拦的真心话;他的表述不准确,但也不是毫无道理。他这样的艺人当然是很“感性”的,是从他的生活经验出发的。我看港台八卦新闻不多,但也知道成龙被狗仔队扒了很多私隐。你说他是公众人物,不检点被扒活该,但也确有媒体窥隐扒私过分,如《壹(?)周刊》裸照事件什么的。

  我当然没有成龙出国多,但我去过的几个国家,机场取行李都是各拿自己的,没有人管,不会像中国大陆机场有人专门一件件验行李标签;报纸售卖也无人管,自动付款;上车什么的排队更自觉,根本不用保安或老太太维持秩序,这与北京上海等地大不相同。从我的生活直觉出发,我也会说中国人太不自觉甚至太缺德,太需要人管了。我家旁边的马路一天到晚垃圾遍地,路人扔,店主倒,楼上人往下抛(广州这几天的热点新闻之一就是一个女婴被楼上抛的砖头当场砸死在母亲的怀里);我多么希望广州市政府管好卫生,像上海学习搞好“门前三包”!那些该死的司机在我家小巷通过从不减速,狂按汽车喇叭,弄得我睡不好觉,我多么希望有关部门来执法,在居民区按一次喇叭照章罚他200元!可是没有人管,投诉也没有人理。

  对于中国内地的“自由”太多,据《联合早报》对同一采访的报道,成龙表示,一方面他批评中国年轻人“喜欢其他人的产品,不喜欢自己的产品”,同时,他也批评中国产品有太多质量问题。他说,自己如果要买电视机,一定会买日本制造的,“因为中国制造的电视机会爆炸!”评完电视机,成龙又开口评去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他“生气地说,一些偷鸡摸狗的人,把不该加的东西添加到奶粉内”。他越说越愤怒,“最后气得不愿再多说什么。” 造假贩假者在中国内地,难道不是“自由”太多了吗?

  你可以批评成龙偷换了概念,是对“自由”一词的诬蔑,自由是权利,是做法律容许的不损害他人的行动,但是如本文开头所说,这样误解“自由”的并非成龙始作俑,今天也大有人在。

  我知道,成龙此言引人误解的,在内地,除了“不爱国”,还有重要的一条是,不少人感觉与成龙相反,不是自由太多,而是自由太少。这不是成龙的错,他与我们生活的环境不同,我们的苦恼他感觉不到。比如,王小帅与他都是电影界的名人,王小帅痛感没有迁移自由,在北京工作那么多年,要上北京户口还得出钱请人造假文凭!比如,成龙在香港看到韩国的农民跑到香港去抗议全球化和美国等发达国家补贴农业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他会觉得这些农民对抗警察时做得有点过分。可是,他哪里知道我们的王帅、吴保全等人,别说组织农民游行示威抗议,就是在网上发贴举报村民土地被强占、生活无着,也要受拘捕?经历不同,何必揪住成龙不放呢?

  其实,我们很多“群众”(官员就不提了),与成龙的思维是相当一致的:动辄呼吁加强政府监管!不论是食品卫生,还是企业经营,不管是矿山,还是网吧经营,一旦出了事,就是要加强监管,甚至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停业整顿。却想不到行业自律、社会自治,想不到社会民主监督这些民主法治的办法。结果,是政府权力不断加强,贪官污吏有了更多的寻租权力和敲诈机会。凭心而论,这种中国人“自由”太多需要被管的思维,是不是在内地官民大有市场?

  本来我打算将此文重点放在以我内地的生活感受,深入分析成龙式的“要管论”或说中国人“自由太多”论的假象,错在哪里的,但已写了这么长,姑且撮要说两点。

  一是,正如孔夫子说的:“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吹草偃。”我们的社会精英说得冠冕堂皇,却以不守法纪不守秩序为荣,以搞特权为荣,致使社会上许多人认为“老实”是无用的别名,因此,损人利己、损害公共秩序不以为耻,乃至苟且投机、为非作歹,能骗就骗,能捞就捞。

  二是,窦娥唱的:“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有那么多说假话做骗人广告、造伪劣掺毒素的自由,有兴冤狱乱抓人的自由,那是因为缺乏揭假曝恶的自由,是因为缺少追问和问责的自由……自古正邪不两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话是未错的。

  

    2009/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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