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有机会读到北师大部分“五七学子”编写的《不肯沉睡的记忆》一书，第一次知道了“雷一宁”大姐的名字：不仅因为她是这本书的主编之一，是一个有力的推动者，更是因为收入文集里的她写的两篇文章：《脱胎换骨纪实》和《我是怎样成了‘蛇’的？》，深深地打动了我，泣血的文字背后我看见了心在流血，这是能够给人以灵魂的震撼的！第二年，我在珞杉矶参加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才见到了从加拿大赶来的雷一宁大姐本人，还一起照了一张像。但与会者太多，会议日程安排也太满，只是匆匆一见。我后来有些后悔，其实我们是应该好好谈谈的。现在，我的面前正放着铁流兄从网上传来的雷一宁大姐的系列文字，那么，就借此机会作一次心的交谈吧。
坦白地说，这样的交谈是非常痛苦的。雷大姐说她是“强忍着往伤口上再洒把盐那样疼痛，挤出来的是血泪凝成的文字”；而这里的每一个字都在击打着我的心，引发了我无数的回忆，无限的感慨，无尽的思绪……。这是一段我们这一代不堪回首，但又不能不回顾的历史，因为有人一直要强迫遗忘，而且事实上已经被遗忘，因此，我们就必须拒绝遗忘，不管有多少原因，多种力量使我们不想说，不愿说，不敢说，但我们依然要说出来！雷大姐说，我们必须对历史，对子孙，更对我们自己，有一个交代；而我说，这是我们留给后代的一个“遗言”！
同时，我又感到欣慰。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思想的共鸣，情感的交流：这一代人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这里，我要写下雷大姐的回忆让我最受触动的一个思想与情感的亮点，在我看来，这也是贯穿她的全部文字的核心。
雷大姐在好几篇文章中都反复叙说着——
“我是个女人，深深知道‘右派’这顶无形的帽子，对于‘男右’是一副沉重的枷锁，对于‘女右’是千百倍地沉重。‘男右’挨过，体验过的一切，我们全挨过，体验过；‘男右’没挨过，体验过的，我们也挨过，体验过”。
这里所提出的“女性右派的苦难”的命题，更是被人们所忽略所遗忘，其实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记得是雷大姐的流放地青海临近的甘肃的女右派和凤鸣大姐的回忆录《经历：我的1957年》，让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在为这本书作的序言里，就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世上有谁知道，有谁想过，中国的女人，中国的右派妻子，中国的无辜孩子的母亲，中国的女右派，背着怎样的重负，活得有多么的艰难？而她们又是以怎样的力量，承受着‘由四面八方包围而来’的‘无尽’的重压，挺住了一切！”
我当时是一边流泪一边写的。这里其实包含了两个意思。
这首先是女性右派苦难的格外深重，正像我们年轻时候最爱唱的《红色娘子军军歌》里所唱：“妇女的冤仇深”。歌里说的是“旧社会”；女右派则是“新社会”里的女囚犯，其“怨仇”其实是更深的。这不仅是指女右派要以她们的柔弱之躯去承受强壮的男人都难以承担的“劳动改造”之苦，饥荒之苦，更指她们的性别而承受的精神的屈辱与磨难，这是雷大姐一想起就要浑身战栗的痛苦记忆：自己仿佛“成了关在笼子里的展览的四不像的动物。人们看我的眼光，就像一只馋猫看着一条挂在屋梁上的香味四溢的肥鱼。且不说那不堪入耳的污言秽语，和那不能表现于语言的觊觎，光是那种目光也会使被看者上吊！——我们是人呵！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具有思维能力的，有喜怒哀乐的情感的人呵！”——我们仿佛又遇到了鲁迅曾经描写过的“看客”，但这里的“看客”不加掩饰地展现兽性，原因是“被看者”，这些女右派，已经被当权者开除了“人籍”，被剥夺了“人”的尊严与权利，也就是说这样的兽性的“看”是体制所造成的：这是鲁迅也不曾料到的。
于是，女性右派也就被剥夺了她们最为珍贵的爱的权利，而且最容易沦为性的奴隶：不仅是发生了数不胜数的被强奸的悲剧，而且许多女右派为求生存不得不选择了没有爱情的婚姻，遭受着雷大姐所说的无休止的家庭语言暴力和性暴力：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却是更难言的痛苦。
女右派还要承受母亲的痛苦：不仅是生育时，由于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物质条件，要忍受难以想象的痛苦，而且自己的“罪”还要牵连到孩子，面对无辜的儿女困惑的疑问，作为母亲，所感受到的更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是无法言说的内疚：这是女右派永远的心中的痛！
而像雷大姐这样的有着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感情细腻，格外敏感的知识女性右派，更要承受一种“清醒者”的痛苦。雷大姐的文章中最让我感到震撼的，就是这句话：“莫非——诺大一个中国，竟容不下一个有个性的女人？”——读到这里，我放下书，默默无言，心是沉甸甸的——
这是雷大姐一再引述的马克思的话，也是我们这一代从年轻时就信奉的一个理念：“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那么，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女性右派的苦难，正是集中地反映了社会的倒退；它以极其尖锐的形式揭示了所谓“反右运动”，以及随后建立起来的“五七体制”的反人性、非人道的本质。——这是我们可以从“女性右派的苦难”这一命题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
马克思的话其实还有一句，也是雷大姐和我们这一代都铭记在心的：“每个了解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我在和凤鸣大姐，现在又在雷一鸣大姐这样的苦难深重的女性右派这里，都感受到了一种“伟大的社会变革”最需要的“挺住一切”的精神和力量。据雷大姐说，当年一些男性右派曾有过这样的担忧：“我们是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颗铜豌豆，什么都能挺得住；她们（女右派）是个蒸就烂、煮就熟、捶就扁、炒就爆的血肉之躯的弱女子，就怕她们挺不住啊”，事实证明，女性尽管柔弱，但却具有男性所难以企及的韧性。正是女性所特有的坚韧的生命力，以及内在的人性的力量，让我赞叹不已，感慨不已。我在《地狱里的歌声——读和凤鸣〈经历〉》一文里，曾谈到在反右运动以后所建立的“革命的地狱”里，女性的爱的作用：“正是这样的对女性——妻子，母亲与儿女的思念与爱，成为被剥夺了一切以后，唯一夺不走的东西，成为这些一无所有的受难者保持人性的自觉的最后的支撑，成为他们与非人化的罪恶相对抗的最强有力的精神力量”，可以说，有女性在，就有爱在，有人性在，人就不会垮。我还谈到“中国女人的力量”：“她们的痛苦也会动摇革命地狱的根基，那‘孟姜女哭倒长城’的传说和寓言，使一切新老地狱的统治者永远不得安宁！”
我因此而提出了一个“伟大的中国女性”的概念，不仅今天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圣女”的林昭、张志新，是这样的“伟大的中国女性”的代表和象征，在我看来，像和凤鸣大姐、雷一宁大姐这样的普通的女右派，也都是这样的“伟大的中国女性”中的一员。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说法，对女性的态度，正是衡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以至我们每个人的文明程度的基本指标；因此，我们都应该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这就是向人性的美好和力量致敬，向中国和人类文明的未来致敬。
2009年3月30 —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