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殿君: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01 次 更新时间:2009-05-11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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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殿君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历代末帝大多沉湎于酒色,而明朝末帝崇祯朱由检则是个例外。他18岁称帝,17年后即亡国,后世对他的评价却不错。史书说他“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沉机独断,刈除奸佞,天下想望治平”。《明史》的作者张廷玉也说,崇祯“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也有的史评家说他“宵衣旰食”、“殚心治理”,将其归于英主之类。

果真如此吗?史实的回答却是否定的。

大明王朝灭国三百多年来,流行的看法认为,明末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18岁登极后即深谋远虑,谋定后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一举翦除魏忠贤阉党,赠恤天启朝遭迫害的杨涟、左光斗等正直之臣。继之毁《三朝要典》为东林党人辩冤,并起用有谋略的良将袁崇焕总督辽蓟抗拒后金,表现了非凡的机谋和才干。

他开局顺手加之铲除魏忠贤阉党集团深得人心,一时有了“英容中兴之君”的美溢!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如一株怒放的昙花,耀眼一刻后便光彩不再了。问题的成因虽十分复杂,政治大气候是首要因素,他的盲目自信、猜疑嫉贤、滥施酷刑之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时的朱明王朝经过他祖父神宗、生父光宗、乃兄熹宗的惨淡经营,王朝的政治生态仍然每况愈下。民族矛盾、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各派政治势力都在为既得利益或瓜分更大的利益进行着殊死搏斗。更令朝廷头痛的是西北各地的饥民大起义已成燎原之势,整个晚明社会就像蓄满药石的火药桶,只要崩上一星火花就会引发无法避免的大爆炸。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关外的后金政权,正以咄咄逼人之势不断寇边,觊觎大明神器。

在内忧外患不断,国是日非的背景下朱由检黄袍加身了。最初他确曾“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决计再次中兴大明王朝。但由于他没受过从政训练,根本不懂得治国之道。加之生性疑忌,又急于求成心切,总想一口吃出个胖子。几个月后政局不见起色,他看谁都不得力,结果走马灯似的撤换大臣,或因小过罪人而大开杀戒。粗略统计他在位17年,共任命过50位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相),可见他用人轻率之一斑。后来被他杀戮的相当于首辅的内阁大学士2人,他直接下令杀死的总督7人、巡抚11人,被迫自杀的1人。被他利用特务手段抓进监狱里关押、殴打、间接逼死、自杀或判刑、流放的巡抚和尚书、侍郎几十人。公元1641年,即朱由检当国14年后被关押在大牢里的三品以上的官员145人。这个数字见于官方史料,当时崇祯朝举国上下大约有文官一万多人,其中三品以上的文官远不到百分之十。人们不难想象如此多的高官被打入大牢,官场的阴森景象会是什么样?在上述“犯科”的官员中,贪赃渎职者当大有人在,治其以刑罚罪有应得。但事实证明,恰恰在这部分被关押的高官中,有人是无罪而且是有功大明之人,只是这年轻皇帝轻信谗言或得个小报告就大发淫威,被他十分情绪化的革职拿办,或随便安个罪名处以极刑了事。这种施政手段,造成人人自危,个个不敢任事的局面。过几年以后,当他看到这种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相反,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农民起义军的锋芒所指已逼近北京;对后金的战争依然节节失利,而官僚集团的相互倾轧也并没随着魏党的消亡而敛迹。这些令人头痛问题的存在,使他陷入烦恼和空前的苦闷之中。面对不理即乱,理后更乱的政局,他坚信问题症结全在文武百官身上。反思几次后,感到登极不久作出的限制宦官出城,解除宦官兵权的决定错了,这不利于对各级官吏和军队的控制。冥思苦想后也没有新招法,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首先在服侍自己的宦官中选拔亲信,培植鹰犬。然后利用东厂、锦衣卫这一整套庞大的特务系统,进行暗无天日的恐怖统治。这个念头一经定格,他便下令大肆招收宦官。由是,宦官人数急剧膨胀,待他末日来临之际,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

为了控制军队,从崇祯二年(1629)十二月起,派乾清宫太监王应朝监视京城军队。派太监冯元升去核实各路军队人数,据此数目让户部发军饷。又派太监吕直代表圣上前去慰问守城将士,继之任命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到了崇祯四年十月,又索性恢复太监监军制度,派往边镇的叫“监视”,派往内地的叫“监军”,并且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试想太监们窃取了军权,这支军队的战斗力必然大打折扣,统军的将领们能心悦诚服地听命于他们的瞎指挥吗?太监监军后,他们还有权随时向皇上直接密报,对统帅们捕捉到的最佳战机无端阻挠、掣肘。更糟的莫过于还在暗中派厂卫人员去军队,用特务手段监控将领们的一举一动,在军队与皇权之间埋下了离心离德的祸根。

崇祯在位期间,常以“恤民疾苦”相标榜,但老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年皇室、官僚广占民田,正税之外,又有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加派,赋税繁重,民不聊生却是不争的事实。崇祯十三年,陕甘和河南等地大旱,饥民们将可食的野菜挖尽,树皮剥光,灾区路尽饿殍,甚至有易子相食的现象发生。崇祯接到各地官吏请开官仓济饥的报告不断,却不予理睬。当李自成率军重入河南时,义军以“迎闯王,不纳粮”作号召,饥民纷纷从军,一时成为燎原之势,官军则一路败逃。试想在大灾之年,崇祯若想到百姓的疾苦,真想救民于水火的话应有举措,假设能开官仓救济饥民的话,无疑是得人心之举;假设他将库帑中积存的银两,拿出一点点在州郡开设粥棚的话,不致于饿死那么多平民百姓……严格地说,历史过程是不许后人假设的,因为事后诸葛亮,你想的招数再好,于当时当事是没有任何补益的。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查没的明廷内帑,就足够这个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可见明末国家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空亏,却仍连年横征暴敛,对老百姓榨骨吸髓,崇帧“恤民疾苦”的说教,太苍白无力了!

明史记载,崇祯称帝之初,确有忧患意识,对关外异族的进犯尤为警惕,希望增强蓟辽的防守力量。在群臣的举荐下,他任命袁崇焕为兵部尚书,督师蓟辽。袁赴任时,他还设盛宴款待,亲赐尚方宝剑,“令其便宜行事”。袁崇焕果然有勇有谋,不辜负圣上的期望,他尽心竭力整顿蓟辽防务,加固城墙,筹集粮草,训练兵勇,作长期固边的准备。其间对违抗军令、懈怠防务的兵将予以制裁。后来又果断地处死了据地称雄的总兵毛文龙;又改革军政管理办法,与登州、莱州、天津建立了军事防守联盟,互为依托。对所辖的50余万步兵、8万骑兵,日事操练,令寇边的后金多次受挫。

后金国主皇太极是位知兵善战的风云人物。当看到袁崇焕在宁远一线布防严密,入关逐鹿中原的大计不得进展时,决定改变主意,采取绕过袁的防区,取道蒙古然后穿过喜峰口,一举夺取京城北地护卫城市遵化,进而挥师南进,直逼北京。

北京危在旦夕。袁崇焕得知后,火速率军入关驰援。处在危急中的朱由检闻知袁崇焕统兵来救,十分惊喜,当即颁诏嘉奖,又命袁节制各路援军。

袁统兵抵京后,改变了北京的防守弱势,使后金处于不利的地位。就在这时,北京城内突然流言四起,有说袁崇焕拥兵纵敌,才使北京受到威胁的;有说他暗中与敌媾和,与后金订立了“城下之盟”等等。多疑多忌的朱由检听到后,十分恐惧,便对袁产生了疑心。

皇太极则利用崇祯的多疑妄动心理,施展借刀杀人的离间计。于是谎称他与袁有密约,故意大声说给部将高鸿中听,本意是让已俘虏在金营的明朝两位太监听清楚。后来又故意放松看押,让其中的杨姓宦官溜回北京。杨宦官逃回北京,对崇祯细说他在敌营里所听到的袁崇焕已与金主订下盟约之事。皇太极还把这些谎言写在密信上,暗投德胜门和永定门外,这便(下转80页)(上接75页)是京城流言四起的由来。

崇祯听罢杨太监的情报后竟信以为真,不假思索,不经司法审讯,即刻传令拿下,当众宣布袁崇焕通敌叛国,命锦衣卫将袁投入大狱,未几,凌迟处死于北京西市甘石桥。这个离间计全过程简单得有点离谱,但崇祯却辨不出真伪,竟冤杀大将袁崇焕自毁长城,灭己锐气,敌国称快。后来清朝史臣谈论此事,认为崇祯“年少昏聩”,误杀忠良,“自崇焕死,边事更加无人”(《明史》),从此后金的兵锋所至“如入无人之境了”。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七日,李自成率义军攻到北京城下,此时崇祯始知大势已去。三月十九日清晨,闯王的义军从彰义门杀入内城。崇祯闻报,急令传各部大臣进宫,但无一人应召。这位孤家寡人便慌忙与贴身太监王承恩登上煤山(今景山),远望着城外和彰义门一带连天烽火,喊杀声不绝于耳,不觉心惊肉跳起来。是进?还是退隐?他没有主心骨了。接着又匆匆返回乾清宫写下诏书,命成国公朱纯臣统领诸军并辅弼太子。又命周皇后、袁贵妃和三个儿子入宫,叮嘱后事。他先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皇后泣曰:“臣妾跟从今上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耳。陛下命妾死,妾怎能不死?”言毕解带自缢而亡。随后与袁贵妃拜别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投环自缢。接着又砍杀自己15岁的长女安乐公主,流着泪说“尔为何要降生到帝王家啊!”说罢取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狠劈下去。公主本能地举臂自护,结果右臂被砍断,顷刻卧地,呻吟哀号。崇祯见此惨状,浑身哆嗦,再也没有勇气砍杀女儿了。然后他咬破手指写了一通给李自成的血书,大意是说自己所以有今天,都是被臣下所误,现在死了更无脸到九泉下见祖宗,只有取下皇冠,披发遮面,任尔等分割尸身,千万不要伤害黎民百姓云云。他将血书藏入衣襟,慌忙再登煤山,自缢于一棵老槐树上。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血书从反面揭示出他死不认账的心态,对自己的过错没有丝毫的反省和检讨,国家行将灭亡之时,他才感觉到不要伤害黎民百姓的重要性,而且又是忠告李自成的,更暴露了他“恤民疾苦”说教的虚伪性。传统的史学精髓在于臧否历史人物时多取“盖棺定论”的方法。三百年后审视晚明的这段历史,崇祯虽不是荒淫的暴君,他的猜疑轻信、刚愎自用的悲剧性格,确实是位不合格的帝王,如果不是他操持国柄的话,晚明的历史也许是另一种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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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06年第4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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