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轩鸽:五四的功德与缺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87 次 更新时间:2009-05-05 1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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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轩鸽  

风雨苍黄,九十载白驹过隙。

回望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演化轨迹,希望与绝望曾经相伴,屈辱与自豪仿佛如昨。多舛命运的吊诡,一刻也不曾告别过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阴魂至今依然驻留生活在伪现代化时代国民们的意识深处,皇权崇拜,权力至上,奴性十足的传统惯性如影相随,从来没有离开过左右国人日常行为选择的坐标。因此,每一次看似轰轰烈烈的调整与改革,大多会在短时间的喧嚣与鼓噪之后,向权力及其既得利益者集团缴械投降。结果,一次又一次迫使中华民族与人类文明大道擦肩而过,错失现代化转型的最佳时机,丧失繁荣与进步的历史机遇。处在这样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探寻中华民族未来生存与发展的出路,几乎是任何一个尚有一丝社会良知的国人都无法推卸的使命和责任。问题是,在探求中华民族停滞落后根源的园地,九十年来,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出现了不少意在遮蔽和掩埋五四新文化运动功绩的妖言怪论。甚至一些所谓的著名学者,也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所遭遇的一切苦难与屈辱的根源,归结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将们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先贤们开创的一代反专制主义的人道自由平等精神。他们无不高举所谓的反思大旗,炫示解构的方法,夸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陷,妖魔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企图消解五四精神的核心价值,并纠集成一种新的落后理论和势力,营造足以混淆视听的舆论旋风,妄想通过栽赃与陷害,干扰左右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这样的情势下,笔者以为,要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特别有必要重新思考和辨析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即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五四”所反传统的核心指向是怎样的传统?五四的历史功德是什么?五四反传统的历史局限与缺憾是什么?以期继续和深化对五四精神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理解,自觉接过五四精神的火炬,照亮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道,摆脱传统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沉重包袱,为中国人道自由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五四反传统的精神本质究竟是什么?“五四”所反传统的核心指向是怎样的传统?五四的历史功德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无疑是我们评价五四精神功德大小有无的前提性大问题。

从诸多抨击五四新文化运动,消解甚至歪曲五四精神本质,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苦难,特别是四九年以后发生的一切灾难与屈辱的精神债务都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将头上者的立论看,无不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主题为攻击点。因为在这些立论者看来,“传统”不是应该全反的,任何传统中都有积极优良的因子。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确立的反传统主题是错误的,这种激烈的以全社会参与的反传统运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不可避免,不能容忍的,应该对此后的一切社会灾难,诸如“文革”等运动负责。逻辑上讲,似乎毫无破绽,可以由此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挫败五四精神。其实,这种不纠实质,不分对象,吹毛求疵,仅仅满足于不完全归纳法论证的伪逻辑游戏,是经不起真逻辑推敲的。诚然,就传统的形式而言,全部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积极的因子,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传统文化就等同于政治文化吗?政治文化等同于其他社会文化吗?极端恶劣专制的政治文化还有存在的价值,不能全盘否定吗?等等疑问,都可能在反传统的命题下提出。

事实上,在反传统的命题下,至少需要追问的是:反的是什么传统?反的是谁的传统?用什么反传统?用什么反的是什么传统?用什么传统反的是谁的传统?等等。五四新文化运动无疑反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传统,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中国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理论武器,就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众所周知,人道主义是认为人本身是最高的价值或尊严思想体系,“所谓人道主义,我们主要指的是以人作为思考对象的体系,这个体系认为人是最可宝贵的财产,它力图保障人在实践中享有幸福的最美满的条件。”【1】根本说来,人道主义是指认为人本身的发展、完善、自我实现是最高价值,从而把人本身的发展、完善、自我实现奉为善待他人最高道德原则的思想体系,是认为人本身的自我实现是最高价值,从而把“使人自我实现而成为可能成为的最有价值的人”奉为善待他人最高道德原则的思想体系。自由主义则是指一种关于自由的价值理论、自由社会的原则理论和自由社会及其原则的实现途径的理论。自由主义显然属于人道主义范畴,自由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因为,正如保罗•库尔茨所言:“人道主义的首要原则是致力于自由的探索。”【2】而平等主义属于公正范畴,是指将平等奉为社会治理道德原则的理论,平等是最重要的公正。因此,五四精神就其本质构成而言,就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因为,只有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道德原则是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的道德,是最优良的社会治理道德。毋庸讳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几千年中国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极端恶劣性进行全面系统清算和批判的理论武器就是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其直接和间接目的就是为中国人道自由社会的建立进行精神的清障。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通过全民参与的形式,大力倡导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全面动员和激励全体国民的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和宪政意识,检验辛亥革命后全民启蒙运动的阶段性成果。

五四精神的宗旨就在于运用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全面清算和批判几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揭露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极端恶劣性,倡导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的普世政治道德原则。无疑在五四精神的缔造者那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的政治文化是一种背离人道自由平等精神的落后政治文化、腐朽政治文化和恶劣政治文化。如果不对这种落后、腐朽、恶劣的政治文化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和清算,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的政治文化就不可能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因此,为了实现这一宏伟而艰巨的伟大目标,既需要知识界精英们的默契、合作与分工,更需要全体国民的觉醒和参与。可以说,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精神共识下催生的。如果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文化翘楚们主要用心于人道自由平等精神价值的倡导、传播与论证的话,胡适、高一涵等文化精英们则主要用力于人道自由平等精神的现实操作与制度性“崁入”,而亿万国民,则一方面是人道自由平等精神启蒙的对象,另一方面则是人道自由平等精神启蒙运动的参与者和推动者。这样,一部影响左右未来中华民族精神价值结构和现代化价值取向的新文化运动,就其发生而言,本身就是一场多声部的直逼灵魂深处的命运交响曲,也不可能是几个文化精英的小合唱,或者某个党派或团体自我陶醉式的独奏或孤芳自赏式的清唱。

显然,在这样一场艰苦卓绝的文化攻坚战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自觉不自觉地将总攻、主攻的重点和目标选定在了传统政治文化领域,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领域。这是因为,1911年辛亥革命后,尽管封建皇权的龙庭已经倒塌,但皇权专制主义的文化阴魂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国政治文化的舞台。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宪法;1915年和1917年相继发生没有成功的帝制运动和复辟运动;袁世凯取消共和政体,1916年元旦起至3月23日止的83天“洪宪”帝制,等等这些,致使古老中华大地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四分五裂,丧权辱国的事件层出不穷,……这些现象无不表明“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还离传统的方式不太远。大部分民众仍然遭受着专制而极端守旧的官僚的压迫,他们还像从前一样地服从权威,服从武装势力,服从传统的伦理和政治教条。”【3】也因此坚定了新知识分子群体探求治世疗伤出路的信念,坚定了建设人道自由新中国,必须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领域进行全面批判和清算的信心。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看来,中国要彻底摆脱落后挨打的命运,就必须对制约中华民族繁荣与进步的根本要素,主要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算。

然而,在一些传统文化偏执者那里,传统文化中蕴藏着数不胜数的积极因子,实在美不可言,妙不可言。问题是,这里的传统文化是指那一种“传统文化”,是传统政治文化,还是传统经济文化、道德文化、艺术文化?等等。就形式而言,再恶劣的文化中,都可能包含着优良的因子。但就本质而言,不论儒家文化包含有多少无法否认的优秀文化因子与真理颗粒,也不论儒家文化为人类文化贡献了诸如“爱有差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等普适性的智慧,但就其核心与基础而言,或者说就其学说总体的“利害净余额”而言,就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与其他文化的比较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体系是一种“弊大于害”文化。而且,本质上是一种有悖人道自由平等法治的精神文化,是一种极端恶劣、极端阻碍中国社会繁荣进步的文化,是一种与人类政治文明背道而驰的文化。这是因为,儒家讲“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和基础。对此,贺麟明确指出:“五伦的观念是几千年来支配了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的最有力量的传统观念之一。它是我们礼教的核心,它是维系中华民族的群体的纲纪。……五伦观念之最基本意义为三纲说,五伦观念之最高最后的发展,也是三纲说。而且五伦观念在中国礼教中权威之大、影响之大、支配道德生活之普遍与深刻,亦以三纲说为最。三纲说实为五伦观念之核心,离开三纲而言五伦,则五伦说只是将人与人的关系,方便分为五种,比较注重人生、社会和差等之爱的学说,并无传统或正统礼教之权威性与束缚性。儒家本来是与诸子争鸣的一个学派,其进而被崇奉为独专的中国人的传统礼教,我揣想,应起源于三纲说正式成立的时候。……三纲说在历史上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无怪乎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那些想推翻儒家、打倒旧礼教的新思想家,都是以三纲为攻击的主要对象。”【4】而“三纲五常”的核心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基础和核心。因此,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就制约和决定着其它子文化系统的优劣,当其与其它子文化系统发生冲突时,其它子文化系统都要为其马首是瞻。

孔子明确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5】所谓“君君臣臣”,就是说“君”要像“君”那样。“君”怎样才能像“君”那样?“君”只有独掌一国的最高权力和全部权力,而且不受任何约束地行使权力才像“君”。一句话,只有君主不受约束地独掌国家的最高权力才像一个君主。为什么?孔子的回答是:只有君主一个人不受约束地独掌国家最高权力,才能实现所谓的仁政,才能避免混乱。孔子一再强调:天子应该不受诸侯、大夫、陪臣、庶人限制地独掌国家最高权力。因为,“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6】诚然,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专制主义理论,只是到了西汉时期才被董仲舒系统发挥为“三纲说”,但是,就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与本质而言,其始作俑者当为孔子无疑。而最为恶劣的是,孔子还认为君主专制是在任何历史条件下,即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是应该的。在孔子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如同君臣父子关系一样是永远不变的,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即将君臣比附于父子。而被后世奉为亚圣的孟子,则进一步将君主直接比附、等同于“天子”, 认为“天无二日,民无二王。”【7】这无疑是说,国家之有君主,就如同家庭之有父母和天之有日一样天经地义。对此,荀子表述得最为清楚。他说:“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天理,与万世同久。”【8】对儒家这一政治价值取向,五四先贤们十分警觉。陈独秀说:“儒家的独特主张是什么呢?除去三纲的礼教,他没有任何主张,孔子只不过是一个笃行好学的君子而已,人们凭什么奉他为万世师表呢?”【9】 “所谓君道臣节,名教纲常,不过儒家之主要部分而亦非其全体。”【10】所以,李大钊指出:“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以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11】就其本质而言,儒家这种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显然是与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儒家这种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核心是君主专制,是一种仅仅肯定和承认皇帝一人拥有自由权利的社会统治理论。因此,也就是一种将不人道、不自由、不平等(不公正)、不讲全体国民人权奉为社会治理道德原则的统治理论。这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就是一种非人道的、不自由的、不平等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极端恶劣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注定要阻滞中华民族繁荣进步的落后政治文化,是一种必须摒弃和清算的恶劣政治文化。而且,由这一恶劣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制约和影响的经济文化、科教文化、道德、法治文化等等,也就很难洁身自好,逃避落后腐朽的命运。因此,这种以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为核心和基础的传统文化体系,其本身的优良性也就自然在审视和质疑之列。而且,这种以孔子为代表的专制主义文化体系就其结果而言,自然是非人道的,“吃人的”。所以,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指出:“ 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12】并鼓励青年们,要“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13】

当然,针对上述结论,有论者并不赞同,以为专制并不是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和基础,认为儒家政治文化的核心和基础是“民本”,即“民惟邦本”、“国以民为本”、“政以民为本”和“君以民为本”。即“民贵君轻”说、“民视民听”说、“立君为民”说和“得民为君”说。所谓“民贵君轻”说,以孟子所言,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14】所谓“立君为民”说,以董仲舒所言,即:“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15】所谓“得民为君”说,以孟子所言,即:“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16】所谓“民视民听”说,也如孟子所言,即:“《秦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此之谓也。”【17】问题是,“民本论”就是民主吗?显然不是,因为就“民本论”的本质而言,它是一种关于君主应该以民为本的治国理论,可以称之为民本主义的专制主义,属于开明专制主义范畴。对此,金耀基先生早有洞察:“任何一位大儒,都几乎是民本思想的鼓吹者,‘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肯定了民有(of people)的观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肯定了民享(for people)的思想;……但是,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有‘民有’、‘民享’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 people)。” 【18】王海明教授精辟地指出:这种等同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民本理论明明白白并不否定君主,并不认为君主不应该存在;恰恰相反,它完全以承认和肯定君主为前提,它完完全全肯定君主应该存在。它只是否定霸道的、邪恶的、不道德的君主,只是认为不应该存在霸道的、邪恶的、不道德的君主;而完全肯定王道的、道德的、仁爱的君主,认为应该存在王道的、道德的、仁爱的君主,亦即主张君主应该遵守治理民众的道德,亦即遵守所谓“民本”道德:民本论是一种关于君主应该如何治国的理论。既然如此,它岂不明明白白是一种开明专制主义?它怎么可能是民主理论呢?难道还有认为君主应该存在的民主理论吗?难道还能有什么主张开明君主专制的民主理论吗?肯定“民本论”就是民主论岂不如同肯定存在“圆的方”和“木的铁”?【19】

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将们的最大功德在于,不仅正确选择和认定了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繁荣与进步的大方向,而且,身体力行地为中华民族未来走向繁荣与进步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情怀,甚至生命和一切。他们所戮力而为的中国人道自由社会建立的现代化精神清障事业,其总攻和主攻的重点和目标是切中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要害的。新文化运动的总体方向和根本价值取向毫无问题,因此,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容否定和抹杀的。任何居心叵测的栽赃或曲解,甚或选择性智障的无意遮蔽,都难以消解和掩埋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先贤们的历史功德与丰功伟绩。

九十年过去了,如何科学理性地重估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将们曾经为之奉献事业之得失成败,接过他们的旗帜,沿着他们曾经探索和指引的方向,同时超越他们曾经无法规避的时代局限,弥补他们无意的缺憾,继续推进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的启蒙事业,皈依人类文明的大道,构建自由人道的现代中国社会,当是当代知识分子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也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纪念。

综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宗旨和基本精神,其高扬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大旗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系统批判,既是对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一次精神清算行动,也是中国走向现代人道自由社会的一次必要的精神清障行动,更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启蒙运动,初步触及和撞击了国民灵魂里几千年来积淀得太久太深的奴性意识。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先贤们在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特别是推进中国政治文化转型中的丰功伟绩不论做多么高的评价都不为过。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初步探索和解决了中国社会未来应该走什么路,向何处去的大本源大方向问题。这是任何时代,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应否定和怀疑的。因此,只有在这一共识的大前提下,探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陷和主将们因为时代局限性而无法避免的缺憾,才意味着真正接过了五四精神的大旗,超越了中西地域或具体民族的局限,才可能拥有容纳一切优良政治文化的胸怀,同时有勇气改造自己落后的政治文化,切实沿着五四精神指引的文明大道前行,逐步接近现代自由人道社会的理想目标。毋庸讳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先贤们高扬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大旗,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进行系统批判清算时,或者因为时代的局限,或者因为理论武器运用的不够娴熟,或者因为理论本身的缺陷,等等,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理论上的疏忽和失误,以及缺憾。“从长远的角度来看,改革者的批判似乎在某些方面是肤浅的,缺乏分析的和过于简单的。”【20】这些,或许就成为日后一些借着“反思五四”反五四者的借口。坦率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理论方面的缺憾主要有三点:

首先,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进行系统批判清算时存在不彻底的缺憾。这一缺憾表现在,没有从根本上看清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极端恶劣本质。或者说,没有从根本上看清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极端不人道、极端邪恶、极端阻碍社会进步和繁荣的恶劣本质,没有看清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是一种绝对的极端的纯粹的恶的本质。因此,也就有观点认为,之所以要否定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就是因为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了。这岂不是说,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至少在以往封建时代是有价值的。简而言之,专制主义之所以应该受批判被抛弃,是谬误和坏东西,就是因为它过时了,不适应时代需要了。对这一观点,就连五四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和李大钊先生也赞同,认为孔子专制主义之所以是谬误和坏东西,只是因其“不适合于今日之时代精神”【21】认为,相对于孔子当时及其后的两千多年专制时代来说,孔子的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是有价值的,应该肯定的。陈独秀说:“孔子的第二价值是建立君、父、夫三权一体的礼教。这一价值,在二千年后的今天固然一文不值,并且在历史上造成过无穷罪恶,然而,在孔子立教的当时,也有它相当的价值。”【22】并说:“孔子生当此时,已预见封建颓势将无可挽救,当时的社会又无由封建走向民主之可能,于是乃在封建的躯壳中抽出它的精髓,即所谓尊卑长幼之节,以为君臣之义、父子之恩、夫妇之别普遍而简单的礼教……以维持那日就离析分崩的社会。”【23】

难道果真如此?!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只是在今天才没有价值吗?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专制就是天经地义和应该的吗?这岂不意味着孔子的专制主义理论就是真理,是有价值的。因为,一个社会,不论是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或者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实行何种政体,是专制还是民主,都直接取决于这个社会争取最高权力的人们的斗争的具体的、特殊、偶然的情况。即一个社会究竟实行何种政体完全是偶然的、可能的、可以自由选择的。同样,孔子的时代及其以后的专制社会,其专制也是偶然的、可变的、可以避免的。就是说,人们仍然具有选择和实现民主等其它政体的可能性。只不过,这种可能性在选择者们生前就实现的可能性极小而近乎零,势必要经过世世代代艰苦而漫长的斗争才会实现,因而只是抽象可能性而非具体可能性。但是,抽象可能性也是可能性而绝非必然性:专制绝对不具有历史必然性。【24】因此,孔子和儒家的专制主义理论的罪恶和谬误,并不是因其过时,不适合于现代社会。恰恰相反,孔子和儒家的专制主义对于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都是一种极大的恶和极端的谬误。都是一种绝对的、永恒的谬误和罪恶。因为,专制政体与其他政体一样,并不被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所必然决定,因而不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而转移的、不可自由选择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要立孔学为国教?为什么历代专制者对于孔子和儒家“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25】这也就是为什么陈独秀感叹:“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抬高一次”的缘故了。【26】

这显然是因为,专制不是必要恶,专制是一种纯粹的恶。任何时候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纯粹的恶,是一种有违人道、自由、平等原则的纯粹的恶,只具有负价值。因为,自由是每个人创造潜能实现和社会繁荣兴盛的最根本的必要条件。民主不仅能够通过形成 “自由的统一”而能够保障社会存在,而且能够促进社会的迅速发展。相反,专制则会因为形成的是“不自由的统一”只能保障社会存在,不能促进社会的发展。而且,还会极端阻碍社会的发展。一句话,“专制自身与结果都是恶,因而是一种纯粹恶,是一种纯粹的道德恶。”而且,“专制不论就其自身来说还是就其结果来说,都不具有丝毫正道德价值,而只具有负道德价值。” 【27】因此,专制者必定罪大恶极,专制主义必定绝对谬误。这样,任何一个专制者,不论他的个人品德多么高尚,不论他的心肠多么仁慈,不论他的功劳多么巨大,他都对于全社会和每个人犯下了极大的罪恶,他的行为的“净余额”都是极大的道德恶,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罪大恶极者。这是因为,专制者一个人独掌国家最高权力,就违背了政治平等、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原则,也就等于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平等权利,使所有人生活于一个极端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社会。同样,因为专制者一个人独掌国家最高权力,也就违背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原则,从而就剥夺所有人应该享有的各种自由权利,使所有人都生活于一个遭受全面的奴役、异化和不自由的社会,完全丧失个性而不可能实现自己的创造性潜能;也因为专制者一个人独掌国家最高权力,就违背了人权原则、人道原则和公正原则,从而剥夺了所有人应该享有的人权、人道和公正的权益,使所有人都生活于一个无人权、不公正和不人道的社会;同样因为,专制者一个人独掌国家最高权力,违背自由与人道以及平等与公正等全部社会治理道德原则,也就极端阻碍社会发展,造成社会停滞不前。

这样,由于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在认识上的这一缺陷和缺憾,即没有对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从理论上进行彻底的清算,没有从根本上揭露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极端恶劣性和残酷性,就为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死灰复燃埋下了伏笔,容易被一些热衷专制文化者借尸还魂,继续非人道不公正的营生。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孔家店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无疑是一种极端恶劣、极端不公正、极端非人道、极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繁荣的政治文化,自然也就是中华民族皈依人类普世文明大道的最大的精神障碍和桎梏。因此,后五四时代要弘扬五四精神,就是要进一步看清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孔家店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极端恶劣性、极端不公正性、极端非人道性以及极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繁荣的恶劣性。

其次,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进行了系统批判和清算时,忽视了对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其他流派政治文化,诸如墨家、道家以及阴阳家等学派政治文化的系统批判和清算,这不能不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又一缺陷和遗憾。考察全部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令人十分吃惊的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仅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主张专制主义,奉行专制主义,其它各家各派,无不奉行专制主义,遵从专制主义政治文化,认为君主应该不受任何约束地独掌国家最高权力。而且,异口同声地认为,专制是应该的,永恒的,超时代,亘古不变的。儒家如此,墨家也如此,“无君臣、上下、长幼之节,父子、兄弟之礼,是以天下乱焉!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惠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 【28】韩非子更是如此,“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而天下治,三者逆而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29】最不可思议的是,竟然连主张远离社会,归隐于山泉的道家,比如庄子,也大谈君臣之道,认为专制就是天道,是天地之行、天经地义。“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像焉。”【30】所以,难怪严复一再感叹到:“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中国恕与西法自由最相似,“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自由即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31】也难怪梁启超说:“中国人很知民众政治之必要,但从没有想出个方法叫民众自身执行政治。所谓by people的原则,中国不惟事实上没有出现过,简直连学说上也没有发挥过。”【32】就连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梁漱溟也说:“在中国虽政治上民有、民享之义,早见发挥,而二三千年卒不见民治之制度。岂止制度未立,试问谁曾设想及此?三点本相联,那两点从孟子到黄梨州可云发挥甚至,而此一点竟为数千年设想所不及,讵非怪事?”【33】

就是说,几千年中国政治文化,严格说来,没有给人类政治文化贡献哪怕是一丁点儿的自由主义和民主宪政思想。朝野儒士,千百年来津津乐道的只是“学成文武艺,货殖帝王家”。一个民族全部难产的思想,竟然都是专制主义,都认为君主应该一个人不受限制地掌握全体国民的最高权力。如果有区别的话,不过是君主应该按照道德原则专制,还是可以不讲道德原则地专制。即儒家所倡导的王道仁政的专制主义,还是法家所倡导的霸道的专制主义。儒家所倡导的王道仁政的专制主义,亦即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也就是认为专制只有在专制者的治理符合道德的前提下才是应该的专制主义;法家所倡导的霸道的专制主义,亦即野蛮的、恶劣的专制主义,也就是专制即使在专制者的统治是野蛮的、邪恶的、不讲道德的情况下也应该的专制主义。然而,无论如何,不论是儒家的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法家的野蛮的、恶劣的专制主义,都是一种极端违背人道、平等、自由原则,极端违背人权和公正原则的专制主义,这些政治文化都具有极端的不自由性、极端的不公正性、极端的非人道性和极端的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繁荣的恶劣性。而且,更为恶劣的是,不论是儒家王道的永恒且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还是法家的霸道的永恒且野蛮的恶劣的专制主义,都认为专制主义是永恒的超历史的,是必然的,不可选择的,如同父子关系一样,如同日月一样万古不变。诚然,仅就两种专制主义理论本身而言,儒家王道的永恒且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比法家的霸道的永恒且野蛮的恶劣的专制主义要好得多。但是,就其各自的实际效果而言。儒家王道的永恒且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不知要比法家的霸道的永恒且野蛮的恶劣的专制主义坏好多倍。这是因为,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是儒家王道的永恒且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不是法家的霸道的永恒且野蛮的恶劣的专制主义。这样,给中国带来最大罪恶的就是儒家王道的永恒且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而不是法家的霸道的永恒且野蛮的恶劣的专制主义。但是,尽管儒家和法家的专制主义错误程度有所不同,毕竟都是绝对谬误和坏东西,与其它社会治理理论的谬误相比,都是一种极端的谬误和极大的坏理论。最大的悲哀在于,儒家如此,法家如此,墨家、道家同样如此,都认为专制主义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应该的,无条件应该的,绝对应该的,永远应该的,必然的,不可选择的。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拿儒家王道的永恒且开明的仁慈的专制主义开刀虽然抓住了要害,把握了重点,但这远远不够,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整体去反思、批判和清算,这就很难从中国传统专制主义政治文化整体上清算专制主义的精神毒瘤和癌变。这不是一个有关各个学派之间价值大小评价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乎未来中国现代化转型精神清障工程总量的评估问题。可见,后五四时代的文化启蒙与清障任重道远,工程浩繁,要继续高举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精神大旗,对整个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衍生文化进行全面系统的清理和清算。

最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忽视了产生专制的其它原因的求索,仅仅将专制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和国民的奴性。五四新文化运动选择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作为系统批判和清算的“靶子”,是因为在他们看来,阻碍中国走上人道自由社会的主要根源在于传统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及其在这种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熏陶下的国民奴性。这没有错,专制主义理论及其国民的奴性,确实是导致一个社会选择专制政体的重要原因,但是,仅仅将一个社会选择专制政体的原因归结为专制主义理论及其国民奴性,甚至将一个重要原因等同于根本原因,其理论和实践上的缺憾就不可低估了。

事实上,而促使一个社会选择专制政体的原因很多,有普遍根源和特殊根源,也有本质根源与重要根源。就普遍根源而言,促使专制产生的原因在于人性与社会结构的本性。“人性”本性是:任何社会的人都会追求个人利益,尤其是个人的权力;社会结构的本性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都政治领导人一般说来必定都是一个。这样,不论在任何国体下,原始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都可能产生专制政体。就是说,“最高领导人是一个的”社会结构本性和“最高领导人势必拼命最求独掌最高权力”的人性,是促成专制产生的普遍根源。就促成专制的特殊根源而言,“亚细亚生产方式”是专制产生的特殊根源。因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主要特征有二个:一是以土地“公有”或“国有”为其现象或形式的土地“国王和官僚所有制”;二是一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家族宗法制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孤立的、分散的经济,商品交换极不发达。因此,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由于只有国家首脑一个人是真正的私有者,它剥夺了所有人的土地,即君主国王一个人拥有一切,所有的人一无所有,君主国王就拥有了控制所有人的全部权力,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所言:“财富就是权力……财产直接且即刻赋予所有者的权力,是购买力,是对于市场上各种劳动或劳动产品的某种支配权。这种支配权的大小与他的财产的多少恰成比例;或者说,他能够购买和支配的他人劳动量或他人劳动产品量的大小,与他的财产的多少恰成比例。”【34】这无疑意味着,任何人,不论它是官吏还是平民,如果有人胆敢反抗和不服从,就只能活活被饿死,就只能自愿过着自由丧失殆尽的奴才般的“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35】难怪孟德斯鸠会充满鄙夷说:“一种奴隶的思想统治着亚洲;而且从来没有离开过亚洲。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36】难怪哈耶克说:“只是因为生产资料分别掌握在许多个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才无人有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作为个人才能自己决定自己去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属于一个人掌握,不管它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一个独裁者的,谁控制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37】 “亚细亚生产方式”之所以成为专制政体的经济根源,还在于这种生产方式既是分散于辽阔疆域的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村社家族宗法制自给自足经济,具有极大的封闭性、孤立性和分散性,遂使民众的利益与国家政治变化没有多少关系,因而对国家政治漠不关心;又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38】即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下,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国家则是最大的社会。亚细亚村社家族宗法制度使村社的权力集于家长一人,也就使国家的权力集于国家首脑一人,从而导致专制:“家族制度之与专制政治,遂胶固而不可以分析。”【39】因此,李大钊将这个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君主专制制度完全是父权中心的大家族制度的放大体。”【40】

而促使一个社会选择专制政体的重要原因就更多了。正如亚里士多德以及孟德斯鸠、赫德尔和黑格尔等思想家认为,促成专制产生的重要原因,还有国民的奴性、传统习俗、地理环境和人口状况以及独一无双的伟大领袖之出现等等。亚里士多德说:“古代各邦一般都通行王制,王制(君主政体)所以适于古代,由于那时贤哲稀少,而且各邦都地小人稀。另一理由是古代诸王都曾经对人民积有功德,同时少数具有才德的人也未必对世人全无恩泽,但功德特大的一人首先受到了拥戴。”【41】又说:“原因则在于这些不文明的民族较希腊人更具奴性,例如亚洲民族较欧洲的民族具奴性,而因此他们更容易忍受专横的政治统治。”【42】阿奎那、但丁和马基雅维利则认为,促使专制产生的原因在于内忧外患、混乱无序的国家渴望统一的需要。阿奎那说:“不论用何种形式统治一个由若干个体所组成的群体,都需要以统一作为约束。……所以,由一个人来统治,优于尚须达成一致的众人的统治”【43】当然,思想家们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主义理论也是专制产生和存在的重要原因。同样,适于专制的国民的奴性和传统习俗亦然。地理环境与人口状况因素,无疑包含在亚细亚生产方式之中。总之,“适于专制政体的国民的奴性、传统习俗、思想家们的专制主义理论、独一无双的伟大领袖以及国家和国民意志的统一之需要等等固然是专制产生和存在的原因,却唯有三者——亚细亚生产方式和‘最高领导人是一个人’的社会结构之本性以及‘最高领导人势必拼命追求独掌最高权力’的人性——才是专制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才堪称专制之真正根源。”【44】

这样,五四新文化运动主将们仅仅将导致中国几千年专制政体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及其国民的奴性,从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导致中国专制政体产生的其他原因,其在理论上的缺陷显然,实践中的危害也就在所难免,会将启蒙运动的主要精力全部投入到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专制主义政治文化的批判和清算方面,放在国民奴性的改造和重塑方面,从而忽视对社会结构本性、人性普遍原因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特殊原因的深究,特别是对独一无双伟大领袖出现以及国家和国民意志的统一之需要对促成专制的影响。回望九十年来近代中国发展史,无不与我们忽视这些因素有直接或间接得影响。虽然这些苦难的责任不该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主将们来承担,是因为我们没有对“最高领导人是一个人”的社会结构之本性以及“最高领导人势必拼命追求独掌最高权力”的人性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缺乏足够的警觉和认识,没有从制度上给与高度关注,也没有重视“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专制的紧密关系,特别1949年以后不久,在领导人个人意志的强制下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从而就为中国政体建设的退化创造了条件。也由于对领袖人物狂热崇拜的危害认识不够,对国家、国民意志统一的迫切需要等原因,没有坚守新民主主义确立的政治转型原则,结果,就屈从于领袖人物的个人意志,选择了高度集权的政体,致使中国现代化转型目标一再被搁置。假如没有上述诸多导致集权政体产生原因存在的话,也许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探索和指引的中国现代化转型目标早已完成,不会走那么多的弯路,丧失那么多大好的历史机遇。

纪念五四最好的方式,就是遵从五四先贤们指引的人道、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宪政的大道,继续高扬人道主义、自由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大旗,全面系统地清算传统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及其附属文化的毒素,彻底探求导致专制的各种原因,既要为现代中国人道自由社会的构建做好精神的清障工作,完成五四先贤们未竟的启蒙事业,培养全体国民独立自主的公民品质,也要注意导致专制的其它要素的优化,特别是要增强对导致专制的普遍根源和特殊根源的认识。

五四的功德,早已镶嵌在了历史的丰碑上,其得其失,自有后人评说。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开创的一代风气之先,所彰显的自由、人道、平等和民主、宪政精神,所指引的中华民族未来发展的大方向,都是五四先贤们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他们为一场伟大的变革开辟了道路。”【45】因此,“忠实地记述这场运动对任何专制主义来说都将成为一个威胁。”【46】决不能因为几声居心叵测的辱骂和选择性智障的摇唇鼓舌,就轻易动摇对五四精神的信奉与坚守。同时,也不能盲目地膜拜,失去必要的理性反思,匍匐在五四先贤们的结论与观点之上,应该自觉接过五四的精神火把,继续照亮前行的路,追赶人类文明的列车,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寻找中华民族未来繁荣与进步的普世航标。

五四的缺憾,就是后世的使命和责任,如何弥补这些缺憾,继续发扬和倡导五四精神,这是当代和后世无法绕过的时代课题。五四精神的探索与弘扬,同样需要前赴后继,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接力,每一代人的责任就是尽最大努力,跑好自己这一棒,并把它顺利地传给下一代。在当代,要跑好五四精神这一棒,就需要拥有全球化的视野,超越地域差异的境界,以及追求大道文明的情怀与信仰。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伴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全球化生活的日益紧密,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无法自绝于世界文明的召唤。密芝勒说:“谁把思想局限于现在,谁就不能了解当今的现实。”诚者斯言!

风雨苍黄,五四精神之火永不灭。

2009-05-03初稿于沉潜斋

2009-05-04修改于朱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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