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五四周期率”与社会进步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01 次 更新时间:2009-05-04 15:5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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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五四运动,都得承认,它所带给中国社会的主要是进步意义。反思五四的路向很多,激进也好,偏激也罢,它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好象还没有其它文化运动可以与之相比,胡适认为这是中国的“文艺片复兴”,蒋梦麟认为这是中国的“新潮”。

  五四是新文化运动,同时也和一场学生运动交织在一起,这好象是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一个规律,在变革时代,真正的思想文化运动,常常会伴随学生运动。我们回顾五四运动时,常常会发出许多感慨。后人观察五四运动,其实可以把相关的历史联系起来,我概括为一种“五四周期率”,它代表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变迁规则,可以具体表述为:凡真正对社会发生影响的思想文化运动,无论这运动在当时得到何种社会评价,其主要参预者(包括精英和有此经历的人),一般应当在运动后十年左右,回到社会的主流中来,也就是说,十年左右,运动的主要参预者,要在事实上开始担负国家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的重任,这个周期的下限约在30年左右,越早越好。思想文化运动,如果不能产生这样的后果,它在事实上对社会进步的影响就可能会受到限制,从而影响社会进步。回到主流并不意味着都从政,同时也包括那些成员思想和学术的成型。

  五四运动的主体是两部分人:教授和学生。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是教授代表,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匡互生、杨振声等是学生代表。前者主要代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者代表五四学生运动,当然这是就他们当时的主要表现而言,真实情况远比这丰富复杂。一个明显事实是,过了十年左右,教授代表自不必说了,其中学生代表,经历了西方留学的生活后,回到了中国社会的主流中来,我曾在一篇文章中专门指出过,突出的特点是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都成了大学校长(包括副校长、教务长、院长)等,罗家伦1928年出任清华校长,1927年,傅斯年主政中山大学文学院同时创办史语所,匡互生任上海立达学园校长、杨振声1930年初负责组建青岛大学并出任校长等,另外一部分人如汪敬熙、冯友兰、俞平伯、顾颉刚等人,也开始回到了中国学术界的中心,更多当时并不知名的学生,多数也在十年后学有所成,成为各个社会团体的中坚力量。

  为什么说这是个“五四周期率”呢?因为1935年发生的一二·九运动,虽然意义并不是完全可以和五四运动相比的历史事件,但它的主力成员,也基本是在十年左右的周期中,回到了社会的某一主流中,尽管是另外一种主流,但越往后它的主流地位越突出,1949年后中国高等教育、新闻、外交、思想文化和高层人物的秘书中,多数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参预者,他们通过自己的职业及对高层的影响,在事实上建立了许多新的规则并成为一种文化,比如胡乔木对中国的新闻,蒋南翔对中国的高等教育,黄华对中国的外交等等,都是产生过影响的。

  “五四周期率”的发生,建立在这样四个前提下:

  一是政府对五四运动的主要成员并不敌视,同时并为其以后的发展提供相应机会,特别是留学机会,五四运动后学生到西方留学的热情一时很高涨。

  二是民间对五四运动成员的经历,通常视为一种正面价值并保持敬意,社会对这些成员普遍尊敬。方显廷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叙述过一个细节,五四运动后,时任北京大学执行校长的蒋梦麟,请著名企业家穆耦初资助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耦初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方显廷回忆说,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穆耦初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生,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据方显廷回忆说,穆耦初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清、汪敬熙、孟寿春。

  三是社会本身对五四运动的持续记忆。闻一多就多次表达过,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中公开向“五四宣战”,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闻一多的感受是:“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

  四是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本身具备良好的教育基础,包括中西文化两面的,不然社会提供了历史机遇,也难以承担重任。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学生运动的主要成员(包括教授),通常会被视为一种宝贵的人力资源,因为社会活动易于表现个人才能和品质,毛泽东后来总结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贡献是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大量干部,其实就是“五四周期率”这个意思。

  一种社会思潮最后形成的思想文化运动,其主要参预者的理想和实践有一个周期性的表现过程,这个过程如果在相应的周期内不发生,社会就错过了一些可能出现的变革机会。五四也好,一二·九也好,其参预者主体是青年,即令教授也很年轻,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专门统计过五四主要成员的年龄,教授多在30岁左右,陈独秀大一点,只有38岁,胡适26岁,罗家伦、傅斯年才23岁。如果我们把“五四周期率”的下限确定在30年左右,就可以看出,过了这个周期,社会活动中产生的精英再回到社会主流中的可能性是递减的,越往后发生社会影响的可能越小。

  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发生一二·一学潮,政府派傅斯年去解决,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中回忆,他见到傅斯年时说,你过去当学生时专门和政府作对,今天事情到了你头上,这叫“请看剃头者,人也剃其头”,不过有此经历,傅斯年较好处理了昆明学潮。傅斯年的幸运是他所生活的时代“五四周期率”还存在,1946年他代理胡适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五四运动三十周年,傅斯年成为台湾大学校长,“五四周期率”在这位学生领袖的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一般说来,“五四周期率”发生的越早,社会进步越快。

  

  (本文原刊2009年5月4日《新京报》纪念五四九十周年专刊,标题和正文略有改动删节,本文是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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