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魁阁——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93 次 更新时间:2009-05-04 11:5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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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 (进入专栏)  

    

  一,魁阁及其诞生

  

  魁阁的本意就是魁星阁.魁星点状元,这是中国旧日科场士子获取功名的寄托和理想.在中国乡间许多出过状元的地方,都有这种被称为"魁星阁"和"魁星楼"的建筑.这种建筑的兴建是希望地方能多出一些科场状元.

  本文所谓的魁阁是中国社会学领域中熟知的一个绰号,它指的是本世纪30年代末设在云南呈贡县的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学实地调查工作站(1940-1945).它的领导是费孝通.由于工作站设在当时呈贡古城村南门外的魁星阁上,后来即被称为"魁阁".也许是偶然的巧合,当时聚在魁阁中的成员,以他们出色的成绩使魁阁名符其实,在中国话里,魁阁的字面含义即是精英集团,事实上,魁阁当时的工作风格和学风,大体可以说是早期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费孝通说:

  "后来得到农民银行的资助,成立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室,附设于云南大学,系云大和燕京大学合作机关.我那时的工作是帮忙年轻朋友们一起下乡调查,而且因为昆明轰炸频繁,所以在二十九年冬迁到呈贡,古城村的魁星阁.这个研究室从此得到了'魁阁'这个绰号.我们进行的工作有好几个计划,前后参加的也有十多人,有结果的是:张子毅先生的《易村手工业》,《玉村土地与商业》,《洱村小农经济》;史国衡先生的《昆厂劳工》,《个旧矿工》;谷苞先生的《化城镇的基层行政》,田汝康先生的《芒市边区的摆》,《内地女工》;胡庆钧先生的《呈贡基层权力结构》.其中有若干业已出版.我是魁阁的总助手,帮着大家讨论和写作,甚至抄钢笔版和油印."①

  魁阁这个亲切的绰号所以流传开来,其原因大致是由于魁阁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研究室的工作得到社会学界的普遍认可,因为他们的工作多数带有开创性质.如费孝通的《禄村农田》,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以及史国衡的《昆厂劳工》等.

  2.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重要因素是该集团领袖的学术地位和个人魅力,而研究室有费孝通这个总助手,他完成了这个使命.张子毅曾这样解释他进入魁阁的动机:"当我在联大快要毕业的那一年,我才认识了费孝通先生,他是到联大来带课的,立刻我对他的讲授感受到特殊的兴趣,于是我决定跟随他做研究,这是我加入魁阁的简单动机."②费正清(JohnKingFaribank)这样评价费孝通:"他似乎有把朝气逢勃的青年吸引到他周围的天才.……他的创造15头脑,热情,好激动的性格,鼓舞和开导他们,这是显而易见的."③费孝通的个人魅力不仅表现在他的性格和学术水平上,还与他个人的道德水准密切相关.他始终将魁阁作为一个共同合作的学术集团,自己只是其中的一分子,从没有以老大自居.1943年他到美国去,亲自将研究工作的一部分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一本是EarthboundChina(费孝通,张子毅合著),一本是他的学生史国衡的ChinaEnterstheMachineAge.对于当时只有三十出头的费孝通来说,没有很高的境界和宽广的胸怀,是做不到的,这种精神一直在影响着魁阁成员.

  3.研究室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初期是中英庚款,后期由农业银行和缪云台领导的云南经济委员会的资助.缪云台回忆说:"我和知识分子联系较广,那时西南联大的许多教授和我有联系,他们希望地方办什么事大都来找我."④

  4.研究室有一定数量的研究人员,而且他们是自愿结合在一起的.

  5.研究室从1940年冬天到1945年抗战胜利后结束,有一定时间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特点,我们可以认为,虽然魁阁没有成文的纲领和约定,但成员彼此之间有自觉形成的共同为学术努力的信心和精神,这决定了他们做人做事的基本态度.所以写过《费孝通传》的阿古什(R.DavidArkush)也认为:"四十年代,他的学生形成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学者集团."⑤

  先后进入魁阁的成员,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名单.我根据费孝通,胡庆钧,田汝康等人的多篇回忆文字,将魁阁成员列表如下:

  

  这个名单不一定准确,但大体符合费孝通常说的先后进入魁阁的有十几人的说法.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当时参加工作站的研究人员中一部分是专职的,如张子毅,田汝康,谷苞,史国衡;还有一部分是兼职的如李有义,张宗颍,胡庆钧,许火良光,瞿同祖.⑥本文不分专职与兼职,均以魁阁成员论.作为一个学术集团,魁阁的形成有一定的特殊性.第一,从大的时代背景看,由于抗战爆发,中国学术文化的重心被迫转移到西南,客观上使大批学者易于集中一地,从而形成集团性力量.第二,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迅速成长且进入成功的时期,中国现代意义上大学的形成大致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是同步的,在随后十年的和平发展中,已经积蓄了一批各学科人才,中央研究院的设立,也在这一时期.从社会学自身的发展来看,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值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据孙本文40年代末所著的《当代中国社会学》介绍,当时国内大学讲师以上的社会学研究者即有149人(含10名美籍社会学教25授),而这批社会学学者绝大多数都曾有过留学英美的教育背景.⑦中国社会学进入成熟时期(以专业化为标志),大体也与大学的形成同步.1926年陶孟和,李景汉主持的北平社会调查所先后出版了二十余种调查报告.192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的《社会学界》创刊,1928年由孙本文发起成立了"东南社会学社",并出版了《社会学刊》杂志.1930年陶孟和《北平生活费的分析》燕京大学的英文本《清河镇社会调查》等专著出版.⑧第三,当时三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正处在学术最佳年龄期,以第一代社会学学者吴文藻,潘光旦,杨开道,陈达,李景汉等为代表,年龄在五十岁左右;第二代的费孝通,许火良光等在三十岁左右;第三代的张子毅,胡庆钧则在二十多岁.从当时社会学学者的年龄结构上看,一个较为合理的梯队已经形成,要不是50年代初社会学被取消,中国社会学初期人才的分布是很有生气的.魁阁的前身是由吴文藻负责的,当他离开昆明到重庆后,费孝通很自然就接过了老师的班,而且出色地完成了工作,当1943年费孝通中途离开魁阁,许火良光也自然接上费孝通的工作,可见当时社会学人才结构的延续已经完成.费孝通当时已留英归来,已完全具备了作为学术领导人的资格.魁阁能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丰硕的成果,与费孝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第四,从上表所列魁阁成员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看,他们之间的师承关系也很明显.魁阁主力成员的年龄是1918年前后出生,比费孝通约小近十岁,这个结构保持了两代学者之间的学术活力.这些成员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当时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教育背景和学术背景上,魁阁成员之间有较强的亲和性,这恐怕也是魁阁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魁阁的环境及学风

  

  一个战争环境里诞生的学术集团,它的成功和意义很值得后人注意.魁阁的诞生至少可以提示我们,中国曾经有过现代学术集团的雏形,它的形成关键在于学术环境和人才的培养,这是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而资金和必要的物质条件是依赖于前两个因素才发生作用的:也就是说有人才和学术环境,在艰苦物质条件下也能卓有成就,舍此,再优良的物质条件也难以创造出辉煌的学术成果.

  当年的魁阁成员田汝康曾回忆说:"魁星阁已经很陈旧,风一吹,松动的木板就会晃动碰击,晚上睡眠常常被这种碰击声所惊醒,楼面不大,研究人员挤在一起,另有三个书架,有的书和资料装在箱子里.晚上点的油灯,自己用棉线作灯芯.条件十分艰苦."⑨魁星阁是一座有八个角的阁亭,上下三层.最上一层是魁星老爷的神像,在神像旁边,一张书桌横窗摆着,在这里终日埋头工作的是费孝通.这是一间三丈见方的斗室,如果同时有三个来客就转不过身来.阁楼的第二层四面窗户,两两相对,每个窗户前各摆着两张桌子,在这里工作的是费孝通的几个伙伴.最下一层是他们的餐室,厨房便在室内的左侧."就在这简陋的设备里,五六年来,三四个人成天锲而不舍地工作,每个人都获得了预期的成绩."10 1945年费正清和夫人费慰梅(WilmaCannonFairbank)访问这里后写到:"物质条件很差,但艰苦的工作精神和青年人明确的工作目标,给人以深刻的印象."11魁阁的生活和物质条件都是很艰苦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是靠什么来坚持自己的学术研究呢用费孝通后来怀念他几位老师的话说就是:"我深切体会到在他们脑子里经常在想的是怎么把中国搞好,人民怎么富起来,别的都是次要的事情."12这也可以说是对魁阁的评价,费孝通晚年特别怀念他的魁阁时代,他的怀念也正说明日后魁阁的学风未能延续下来.13

  魁阁的存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水准和科学精神,魁阁可以说是中西文化融合而成的一个典范.当时有六名魁阁成员和费孝通家同住在一个地方,客观上有了充分讨论问题的机会,但这也是容易产生矛盾的,而他们之间合作得非常好.这种合作首先得力于他们之间精神上的相通,这些成员都出身清华和西南联大,他们的成功合作,证明了当时教育制度的成功.魁阁的工作方法是大家分散去做数日的实地调查,然后重聚在一起举行学术讨论会,这种讨论会有时在热烈而愉快的气氛中要进行半天.张子毅的夫人刘碧莹曾回忆说:"那时候,他们这帮人干事业不要命的.定好了就分头去调查,回来见面就争论."14魁阁的学风是直接继承了马林诺夫斯基研讨班(B.MalinowskiSeminar)的传统的,费孝通自己也说过,魁阁的学风是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传来的,特点是采取理论和实际密切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都有自己的专题,到选定的社区里去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在"席明纳"(Seminar)里进行集体讨论,个人负责编写论文.这种研究工作的方法确能发扬个人的创造性和得到集体讨论的启发.这种源于西方的学风不仅在魁阁生根,而且开花结果,费孝通曾多次说过,魁阁研究工作标榜的特点是比较方法和理论与实践结合.15魁阁的历史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有比较清醒的判断和分辨力,在他们身上,传统资源和西方影响的过程表现为相遇即融合,选择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在魁阁的学术活动中,并没有将西方的影响拆解开来,而是先让大家辨认好坏再决定取舍,他们的接受是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的,在这方面魁阁的成功具有普遍意义.费孝通在差不多五十年后这样评价张子毅的《易村手工业》:"这样的论文是出于大学毕业后只有一年的青年人之手,我相信是经得起后来人的考核的."15魁阁在费孝通的领导下,成为中国现代学术集团的一个雏形,可惜由于后来的内战,魁阁没有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魁阁虽然消失了,但它的传统却未过时.魁阁的传统曾被胡庆钧归纳为四个特征,我分述如下:16

  第一,是自由研究的风气.费孝通本人的学术道路有很明显的流派背景,他也有自己的学术个性.魁阁自然也就形成了对研究工作重心的一连串计划,但对于研究的题材并不加以严格的限制,他鼓励每一个人去创造或者发掘,而且完全根据个人的兴趣,绝不强迫他们做自己没有兴趣的工作.

  第二,尊重个人的表现.费孝通在魁阁,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总助手".他鼓励青年朋友自己研究,自己思想.而他则总是诚恳地站在他们旁边,帮助他们,从诱导思想到改正写作,他热望别人成功,也认为就是自己成功.

  第三,公开的辩论.魁阁在这方面是有反传统精神的.他们认为研究工作的集思广义是见之于Seminar班上,这是一个讨论会,研究者选定了自己要研究的课题后,他就提出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意见,或者已得到的成果,公开征求别人的意见,每个人都可以尽量申述自己的看法,给对方以忠实的批评而不必忌讳.有时他们可以为一个问题争论得面红耳赤.费孝通虽然身居领导地位,可是他也一样地接受青年朋友的批评,"我们在讨论中,谁也不让别人一点,各人都尽量把自己认为对的引申发挥,可是谁也不放松别人有理的地方,因为他们目的相同,都在想多了解一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实情."17陶云逵也说过,"我们不是没有痛快的时候,可是我实在喜欢这种讨论会."18

  第四,伙伴精神.魁阁成员,每个人都是这个团体里的忠实伙伴,他们有同甘共苦的精神.由于经费困难,魁阁没有事务人员,从经营公款到购买文具,从写钢板字到用油印机都是自己动手.费孝通自己就是写钢板的好手,正是由于这种伙伴精神,才使魁阁的学术研究坚持下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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