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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研究者的历史观与价值标准如何迥异，在引领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实际进程中，有一些人物的姓名理当载入史册，获得后人的持续敬重，其中包括率先引进“制器之器”的曾国藩与李鸿章，将西方的民权体制从呼吁到实践的康有为与孙中山，将西方的学术与思想体系引进中国，引发国人世界观的变化，并且开始追问 “国民性”的严复与梁启超，还有将西方的大学理念与培养模式落户中国的蔡元培。江南水乡绍兴真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人才辈出，神采飞扬，不说别的，民国时期最出色的几位大学校长，就差一点被绍兴人承包了，这是很值得做群体研究的。
尽管近代意义的大学早在1895年10月随着天津中西学堂的创建就已开始出现，但正是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与接管北京大学的艰辛实践，中国的大学才得以一改政治附庸之旧绪，成为“超然于各派政党以外”的独立场所，雄视古今中外，探源究理。蔡元培说：“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至于教育为何不能受政党的影响，这位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首任会长出身的教育家的依据是：“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之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入教育，便是大害。”
再过几天，就是五四运动90周年纪念日。这是一个既可以让人有话说不完，也容易使人无话可说的日子，关键在于论者对五四运动的精神如何认定，对这种精神的历史成效如何衡估。 “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的呼声由来已久，至少在20年前就已震天价响，至于继承什么，超越什么，要不要超越，如何超越，只要稍微对照90年来的现实演化与积淀，恐怕还是问题，总不能什么事情都拿GDP说事，搞“唯生产力论”吧？
绍兴籍的音乐史家蔡仲德先生认为：“‘五四运动’的旗手是蔡元培，形成的时间应从他执掌北大校长算起，主导精神是自由主义。在此主导精神之下，才能养成、容忍民主、科学、爱国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是跟它唱反调的‘文化保守主义’，才能合理解释两个对立派别的人物同时出现在那个时代的北京大学，居右的有胡适，居左的有陈独秀、鲁迅等人，甚至唱反调的也还有刘师培、辜鸿铭等。”窃以为，倘若把自由主义作为整个五四运动的基本精神，势必引起一些无谓的争议，但如果将蔡元培所倡导的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大学的基本精神，进而审视现代大学精神与五四运动的直接关联，顺理成章地梳理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亲缘关系，也许更容易说明问题的实质。正是基于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才有来自不同政治思潮、派别与个性特征的师长汇聚在蔡元培的周围，激发北大学生认真思考，报效国家的激情，才有对挑战社会主流价值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陈独秀等人的宽容与接纳，才使蔡元培出掌的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的司令部，师生中的五四干将应有尽有，甚至还催生出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党。
数年前，随着GDP的直线上升，“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呼喊响彻云霄，不少重点大学与非重点大学的校长、书记都在参与关于大学精神或大学理念的讨论，撰述如流，各大、中学校的“校训”也在陆续征集，如约登场，十分热闹。至于校长、书记们的大学精神与理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蔡元培的胆识和智慧，其实际成效又将何如，都是值得追问和回味的。何况，即使最闪光的大学理念与最激动人心的校训，也只有认真实践过，才可以当真。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期待的只是这样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虽然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但他根据自己对西方文明的亲身感受，以哲人的敏锐，将西学的精髓归结为：“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蔡元培深知其中三味，就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秘密武器，使老气横秋的北京大学转变成塑造新式学人的摇篮。在当代中国，时过境迁，自由与自由主义恰恰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之下，变成了谈虎色变的贬义词，大学既不再是思想者的俱乐部，也不再是思想家的摇篮，而是享有官府级别的衙门式的场所，层层设官，党、政齐上，让全校师生与各校师生的思想与执政党领袖的思想高度保持一致。在这里，格物致知也罢，慎思明辨也罢，都是次要的，思想统一与政治正确才是根本的。前几年才辛辛苦苦地接受过“三讲”、“三个代表”的思想洗礼，现在又换成关于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的轮番学习，很有排他性。外人自有理由怀疑，如果21世纪的大学完全抛离蔡元培的大学理念与西方学府的经验，将自由与自治的学统与道统弃如敝屣，那么，这样的超越与世界一流大学的梦想之间不是风马牛不相及吗？那还不如像毛泽东那样，我行我素，不看别人脸色，何必自寻烦恼？
也许幸亏蔡公弃世较早，还是站在与蒋介石的专制政权作斗争的国民党左翼阵营里病逝的，他的名节才得以保全，不然，当他看到1952年以后拆合不停的“院系调整”，目睹那些以“教育革命”的名义革教育之命的种种现状，他肯定会发脾气，等待他的恐怕就是并不亚于“右派”的政治待遇，还会将他当年参与清党的历史一同统计，殃及家小。这是因为，蔡元培固然举止儒雅，胸怀宽厚，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轻易让步。这并不奇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是外柔内刚的。蔡元培当年在《教育独立议》一文中还明确主张过：“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织的教育委员会主持。大学校长，也由委员会举出。……教育部，专办理高等教育会议所议决事务之有关于中央政府者，及其他全国教育统计与报告等事，不得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须经高等教育会议承认，不受政党内阁更迭的影响。”假如蔡公泉下有知，他就无法想象，如今的大学与教育部都在与他的要求背道而驰：即使大学有 “教育委员会”，也毫无实权；本来不应该有什么权力的教育部却什么都管，连研究生招生试题也要管，还要统一命题，连历史学的一级学科都搞统一命题，不管各校如何怨声载道，照搞不误；即使某校接连出了教授举报教授的抄袭事件和学生在课堂手戮教授的凶杀事件，它也可以旁若无人地把一校之长抽走，也不管校长本人是否愿意现在就走。
至于今日的北大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为校训，也许因为校方既想把五四学生运动的精神遗产全面入账和明码标价，也想把胡适校友提倡的白话文运用到底，这个自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才把校训搞得如此通俗易懂和政治化，旁人不必拿它与隔壁的清华相比照，抱怨它没有“文化”，也不必拿异邦的哈佛等校的校训来比，抱怨它缺少矢志求真的学府旨趣与底气。不过，倘若北大校方真能把昔日的校友们手持的 “德”、“赛”二旗当一回事，高扬在那个古香古色的校园，亦将功德无量矣。但问题在于，北大的校训同别的校训一样，就像某些争相选购的时装，只是拿来做装饰的，不必当真。至于说归说，做归做的国情套路，恰恰违背教育规律，那也不必深究。倘若都按规律来办事， 那么，“超越”之类豪语，岂不就是废话了？
2009年4月28日下午于绍兴饭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