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西方文论的发展，并没有因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不断翻新而止步。20世纪后期，西方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理论从发生发展到逐渐推向全球，已然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新的文艺理论研究方法。当然，就理论的传承脉络而言，可以说，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不是普通的关于人与环境的文学研究，而是属于文化研究的大范围中的一个新拓展的理论领域。这主要突出表现在几个重要维度上：当代西方文论研究进入了“理论生产缓慢期”，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不再是层出不穷的花样翻新，而是重新重视作为自然和社会双重身份的“世界”，表现出文艺对自然形式的模仿价值；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仍未定型，仍在注重新历史、把捉政治意识形态、确定种族和性别关系中不断寻找新的审美视角和文化地基，重新确定自我理论学科形态；西方文论生产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师正在减少，经典性的文论文本也在减少，当代西方文论进入所谓“理论终结”时代或“后理论时代”。

一 生态文化的发端及其现实针对性

生态理论的发端与全球化的两个重大危机相关，其一是当今世界日益恶化的自然生态危机，其二人类精神痼疾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人文精神生态危机。这两大危机均来源与现代性的恶果。

一，现代性文化断根和消费主义症候

所谓现代性只有短短500年，再往前的西方是“黑暗的中世纪”。其后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冲击了欧洲封建教会的统治，为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诞生开辟了道路。18世纪以来，蒸汽机的发明使西方现代性开始加速。19世纪的热力学、电磁场理论、生物进化论使得东方成为僵化的“停滞的帝国”，而现代性的西方开始成为人类的“话语权力中心”：照相机的发明使画家对对象的逼真描摹相形见绌；蒸汽火车和汽车改变了人们的空间感觉；冰箱和电灯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审美观；电影出现改变了人类的感觉方式和视觉方式。20世纪，飞机、通讯卫星、电视诞生、电脑出现、人类登月等，更是让西方在科技、军事、经济领域获得话语霸权。现代性与科技发明和人类殖民紧密相关，短短200年就使得西方成为世界霸主。

现代性扩张导致的东方各国的“全盘西化”浪潮，已经被百年历史证明不是东方的福音，而是人类单面化和异化的开始。人类遭遇的问题，核大战也罢，资源耗尽也罢，环境污染也罢，海啸和外星球撞击地球也罢，告诉人们一个事实，现代性到了极度膨胀会反过来毁灭人类。现代性为人们承诺美好生活的同时，又带给人们太多的生态灾难：自然生态危机、社会生态危机、精神生态危机、文化生态危机，使得森林毁灭，水土流失，河海污染，物种退化，精神失落，道德沦丧，心态失衡，形成威胁人类生存的生态大灾场。[1]面对精神生态失衡的消费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哲人们提倡具有文化生态意义的重回乡土感受生命大地的精神复归方式。

如今，除了自然生态危机以外，在全球范围内人类还制造了900万机器人，智能机器人已将近50万，根据目前技术可以在十年左右复制4000多万，他们植入的智能半个世纪以内会反过来会成为世界上一支“铁军”，一旦失控就有可能危害人类。更不用说克隆人和带有人加芯片的克隆人，具有的智商有可能整体上危害人类的生存。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人类危机的著名报告《成长的界限》。认为经济过热与人口增长如果不加以有效遏制，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报告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全球为之震惊。其后世界各国通过裁军、放慢经济发展、控制人口增长、注重资源利用、保护环境，企图避免或者推迟人类毁灭的命运。但不堪重负的地球和人类成长极限的濒危状态并未缓解，而且有日益恶化的症候。

人类的精神生态同样遭遇到空前的危机。在西方现代性的导引下，无论是亚洲还是非洲正在走向“理论翻新时代”和“肉体体验时代”。于是，升级、突破、扩展、肉身感、消费主义就成为这代人的精神轨迹。当代人成为从旧的“经验时代”蜕变的出来又仰望着“理论时代”的中间人，他们从生活话语方式、日常行为模式、当下时尚态度中，将生活娱乐化、文化流星化、生命肉身化、精神平面化。于是在一种“新新人类”的日常生活化中，改变着当代人的想象、城市的色彩和气质、周边的环境和思维演变。

消费主义不断制造人们“疯狂追新”，集中表现在接近痴迷的“升级化”上：电脑在升级，病毒也升级；邮箱在升级，垃圾邮件也升级；游戏在升级，黑客也在升级；消费主义在升级，恐怖主义也在升级；身体在时尚升级（暴走、LOMO、街舞、纹身），精神却在降级（疯病、自杀率、酗酒、下半身写作）；肉体在人造升级（色发、减肥、整容），灵魂却在沉睡中降级；生活无边自由方式在多元升级，精神生态却在颓败降级。如何使升级不成为一种外在的无根的形式，使生命中不成为没有价值含金量的转瞬过渡，而是真正实现人的精神和存在的生态平衡，人们还必须往深里思深里想。

在几个世纪的现代性过速拓展和无所谓信仰的消费狂欢中，人类不期然地面对了两个严重现状：一是“古今冲突”中传统文化断根问题，另一个是“新中产阶级”的虚假幸福意识。[2]人们面临着大城市迅速膨胀而乡土逐渐萎缩的局面，它造成链状的城乡双向价值碰撞问题：一方面，乡土人口向城市迈进，所带来的烙印般的前现代乡村价值、故土信念和生活方式，遭遇到了城市的多元生活方式的碰撞和冲击。由于农业社会在人类发展中必须转向工业社会，而在这转型中农民处于社会权力的末端而无力进入真正的话语层。这一离乡离土的迁徙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乡土社会解体、家族中心丧失、集体理性转换为个人本位主义的合法性开始。

同样，新中产阶级白领层，出现了人的肉身安顿在巨大的建筑空间中，却找不到精神归宿之所的现象。在失去意义中丧失信仰的生活使得金钱直接成为当代人的信仰，在金钱位数的升级同时不断地感到离具有超越意义的幸福越来越远。当代各阶层人士，相当一部分人说不出自己究竟是否幸福，为什么幸福或不幸福——居无所在的人有失去家园的不幸，深居大屋也有失去生活感觉的不幸。那么，幸福生活怎样才可能？是不是在“升级”想象中房子越大钱越多就一定约幸福？这种幸福的匮乏状态，抵达了一个重大问题——“消费主义”。

消费主义生成了一种据为己有意识，永远获取最好的商品，将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世俗享受据为己有。然而，消费主义具有双重欺骗性。人们过去重幸福，现在谈自由。似乎如今每个人都能够自由的选择自己的路。只要有钱就可以选择任何属于自己购买力和升级力的物品，而使自己的生活同样升级；似乎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就完全解决了自由。事实并非如此。后工业时代消费主义在关于福利和幸福的承诺中，设置着习焉不察的虚假命题。消费主义的欺骗在于：允诺的是一种幸福的普遍性——似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其另一欺骗性在于它设定了一个虚假命题：一旦你提供了消费者的自由，你就完全解决了自由问题。这样自由事实上被降格为了消费，它藐视了“自我实现原则”。作为人而言的自我实现，并非物质就可以满足的。物质满足仅仅是最基本的层次，而精神的满足和身份满足价值实现的满足更为不易。当代不少人的精神疯狂不是根源于物质的匮乏，而在于精神的空洞化和价值基因的稀释化。消费社会以最大限度攫取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在个人暴富的历史场景中，每个人都感到幸福生活就是更多地购物和消费，消费本身成为幸福生活的现世写照，成为人们互相攀比互相吹嘘的话语平台。针对消费主义生活的名牌崇拜，消费中心主义，喧哗与贪婪等问题，人们开始反省生命生活的意义，体认到信息时代的生活是智者引导的“复杂生活”，它不能使人灵肉和谐，而只会让人丧失灵魂。

这一图景将这样的当下呈现在眼前：当代科技、城市空间、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使当代人的感知方式、价值观念、行为模式、交流方式、身体权利、生死问题、虚拟空间和普世伦理发生了重大的断裂和出位。今天的“网络化”的语言粗俗以及“闪族”的不期而至，使得当代图景更为扑溯迷离。在电脑时代肉身体验范围逐渐变小，其它感官功能日益荒废的情况下，肉体感觉的往往只好通过非正常的途径获得。这种青春身体感，代表了对传统的完全扬弃和对自己另类自由生活的无边张扬。今天的升级时代，这个庞大的教育机构和艺术文化机制，已经很难阻挡青年人的所做所想，因为他们坚信两条：一是另类自由，二是无边自由。

观念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断裂所导致的“文化失根”，在一个世纪内持续震撼走向现代性的人的心灵。在现代化的城市变化中，所有迁徙者都遭遇到自身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文化模式冲击和调整，同时随着这种迁徙，人们的艺术审美的方式和人栖居的方式同样将发生诸多变化。这一深刻的变化，给生态美学的建构留下了新的可能性，给现代人怀乡、思乡、回乡，留下了丰沛的想象空间。面对“升级”时代，我们不仅应在世界巨大变化中感到时代前行的脚步，也应在精神生态平衡中看到未来世界整体图景。在现代化与乡村问题没有真正互动之前，在城乡矛盾激化没有认真重视之前，仅仅谈论城市新新人类的身体感“升级”现象是不够的。只有一个民族的和谐发展，一个国家均衡发展，城乡矛盾的有了合理化的解决途径，在身体感时尚感升级的同时，精神也获得升级的勃勃生机，这样的“灵肉升级”才有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才具有当代精神生态平衡的价值依据。

其实，西方人在现代性的弊端中已经认识到“竭泽而渔”“杀鸡取卵”“急功近利”的种种危害，已经开始自我反思并迷途知返——标举“生态文化”。这意味着在现代性弊端的清理中，西方哲人们开始重视人性的深度拓展和文化精神的提升，并坚信生态学的自然环境出现了问题必须修正。在上个世纪末本世纪初，西方出现了一个新动向——拆除大坝。1994年，美国开垦部宣布：“美国的水库时代已经结束了”。1997年3月，来自全球反水坝运动的民众齐集巴西的库里替巴城，发起巴西反大型水坝行动并发表库里替巴宣言，标志着全球人民反水坝、支持保护河流生态及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行动的一个里程碑。根据国际大坝委员会1998年到2001年对全球200多个大型电站做的调查，总结出一些负面影响：全球水坝造成了4000-8000万移民，使当地社区相对贫困化，大坝造成生态系统的消失，而且使当地土著文化消失。2003年10月，美国开始拆除缅因州贝诺布斯考特河上的两座大坝，从而为大西洋的野生大麻哈鱼回归，为淡水鱼、昆虫、鸟类和其他生物重新回到水的自然流动和循环中迁徙、产卵、筑巢创造条件。工业化的大坝使两岸上下游人民流离失所，生态遭到很大的破坏。美国人意识到构筑大坝并不是人类的福音，所以开始拆除大坝。据资料记载，美国已拆除了500多座水坝。可以说从建坝到拆坝，人类遭受到第二次自然的报复，开始意识到应该悬崖勒马。

二，直面人类自然生态危机和精神生态危机

在我看来，生态文化问题是一种跨学科的人类与自然的命运考辨，是人类反思自然生态后进而反思文化生态开始的。这种生态自然观使得西方人在现代性问题上意识到不能再盲人瞎马了，返身而诚开始研究生态文化、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艺术。这意味着被现代性所打压的传统艺术应该重新加以评估和阐释其人类心灵价值。

现代性包括“制度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总是发生对立和分裂。“制度现代化”使人不断异化。过去创造一个螺丝钉，从铸铁开始到做成大抵是一个人完成。人在最初蓝图到最后产品的实现中，体现了我创造的完美性。但现在就象卓别林《摩登时代》那样，人一辈子被分工为只能拧一颗螺丝钉，人只是现代性大生产线中的一个环节，人被“异化”了。在制度现代性中人“异化”后，艺术的审美现代性不愿意跟着“异化”，就开始反抗“异化”。于是，审美现代性以揭露反抗“异化”为其纲领，其反抗方式是把艺术“审美”转变为“审丑”——不愿意看到过去的艺术歌颂田园生活的美好，而将艺术变成了“反抗”的艺术——艺术表征出来形态的比生活形态更加丑陋：立体派画的人已然成为了三只眼睛；蒙克《呼号》中人站在桥头惊恐至极以至于眼睛脑袋都大为变形；“野兽派”绘画在变形夸张中表现出对战争的恐惧和对未来的恐惧，一切都是丑陋的！

传统审美是“天人合一”中的和谐之美，不管是西方的艺术还是东方的艺术，不管是古希腊的艺术还是先秦的艺术，或者是具有文艺复兴时的艺术，大都是张扬美的艺术。人们惊叹于《维纳斯的诞生》、《蒙娜丽莎》、《伏尔加河上的纤夫》的精妙，感动于交响乐中的巴赫、莫扎特、贝多芬音乐的纯粹。但到了现代性艺术——如本雅明所说“悲悯性”艺术、马尔库塞所说“反抗性”艺术时，西方艺术突然蜕变为“丑”：绘画和音乐进入现代性以后，变成了非常刺目刺耳的不和谐形式。究其原因，就在于马尔库塞的“艺术不再是审美，艺术变成了反抗”。

应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文化好的方面并警惕“丑”的方面呢？如果把所有艺术弄得脏乱差是否可以呢？当然不可以！因为这除了游戏和做秀之外，没有更多的新思想诞生，没有对整个西方文化史和艺术史走向的准确定位。审“丑”是对西方制度性的现代性的一种反抗，用“审美现代性”去反抗“制度现代性”正在走向自己的反面——艺术成为恶心的艺术而丧失自己的价值——丑艺术逐渐被人们所厌恶和抛弃。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应该跟在西方后面迈上这条不归路，而应该用生态文化精神去重新审视世界艺术的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一方面要求自然生态平衡，另一方面要求人的精神生态平衡。新世纪人类为什么要让自己“分裂”让艺术成为疯狂呢？为什么不能超越西方现代性弊端而正是自我身份呢？为什么不思考避免西方现代性“异化”式制度性断裂的覆辙，而开始修复人类艺术的精神性断裂呢？

生态文化美学必须重新构造简单生活方式。因为消费主义“身体”扩张与全球同质化潜在逻辑，使整个世界的消费主义日渐明显。反对消费主义张扬绿色生态生活方式的人认为：现代化或现代生活不是高楼、汽车、病毒、荒漠、沙尘暴，真正的优质生活不需要太多人工的雕饰和过剩的物质炫耀。如今西方许多人已经认识到“拼命生产、拼命消费”生存方式的弊端，中产阶级中更悄然兴起了“简单生活”——把家搬到乡村，自钉木板房，不使用过多电器，挣有限的“薪水”，充分享受大自然中的空气、阳光。社会学家认为：这种返璞归真、回归自然、“少就是多”（less is more）的“简单生活”，在21世纪必将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也许，简单的生活，简单的消费，也就是像托尔斯泰晚年素朴的生活一样可能会重新呈现出精神的魅力。

新世纪人类文化发展正在逐渐走向清明的理性化，这意味是文化发展的良性化生态化新型化境界化，即抛弃那些“顽主形态”的恶俗趣味和游戏人生的“比矮主义”，而走向与自己心灵对话的独立精神个体追求。重视个体心灵的独处。人都是孤独的，在孤独中，人可以逃离外在世界的喧嚣和肉身化的沉重，回到本心的怡然自得和本真心性之中。应在日常生活中力图弄清个体存在意义，阐明在物质世界中人的存在的精神性，为人类生存留下反思和回归的空间。

我坚持认为，东方思想东方经验的缺席是人类的败笔，东方经验的和谐性和东方话语的包容性，可以纠偏西方现代性的单边主义和消费主义，平等地向全球播撒自己的有益经验并造福人类。东方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思想精髓，如绿色和谐思想、辩证思想、综合模糊思想、重视本源性和差异性的思想、强调“仁者爱人”等思想。这些思想是中国思想对西方的一种滋养或者互动。与现代性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和最大限度地榨取剩余价值的经济学完全不同，在“后东方主义”时期，具有东方思想的生态美学和生态文化正在化解人和他人、人和自己、人和自然的冲突。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海德格尔晚年要关注老子《道德经》中的中国思想？为何罗兰·巴特要纵论日本的俳句、书法和天皇在东京中心虚位问题？为什么德里达要到中国大谈“宽恕”问题和中国文化现象？为什么赛义德在病榻上对遥远的东方中国如此神往？是什么使他们对东方发生了兴趣？除了东方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外，当然是文化“差异性”。差异性文化使得西方一流思想家开始了对“东方”的全新关注。如果我们什么都“拿来”而不“输出”的话，东西方文化就会出现文化生态平衡问题。可以认为，西方正在吸收东方文化精神而从事人类文化的新整合。换言之，新世纪西方知识界将目光转向东方，必将给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社科认识模式以新思维，并将被西方中心主义边缘化的东方知识界，带来重新估价一切价值的勇气和重新寻求人类未来文化新价值的文化契机。

三，生态理论的发生与发展

面对现实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生态文化应运而生。作为学术史的生态文化理论的诞生于何时呢？学术界尚无定论。

“生态学”一词，是由希腊语oicos（房子、住所）派生而来，最早出现在德语中，即die Okologie，英语为the ecology。生态主义并非横空出世，其思想渊与18世纪的浪漫主义运动有着分不开的关系。1858年美国作家梭 罗在《瓦尔登湖》一书中阐释了自己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他从生态平衡的角度反对喧嚣的城市，而赞美树林和溪流的自然世界。

1886年德国动物学家 海克尔在《生物体普通形态学》一书中，阐述了动物植物关系演化的系统树，认为精神与物质的应该和谐统一：“我们把生态学理解为关于有机体与周围环境关系的全部科学，进一步可以把全部生存条件考虑在内。生态学是作为研究生物及其环境关系的学科而出现的。随着这一学科的发展，现代生态学逐步把人放在了研究的中心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成为生态学关注的核心。”这一说法应是生态理论的滥觞。

一般认为，1970年在西方兴起的“生态主义”（Ecologism）开始了生态文化的艰难历程。生态文化和生态批评出现，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开始的。相对于其他西方文论而言晚出的“生态批评”（Ecocriticism），一旦出现就在世界上迅速引起人们的理论兴趣，并不断加强这一理论的世界化进程。西蒙·C·埃斯托克（Simon C. Estok）认为，生态批评的诞生因为视角不同而有三个不同的日期：作为文化术语的“生态批评”最初由威廉·罗依克特（William Ruekert）1978年发表的文章“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引起人们重视；十五年后的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杂志，以其重量级的话语权力，重新阐释生态批评的重要性，引起广泛地关注和响应，标志着生态批评学派的逐渐形成，但是还没有学派的纲领和正式理论出版物；1996年切瑞尔·格罗特菲尔蒂、哈罗德·弗罗姆编《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和劳伦斯·布依尔的《环境的想象》的出版，生态批评终于有了自己的理论纲领和重要的美学原则，并在学术界引起深度关注与研究，并不断在辩论中走向成熟的体系构架。

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生态神学（Eco-theology）、生态政治学（Ecological politics）、生态经济学（Ecological economics）、生态人文主义（Ecological humanism）、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生态文学（Ecoliterature）、生态艺术（Ecological art）生态社会学(Ecosociology)、生态伦理学(Ecological)、生态人类学（Ecological anthropology）、生态心理学（Ecological psychology）、生态批评（Ecocriticism）、深生态学 (Deep ecology)等研究领域如同雨后春笋，人们在西方文论的“高原平台期”中又发现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去掉人类中心主义，坚持自然中心主义，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作为生态理论的基本法则，以此消除人类沙文主义僭妄的生态批评。与以前相比，“生态”一词体现出鲜明的价值倾向性和实践意味，“生态”一词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含义更为深厚。生态哲学把对自然生态危机的根源追溯到现代文明的人类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上，将自然科学研究所提供的生态思维和生态方法渗透到人的世界观和生存体验中，努力把生态精神培育为一种通向全新文明前景的思维方式、价值基础、精神信仰和文化观念。总之，今天的生态文化运动已经变成了一场自然科学研究成果与人文思考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践行动相结合、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反思与对一种更加健康完善的新文明的建设性思考并重的文化运动。

与其他的西方文论突显形而上理论思辨性不同，生态理论是一种直面人类现实处境的实践理论。生态批评家大都反对雅克·德里达《文字学》：“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文本中心主义看法，坚持认为：语言或文本的存在仅仅是实体世界的文化表征，并不能说明物质世界无足轻重要，文本之外的重要东西多不胜数，怎能说一无所有？贝特认为：“后现代主义宣称一切尺度都是文本尺度，生态诗学则主张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种可能性，即某种被称为诗歌的文本尺度可以使我们回忆起人类最古老的知识：没有大地尺度，我们就不复存在。”生态理论反对当代理论陷入“语言唯心主义”或“文化主义”的陷阱之中不能自拔，致力于将人类面临的现实危机和当下困境揭示出来，走出“语言的牢笼”的自我画地为牢，超越语言文本的心造幻影，关注时代的困境。莱德菲尔德在《塞来斯廷预言》和《第十种洞察力》中强调：现代社会的腐败和贪婪是物质中心化和精神边缘化的人性异化造成的，腐败源自于整个世界物质主义弥漫的“有所企求”的贪欲，人们缺乏精神超越维度而处于现实欲望难平的浮躁焦虑中，这一系列现代文明病症导致了人类的整体精神失衡。一言以蔽之，西方人在近400年走上了文化偏执歧途，仅仅关注经济发展和消费水准，这种的严重文化偏执症，导致人痴迷于物质增长而丧失人性深度和人文厚度。当然，这些尖锐的批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中也是屡见不鲜的。

第二节 生态文学的特征与价值取向

生态文学是生态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文化在其制度形态层面被边缘化，如环境问题很晚才进入政治思考和环境保护制度等方面，注重保护物质生产的技术形式转变、能源形式转变，以及人类生活方式转变的生态场景，尽量不使其恶化；生态文化在精神形态层面，努力促进环境教育、科技发展生态化、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文学、生态艺术等领域的发展。

人类文明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而地球上的人类总数从最初的两千万发展到60亿，而已经长眠于地的人已经有百亿之众，与人类同存的其它物种大部分已经灭绝，一部分正在加速地消逝。面对这一惨烈的世界性场域，人类思想者在20世纪后期终于打破了西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在张扬生态文化中力求唤起全球性生态意识的觉醒。可以说，生态文学以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提倡自然中心主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为旨归，其文学特征在于以生态思想和生态视角为出发点，将于自然为本的文学和以人为本的文学相并列。哈佛大学教授布伊尔认为：生态文学是“为处于危险的世界写作”的。生态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为人类防止人类生态灾难亮起了红灯，是全球化时代作家对地球命运的严重关注和无限忧虑在创作中的呈现，也是世界面临危机中的人类生态价值自省。

其实，在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人类中心主义表现得非常突出 ：“人”与“自然”的对立是构成故事的动机和基线，这一层次的关键是显示了杀戮和斗争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海水里，海母被海龟吃掉，而至弱的海母也能喷射毒汁捕获自己的战利品；海面上，老人捕马林鱼，鲨鱼撕咬老人的捕获品，老人尽全力搏斗：“老头儿对准鯊鱼的扁平的脑顶中央扎去，然后把刀子拔出，又朝同一个地方扎了一下。它依旧闭紧了咬住鱼，于是老头儿再从它的左眼上戳进去，但它还是缠住死鱼不放。老头儿又把刀子扎进它的脊骨和脑子中间去。这一次戳进去很容易，他觉得鲨鱼的软骨断了。……但它们是成群结队来的，他只看到它们的鳍在水里划出的纹路，看到它们扑到死鱼身上去时所放出的鳞光。他用棍棒朝它们的头上打去，听到上下颚裂开和它们钻到船下面去咬鱼时把船晃动的声音。凡是他能够感觉到的，听见的，他就不顾一切地用棍棒劈去。他觉得有什么东西抓住了他的那根棍，随着棍就丢掉了。他把舵把从舵上拽掉，用它去打，去砍，两只手抱住它，一次又一次地劈下去，但是它们已经窜到船头跟前去咬那条死鱼，一忽儿一个接着一个地扑上来，一忽儿一拥而上，当它们再一次折转身扑来的时候，它们把水面下发亮的鱼肉一块一块地撕去了。”海明威通过人与非人的对立，指明现实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是互相杀戮的关系，没有强者，也无所谓目的。但到了最后，老人用生命换来的鱼，成了白骨空架，成了飘飘荡荡的垃圾，这宣布了老人的失败。无论人做出了多么惊心动魄的努力，在宇宙规律之中都显得渺小而不值一提，而且，将在潮水（喻时间）的冲刷下，化得无影无踪。海明威一再说明一种人类中心主义之最的“美国精神”——真正的人是不能被摧垮的，尽管他行动上失败了，但在精神上仍保持了人格的完整，立于永远不败之地。人之所以禀有这种康拉德式的破灭后的胜利，关键在于人在失败后面对现实的态度。外在力量只能消灭人的肉体，却不能摧毁人的精神。这体现了海明威式的重压下的优雅风度，保持了人的真正价值和尊严。但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美国精神”和个体尊严，在生态文化时代遭到了生态理论家们的质疑。可以说，这种“美国精神”隐含着这样一个潜在话语——人类是万物的主宰，可以对天地万物加以征服改造。然而，面对着大自然生态环境的惨遭破坏，以及自然加倍地报复，人们感到了巨大的生态压力和生态焦虑。人们看到所谓的现代性的全球“进步”，带来的却是人类无尽的苦难和这颗不堪重负的星球，于是，征服自然和杀戮的英雄主义逐渐让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并非所有写自然的作品就可以成为生态文学。有人认为，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文学解决，就是人的生态文学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表现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涉及人同物理环境、生物环境、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研究，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利用、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作用，环境对人和人类社会的作用。

在我看来，所谓生态文学主要是指那些敏感地对现代世界生态危机加以揭示，对其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加以批判，对导致生态危机的现代文明加以反省的作品。生态文学并不将人类看成自然界的中心，也反对将人类的利益作为自然价值判断的绝对尺度。他们从一次次生态灾难的恶果和今后数不清的生态危机预警中体察到，只有将包括自然和精神的整个世界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人类未来终极前提和最高价值，人类才有可能有效而全面地消除威胁人类存在的生态危机，从而获得重新调整有利于人类的长远利益或根本利益的和谐生存的地球。

在生态文学领域，有广义的生态文学作品，即那些通过具有生态文化意识的传统文学作品，如梭罗《瓦尔登湖》、华兹华斯《序曲》、托马斯·哈代的威塞斯系列小说等。这类作品并未直接提出“生态”这一关键词，甚至也没有将生态危机的后果推导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但是作品中不乏人与自然相交融的生命和谐意识，不乏对人与自然疏离对立的现代文明的深度批判；狭义的生态文学作品是作家有鲜明的生态文化立场，前卫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直面现代性生态危机而发出自己的批判之声，如雷切尔·卡森的《海的边缘》、《寂静的春天》，[3]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美国小说家博伊尔的《地球之友》，日本女作家加藤幸子的《都市中的自然》和《森林的诱惑》等。

在生态文学的视野中，人类不仅与自然相分裂，人也与自我和社会相分裂——如今肉身沉重，而灵魂轻飘，似乎只要肉身安定了，让灵魂飘逝也无所谓。我们可以从俄国女作家拉祖莫斯卡娅的著名戏剧《青春禁忌游戏》中获得启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四个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到老师家为她庆祝生日。他们唱起了生日歌并带来了生日礼物和祝福。然而当几个孩子表明了他们真实目的——考试成绩很差而想拿到老师手中的保险柜钥匙调换试卷。女教师在震惊中加以拒绝，明白了自己所信仰的教育已经完全失败，孩子们可以撕下面具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为了彻底从精神上击垮老师，学生们开始了丑陋的表演：喝酒、甩东西、嘲笑真理和良心、讥讽女教师的处境，男学生竟然当着女教师的面假装强暴女学生。女教师的精神防线崩溃了，她意识到整个俄罗斯教育其实培养的是一群自私自利的小市民，在这场搏斗中她唯一凭借的是人类的起码良知，可是这太单薄了。为了阻止强暴女学生，她交出了钥匙并把自己锁进了卧室。老师的悲伤欲绝使其他的三个孩子突然醒悟，他们把钥匙挂在了女教师的卧室门口。天亮了，他们发现女教师已经吊死在卧室中。这一悲剧震撼人心！可以说，当代教育的失败、精神的无所依、价值的漂泊感和金钱至上主义，是因为现代性在强调金钱、速度和时间的同时，抛弃了人类赖以生存诗意大地和精神拯救维度所致。如何重新回到精神重构的新理性，回到原初生命源头大地之上，进入意义世界寻觅向本源靠拢的可能性，成为生态美学研究的必然使命和心路历程。

生态文学发出的是人类“诗意地栖居”的心灵诉求，其中心维度要把握的是人类与自然的互动生成关系，考量自然如何影响人的生存和心灵。就生态文学创作而言，注重生态哲学的深度思考，加深生态文化的审美体验，获得正确的生态价值判断，探索人在世界中重获“家园”感的新感知方式；就生态文学的作品构成而言，注重文本中的自然中心主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文本叙事加强人对生态人文的素养，在叙事文本的引导下探索走出全球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在文本的价值反思中获得生态文学意味对人的心灵的再塑造；就生态文学阅读而言，强调通过阅读提升人从自然母体中生存的内在精神世界观，对自然的颓败和地球的困境有感同身受的危机感，获得正当的生态思维和家园感并激发其热爱生命的天性，恢复人的精神世界和自然关系的内在和谐。“我们在阅读文学作品时，对于文本中揭示的调节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机体可以有更新的理解。具有环境意识的文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更加深广的机会，带着对自然之声的新鲜敏感去阅读文学作品。”[4]可以说，人们在阅读生态文学作品时，对于文本中揭示的调节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机理可以有更新的理解，带着对自然之声的新鲜敏感去阅读文学作品。生态文学的创作和阅读的关键，是对人的自我狂妄的中心思维模式的重新调节，进而向生态中心世界观的不断迈进，获得对非人类生命形式和物理环境的全球整体概念的正确审美感知。

生态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是人类与自然从对抗—征服—报复的恶性循环中走出来，表达人与自然重新摆正位置的诉求在文学形式中的表达。不少生态文学作品预测了人类的苦难未来和走出困境的可能性，在生态文化预警中展示人与自然重新融为一体的“远景”，力求回归自然以逃避未来生态灾难和人类毁灭。因此，生态文学不是一般地描写自然风光中人与自然的闲适感，而是从文学文本中空前地凸显人类的重大困境，并对这种危及人类整体未来的困境加以审美解答，进而超越对具体问题的思考而直接深入到对智慧的深层关注中去，激发起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联系的内在情感，寻找人类与自然重归于好的和谐世界的新途径，探索在人与自然发展的互惠型的人类自然新伦理。

第三节 生态批评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生态批评是一个言人人殊的话语体。大多数人认同彻丽尔·格罗特费尔蒂的定义：“生态批评是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关系的批评。”生态批评家们关注到现代化造成的生态破坏及温室效应已经引起了全球生态恶化，这种恶化的严重程度已经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和未来发展。于是强调一方面从生态文化生态文学角度进入文学研究，另一方面从文学审美经验角度对遏制生态恶化获得生态平衡达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加以深度阐释，已然成为文学思想家和文学创作家在全球化时代必得担当的历史使命。

一般认为，“生态批评”这一概念由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1978年首次提出，他的《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文章在《衣阿华评论》1978冬季号上刊出，以“生态批评”概念明确地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1992年，“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1994年，克洛伯尔出版专著《生态批评：浪漫的想象与生态意识》，提倡“生态学的文学批评”(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或“生态学取向的批评”(ecological oriented criticism)。1995年在科罗拉多大学召开了首次研讨会，会议部分论文以《阅读大地：文学与环境研究的新走向》为书名正式出版（1998）。其后，生态批评的著作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充斥文论界。[5]

1996年美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由格罗特费尔蒂和弗罗姆主编出版，其宗旨在于“分别讨论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使得生态批评更具有文学批评的特征和范式。在导言中格罗特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给生态批评加以定义：“生态批评研究文学与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正如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和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和经济阶级的自觉带进文本阅读，生态批评运用一种以地球为中心的方法研究文学。”

1998年英国第一本生态批评论文集《书写环境：生态批评与文学》在伦敦出版，分生态批评理论、生态批评的历史、当代生态文学三个部分。这本由克里治和塞梅尔斯主编的著作认为：“生态批评要探讨文学里的环境观念和环境表现”。

1999年夏季的《新文学史》是生态批评专号，共发表十篇专论生态批评的文章，2000年出版的生态批评著作主要有默菲教授主编的论文集《自然取向的文学研究之广阔领域》，托尔梅奇等主编的《生态批评新论集》，贝特的《大地之歌》等。2001年，布伊尔出版了新著《为危险的世界写作：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文学、文化与环境》，麦泽尔主编出版了《生态批评的世纪》。2002年年初，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第一套生态批评丛书：“生态批评探索丛书”。 美国的格伦·洛夫于2003年末出版的《实用生态批评》、英国的格雷格·加勒德于2004年8月出版的《生态批评》

对“生态批评”的定义，言人人殊，难有定论。米歇尔·P·布兰奇等人在《阅读大地》中说：“隐含（且通常明确包含）在这种新批评方式诸多作为之中的是一种对文化变化的呼唤。生态批评不只是对文学中的自然进行分析的一种手段，它还意味着走向一种更为生物中心的世界观，一种伦理学的扩展，将全球共同体的人类性观念扩大到可以容纳非人类的生活形式和物理环境。正如女权主义和非裔美国文学批评呼唤一种文化变化，即通过揭露早期观点的狭隘性而努力促成一种更具包容性的世界观一样，生态批评通过考察我们关于自然世界之文化假定的狭隘性如何限制了我们展望一个生态方面可持续发展的人类社会的能力而呼唤文化的改变。”

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在其著作《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中将生态精神贯穿到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更为深入的层面里。在这部堪称“生态文学批评的里程碑”的著作中，布伊尔将其矛头指向了20世纪以来文学和批评中的一个主要倾向：对真实世界的指涉维度的丧失。[6]布伊尔认为：生态批评通常是在一种环境运动实践精神下开展的。换言之，生态批评家不仅把自己看作从事学术活动的人。他们深切关注当今的环境危机，很多人还参与各种环境改良运动，他们还相信，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可以为理解及挽救环境危机做出贡献。生态批评是跨学科的。宣扬美学上的形式主义或是学科上的自足性是成不了生态批评家的。生态批评从科学研究、人文地理、发展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现象学）、史学、宗教以及性别、种族研究中吸取阐释模型。其结果显然是在不同的生态批评家之间产生了方法论上的巨大差异。随着生态运动的壮大，“生态批评”这一术语的含义也越来越复杂。起初使用它的是研究自然写作及自然诗歌的文学学者，这些作品着眼于非人类世界及其与人的关系。与之相应的是早期的生态批评家的理论假设也比今天简单。比如，许多早期的生态批评家强烈反对现代文本性理论，并宣称生态批评的核心任务是要强调文学应该使读者重新去与自然“接触”。

大致上可以说，“生态批评”是从文学批评角度进入生态问题的文艺理论批评方式，一方面要解决文学与自然环境深层关系问题，另一方面要关注文学艺术与社会生态、文化生态、精神生态的内在关联。生态批评关注文本如何拒绝、展示或者激发人类热爱生命的天性：“集中在生命进程或者类似生命进程中的内在人类倾向，激发起我们与非人类的自然世界联系的想象和情感。在宗教信仰带来的安全感、现代性的焦虑、后现代的碎片与混乱之后，作家们开始探索人类归属世界的新途径，探索在我们与自然之间发展一种谨慎而互惠型伦理的新途径。因此，生态批评的一个重要驱动力就是定位、敞开并且讨论这种表现在文学形式中的渴求。” [7]生态批评运用现代生态学观点考察文学艺术与自然、社会以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关系，同时运用文学想想叙事手段透视生态文化，探索人在世界中的诗化生存状态，思考人、自然、艺术与批评三者关系——对人与自然征服与报复关系的反思，对生态艺术批评的人文原则的确定，对现代主体中心问题和多元价值新构造的推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同意《阅读大地》的编者所说的：“具有生态敏感性的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它具有一种潜能，推动人类全体成员培养起更加深厚的生态人文素养。”[8]

在我看来，生态批评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一，生态批评以研究文学中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为主，力求在作品中呈现人与自然世界的复杂动向，把握文学与自然环境互涉互动关系。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中使用频率增加而范围不断扩大，因而生态批评已经作为文学理论的重要术语收入西方文论术语词典。

二，生态批评亦可从生态文化角度重新阐释阅读传统文学经典，从中解读出被遮蔽的生态文化意义和生态美学意义，并重新建立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大地的诗意审美关系。

三，生态批评对艺术创作中的人的主体性问题保持“政治正确”立场——既不能有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也不能绝对地自然中心主义立场，而是讲求人类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主张人类由“自我意识”向“生态意识”转变。人类与地球是共存亡的生命契合关系，人类不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大地物种中的一员，与自然世界中的其他成员生死与共。

四，生态批评将文学研究与生命科学相联系，从两个领域对文学与自然加以研究，注重从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变化角度进入文学层面，从而使生态批评具有了文学跨学科特性。生态批评是人类面对生态灾难之后的文学反思，是文学艺术家对人类在地球的地位的重新定位，是思想家对西方现代性弊端的重新清算。

五，生态批评在对生态文化现象进行观照时，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强调不能背离文学精神和文学话语，而要尽可能在文学文本形式和艺术手法层面展开话语叙事，通过“文学性”写作的形式美手法去体现出生态文化精神。

六，生态批评的内容要求从生命本质和地球的双重视野中，考察人类的过去与未来存在状态。这一视角将已经流于形式主义的文学研究与危机重重的地球生存问题联系起来。文学从此可以抛弃形式主义的文字游戏，从语言消解的各种文学批评话语中振作起来，重新审视“人类的”生活意义和“世界的”生态意义。

总体上看，生态批评将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作为自己研究的领域，它一方面必须是“文学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必须触及到“生态性”问题。这种“文学性”与“生态性”的整合不同于其他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理论。生态批评对人类未来充满希望，并不断呼唤着诗意乐观的生存态度，拒斥“对未来的绝望”，从而显示出生态批评的乐观主义精神特质。

当然任何一种新的理论出现，都有不完备乃至理论盲点，生态批评也不例外。这种新的批评模式在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得到社会的广泛批评。达纳·菲利普斯在《生态论的真相》一书中对生态批评提出若干异议，认为生态批评是旧瓶装新酒，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而是用时髦的术语哗众取宠而已；生态批评仍没有形成自恰的理论体系，其理论根据的匮乏使之只不过成为激情的叙述话语；生态文学批评充满野心，想当然地把相当复杂的进化论及生态理论纳入文学批评之中而难以消化。但不管怎么说，生态批评仍在西方文论的“文本喧哗”“话语游戏”中走出来，开始俯身生养死葬的大地，直面并关心人类存在的真实困境，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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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贝特在《大地之歌》尖锐指出：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却早已进入了危机四伏的时代。大难临头前的祈祷都是那么相似。全球变暖、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海平面上升，降雨模式改变、海洋过度捕捞，沙漠迅猛扩展，森林覆盖率急剧下降，淡水资源严重匮乏，物种加速灭绝。我们生存于一个无法逃避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城市的空气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农业已经离不开化肥和农药，而畜牧业，牲畜的饲料里竟然含有能导致人中枢神经崩溃的疯牛病毒。文学批评怎么能够不直面这样的世界？怎么能够不发出这样的质问：我们究竟从哪里开始走错了路？

[2] C.怀特•米尔斯(C.Wright•Mills)认为：“文化断根造就了这批无信仰、无历史的非英雄，私有财产与地位的脱节又促进了他们有关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虚假意识’。与以往阶级不同，新中产白领以没有统一的方向和‘政治冷漠’自成一类。他们从旧的社会组织和思想模式中流离出来，被抛入新的存在形式，却找不到思想归宿，只能将就地‘在失去意义的世界里不带信仰地生活’(韦伯语)——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魇之间的梦游人。”

[3] 其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 1907—1964）的观点。她作为生态文学的创始人和整个生态文化和环境运动的推动者，描写自然环境的恶化，揭示生态困境问题，传播生态思想观念，对生态文学和环保运动的发展、诸多国家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4]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xiv.

[5] 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曾这样惊叹生态批评如此迅速地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从八九十年代开始，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学现象。ecolist和ecocrit这两个新词根在期刊、学术出版物、学术会议、学术项目以及无数的专题研究、论文里大量出现，有如洪水泛滥。”生态批评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格罗特费尔蒂、劳伦斯•布耶尔、乔纳森•贝特、埃里克•托德•史密斯、莫菲、多默尼克•海德等人 。

[6] Cf.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ment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7]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Moscow, Idaho: University of Idaho Press, 1998, xii.

[8] Michael P. Branch (ed.), Reading the earth, x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