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岳川:当代中国文化创新与精神现代化

——专访王岳川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2 次 更新时间:2009-04-09 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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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岳川 (进入专栏)  

时间:2008年5月1日

地点:北京大学中文系

采访者:胡淼森(中文系博士生)

一 中国崛起背后的文化瓶颈

问:我注意到:新世纪以来,您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更多地与“中国崛起”这一当代重大事件联系起来,您是如何从一个大的全球化语境进入到中国文化创新问题的?

答:无可讳言的事实在于:今天的中国已经跨入全新的时代,作为当代人文学者,有必要重新思考崭新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这个崛起的大国的文化身份、未来道路和文化命运。

中国经济崛起之后,有几个动向。一,中国民族凝聚力增强了,比如有人穿汉服和唐装,北京有读经班,更多的人开始质疑西化中心主义;二,民族性文化保守主义有所抬头,尤其是当西方对中国的不公正报道和妖魔化的时刻;第三,知识分子开始大分化,出国的人少了,留下来的学术规范更严;四,文学艺术的创造性少了,艺术家模仿西方已然走到了末路绝境。

多年来,我坚持文化整体上创新,在创新基础上输出整合了中西先进文化的新的普世性文化。文化输出显示一种精神和文化上的对差异性的认同,是90年代思想的发展和反思。创新代表了文化的内部,输出代表了文化的外部,让世界来欣赏批评中国。

中国是低势位的文化,宋代被元灭了,明代被清灭了,但是最终这些游牧文化被农耕文化同化了。而现代社会,中国是农耕社会、前现代社会,而西方是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和边缘化处境不得不引起重视。中国古代滋养了东亚和亚洲文化,而现代西方滋养了世界文化,我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启蒙很重要,但是启蒙之后,中国应该有勇气有眼光超越西方文化。

文明和文化有区别,文明是自然的生产力的体现,而文化主要是精神和价值的传承。现在,亚洲最有活力,自由主义应放弃惟我独尊的姿态,保守主义也应放弃惟古独尊,应强调创新并尊重多元文化。文化创新和制度创新是现代性创新的关键,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意味着新文化要有自己的精神、身份、立场。在文化输出中显示中国不是好战的国家,而是仁者爱人的有宽容精神的国家,可以和世界各国合作的国家,是强调“三和”(和睦、和谐、和平)的国家。让西方尊重差异并欣赏差异是文化输出对话的关键。

80年代是一个启蒙的年代,有了对弱势的关注,对各种中心主义的消解,强调差异性。21世纪中国人开始真正去看世界了,这种看世界是以真正的经济崛起为前提,走出去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让西方人惊诧于中国的发展。中国文化走出国门,真正和西方文化对话,关起门来的创新、在镜子中的创新都是不够的,西方文化应该关注亚洲这个同一天下的另一文化,关注这一文化中的中国立场、中国身份、中国指纹。

问:您认为当前中国的“软实力”即文化实力还不够彰显,但我们相当一部分人恰恰说中国文化永远是落后的,反而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除非彻底加以改造,否则必将制约中国自身。对此您怎么看?

答:在我看来,这种思维的根源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受制于西方的一个逻辑,而只要我们钻进了这个逻辑,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功。这个逻辑就是:西方人打破了东方的时空合一观,而用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取而代之。线性时间观注重过去-现在-未来的线性走向。我们中国人喜欢回头,喜欢温馨地记恋家园,而西方告诉我们,未来才是最好的。这就产生了一个价值谱系: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中国被毫不客气地安放进了前现代。

西方人已经走向、甚至走出后现代了。我们该怎么办?不断地去追现代和后现代吗?那我们将永远落人之后。我认为应该在文化本体论上恢复“空间”维度。我创化了一套新文化解释符码: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在我看来,人类文明的历史可以分为陆地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三个时代。在全球陆地文明形态中,中国是最先崛起的文明之一,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最强大的国家。在西方处于奴隶制度的时候,中国已经进入封建社会,比西方要先进得多,从而在两种文明相遇的时候进行了中国领先式的对话。作为东方大国,中国不仅发明了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并在哲学、天文、工业、农业、医药、瓷器、园林、航海、茶叶、冶金、制度等远远领先并影响了西方。可以说,如果没有纸,西方的文艺复兴就是不可思议的;没有指南针西人的航海和地理大发现就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雕版印刷活字印刷,西方只能在羊皮上印供贵族阅读的沉重的《圣经》,西方的大学也不会成为平民的知识圣殿。可以看到,西方大学的大量出现,正是中国印刷术引入之后不久。如果没有火药的出现,中世纪的城堡是不可能被枪、被刀攻破的,只有火药才可能将其攻破。没有指南针,环球大航行是不可能的。

目前中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正在崛起。今天研究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的人,仅仅关注的是话语史,我们忘掉了军事史,也忘掉了经济史。在宋代和明代时中国GDP占全球的33%,相当于今天的美国在全球的地位。今天中国GDP仅占全球的4%。可以说,我们处于一种落后的状况,出现一种思维的惯性,以西方的思维来作为中国思想思维的轴心,西方思想不经意地变成了中国思想的思维出发点,成为思维的逻辑展开,思维的最后结果,甚至用它作为中国思想评价的唯一标准。这种标准,叫做线性时间观,即过去—现在—未来。

中国过去不是这样,中国过去谈的是空间境界观。中国过去的空间境界观强调小人、君子、圣人。而在丹尼尔•贝尔那儿就变成前工业、工业、后工业,在马克思那儿就变成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变成线性时间观。因此,我想,如果我们不能够把线性时间观去掉或者加以质疑的话,东方文化的创新和输出就会出现大问题。

因此,我提出一种重新修复的本体论,一种时空合一的十字架,就是在时间的横轴上加一纵轴,就是三个文明——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大陆文明,它是属于过去维度,海洋文明属于现代文明,太空文明属于后现代文明范围,也可以说,它和时间维度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用过去、现在、未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中国就永远追不上西方。那么,处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即使是在后现代时代,怎样越过现代性这一环变成后现代思想或者变成普世性的思想,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中国是大陆文明的杰出代表。作为大陆文明,中国是经济、发明、创造领先的时代的标准。可惜,它仅仅看到了黄土,看到了自己的大地。所以,我们知道,谁发现了海洋,谁就发现了70%的地球。海洋文明,西方发现占地球70%是水,发现了大洋,就发现了整个世界。发现了大陆就发现地球是平的,发现了大洋就发现地球是圆的。于是,我们在大陆文明时,发现大陆是平的,天圆地方是它典型的表现。当西方发现海洋,发现地球是圆的,于是中国人的思想被修改了。中国在1820年左右,即其GDP处于世界第一位的时候,还在实行“海禁”政策。中国的指南针并没有使中国的船变成全球化的船,相反却使70%的海洋成为被西方人征服的。到了全球化时期,地球变成了扁平的,它既是圆的又是椭圆的,也是平的。我想,中国在大陆文明时期成了最优秀的文明之一,在海洋文明变成战败、耻辱、落后、僵化的国度。中国有没有可能站在第三次文明——太空文明前列?如果我们去追赶海洋文明,会有一些补偿,但是代价太大——中国迄今为止没有一艘航空母舰,印度有三艘,巴西二艘。中国要维护自己的陆权海权,更为急迫地要发展太空文明,也就是卫星通讯、数字传输、卫星定位(GPS)、远程教育、远程医疗,以及太空战技术的“空权”。中国已经有了神六,已经有了固体卫星导弹,固体的激光武器也已经出现,所有这些都代表着中国将参预太空文明的分布。正是太空计划使得中国和美洲、欧洲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所以当中国光电研究所瞄准了天上的几百公里远的卫星时,中国已经进入太空文明时代战争的先进国家。在中国台海局势非常复杂的今天,美国的X37的飞机,可以在两个小时之内飞到地球的任何地方。这种X37的飞机直接进入太空,在平流层的真空中飞行,其速度是音速的19倍。但是我想这不应该是世界文明的发展方向。未来的战争使得中国和西方将促生一种新的对话文明。

中国有可能在太空文明时代和美国欧洲并驾齐驱,在空间维度上中国追上了世界先进国家。今天的中国,可以毫无例外地和世界最先进国家一起走在前列。太空时代不是你飞到太空去,而是你的生活被太空文明渗透。你今天想的问题不再是你那个村镇,我那个县市,而是全球乃至星际之间。进入太空时代,不管是卫星定位,神六人造飞船,还是登月球计划、外星球计划,包括太空空间战等空间战略,人类战争已经从陆地走向太空,陆军正在消失它的神奇功能,海军航空母舰正在成为海上棺材,太空成为争霸世界的头号领域。这个世界无疑变成了社会、经济、军事、科技的竞技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探讨中国文化如何面对这四个维度——社会的多元复杂、民族之间的纷争、军事方面的高科技竞争和科技战略,不无意义。

无庸置疑,在大陆文明时代,中国是领先者,而西方是落后者;在海洋文明时代,西方是领先者,中国是落后者;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与西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向外层空间浩瀚宇宙的广度和深度飞升,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并重振辉煌创造了新的契机。如果说,中国错失了500年前大航海时代并遭受了二百年的苦难,那么,中国没有错失“太空文明”时代。中西方将在太空文明时代重新审视对方,明白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不可能长盛不衰一统天下。只有不断的本体创新、探索发现、消除误读,才能使双方(大陆文明的优胜者和海洋文明的优胜者)在太空文明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下互体互用,互补互动,获得双赢。

更深一层看,现代性改造了康德的时空合一观,空间维度消失了,被还原成了时间维度,即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而后现代对于现代的颠覆,使之可以对传统造成某些复归和新的整合。但问题同样存在,它不仅消解了神学的价值,也消解了上帝。无论是现代尼采的上帝死了,还是后现代尼采的上帝死了,都是一个世界性的虚无问题。用西方现代性代表全球价值,说明了现代性的没有边界和狂妄。其实空间很重要。康德说,天上的星空和我们心中的道德律,是心中永远的丰碑。天上的星空,指的是一种空间感,心中的道德律令是历史维度的延伸,在康德那里,时空是统一的。康德之后的现代性把空间逐渐去掉,而还原成了现代性的时间观,其思想传承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过去-现在-未来,走向未来,未来一切都好,过去一切都不好,这种线性时间观危害颇烈。我坚持认为:人类应该重新回到康德的时空合一体,恢复空间维度——这个维度就是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时代。

中国在太空时代必将通过文化创新改写自己的身份。这种改写不是过激的民族主义,而是历史性-民族性-人类性的。针对整个人类的文化盲点,我申张宽博的“世界主义”。

问:“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这一空间维度的确令我耳目一新,在太空文明时代中国文化的意义究竟有多大?是否仅仅局限在国内或华语世界,西方人有可能理解吗?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习惯了文化间的误读和误解。

答:我恰恰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往往蕴涵在一般人停止思考或习以为常的地方。晚近以来,世界忽视甚至对中国声音充耳不闻,或者说得更准确,世界太重视经济上的“中国崛起”,太夸大军事上的“中国威胁论”,太自以为是认为中国科技低端性,但真正过于忽视中国文化的“普世性价值”。

今天世界热衷于谈论中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唯一可以让中国软着陆、可以被世界认同的关键就是文化。文化可以帮助中国说服世界不同观点的人,告诉他们中国是和谐的、内敛的、非侵略性的、主张和平共处的文化。当年周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候,西方人开始大为不理解,就是因为他们对于东方文化的一种漠视。西方人从小形成了一种竞争、斗争、战争的“三争”思维模式,不能接受和平共处,总是需要战争而后才能共处。中国孔子提出“和而不同”,西方希腊哲学家提出的却是“对立产生和谐”,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怎么能对立?对抗起来了怎能和谐?所谓“和而不同”,强调的恰恰是差异性的和谐,而不是完全雷同。所以小人是“同而不和”,为了某些卑微的利益产生冲突和斗争。

但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是被西方乃至国人排斥和误读的。西方人谈论中国多,但涉及中国文化少,更很少谈中国宗教,中国56个民族,他们充其量谈西藏、蒙古、新疆,但却很少谈满族、壮族、傣族、白族、羌族等,似乎汉化后就没必要谈了。中国文明包含最初的神息——原始初民的宗教包括中国的佛教神秘性。西方国家基督教文明相对单一,尽管也有冲突。全世界基督教徒有31亿,伊斯兰教13亿,印度教9亿,佛教全世界3亿,中国佛教就是全球最小宗教。尽管有人提倡“儒教”,但中国大部分人认可的是“儒学”。今天恢复太学、祭司黄帝陵,很大程度上是重塑民族形象的文化策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如果不重视自己宗教声音,和西方主动寻求对话,那么危险也不远了。

西方必须重视中国声音,而我们自己更要重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不能再让西化式的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继续横行下去。一个明智的领导集团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黄祸论的国际噪音中,应该有魄力和眼光来参与调整当代世界文明进程。我们韬光养晦,但不能闭关锁国,我们强调和平共处,但不能无所作为。在此意义上,中国文化崛起是当务之急!必须花大力气整合民间文化资本,把各个领域大师整合起来,有目的宣传使之成为引起国际重视的知名人物,使西方硕士博士论文能以他们为题目加以研究,表达西方对新世纪东方的新的向往,而不是一味沉醉于中国的歼击机、航母计划和远程导弹打击能力上。大国崛起,一手拿着棒子的同时另一手也要拿胡萝卜,我们现在拿着棒子的手已经很硬了,但另一只文化之手却空着。虽然国家也花了不少经费建设孔子学院,但我认为落在实处的很少,所以我提出“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

“发现东方”一方面是针对西方人的,请西方人不要再以“西方中心主义霸权主义”的自傲态度对待东方。人类不应该再以俯视或仰视的眼光来看待他者,人类应该学会平视。我们尊敬彼此的差异。解构主义(destruction)的出现,已经使得中心霸权主义不再可能,使得过分的文化傲慢和偏见变得可疑,所以平视西方、平视中国是我们正当的要求。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发现差异性文化。如果我们把卡拉OK输出去的话,那是日本的,如果我们把波普文化输出去,那是美国的,中国人当然要输出自己的创造性的文化,可惜我们在“大文化创造性”方面还非常欠缺。

问:“大文化创造性”的文化这个提法很关键,请谈谈您对文化创新问题的看法。

答:首先是体系创新,迄今没有见到国内的精神自觉。当我们把孔子思想输出去的时候,一定要深思更重要的文化问题。我们知道,西方文明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但是我想没有哪个国家现在会原生态地输出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是在输出一种其来有自的西方文化形象。我们还知道,西方的哲学、美学、文学理论,如新批评,现象学、解释学、解构主义、后殖民批评、女权主义、生态批评,全都是在不断创新。难道当代中国人就缺乏创新吗?我不这么认为,我依然期待着中国的体系创新。

其次是范畴创新,我们除了天、地、礼、义、信、道、教以外,我们现在可曾在概念和范畴上有什么创新?就文学理论来说,先秦时,有“风骨”概念吗?没有。魏晋时有“妙悟”的概念吗?没有。唐宋时有“神韵”的概念吗?没有。可见每个时代都在推进自己的时代的文化范畴。那么,当代中国应该推行什么样的思想呢?我想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的一个问题。同时我也在想,我们能够做的工作是什么呢?中国学者最近二百年所做的工作,大概就是“西方文化的中国化”。这个工作可以说做得很成功。全盘西化也罢,半盘西化也罢,总之大家都在做。

第三,艺术创新。中国是陆地文明当中的佼佼者,可惜在最近500年,有一支强大的力量使中国从陆地文明最优秀的国家变成了次发展国家,欠发展国家,甚至是个落后停滞的帝国,这个强大的力量就是西方。西方掌握了世界的海洋文明,于是它就拥有了世界的殖民版图和全球殖民心态。这使得中国今天的诗歌,我们宏伟的“诗国”的“大诗”,变成了跟在西方后面自毁长城的“小诗”。

中国的诗词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陆地文明时期的审美观照产物,比如说,“白日依山尽”、“黄河之水天上来”,它面临西方海洋性的文明的冲突冲击后,中国诗歌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形态?如果我们还是写大地之诗,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当面对海洋文明时,中华民族有新契机和新危机,很多诗人找不到感觉,找不到生养死葬的土地,找不到自己安身的栖居之所,就开始写一些西方的“丑诗”,写一些不押韵的怪诗,甚至写一些痛苦焦虑带有自杀性质的诗。所以,诗人海子自杀了,顾城自杀了,戈麦自杀了,很多小诗人自杀了,这说明“西方现代性”强制性进入全球性的时代造成今天很多人的“中国焦虑”。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这文化焦虑应该重新获得释放和解释。

在我看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诗歌,既不能完全走古典诗歌的路子,也不能完全走西方现代派的路子,我们应该走中国诗歌创新之路。这个创新,我认为,既要吸收古典诗歌,也要吸收现代西方人对大地与人、对人和自我、人和社会的冲突和张力的重新解释,来找到自己的中国方法、本体立场、东方身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今天的古典诗歌面临一个机会,这个机会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诗歌语境中。如果有了更多的年轻人写诗,把他们的青春活力、对世界的看法、五洲四海的中西经历带入诗歌创新中,重新开拓出新世纪中国大诗,中国诗歌危机走会转化,就会再次奏响先秦《诗经》唐代李杜那样的诗歌境界,以此显示中国诗歌的生生不已的创新生命力。

二 丧失创新性的文学批评注定失语

问:您逐渐把问题引向了诗歌领域,能否从您的专业领域谈一谈“文化创新”与中国文学和批评之间的关系?

答:当前,作为文化创新的重要方面的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学批评,可以说遭遇的困境更加复杂而严峻。当代中国文学遇到一个空前的危机,不仅仅在于中国文学自身的危机,也在于整个世界缺乏中国文学。中国在不断崛起的同时,文化特别是文学批评如果没有跟进的话,那将是很危险的,中国文学批评的原创性将遭到重大挑战。我首先注意到本土文学批评的浮躁,大致可分为以下六点:

第一,西方流派多而本土批评少。我看到很多作品和批评话语,都是按照西方的心理分析、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网络批评到现在的生态批评,一个一个地消化,唯独缺少启发中国本土的批评精神,这种批评精神日渐沦落。反过来关注本土民生问题少,电影有《三峡好人》,但我不知道在小说诗歌领域关于三峡的作品有多少,但迄今为止我只参加过美术界在成都的一次展览,有十位画家和艺术家对三峡的“175”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文化理解和艺术体验,文学界很多人可能放弃了思考。

第二,关注数量多而质量少。我经常收到一些作家寄来的小说,一次就是两三本长篇,但仔细翻阅后,几乎都是网络写作,一日千里、每天万言往前走。据我所知,今天许多作家开始用录音笔写作了,每天一杯清茶,心情极佳,坐在那里就用录音笔开始口述;或者两三个人坐在一起杜撰一段电影剧本那样的杂乱故事,然后请打字公司帮他们整理出来。这样的小说写作方法和曹雪芹的“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截然相反。有一个美术学生问他的老师:为什么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成了千古名画,而我的画四年都卖不出去呢?老师问他,你画了多长时间,他说一天。老师说,你知道达•芬奇画了多长时间吗?四年。那你反过来试试看——当你画四年的时候,你的画就很好卖出去了。

第三,诺贝尔情结多,而文学的本质思考、本真面对少。在我看来我们批评家总是成了预测家,总是在讨论张三、李四或者王五谁获得诺贝尔奖的机率大,我不清楚为什么批评家热衷于讨论这样一些问题。相反,文学究竟是什么,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成堆,却很少有人去思考并发出自己的建设性声音。

第四,对文学的表扬和吹捧多,而深刻地剖析和批评少。中国的文学批评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文学表扬学”。我认识一位著名批评家,最近看了他的批评文章,发现20篇文章里有19篇都是在表扬作者。美术界的批评也是如此,过去美术界的批评是非常尖锐的,现在美术批评家变成了策展人、合谋者,和美术家一起合谋对作品的解释。其实,我们的批评家某种程度上不是也变成了合谋者?和作者的合谋设下了“批评的圈套”。

第五,网络炒作多而批评界理性共识少,这是非常奇怪的现象。网络一言不合,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唾沫能把人淹死。反过来批评界的理性共识越来越少,几乎看不到批评家在某个共同问题上具有共同的权威性,相反,我今天看到的是各说各的、各自为战,而且几乎是不表态主义。文学的公共性和批评的公度性正在颓败。

第六,作家反批评多而批评权威少。像王朔那样的作家,不出山则已,一出山就搅得天地变色,批评家的权威话语权,正在被作家的反批评剥夺。今天你敢去问问,谁能有当年的别林斯基那么大的精神震撼力?他在世的时候,其批评使得当时那些奇奇怪怪、莫名其妙的作家只能把自己作品塞在抽屉里不敢发表。别林斯基刚刚去世,这些妖魔鬼怪全都拿出来发表了。今天没有一个批评家有这样的魅力,“在”与“不在”和作家没有关系,作家写什么和批评家没有关系,作家写作的时候连眼皮都没有瞟一下批评家。中国批评家的地位权威正在丧失。

问:中国文学批评界倒是“创新”事件层出不穷,比如顾彬事件就被炒得很热闹。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将其视为中国文学形象的区域化与缺席化的表征。最近国内一些教授就顾彬等汉学家对于当代文学形形色色的介入问题发生了争论。我思考的问题不是汉学家对于中国文学批评的介入,而在于中国分享了多少关于世界文学的话语权?国际汉学界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介入,导致了对于批评话语权的争夺。为什么西方汉学家比我们还要着急,难道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吗?这里面隐藏了什么问题?我和顾彬也很熟悉,包括其他我认识的汉学家,他们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状况都非常着急。我的看法是,全球化时期中国已经毫无例外地进入了世界话语圈,中国正在从一个区域性的、局部的形象,变成世界性形象的一部分,而当代理论家、作家、批评家却没有认识到这个严重问题。中国科技、军事、经济正在走向世界,而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创新力和影响力却仍然是局部性和区域性的。

尽管萨特拒绝了诺贝尔文化奖,但授奖辞却说:他代表了一种人类的良知,对人类前沿问题的一种思考。而东方、包括日本川端康成,法籍华裔高行健这样的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却是:代表了本地区经验的某种阐释。这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具备世界意义,缺乏对人类经验和人类痛苦的高层次反思。这导致东方民族的声音在世界上变成了次等文化的声音。

在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亲和力正在萎缩,中国的文学形象和其他艺术形象形成反差。今天在世界上主要代表中国形象的就是电影,但中国的电影大片形象并不佳,不管张艺谋的“大红灯笼”为谁挂,还是奔走于黄土高原的宝鸡妇女说的方言,这些在西方文化解读中都成一种俯瞰中国的不佳形象;然后就是美术形象,最近张晓刚、刘小东、岳敏君等先锋派画家的作品突然从西方一个外交官收藏时的低价位升值,暴涨拍卖到2000多万人民币。当代拍卖行炒作非常热闹,代表了世界眼光中的中国形象。还有音乐形象,一些先锋艺术家,包括女子十二乐坊在西方和东亚都是一种“走出去的”形象。

但是迄今为止我没有看到今天的文学形象,能够像电影、绘画、音乐甚至建筑体育馆“鸟巢”那样的建筑形象一样出现在西方人的视野。我想,明年奥运会后,体育形象出现在世界面前,更会进一步冲击中国的文学形象。那么中国文学究竟怎样面对世界?我认为文学形象国际化的过程中,其力量、品牌需要重新确认。

问:我注意到您的思想深处有一种文化“警觉性”或文化“洞察力”,也即是说创新与否并非表面文章,文学批评的兴衰与否不能从社会效应的轰动与否来看,假象往往会欺骗我们。

答:当代社会无论对于思想、文学、学术还是文化,充斥着太多的炒作化与肤浅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学批评的建构没有找到一种中国式的思想,甚至有人在诋毁中国思想,相反,于丹们却拿着中国古典思想炒作。我认为中国的央视、CCTV利用其高端话语权,严重干扰了中国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和运行机制,严重干扰了中国思想产生的秩序。

我曾经在央视面对了一次主持人的话语暴力。主持人极力将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名字我忘了)吹捧成最有前途的未来女作家,我看到主持人恨不得跪在那个女孩面前问:你今后想怎么发展,是不是想读北京大学?那个女孩回答说:如果我喜欢的话,我可以去一下。问她今后怎么创作,答曰:可能稍不留神就写出一部《红楼梦》。我当时非常震惊,但主持人剥夺了我的发言时间,告诉我最后只有一分钟陈词。我上去以后说了三点:第一我们北京大学不会收你这样的片面发展的学生;第二我不认为你能写出《红楼梦》,你的生活底蕴局限了你;第三我认为人类的创作模式有四种,第一是写人与自我。写自己下半身的那点事情,只是圈内的四流作家;第二写人与他人,写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和瓜葛,是区域性的三流作家;第三写人与社会,代表了民族之根的作家,可以称之为二流作家;而只有写出天地人神,写出世界性的对人类命运思考的人,才是一流作家。托尔斯泰、海明威就是那样的作家。我说,您就是那种写人与自我的那点私生活的作家,要成为伟大作家是不可能的。结果在播出时候,把我这一段全部剪掉了,因为我没有话语权。可以说,今天,央视一个有高中文化水平的制片人,就可以把所有“不行”炒作成“行”,把“行”说成“不行”,钱钟书到今天也无可奈何。

我看到中国当代批评的声音太微弱,我们的学者太掉书袋,许多批评家连作品都没看,上来就说我先谈三点,因此盲人摸马、夜半临池的状现象非常严重。我这些年基本上做文化问题,但回顾我们的批评问题,我觉得应该采取康德的绝对理念,坚持我们的绝对品格。康德曾经过反复思考后,说人绝对“不能撒谎”。他的学生问,当你的朋友被敌人追捕,藏起来的时候,敌人问你他在什么地方,你说不说?康德经过痛苦思考,最后说:“不能撒谎”!康德说,也许我这次不撒谎,我的朋友就会被抓起来。但如果人类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断撒谎,人类就成了撒谎的动物。这个世界,一个谎言需要十个谎言去圆它,十个谎言就需要一百个谎言去圆它,那人类就变成了绝妙的撒谎动物。康德很绝对,很知识分子,中国人可能比康德精明,但失去了绝对性。

同时,也要让世界知道,不仅仅有诺贝尔奖,中国作家、占据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的作家和批评家,是在关心人类问题,而不仅仅是区域性的问题。文学创新和文学批评创新是没有解决的问题,也是今天很多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一直在思考,当创新成了老生常谈或变成一个标签的时候,也许中国文学和批评都会失效。

三 文化形象的建构、重塑与输出

问:透过刚才的问题,能感觉出您对中国文化形象问题的多方面关注,能否谈谈您对于中国形象问题的看法?

答:中国形象归根结底是“他者”眼中的形象,表征了西方看中国的眼神变化。从历史上看,18世纪西方人看中国文化总带有神往之感:“18世纪总是欧洲最倾慕中国的时代:中国工艺品导致了欧洲巴洛克风格之后的洛克克风格,中国建筑使英法各国进入了所谓‘园林时代’,中国的陶瓷、绘画、地毯、壁饰遍及各地,直接间接地推动了西方工业革命”。而19世纪,随着欧洲现代性的世界性扩张,欧洲人以最优秀的人种自居,将所有东方国家视为劣等民族。海德尔(Johann Friedrich Herder,1776-1803)是俯视中国的代表人物:“中国文化列其特征为:四声语言、水利文化、混杂而乏具体形式之花园、重细节忽大体之建筑、华美不实之服装、奢侈之游乐、以至缠足与养长指甲等等。其更达于侮辱之词句,则谓中国人为涂满香料与油之木乃伊,而内在之循环如同冬眠动物。然则海氏如此自信宣讲‘蒙古血统’特征,其基本意象无非欲证明世界上有一极端优秀之‘高加索血统’,实为白人中心理论之先导。嗣后十九世纪欧洲商人与野心殖民主义者之东方发展,更以粗浅之感悟而加深其对华诬蔑。更欲肆其对东方之侵夺榨取,必形容此类民族之低劣卑下,其所奴役杀害,待以非人,皆为公理之至当。在此动机之下,于是豚尾、小脚、鸦片、遂成为对华观感之不可分部分”。二十世纪上半叶,战争频仍。这一百多年的落后挨打,丢掉国土一百多万平方公里,接近一亿人的非自然死亡,中国从此一蹶不振。

然而,历史的转型没有停止。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型,根据《中国现代化报告2003》可以清楚地看到:“2000年我国比较发达地区(发达和中等发达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香港、澳门、台湾等6个地区,它们第二次现代化指数和第一次现代化实现程度都超过世界平均值。其中,香港第二次现代化指数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北京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意大利相当,上海第二次现代化指数与葡萄牙相当,天津第二次现代化指数高于世界平均值。中国比较发达地区的现代化水平代表了中国现代化的最高水平”。该报告的结论是:“对于中华民族而言,21世纪是决定命运的世纪。如果中国在2050年左右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21世纪末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就能重新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于是,在当代西方学者眼中,中国呈现为这样的形象:“一个最古老和最丰富的有生气的文明,她有传统的古诗可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她有悠长的哲学记载;是理想的也是实践的,是玄奥的也是易于了解的;她有一些优美的陶器和无与伦比的字画;她有一些温厚完美的艺术珍品,只有日本诚可相争;她更注重伦理道德——随时可以在人群中见到;她有一种社会组织,其结合的人民,经历的世界,比任何已知的历史为长久;她有种政体,几乎被哲学家们认为是最理想的形态,一直维持鼎革后才被摧毁;这一社会,当希腊尚为野蛮的民族居住之时,已经开化了,她目睹巴比伦和亚述,波斯和犹太,雅典和罗马,威尼斯和西班牙的兴衰,甚至当那巴尔干人称欧罗巴回复到黑暗和野蛮的时代,中国依然存在着。维持这悠久的政府,手工业的艺术,安定而有深度的精神的奥秘是什么呢?”

在近现代中国,现代身份的“重新书写”首先遭遇到一种“阐释的焦虑”,即东方文化在现代化或所谓西化的进程中,成为西方文化凝视(gaze)中的次等文化。在西方虚构出的东方形象中,中国文化屡屡被误读和误解,因此,在对自我身份的阐释和对当今世界文化的阐释的“双重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身份。同时,中国文化的“自我镜像”聚焦颇为模糊。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自我文化镜像焦虑的关键。只有破除这种阐释性焦虑,使自己获得正确的阐释角度、健康的阐释心理,以及对对象(西方)和自我(东方)的正确定位,才可能真正进入“确认身份”时期。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中国文化在新世纪的价值重建和西方对东方的重新发现是互为表里的。中国文明作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保存至今的文明,其中一定有它的合法性。我们可以检讨西方现代性出了什么问题,这一问题发生在西方与中国语境中有什么新的精神走向。我们完全可以坚持开门开窗学习西方现代性中好的精神,并在西方的现代学术框架中,注入中国文化中去除了劣质成分的美好的精神,从而体现出一种家园意识和人类资源共享意识。

问:您对于中国文化形象问题的梳理给了我新的启示,能否这样理解,“形象”背后是某种文化策略问题,我们当前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理解也是“建构”的产物?而您本人提出的重塑文化形象,其灵感来源和内在思路是什么呢?

答:我提出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与重塑中国形象,是源于对全球化、现代性和后现代等问题的一些思考,全球化问题被许多人误读和争论,在许多人心目中,现代化=西化=全球化=美国化=基督教化。这样世界上就只有一种现代化模式,只有一种全球化模式,全球化就是全盘西方化。可是他们没有想过:为什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要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为什么在工业文明的黄金时代,梭罗会远离尘嚣静静地写《瓦尔登湖》,为什么米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在美国社会引起那么大的共鸣?

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批判在于,现代性根本的认识论就是,新的就是好的,旧的就是僵化保守的,从康德开始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已经被区分的很明确了,可是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迷恋这种现代性的思维方式,用工具理性来判断价值理性,用线性的时间来界定文化的价值?我提出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的命题,绝不是像梁启超和张君劢那样,幻想着东方能够拯救西方文明,如今已经不是奢谈“拯救”的时代了,而我坚信,全球化时代是一个尊重差异性的时代,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多元文化并存和共同发展的平台,中西文化存在的历史都印证了它们的合法性,尤其是当前的东西方进步与落后的差异是历史的差异,但绝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西方文化一定优于东方文化。事实上,中华文明经历过的辉煌和它至今的生生不息,恰恰证明了这种文化一定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一定有一些东西是和西方文化相印证和互补的。

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的另外一个背景就是赛义德提出了东方被西方妖魔化的问题,但是他主要指的是阿拉伯,是近东地区,没有提到我们的远东。那么谁来发现远东,谁来发现在西方现代性话语中沦为边陲的中国,毫无疑问,只能靠中国学者自己。

而在深入了这种研究工作后,我愈加坚信人类新世纪的重要思想命题就是“发现东方”和重塑中国形象,而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之间存在的极度反差又每每使我叹息。一个民族,她的文化就是她存在于世界的意义,在中西交流中我们输出的太少了,以致今天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笔巨大的文化赤字。希腊德尔菲神庙上铭刻着一句神谕:认识你自己。面对历史我们扪心自问,我们对于自己处身的文化究竟了解多少?世界对于中国又了解多少?中华文明在世界的形象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穿越种种迷障和幻影,恢复被误读和遗忘的文明以本来面貌?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再也不能像灰姑娘一样等待西方来发现,来表述。我赞成赛义德的观点:我们能够也必须自我发现和自我表述。

这里的“中国形象”的含义和“中华性”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华性”是相对现代性而言,最早提出的是美国的华裔学者周蕾。周蕾提出的是从“中华性”到“现代性”,把前者看成是没落的、僵化的、死板的东西,要扬弃以后走向现代性。中国一些学者则强调从“现代性”之后走向“中华性”,这一问题在学界争论很大。“中国形象”完全跟他们不一样“中国形象”是面对西方、南方、北方各种各样的他者来认识自己,是在全球化中当中依照其它的编码系统来自我确认。我之所以提出“中国镜像”,就是坚信中国形象绝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世界普遍联系的,因此我不仅反对东方主义对中国的妖魔化,也反对“西方主义”,即东方对西方的想象。我坚信,一元中心和二元对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类的未来注定要超越文明的冲突,而进入文明的共存和互惠。

中国形象是现在风靡世界的“形象学”研究的问题。它研究的是什么时候西方开始对中国憎恨,从什么时候中国开始对西方了解,从什么时候开始和西方开始对话,西方什么时候对中国崇拜五体投地?18世纪。什么时候开始憎恨?19世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些不是简单的问题。所以中国形象是一个形象学问题,镜像学问题,是个比较重要的话题。

在后现代语境中,建构与重塑、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很可能会冠以“宏大叙事”而遭质疑,其实,这里面的问题很复杂。利奥塔德在《后现代状况》中提出启蒙神话和解放神话的消解意味着宏大叙事的终结,赛义德根本就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宏大叙事从来就没有消失,他所针对的正是那种后现代写作的风格,后者认为文本不指涉现实,而只是能指的狂欢,是语言的游戏而已,赛义德认为我们还是生活在一个宏大叙事的时代,我们的时代充斥着饥饿、贫穷、战争的威胁,知识分子的写作和研究还是有文本之外的指涉性的,写作和研究绝不是游戏,而必然有着现实意义和价值关怀。

事实上后现代本身正在变成一个宏大叙事,甚至起到了和西方话语霸权共谋的作用,用平面化来消解深度,消解一切对于价值、意义的追问。我倒认为,利奥塔德关于宏大叙事消解的看法意味着工具理性和历史理性神话的终结,意味着现代性的关于解放和进步的虚假承诺最终落空,是有深刻的意义的。然而,不能就此而谈意义的终结,尤其是人文理性的终结。知识分子的工作绝不是在象牙塔内的孤芳自赏,或是一个小团体内的术语游戏,虽然科技已经一统天下,但人文知识分子还是要继续自己的反思与批判,将对真理的探求与对现实的关怀结合起来。

在这个意义上讲,建构中国文化艺术精神和重塑中国形象的“发现东方和文化输出“绝不是仅仅局限在学院体制内的,而要走出研究所,走向民间,走向个体,和每一个关心民族文化的个体共同思索这些超越性的问题。在这个课题中我尤其注意的是20世纪以来,经过西方现代性整合的中国学术和中国思想的状况,正因为如此,我对民间、大众一直怀有真挚的感情,无论是不是宏大叙事,我希望现在开始的工作绝不是小提琴的独奏,而是将要开始的整个乐章的序曲。

问:话题涉及到了“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是您近年来学术研究的关键词,然而西方没有特意进行文化输出,但他们的文化被全球认同。中国现在只是第三世界国家,文化输出能否切实有效的被西方接受?会不会只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答:西方真得没有特意文化输出吗?我并不这么看。我常常想,明朝虽然比不上汉唐的辉煌气象,但仍是世界上最强盛富庶的国家,但是执着的宗教精神使传教士们不怕旅途的艰险,并未考虑中国是否能够迅速理解和认同他们的信仰。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思想文化传播出去?日本在1980年代提出要从一个经济大国变成一个文化输出大国,因为日本人发现西方人将自己看成是“经济动物”,加之日本本身的国际形象欠佳,因而开始有目的地全面输出日本哲学、文学、史学和艺术,以求获得他国的文化认同。日本是接受中国文明的滋养长大的,它先中国一步输出文化的结果,就是使日本进一步变成了东方文化的正宗代表。而中国今天是否还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意识到在经济强国中输出文化的重要性呢?无疑这是需要前瞻性意识和精神历险性的!

你提到的“一厢情愿”,其实就是担心文化输出,西方人不感兴趣怎么办?刚才的两个例子表明,接受对象的兴趣虽是重要的指数,但不是文化输出的决定性前提。中国文化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既不能说又不能听的中国,一个只是发展技术和经济的中国不是真正的大国形象。中西文化的深层交流是一个渐进过程,也是一个从不理解到理解,从不接受到接受,从不和谐到和谐的过程,这依赖于中国经济起飞、科技崛起和国人自信心的增长。文化输出意味着中国文化应该有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源源不断地坚持不懈地“文化吐纳”。不管他者接受心态怎样,我们都要放弃对立心态,说明自己的文化立场,强调自己的文化精神,以一种“善良的愿望”在对西方文化拿来中,开始对其质疑、提问、反省、对话,使西方意识到当代中国开始耳聪目明,并且对中国文化不再是俯视而只能是平视。达到这种文化状态才是中国文化输出的成功平台和全球文化正态分布,发现东方的立场才是文化生态的和世界主义的。

问:那么,在“发现”和“输出”过程中,我们应秉持怎样的立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完成这一理想的关键又是什么?

答:背靠传统、立足当下、眼观未来,应该是我们发现和输出的基本立场。对于一个学者而言,古、今、中、西是四个关键词,每一个学者终其一生都在面对这个十字轴,文化的问题究竟是古今问题还是东西问题?

晚清以降的学人痛苦地思索着东西问题,出现了“中”与“西”的体用之争,大致有以下四种排列组合:一为“中体中用”说,十九世纪末清朝占统治地位的士大夫官僚的大多数持这一观点;二为“中体西用”说,以张之洞及其《劝学篇》为代表,目的在于获取西方技术和制度的巨大利益的同时又确保中国文化的中心地位;三为“西体西用”说,如陈序经及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论;四为“西体中用”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熊梦飞在《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中已有提出,八十年代哲学家李泽厚重新做出阐释。西学在中国的接受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定位分化,至今仍是一个未理清的题域。简单地说,我对上述诸种说法均不同意,而是坚持“中西互体互用”说。只有中西文化的真正互动(拿来和输出)的良性循环,人类的文化才会是多元生成的。

正如赛义德所说:“各个文化彼此之间太过混合,其内容和历史互相依赖、掺杂,无法像外科手术般分割为东方和西方这样巨大的、大都为意识形态的对立情况”。我注意到,当今世界所有文化都不是隔绝的而是精神互动的,所有文化都不是纯粹单一的而是异质混杂的。没有所谓的不受西方影响的东方文化,也没有不受东方文化影响的西方文化,东西方文化彼此依存而休戚相关。

我主张“中西互体互用”就是因为在运用了现象学的搁置与还原后,我发现“东西问题”承载了过多的人为赋予的因素,而真正的问题“古今问题”却被忽略了。我们应该超越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全球化与本土化,体与用,进步与落后等二元对立,以“和而不同”的心态看待多元文化,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根本上讲是古今问题,是在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序列中的“飘逝”与“涅槃”问题。

四,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问:今天的对话从太空时代的中国文化开始,经由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创新问题,最后还原到“发现东方”与“文化输出”这一落脚点上。能否请您谈谈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危险问题。

答:西方霸权话语全球化和妖魔化中国的问题,如今愈演愈烈,值得空前重视。简单地说,西方当代文化全球化推行的方式是“三片文化”“三争文明”!第一是大片。今天的西方大片哪一个学生不看?现在你还在看印度的电影吗,虽然印度是全世界生产电影最多的国家。我们的视觉趣味被美国锁定了,东方审美欣赏的习惯已经被美国人改造了——非大片不看;第二薯片。青年一代吃薯片长大,虽然你可能知道油炸食品都是垃圾食品,但你照吃不误,并通过胃感受到一种外来文化的重量。第三是芯片。我们的电脑里面不是装windowns吗?只要上网,美国情报系统只要需要都可以通过特殊技术把我们电脑里所有的材料复制拿走。大片控制了我们视觉娱乐,薯片控制了我们的胃,芯片控制了我们的创造性和文化安全性。那么,作为崛起的中国有什么可以跟西方相比的不断全球化的力量?有怎样的可以反控制的文化战略和国家文化安全措施?

西方的“三争”文明认为:人与人之争是竞争,群体之间是斗争,国际之争是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是以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发动的。这难道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落后挨打,淘汰出局,弱肉强食——东方今天已经在西方推行的“丛林法则”中学会了这一点。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作为世界警察导致战争不断,世界不得安宁,这无疑是西方“三争文明”对全世界推行的结果。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什么?是“三和文明”——在家庭是和睦,在群体社会中是和谐,在国际间是和平。但中国文化已经被边缘化了。中国“三和文明”的声音不仅没有放大成为国际的声音,反而成为中国落后僵化保守的说法,成为西方妖魔化中国的理由。随着中国国际形象改变,西方对中国的不友好的声音还出现在英国、德国、法国,以及一些亚洲发达国家中。为什么近年来美洲、欧洲和亚洲最强盛的国家对中国都不太友好了呢,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真正崛起了!于是,冷战思维模式的幽灵重新作怪,认为国家间关系非友即敌,国际关系就是二元对立。这样一来,中国的崛起似乎对他国的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构成威胁。在这种过时的文化冷战模式中,西方乃至东亚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污蔑之谓“黄祸”“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文化安全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军事安全紧密联系。当今世界在西方三争文明的主导下,出现了诸多问题,诸如:朝核问题、东海局势、台湾问题、南沙群岛纠纷、克什米尔问题、伊核问题、巴以争端等等,都从亚欧大陆的亚洲部分引发为突出的国际问题。

我认为,大国文化应放在国家形象首要位置。英国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会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那种用来推进自己权力,从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的具有国际传染性的学术,今天中国出口是的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她从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看中国的,认为中国的知识体系不能参与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不能成为知识生产的大国。换言之,即使中国在巨大的经济崛起中,充其量也只能成为一个物质生产大国,但是在精神文化生产和创新乃至输出上仍然是个无需重视的小国。这就告诉我们,西方人不太看重一味地提升物质财富和金钱爆发,而更看重一个大国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文化输出的力度。

当代文化既不是纯粹的美国消费主义文化,也不是欧洲式的贵族古典文化,更不是中国传统依仁游艺的人本文化,而在变成不中不西的多面杂糅文化。这一后殖民话语的“文化中断”,将使国人文化认同与文化寻根成为问题纠结之所。中国文化的被西方现代性整体“断根性”正在修改着东方文化指纹,正在改写着国人的心性价值。中国文化不应再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潮流,我们必须扬弃西方的现代文化与后现代艺术的低俗性和虚无性。

我们应该坚持文化创新。如果说过去一直是西方在影响着中国,那么从现在开始,中国应向海外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欣赏中国的文化!这样世界就会认识到:经过汰变的中国文化不是西方人眼中的那种扩张性文化,不是持“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种冲突性文化,不是19世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衰败脆弱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有深刻历史感和人类文明互动的历史文化,是具有书画、琴韵、茶艺等艺术性很强的精神文化,是怀有“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博爱文化。

中国有能力在真正的文化整体上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生态失衡问题,让人类告别战争、瘟疫、罪恶,走向新世纪绿色生态的自然和社会。

问:我注意到,您最近发表论文谈及“去中国化”与“再中国化”问题,对这个前沿文化战略问题,请细言之。

答:“去中国化”在一个世纪以来危害严重,今天应该提出“再中国化”!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统治中解放出来,在美国的强力干预下,朝鲜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在中小学教科书中废除汉文全部使用韩文的决议。韩国的去中国化可谓非常彻底。战后日本投降,美国要求日本全面“去中国化”,日本成功地进行了“去中国化”策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日益“脱亚入欧”。同样,进行了差不多二百年的越南语拉丁化运动开始加速,曾经“中国化”的越南知识阶层开始推进拉丁化文字在越南的普及并成为正式的越南文字。而新加坡是华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百分之七十五),但政府机构和学校以英语为要。这个华人为主体的国家重视英语轻视汉语的后殖民景观比比皆是。台湾地区所谓“教育部”仍在逆历史潮流而动,肆无忌惮地兴起“去中国化”浪潮,将“中国文字”改成“汉字”,“国语文”、“中文”改成“华语文”,“乡土语言”改称“本土语言”,凡是有“中国”、“中”或“国”的字样,都强行拆除取缔。这种文化分裂主义的做法同国家分裂主义一样,是历史的倒退,必定失败无疑。

可喜的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军事的崛起:韩国从2000年开始恢复使用汉字,并在中小学推行1800个汉字教育;日本也在“脱亚入欧”的喧嚣后让日本学生重新开始学习汉语,每年都有数万日本学生人接受汉字水平考试;而越南与中国的边贸十分火热,汉语也成为与英语同样的热门外语;新加坡政府近些年来主导民众“讲华语运动”,新一代华人使用普通话现象日益普遍。

需要注意的是,当代中国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盘西化者,无视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坚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这种后殖民心态使得他们将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对坚持中国文化创新的学者加以打压,听到“中国元素”就指责为封建保守,见到“中国经验”就称为民族主义,谁提出“中国文化身份”就给谁扣上“文化保守主义”的帽子,谁坚持“文化输出”就认定谁“反对现代性”。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文化虚无与文化失败的情结与“去中国化”的逻辑,居然具有内在一致性。

中国文化何处去的重大问题,不仅关涉到中国的和平发展,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中国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识到中国不应该满足于人类物质生产加工厂的地位,也不应该基于若干个人财富积累走一条非可持续发展道路,更不是要谋取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导致“中国威胁论”。

问:最后,想请你谈谈大国崛起的精神现代化与国家文化安全问题。

答:当今世界性文化重大转折景观是:国际间的经济技术军事竞争正显现为“文化竞争”,或者说那种可见的国力“硬实力”竞争,已逐渐被更隐蔽的文化“软实力”竞争所遮掩,这无疑是国际文化未来的大格局。对此,我们不可不察!

中国精神现代化应该全民展开,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精神价值财富,中国的现代化必须从本民族高度想人类共同高度出发。这意味着,中国文化拿来输出中的自主创新,从而使得中国思想成为人类思想。新世纪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在大国崛起时尤其值得注意。中国在“物质现代化”以后,要尽快实现“精神现代化”问题。中国在“拿来”了一个世纪以后,我们也要向世界介绍我们的优秀文化。

可能有人会问:中国文化有什么普世性的当代意义?在我看来,中国维护祖国统一的精神是古今始终的;中国倡导人与世界的和谐相生的思想文化、艺术文化、民间文化精神,仍具有其勃勃生命力;我们有一百多年的近代史耻辱,所以我们坚信思想开放精神;中国人对科学与知识的崇拜使得处于成长期的中国有独特的后劲,使得中国崛起有了广大的群众国家认同的文化心理基础——虽然我们的大学还有着许多负面与不足,但是只要这个国家在努力办大学,只要大学把自己美好的德行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自豪。我们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多的大学生,这些人今天也许是微弱的,但是明天,他们将影响世界进程。

中国经济实力已经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强国,30年后将与美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我认为,新世纪没有任何列强可以影响中国崛起的历史进程,能够影响的只有中国的精神现代化和国家文化安全!因此,坚持中国“精神现代化”和世界“文化现代化”,是未来人文学者的重要工作。对此,我们应具有更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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