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万胜:小农地权的不稳定性:从地权规则确定性的视角

——关于1867-2008年间栗村的地权纠纷史的素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28 次 更新时间:2009-03-27 17: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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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万胜  

  

  提要:要将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操作化是困难的,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广泛对比。本文从逻辑上提出,稳定的地权需要以确定的地权规则为前提,所以,我们可以从地权规则是否确定来接近地权是否稳定这一问题的内核。参与地权界定的规则是多元的,这时,必需一种相对强大的规则具有超越其他规则的力量,否则,规则只能成为主体利用和选择的对象,而不能约束主体。所以,我们假定,在多元规则中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规则,是地权稳定的必要条件。本文通过对一个村庄自太平天国以来的土地纠纷史的素描和分期来检验这个假定,从中发现多元规则的结构演变,而这个结构演变的实质就是多元规则中的主导性规则的突生、转换和湮灭。

  关键词:地权稳定性;地权规则结构;地权纠纷

  

  所谓地权的稳定性是指地权的控制者对于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权利是否有比较稳定的预期,并且这些预期是否比较可靠。地权稳定性是中国农村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有众多的学科领域涉及到这个问题,最直接的研究包括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对于中国古代农村地权稳定性的探讨、对于当代农地承包期变动的研究,以及村集体内部"调田"的研究,还有对于征地导致农民失地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思考等。比较间接的研究重心在于产权是如何建构的,重要的研究有"产权的社会视角"理论脉络,以及法律人类学中对于习惯法和国家法关系的思考。这些研究揭示出,农村产权的完整建构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至少涉及到共同观念、权力与势力相交织的利益政治、国家法的相互作用。我们看到,尽管领域不同,但每一个领域都不满足于自己领域的传统解释,而是曲折地走向综合。在这个综合过程中,存在一个不断聚焦的问题意识:当传统习俗、既有惯例,以及基层公共权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趋于弱化,同时法制建设得以强化的时候,小农的地权是变得更为稳定,抑或不稳定?

  

  一、路径:规则确定性与地权稳定性

  

  要将地权稳定性的问题操作化并非易事,因为,我们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经验数据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广泛对比。董国礼(2000)从制度均衡的角度来透视农村1949-1998年的地权稳定性,应该说是一个有效的视角,地权稳定的时期也就是关于地权的制度均衡的时期。问题是他把制度均衡与否理解为国家与社会二元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事实上是过于粗略了,因为如果我们把视界拉伸到1949年前和1998年后,就会看到,地权的分配绝不只是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制度的均衡将有多种,而且促成这个均衡的力量也更为复杂。为了更好地逼近生活的复杂性,可以从逻辑上提出,稳定的地权需要以确定的地权规则为前提,所以,我们可以从地权规则是否确定来接近地权是否稳定这么一个问题的内核。比如,界定地权的规则可以有法律裁定、政策决定、干部决定、集体意愿、习俗等等,它们都参与了地权的确定。这时,需要一种相对强大的规则具有超越其他规则的力量,否则,谁说了都不算,规则只能成为主体利用和选择的对象,而不能约束主体。所以,我们假定,在多元规则中存在一个主导性的规则,是地权稳定的必要条件。这个分析路径来自于相关文献脉络的聚焦。

  在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中有比较成熟的文献探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稳定性。有观点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权是高度不稳定的。

  程念祺(2006:41)这样概括:"在'富者田连阡陌'的古今常态中,辗转翻覆着'田无常主',甚至于'千年田,八百主'的历史常态".他认为,这种地权的转换并不是以平等互利的土地流转为主要内容,常常是一个不得已的过程。"其中虽然充斥着经常性的小土地买卖,却只有不断重演的以特权为基础的土地兼并,具有实质性的作用".这种观点也成为今天很多人反对农地私有化的重要依据(温铁军,2004;曹锦清,2005)。

  另有观点对此表示质疑和反对,秦晖(2003:42-53)、赵冈(2006)等认为中国古代地权总体上是不断分散的,而不是集中。问题是,即便地权分散,也不等于地权稳定。不论是对传统地权稳定性乐观的一方还是悲观的一方,其实都不反对这样一种观点:势力①「本文中使用的势力,是指由利益集团或个体拥有的权力,相对于公权力而言」对于地权的维持和稳定有着主导性的作用,它具有足以藐视法律的能量。根据杜赞奇(2003)在华北的研究,这种影响只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才会变得严重起来。乡村权力本来是在文化网络中展开的,由于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汲取的强化,促成了更能完成汲取任务的品德恶劣人物得势,势力打压了文化网络。旧的汲取规则被打破,农民的权益被侵害。今天,对农村的强化汲取基本结束,但农村中权力精英的品质提升却没有得到验证,同时,各种混混、地痞却日渐增多(陈柏峰,2008),这个时候,农民的产权包括地权稳定性有何变化呢?

  如果说经济史的研究突出了主体能动性对于地权稳定性的打破,那么,"产权的社会视角"脉络则发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性规则的约束。

  这个脉络是在对产权的经济和法律决定论,特别是李稻葵(1997)关于集体产权是"事前模糊的"判断的对话中形成的。社会学家相信,尽管集体产权在法律上难以明晰,但在社会实践中还是可以明晰的。因为形成产权的因素不仅是法律的和经济的,也是社会的。刘世定试图通过直接和经济学家对话提出集体产权的社会性。他提出了集体企业所有权的"占有"性质(1996);又通过对科斯社会成本理论中产权先验性困境的剖析,提出了一种社会学色彩的化解方式(1998):"产权不仅是由国家法律而且也是由人们的社会认知来界定的".折晓叶和陈婴婴(2005)认为:"社区'集体制'所具有的社会合约规定性,使其产权成分并不都是市场合约性的,还包含有'成员共有权''、平均权'和'人权'等社会关系成分,因而我们并不能把集体产权当作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来处理".看似模糊的产权背后其实是有文化规则的。周雪光(2005)则更强调集体产权不仅是文化规则的集合,实质上也是行动的结构化,他把产权描述成交往网络中的节点。产权不仅是一束权利,也是"一束关系".社会学家对产权的法律或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与法律人类学的观点高度一致。黄宗智(2001,2007)对传统中国法律实践的分析、朱苏力(1996)对当代法律实践的分析都认为,在国家法之外,还有习惯法甚至第三领域也能参与到权利的界定之中。可以认为,产权的社会建构过程的研究对于理解权利的稳定性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但是,产权的明晰不等于产权的稳定。因为,即便大家都承认此刻某物的某部分权益属于某人,但下一刻这部分权益是否还能如其所愿继续属于此人呢?

  社会学和人类学其实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

  张静(2003)的《土地使用规则的不确定:一个解释框架》,是一篇研究地权稳定性的范式性文献,它的最大贡献在于启示我们从规则确定性的角度思考地权稳定性,从而使这个经典性问题的求解获得了一个相对收敛和清晰的路径。而且,此文也具有超出一般的综合性,它试图"将法律、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联系起来",提出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框架。应该说它部分地做到了这一点。张文的观点可以简单概括成:为什么农民地权会不稳定呢?因为中国是个人治的社会,主体能动性相对于规则高度发达,规则是可以被选择的,结果究竟用什么规则来确定产权是不确定的。但是,主体的能动性与规则的存在两者并不矛盾,恰恰是规则多元为主体能动提供了空间。因为,"在政治和法律各自的活动领域及活动原则未经区分(分化)的安排下,不存在包含确定性原则和限定性合法性声称的法律系统,事实上是多种土地规则并存以'备'选择。这些规则包含有不同乃至对立的原则,各自有着合法性声称来源,在实践中通过力量竞争被选择使用。这个选择过程使法律事件政治化:它不是根据确定的法律规则辨认正当利益,而是根据利益竞争对规则做出取舍,并且'允许'利益政治进入法律过程,通常力量大者对选择有影响力。因此,土地使用规则随着利益、力量的变动而不确定".显然,她特别突出了个人势力在产权维持中的巨大作用。个人势力所以作用巨大,不是因为规则总在改变,而是因为存在着多种具备合法性基础的规则并存的情况,正是这些规则之间的相互架空,给了个人势力发挥主体能动性的空间。形象地说,这是一个描述主体-规则之间关系的"鸟笼模型".由于利益主体的利益内涵不断变化,主体的势力也在不断变化,在新的情势下,强大的一方就谋求适用和建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规则,结果使得"地权成为一个多种身份参与下的、不停止的协定缔结过程".即使所有的规则本身都没有变动,由于没有哪一个规则能够最终说了算,结果地权也难逃被修改的可能。

  作为对"鸟笼模型"的一个佐证,申静和王汉生(2005)讲述了一个在已被征用的土地上发生的复杂的利益争夺。其中,大家公认的集体成员权观念、人情关系、基层权力、多数表决和强权悉数到场,可是,在案例描述的那一时段内(文中没有交代案例的明确终止时间,估计不超过2年),废铁场的收益权三度易手。在产权争夺的过程中,不仅强权起了作用,而且实现产权明晰的所有力量或者规则都参与了进来。当规则没变的时候,产权归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曹正汉(2007)对张静的解释给予高度重视,但也从演化博弈论的"局部趋同效应"出发,对她过于否定规则稳定的可能性提出了委婉的质疑。另有学者对"鸟笼模型"中"鸟笼"的稳定性的质疑,则更有针对性。因为这个模型假定了各个规则的合法性的不变性,以及规则制衡的可能,但随着社会转型的发展,不同规则的合法性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董磊明等(2008)提出由于传统习俗的瓦解和基层权力的软化,各种黑恶势力的扩张,乡村社会结构已经混乱,国家法正在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被迎入乡村,法治化正成为越来越现实的选项,使得国家法获得了其他规则不可并论的合法性声称能力,张静所说的规则均势也就不复存在。在一个法治化的社会中,产权的预期是稳定的,那么产权也就实现了高水平的稳定性。

  张静一文最突出的问题其实在于方法论的缺陷。她所列举的五个案例至少出自三个省,包括陕西、河北和浙江。她在甲地发现了A 规则占主导,在乙地发现B 规则占主导,在丙地发现了C 规则占主导,发现这些规则都挺有效,然后判断说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存在了多种规则,究竟由哪一种规则占主导,取决于力量的对决。她的判断如果能成立,必须假定,中国各地农村都共享了相同结构的多元文化价值。结果她既否定了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别,也排斥了历史的眼光。如果我们在30年前,或30年后以同样的方式作调查,显然也会看到同样的多样性。但笔者不准备对她的观点作全盘的否定。毕竟,她在说明中国为什么是个人治国家时,走出了一条十分有创意的路径。一般我们认为人治的核心特征是规则被人为打破,而这里认为人治的核心特征是规则可以被人为选择,巧妙地引入了法律的社会承认问题,让我们从世俗生活的多规则自然联想到精神世界的多神崇拜倾向。笔者很赞同这里的关于多元规则的观点,但是笔者必须引入历史的视角对她的框架进行修正,因为张静一文的缺陷的实质在于:当整个中国正处于历史性巨变时,此文没有重视本土经验的改变,却满足于横向的静态对比。而一旦她深入到历史之中,就会发现多元规则的结构演变,而这个结构演变的实质就是多元规则中的主导性规则的突生、转换和湮灭。

  笔者将通过对一个村庄自形成以来发生的地权纠纷的尽可能完整的记述和分析,指出多元规则的并存对这个村庄地权稳定性的影响,不同时代的规则内容以及规则体系的结构的差异。案例中主要涉及的地权是林权。所谓林权,包括林地和林木的所有权、林地的使用权。林权有着相对于耕地地权的特殊意义。耕地的普遍细碎化经营自宋代以来就已经基本形成,但在有些地方(也许是大多数地方),林地长期实行的是规模化经营。建国以后的土改特别是林业"三定"和2007年开始的集体林权改革,在栗村开创了林地细碎化经营的历史性新经验,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细碎化经营环境下地权形成和维持的完整过程。

  笔者考察的栗村是高桥行政村的一部分,位于安徽省南部。它一直就在笔者的身边,但直到2002年,笔者才开始以"他者"的眼光注视它,并进行了长达6年的对话,地权是此中最主要的一个话题。

  

  二、1867-1952:势力博弈导致的地权不稳定

  

  高桥行政村的地形由山地和谷地结合而成,村落也分成山内和山外两部分。栗村是指高桥行政村的山内部分,它是一条总长约5公里的狭窄山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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