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14 次 更新时间:2009-03-18 00: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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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  

  

  如一般所理解的,在民主社会当中,国家的治理权被要求允让其公民享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并对这些权利的行使给予法律的保障。在这样的宪政安排下,公民得以自由地结社,以从事各种活动,并且公开表达、出版各种言论,或者参与政治。这些事务在某种程度上皆具公共性的倾向。民主体制既然允让公民这些权利的行使,那么,我们可以说公民权利之行使促使民主政治之公共领域的开展。各种不同的言论穿梭在这个领域内,相互辩论、批驳,并藉由传播媒体的帮助,言论的表达与论辩普遍性地扩张,而为公民全体所关注。也在这个领域内,公民透过自由的结社,得以针对某种政治议题或政策,形成各种不论是抗议或支持它们的行动联盟与社会运动。

    尽管公共领域是由国家治理权允让基本的公民权利及其法律的保障,而得以开展出来的;但它并不成为民主体制的一项制度安排,如国会或者地方性的各种议会。从这里引发一项理论解释的问题:公共领域与国家权力彼此形成什么关系?它是“外于权力”(extrapower)的共同空间,或者是内在于国家主权的场域?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也涉及“公共性与私人性”(public/private)的区分。本文从这问题的取向,阐释公共领域之概念的意义。在这方面,本文尝试论证以下的主题:“公/私”的区分是人类各文明社会皆有的概念;但是公共领域的开展是在欧美之现代性的进程中方出现的。在此脉络中,公共领域的出现伴随着资本主义之市场经济(特别是“印刷业之资本主义”)、市民社会的发展。就此而论,公共领域的形成是跟国家主权脱钩的,但是又必然跟国家主权有所关联。公共领域的这种既开放又受限制的处境是使得现代民主有所进展的关键之一;但也构成民主政治的问题。如我们所见,公共领域随着欧美现代性的进程,容受繁复多样的需求,以及辩解这些需求的各种言论或者意识型态。它们彼此交锋、彼此抗衡。时至晚进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公共领域受到各种阶级的、种族,或者文化、性别的认同意识及其论述所分割。公共领域的界线愈显得模糊,也显得零碎化。不仅如此,这些争议也愈难取得共识。面临这种处境,本文最后针对民主的共识及其公共领域的规范性的议题提出某些观点。

  

  一、公共领域的古典意象与现代诠释

  

  当代公共领域的论述,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1906-1975)启其端绪。她提供了思辨的资源与解释的基本架构。在1958年出版的《人之境况》中,鄂兰以人之vita activa(活动之生命)的范畴区分为解释架构,对于人之公共言行之实践(praxis)提出了“剧场式”(dramaturgical)之阐释,其基本论旨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必须落实在一开放的、平等的人际之公共空间。在其中,个人彼此争胜,以表现其优异的言行。犹如在一剧场中,个人把他最优异的言行表达给在场的其它人。在这里,鄂兰不讳言以古希腊城邦的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agora(广场)为意象,阐释人之实践活动的“公共领域”。这个领域,进一步言之,是跟人的内在心灵(如意志的活动与良知的反省)、家庭生活(包括人际的亲昵关系)、经济活动(包括任何营生的活动)…等区分有别。在1963年的《论革命》,鄂兰以现代革命的实践为解释的脉络,对于人的实践活动,提出了另一种解释观点,即“公民之结社”(societas,civic association)之理念,它强调行动者藉由相互的信赖、以及承诺的约定与实践,彼此合作,形塑公民之权力(civic power),共创新的政治空间,营建得以维系此自由空间的宪政制度①。鄂兰所立的这种实践与公共领域的理念引发了如Seyla Benhabib所举的两种公共领域模式〔一是争胜式的,另一是协合式的(associationist)〕的解释及其政治思想之定位(鄂兰是共和主义,抑或自由主义?)的争议②。姑且不论诸如此类的诠释性的争议,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她的公共领域的理论跟现代性的处境难以产生接合之点。这来自于她对西方现代性的重要建制,如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主权国家以及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给予否定性的批判。③因此,她的公共领域的理念如何在现代处境中呈现意义,就显得闇然不彰。

   跟鄂兰同一时代的英国政治思想家麦可‧欧可秀(Michael Oakeshott,1901-1990)就质疑鄂兰的公共领域的政治解释。欧可秀在其晚年的著作《论人之行为》中,对“何谓政治性”(what is the political?)的问题,进行阐释,而触及了“公共性”与“政治性”的议题。④基本上来说,欧可秀承继霍布斯式的自由主义传统,以主权国家与“属民”(或公民)的关系,分辨与界定“政治性”(或“公共性”)与“私人性”的意义,因此,所谓“政治性”(或公共性)意指主权国家之宪法与各种法规构成的,为公民在其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守的条件。如是言之,“从事政治活动不需要特别地被界定于某一个地方或场合。它是一种公共性质的活动。在进行或追求此活动当中,‘法治之条件’(a civil condition)可能被遵循,公共关系也可能是重心。然而,政治活动并不必然在公共领域才能进行。”⑤针对鄂兰式的公共领域的解释观点,欧可秀特别地指出其基本的意义在于,公民公开讨论宪政法规的议题,而跟公民从事的oikos(家计与产业管理)的活动有所区别。

  从欧可秀的这种观点,也多少可以看出自由主义者不甚强调公共性的空间观念,而毋宁关注公/私的人际关系以及思辨“私人性”之关系与生活如何不受他人(包括政府、社会与舆论力量)的干涉。

  鄂兰所建立的公共领域的理论虽然有其内在的论证的“弱点”,但也启发当代有关此概念的各种不同的阐释及其理论的开展。尤根‧哈伯玛斯(Jűrgen Habermas)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即是典型的代表。如果说鄂兰的公共领域理论无法承载西方现代性的意义,那么,哈伯玛斯是从鄂兰所否定的现代性的脉络中,提出了另一种公共领域的理念。他强调,推促此公共领域开展的力量来自拥有私产的所谓“资产阶级”(或称“布尔乔亚”)。就这阶级的世界观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是个人经营的产业与金融业,他们所追求的是资本的积累,他们所形成的人际关系是相互竞争。然而,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无限扩张以及它们的经济网络与机制的愈为复杂,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无法如古典共和时期的公民一样局限于oikos(家庭式的产业),而必须跨出这个私人的领域,进入更广大的阶级的关系网络,即所谓的“布尔乔亚的市民社会”。在这个地方,家庭与家族不再是经营生计与从事经济活动的场域,而成为家属成员维系亲昵之情感,个人发展其个性,学习人际之基本礼节的地方(但也免不了有家户长式的支配与情感之摩擦,家属之间的倾轧)。哈伯玛斯在阐释现代性之公共领域的形成时,并没有割裂家庭之私领域的关联。然而,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本为关注私利以及注重家庭生活的人格,他们如何形成其公共领域?针对这个问题,哈伯玛斯从十八世纪市民社会的“非官方”的制度(如沙龙、咖啡厅、俱乐部…等)以及文字媒体(如报章杂志、期刊以及各种文艺刊物…等)的形成,说明这些制度与文字媒体成为 “资产阶级”集会以及言谈,沟通的场所与媒介。这些地方既是集会,沟通的场所,自然地会形成公众之意见或舆论,并且藉由文字媒体的传播,得以广延开来。这些舆论,就其谈论的课题与对象而论,并不纯然是“政治性”的。依照哈伯玛斯对 “资产阶级” 性格的了解,他们不像贵族阶层一样,敌视或对抗当时的 “君主制”(monarchy)。他们反而要求一个一统性的最高权力,以保护他们从事的私人企业,并透过有效的政府治理与法律的规范,促进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发展。这种对国家主权的态度使得“资产阶级”没有强烈的野心推翻当时的王权及其体制,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有法治的国家,其最高权力能受基本人权的限制,而且公共领域的舆论能成为监督政府的机制。以Jean Cohen与Andrew Arato的阐释,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是“资产阶级”所属,但也同时是自由,也是民主性格的⑥。

  就当代公共领域的论述而言,鄂兰与哈伯玛斯分别建立两种型态,一是具古典共和理念与精神;另一则是具现代资本主义性格与自由民主理念。除此之外,在说明公共领域与国家主权的关系上,两人的阐释观点相重迭的地方在于,公共领域是脱离国家主权的。以鄂兰激进的观点来说,公共领域甚至可以凝聚强大的权力,在国家权威扫地之时,足以颠覆、推翻它,另创新的体制(如在革命的处境中)。相对而言,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虽与国家主权脱钩,而成一自发性与自主性的领域,如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市民社会一样。然而,从公共领域的针对性而言,公共领域的舆论是用来批判、监督与约束国家主权的。就此而论,公共领域亦涉入国家的主权,两者形成某种程度的紧张,甚至对立的关系。扣紧这个论述的主题,哈伯玛斯亦广延地思辨公共领域、市场经济与家庭等私人领域在互动关系中形成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之公共领域的限制。不详论哈伯玛斯对他自己所建立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反思,对当代公共领域之论述而言,他确立了现代性之公共领域的模式。

  承袭鄂兰与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的理论,当代另一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亦提出他的理论见解。基本来说,泰勒的公共领域是现代型态的。他强调公共领域的理念是西方现代之社会之特征,也是社会想象构成的要素之一(其中尚且包括市场经济体系、人民主权或自治以及人权的理念)。除此之外,公共领域与其它构成的要素都是超乎或外于权力之上的,而且成为权力论述其正当性的根据⑦。泰勒采纳哈伯玛斯的观点,认为公共领域的形成源自十八世纪,“它是社会想象的转变,是现代社会进展的关键,是(现代社会)长征的第一步。”⑧在这里,笔者不再重复说明泰勒对公共领域的基本界定以及公私领域的区分。这些基本的限定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如公共领域是人们相互讨论、结社,而且大众媒体贯穿期间的公共空间;人们所讨论的是他们共同关注的课题;在进行这些讨论或沟通时,参与者肯定“不偏私”的公共理性以及设定并遵守一定的程序;公共领域跟经济、家庭生活及其亲昵之关系、个人主体性及其内在心灵与感情,以及美感的享受与品味…等(即所谓的私人性事务)区分有别。

  泰勒的公共领域理论饶有意义的地方,是他区分公共领域的两种型态,一是“主题性的共同空间”(topical common space);另一则是跨越主题性的公共空间(metatopical common space)。前者意指区域性之集会,后者是指足以含括各种“主题性之集会”的广延性的空间,其广延性甚至可以跨越国界。能形成这种公共领域的条件之一在于,欧美自早期的“印刷之资本主义”到当前信息媒体之科技的进展。泰勒所阐述的公共领域即是这种跨越性的共同空间。关于这个公共领域的理论,有两项主题必须说明的:一是它的现代性格,或者说,它与古典时期的koinōnia(政治共同体)的区分;其次是它的规范性地位。

  1、泰勒在阐释公共领域的现代性格上,乃跟随哈伯玛斯的基本观点,亦即这个共同的空间乃是人结社、理性讨论、争辩与沟通的场域。这个场域是自发自主的,其形成“不受任何政治结构所赐予,相反地,它独立于政治结构之上。”⑨。尽管泰勒的阐释步随哈伯玛斯,但在说明构成这个公共领域的行动主体时,泰勒不强调其阶级性(如哈伯玛斯的资产阶级),而是在现代社会中互为陌生的人们。这跟古典的koinōnia的“政治同侪”不同。他们彼此陌生如一盘散沙的人群,他们之所以可能形成一个共同的空间乃借助文字媒体的传播。是故,各地区(不管远近)发生的事情、事件经由文字媒体的传播,都有可能成为共同关注、谈论的议题。⑩

  在这里,泰勒有时把公共领域的这种人们之结合,称之为“文人之共和”(the Republic of Letters),这个共和的构成是外于政治的。如他所说明的:公共领域犹如一个统一性结社的共和,它是由所有开明的参与者结社而成,也跨越了政治的领域。是故“一个政治社会的所有成员应视之为形成一个外在于国家的社会。这个社会比任何一个国家更为广大;它有时为某种目的,而延伸到文明欧洲的所有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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