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口述史·口承传统·人生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2 次 更新时间:2009-03-09 16:4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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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原刊于本文基于2006年10月在“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研究计划培训会上的讲座写成。文章论述了口述史的国内外研究概况,阐述了人类学与口述史研究之间的密切关系,探讨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之间的概念区别。文章还借个人研究体会,指出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的局限性,论述了作者对于“人生史”研究的有关主张,及作者对于“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述史”的意义与学术价值的看法。

  “西南地区民主改革口试史”研究计划,是2006年夏天第一届中国人类学夏令营会间,与杨正文、彭文斌等同好,在阳明祠饮茶间聊出来的。今天借计划启动之机,非正式地谈谈个人的有关口述史的“见闻”和“体会”,以充作“研究参考”。

  李绍明老师刚才讲了“民主改革”的历史定位。听了李教授的讲座,我收获很大。我曾撰文解释人类学这门西学的“中国化”。什么是“中国化”?其中一个局部,就是人类学这门学科跟近现代国族营造形成的密切关系。李老师的讲座,内容涉及边疆政治,重点通过西南地区“民改史”,反映了国族进程的实质特征。讲座对于我们进一步触及“事实的历史”给予了线索上的指南。

  至于“口述史”,我带来一本叫做《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的书。这是一本按部就班地介绍口述史的定义与方法的书,它引导大家如何进行研究计划设计、访谈、证据收集、摄像、档案收藏、教学、成果展示。做口述史,这本洋书,系统性强,足够充作导引。可我猜想,兴许系统性强也不见得是好事;读后,就具体课题,大家对其设计的“口述史”三字,还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历史已然清晰,为什么要对民主改革进行口述史调查?我以下将散乱地谈谈我所知的、与“口述史”这三个字相关的事儿,目的是要在解释这些问题中,把大家闹得“糊涂”些,减少“自以为是”。

  

  口述史

  

  口述史大家都听说一点了;人们或称它为“口碑史”。人们说口述史是历史学的分支,这一做法,出现于远古,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都堪称口述史作品。随着文字史渐渐占支配地位,口述史地位后来下降了。而说到口述史,人们还常将它与20 世纪上半叶推崇口碑研究的一些西方人联系起来。其实,在世界各地致力于采集口碑史料的学者,历来都有(我就不相信司马迁没有做过口述史),做学问,没必要言必西方。

  最近一些年,国内不少学者关注口述史,不少社会科学研究者转向了口述史。比如,社会学界,即有学者组织“土改”口述史调查,他们想通过口述史研究,摸清楚“土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该研究牵扯到一些理论问题和观念问题,比如,怎么理解事件?怎么理解“斗争”?“回忆”被看成是透露真相的基本进程,想必课题组得出的结论,跟我们的所谓“历史常识”不尽相同。有社会学界同行认为,借助口述史来了解当年,是挖掘其“真相”的可行方法。

  如此说来,人们对于口述史的期待是,它能为我们带来“真相”。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据说,去参与“土改”口述史调查的学生,有不少产生了迷惑。比如,我记得当年有个学生说过,尽管她致力于贴近“真相”,但老百姓的“回忆”没有严谨的纪年时间,他们时间概念混乱,颠来倒去,总是错将过去当现在,错将现在当过去,不清楚其前后序列,你问这时的情况,他说那时,有问那时的情况,他说这时。被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间差”,可以造就一代新学者,他们怀疑“真相”之说,而转而相信,口述史研究先要区分“我们的时间”与“他们的时间”

  “土改”口述史调查计划引出的问题,早已是口述史研究的所有问题。到底口述史研究能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一方认为,口头说的东西,比那些文字写的东西可信,文字写的东西,经过太多人为加工,为了把事情“说妥”,而抹杀真实。另一方则可能认为,口头说的东西,比文字写的东西还混乱,其包含的“真实性”,等同于无法把握的“混乱时间”。

  学术毕竟不能停留于“分派”,而总还是要步步前行;即使有那么些从口述史研究得出怀疑主义的小年轻存在,也还是不断会涌现出信仰口述史的人——如同相信文字史的人也在猛增一样。如今,做知青口述史的学者有了,他们坚信知青的“回忆”远比文件上写的东西要活生生地真实,这里边有喜,怒,哀,乐,充满感情。对所有政治运动的口述史感兴趣的人也有了,就我所知,就有一本叫做《口述历史》的以书代刊的杂志,专门刊登这类记述口述史的文字。这叫做“口述历史”的东西,反映的是中国历次运动,当事人成为采访的重点对象,用活生生的语言“回忆”活生生的历史,有时使人感到惊心动魄。

  

  作为口述史的人类学

  

  人类学家对于口述史,确是比较有发言权的。这门学科的“正宗”,是对于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研究。怎么研究没有文字的人民?人类学前辈想了一些辙,其中最主要的,叫做“参与观察”,就是亲身去看、去体会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生活。

  人类学家在田野里面对的是有公共活动与私人活动的所谓“当地人”。公共活动,包括很多方面,大体上说,有冲突构成的公共事件,甚至战争,有年度仪式,这些活动牵涉到“当地人”的整个社会感,能把整个地区的人都调动起来。人类学家也参与到“当地人”的私人生活里,对于他们的人生礼仪,亲属称谓,生老病死,婚姻,生子,吃饭,生产,都花费时间去研究。人类学家从事研究时,注重超常的公共活动和日常的私人生活,想从这里头总结出一套有关社会生活的看法。

  人类学家把对以上方面生活的考察,叫做“参与观察”。“参与观察”虽说被强调得很多,但不一定是人类学前辈田野工作的真实内容。进行实地考察的,不乏有沉默的学者,不过,多数人类学家以“能说会道”为田野工作的诀窍。“参与观察”中的“观察”,是靠眼睛,而要实现“参与”,不说话,那可不行。田野工作,是对话的过程,是跟“当地人”交流的过程,我们不能光看东西,光考察事件,而缺乏了解“当地人”的解释。人类学家用眼睛看,用嘴巴讲,用耳朵听,交流是本分。他们去田野,先跟“当地人”学习方言,掌握了一点关键词之后,和被研究者渐渐熟悉起来,会问到被问者的名字、家庭等等,人类学家要掌握人对人的称谓,除了明确的名字,还有怎么形容这个人与那个人之间的关系,是父子,是姐妹,是夫妻,还是别的,还要问到他如何称谓世界万物——如怎么称“树”,假如是在英国,“当地人”就会说,那叫“Tree”。通过人与物的词汇堆积,人类学家学习当地文化,形成一套关于社会生活与认识的理解,通过研究“当地人”左邻右舍的称谓,我们对他的社会机制有了了解,再从血统关系、地缘关系(包括通婚关系)的梳理,领悟当地的社会组织。

  人类学家认为做这些工作,为的是理解当地的社会基础,要解释更高层次的公共生活,不理解这个基本层次是不可能的。口述调查,是理解这个基本层次的窍门,但人类学家很少这么说。

  再说,有实地调查经验的研究者必定了解,人类学中最基本的是亲属制度研究,而亲属制度研究,则又是对一种血缘-地缘合一的社会历史意识的研究。社会历史意识是通过嘴巴讲给我们听的。被研究者的祖宗是谁,前辈是谁,老婆是谁,丈夫是谁,孩子是谁,左邻右舍是谁,亲戚是谁,他们认识的人都是哪些类别,我们问这些问题所得到的答案,要么与活着的人有关,要么与死去的人有关,可没有不跟人与人之间的历史关系密切相关的。

  人类学家是谁?有了上面这个铺垫,我斗胆说,我们是一群将“当地人”的口述史转化为文字史的人。也因为这,可以说,人类学的研究等同于口述史。试想我们20世纪50年代民族大调查时前辈们用的法子——他们比西方人类学家更敢于诚实地承认,其调查所采用的方法,主要是召开座谈会和进行访谈,而无论座谈会还是访谈,都属于口述。

  在人类学的西方“正宗”,口述这种方法也是普遍的,只不过,“正宗”人类学家兴许是为了告诉人们,他们的研究不基于没有“实在证据”的口头言论,因而才努力将自己与口述史家相区分。事实上,研究所谓“没有文字的人民”,不跟他们说话,怎么了解他们的做法和想法?怎么能如民族志方法奠基人所说的那样,“从土著观点出发”?显然不可能。所以,人类学不免就是口述史,不承认这个就不大体面。

  将人类学等同于口述史,会遭受同行的指责——我们这门学科不是那么恢宏吗?怎么可能等同与小小的口述史?

  的确,人类学不等同于口述史,而更多地想用各种社会科学的概念,来套本来也是用口述史的方法搜集到的材料,这些概念,如亲属制度、宗教、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等等;套了之后,人类学家还发现自己从事的是“科学”,而“科学研究”有物理学模式,有生物学模式,人类学家借鉴这些,造就了结构、有机团结等等概念,自以为摆脱了小小的口述史的纠缠了。然而,人类学家不能太自信,试想,当他们遭遇历史学家责难时,怎么办?人类学家总会转而强调口述史是自己的长项,而且比只研究有文字的士大夫的历史学家高尚,更有独到之处。举个例子说吧,前些年几位历史学家参与几位海外人类学家的研究,他们一起去了一个村子,历史学家到了村里,忙成一团,四处搜罗写有文字的纸张,人类学家镇定自若,仅仅去拜见了几个老乡,聊了聊天。回来,双方互相讥笑,一方说:“嘿嘿,我们找到了如此之多的文献,瞧你们这些无能的人类学家,啥资料没有,空谈一天!”;另一方反唇相讥说:“你们这帮没有见识的历史学家,就以为文字才是资料,不知道文字也是活人写的,是骗人用的,你们被骗了,哈哈!”(故事情节被我说得比较生动,其实对话双方都比较友善,特别是没有如此狂暴)。怎么理解这个争论?这争论与以上提到社会学家的“土改”口述史调查引出的争论是一样的。这令人想起,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与年鉴学派史学的争论,老列老是运用神话,而史学家说,这样不行,神话不足为据,老列却说,神话比历史更真实。如今“田野”替换了神话成为人类学这个足球场的“守门员”,假如没有“田野”,人类学家就好像没有存在必要了。当历史学家讥笑我们没有搜集到文献时,我们多伤感啊——我们的专长不恰是研究没有文献的民族吗?

  人类学家有的为了兼容并包,而把自己视作口述史的把门人,有的自以为远比口述史研究者高尚,而极力将自己区别于口述史专门家,有的为了解除尴尬,说自己的口述研究法比文字研究法更接近真实。而无论如何,他们的学科,左左右右,都与“口述史”这三个字有关系。近半个世纪以来,大体的潮流又是,他们渐渐地离口述研究法越来越远。原因何在?首先是一些研究文明社会的学者,他们认为,为了理解有文明的国度,人类学家应挣脱“参与观察”的桎梏,更多阅读文献,进行历史研究,“采访死人”;其次,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人类学家再也不相信自己的五官——特别是眼睛与耳朵了,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眼睛是带颜色的,“观察”不过是涂色,耳朵即使再好,也不能听见“土著”说的话的“弦外之音”,加之,“土著”也不是不会说谎,不会编造谣言的,所以怎么能说口述史就比文字史真实?人类学家一时没了主张。

  

  口述史与口承传统

  

  以上“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目的只有一个;我想借“胡言乱语”指出,要进行口述史研究,不能不先意识到,在这个领域中向来存在一个答案不同的问题:口述史是不是比文字史真实?在“土改”口述史课题中,这个问题已在国内学界显现,而尽管近来中国学者热衷于通过口述方法来再现“真实史”,这个问题也并非不存在。“真实史”的危险性自身表明,没有不受“主观性”约束的历史;而对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略有所知,则又能意识到,口述史给人的“亦真亦幻”的感受,实在浓烈。人类学田野研究之“正宗”,实多为对没有文字的人民的研究,因而,口述史的方法本是核心,而人类学家为了装点门面,却东拉西扯,借来太多社会科学概念,使自己的学问有别于口述史。

  兴许跟以上这点有关,人类学界还进一步区分了口述史与口承传统。口述史与是口承传统区别何在?为什么要有区分二者?

  对我而言,口述史,或英语的“oral history”,将人们的口述信息视作历史素材。虽则学界对于这些素材是否比文字记载真实存在争论,但是,口述史这个概念,重点强调的恰是“素材”。口述史的研究宗旨,与把握历史的真实性直接相关。而口承传统呢?这个概念就是“oral tradition”。过去有不少学者用“oral cycle”来理解口承传统,说口承传统的特点就是:叙事是靠嘴巴说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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