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方杰 周海燕: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 次 更新时间:2021-11-08 01:35:55

进入专题: 三线建设   现代性嵌入   中国体验   口述史  

董方杰   周海燕  

   〔摘要〕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

  

   〔关键词〕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中国体验;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21)05-0009-08

  

   〔作者简介〕董方杰,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海燕,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南京210023。

  

   一、引言:三线建设与日常体验

  

   20世纪60年代,由于受到日趋紧张的国际局势影响,出于国家战备需要,中国于1964年开始了对全国工业分布的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调迁沿海及大城市的大中型工矿、军工企业、科研单位及大专院校在“三线”大后方建设和发展以军工为核心的重工业基地,以应对潜在的战争威胁,也使西部地区第一次在国家工业与经济计划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①这场持续近17年的经济建设与移民迁徙运动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国防、科技、工业生产及城市布局②,也改变了近千万人一生的命运。

  

   时至今日,虽然三线建设已逐渐沉留于历史,但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范式上不断推陈出新。从研究内容上看,三线研究大致可以从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宏观研究涉足三线建设的原因、背景、决策、实施过程、后续影响及后世评价,侧重于宏观经济史与政治史;中观研究涉足三线建设在具体区域的实施情况,侧重于区域经济史与当地城市化;微观研究涉足某个特定企业或特定人群,侧重于日常生活、集体记忆、身份认同、行动策略、政治动员等。而从研究范式上看,三線研究正在经历从宏大的政治经济叙事到日常的社会生活体验,从自上而下的精英视角到自下而上的底层视角,从传统史学范式到多学科交叉融合,从史实的罗列与考证到理解、行动、情感与记忆的机制机理分析,尤其是近年来逐渐兴起的口述史方法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为三线研究注入了一股更为鲜活的力量,加快了视域下移的速度,而诸多社会学学者的进入则拓宽了研究议题与理论道路。

  

   虽然三线研究正处于范式转换的过程中,但涉及三线建设与现代性等相关议题时,现有研究基本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显然从传统观点看这是一个极为宏观的话题,但是当我们以口述史的路径自下而上再审视时,可以看到被忽略的个体体验与日常生活在三线建设近20年浩荡历史中的样貌与变化,而这涉及三个非常重要的理论脉络。

  

   第一个是现代性的双重面向。关于现代性(Modernity)的理解往往呈现出两条鲜明的路径,一种从器物性的角度理解,具体包括物质、制度、组织等,如“一个现代国家的鲜明特色就被视为大众教育、城市化、工业化、科层制化以及快速的通讯和交通等”③,另一种倾向于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心境与观念,是一种区别于传统的精神特质,正如罗伯特·贝拉所说,现代不应该只被看作是“一种政治或经济体系的形式,而是一种精神现象或一种心态(mentality)”。④具体到我们的研究问题中,如果说传统观点对于现代性的器物性理解是一种传统的自上而下视角,它探讨的是三线建设在促进三线地区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方面的作用,那么作为心境与观念的现代性则显然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换句话说,当三线建设进程中的亲历者,无论他们是调迁进入三线地区还是从三线地区通过各类途径参与建设,面对工厂、学校、城市、各类传播媒介这些制造现代性的“容器”在三线地区的嵌入过程中,亲历者的现代性体验是怎样的?

  

   第二个是嵌入理论。作为经济社会学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嵌入理论自波兰尼和格兰诺维特等人提出发展以来,一般用于讨论社会主体与经济主体的互动问题,但随着“嵌入”概念外延的不断扩大与泛化,逐渐“泛指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植入另一种力量、体系或结构之中”⑤,尤其在国家与社会理论范式由“国家中心主义”路径日渐转向“国家-社会互构”过程中,“嵌入”理论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权力与受众的复杂互动关系提供了一个较为适合的分析性工具。具体到研究问题中,三线建设源自国家的战备需要,是一种战备时代国家主导的现代性嵌入,这种现代性嵌入以外生的工业化力量为主体,以国家的政治动员为手段,根本目标是“准备打仗,准备打大仗”,因此,作为附着这种现代性嵌入特征的三线工厂与三线亲历者来说,他们与三线地区的关系必然是复杂的。一方面,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要求下,1960年代中国最具现代性的年轻人、工业设备、生产及组织制度,还有附着其中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大规模涌入当时还是“一穷二白”的三线地区,会带动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符合当地原生社会对于现代性生活的向往与需求;但另一方面,外生的现代性力量在嵌入过程中与原生社会系统之间又会存在摩擦。微观视角下,三线建设的现代性嵌入以一个更为形象的说法,即诸多三线厂既是现代性的灯塔,也是现代性的孤岛,在具体层面上,体现为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类军营社会的组织嵌入、单位社会的生活嵌入。

  

   第三个是关于中国体验的时代拓展。中国体验⑥的提出源自改革开放后急速的社会变迁下中国民众微观价值观与社会心态的提炼,它是对“中国经验”自下而上的感性理解与内生体验,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中国体验可以作为一个概括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理想类型,对于理解国家主导的现代性嵌入中工业化的迅速扩张、政治动员时的集体记忆、生命体验与社会心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同时,这种独特的现代性体验也可以称之为“另类的现代性体验”,它深深根植于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之中,并存在着鲜明的阶段性特征,这种“另类的现代性体验”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反击。

  

   因此,本文想要于三线研究的范式转型过程中,以贵州地区为例,综合运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之“三线建设”企业的访谈资料,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填补历史的鲜活空白,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来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独特的深描。

  

   二、“让毛主席睡好觉”——工地社会的生产嵌入

  

   “工地社会”的概念源自《工地社会:引洮上山水利工程的革命、集体主义与现代化》一书,主要用于概括“共和国成立以后,大型工程在建设过程中,由于国家权力在工地上扩张、渗透与运作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临时性的社会状态”⑦,它是“一种人与制度的结合体,也是国家中的社会,更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中推进工业化进程与国家政权建设的非常规路径”。⑧1949-1978年间,依据中央战略或地方资源对某地进行“工地化”⑨的过程中,诞生了一批新兴的城市,如三线建设过程中的攀枝花、六盘水、十堰、金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本文将“工地社会”的概念引入,目的在于将其作为三线建设初始阶段生产与生活的微观浓缩与理想类型,重点突出各三线厂在进入之初的生产嵌入特征。

  

   具体来说,当三线建设正式开始实施,大量的施工现场在短时间内形成了一个个以国家为主导的新型生产场域——工地社会,它是一种现代性的外生力量。出于备战的国家战略与保密的要求,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尖端技术或国防军工的三线企业按照“靠山、进洞、分散”的规划要求,进入“深山老林”之中,在当时新中国工业布局极端不平衡的状况下,大量三线厂投产前的基本建设很少能够依靠当地的人员与设备,与“引洮上山”中大型工程“全民动员”的工地社会相比,三线建设的工地社会充分展现了嵌入性的特征。

  

   一方面,绝大部分三线建设者均是来自于沿海及各类大中型城市的大型工矿企业。在“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政治动员下,新中国最优秀的技术人员、最熟练的产业工人以及最先进的生产设备参与到支援三线建设的过程中,许多企业甚至在三线地区调迁“复制”了一个原厂。在我们的访谈中,当年的参与者回忆道:“105厂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主力精华转移,支援三线建设。‘主力精华转移,就是把我们的核心技术、精干人员、精良设备都转移到‘三线……从天津全套地、成建制地搬迁过来,包括人员设备、资料、技术以至于家具,全套供应。”(SX1口述,2019)“我们来三线都是配套的,搞财务的、搞管理的、搞技术的、搞基建的、搞设计等方面的人都有,是一套班子,来了就能开展工作,当时大家都觉得很骄傲很高兴嘞。”(SX63口述,2019)

  

   如果说“一五计划”中苏联直接援助的156个项目,开创了一个发达的工业国援助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立完整工业化体系的先例,是现代性拷贝的跨国尝试,那么三线计划则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现代性拷贝实践,不仅带来了外生的现代性物质力量,并且伴随着工地社会的推进,也带来了外生的现代性生产制度。

  

   另一方面,从工地社会的建设速度来看,则体现出了一种加速工业化的特征。这种加速工业化一是由于周边安全局势的客观要求,更为我们所关注的则是加速工业化背后的情感动员、共同体的意义感锻造与劳动者的自我驱动。“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和有影响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利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和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情感模式具有感召普通群众做出革命行动的力量”⑩, 这种在革命年代对于群众情感唤起与动员的工作方式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各类政治运动与经济建设中。在我们的访谈中,三线亲历者叙述自己努力工作时最多提起的一句话就是“为了让毛主席他老人家睡好觉”,这种带有鲜明底层叙事的朴素情感又在劳模宣讲、典型示范、突击队宣誓、劳动竞赛、成果报喜、忆苦思甜、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一系列仪式展演与工作场景中得到不断的唤起、强化与传承,个体的情感充分释放,汇入集体的力量之中,转化为群体认同,由此产生的集体行动造就了工地社会的“欢腾景观”,以至于岁月流逝后的今日已成为全体三线人的集体记忆和叙述框架。

  

我感觉三线建设就是一座无形的长城。我们搞三线建设就是在修长城,修一座无形的万里长城,抵御外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国家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特别在六七十年代,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7300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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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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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研究 2021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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