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铭铭:从文化翻译看“母语”的地位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2 次 更新时间:2023-01-17 18: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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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 (进入专栏)  

  

  

   探寻“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的任务指向自我认识的解放。但这项任务却不止关乎于“己”。一方面,唯有与“非我”相比较,方能廓清我们的概念和体系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文化自识并非“孤芳自赏”,而是在人-我之间生成的,“我”与其他社会共同体在世界中存在、思考和想象的事实和形式互相交织,因此,其观念形态总是“有他”,其意义总是溢出于“我”。要思考“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便要超越“己”,进行广泛的比较和联想,在“跨文化研究”①上做文章。

  

   “跨文化研究”的重点是域外。内外之分无疑是相对的,但为了叙述之便,可以说,这一领域的知识主体是“己”(内),对象是“他”(外),其工作与“表述”均处在文化之间,是文化间信息和思想的流动,我们可以将之待作“文化翻译”。

  

   “文化翻译”可以泛指社会共同体上下和内外的信息、物、制度、思想等的“跨界运动”。但在我们所关注的层面上,它主要是指在“内外”轴向上展开的“翻译”,意味着把我们自己的语言、概念及观念用于“化”我们试图理解的,与“己”相异的文化。

  

  

  

   “化”是古人用于解“译”的字,它也常与“诱”“讹”等字交互使用。如钱锺书先生所言,这些古字“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难以避免的毛病(‘讹’),仿佛一一透示了出来”。②

  

   关于“翻译”,不易找到比古人更高明的解释。但这不表明我们无须借鉴。“文化翻译”概念,便出自必要的借鉴。

  

   此语原文为“cultural translation”(文化翻译),是1950年由杰出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思-普理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 1902-1973)在一次讲座上提出的。③关于其含义,这位先贤言曰:

  

   他(人类学研究者——引者注)到一个原始民族中生活上几个月或数年。他尽可能密切地生活在他们当中,学说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的概念去思考,用他们的价值观去感知。然后,用他自己文化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概括它接受训练的知识体系,带着批判性和解释性,重新实践经历。换句话说,他将一种文化翻译成另一种文化。④

  

   埃文思-普理查德在措辞上没有跳脱出“原始民族说”的俗套,但他心中实亦怀有“复杂文化”研究理想⑤,“以旧瓶装新酒”,他赋予了人类学以新意涵。他把在异域展开的田野工作描述为通过生活于其中,进而去理解被研究文化的过程,把学术论述(在人类学中这主要是指民族志或田野志)形容为用研究者自己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对其在异域的“发现”进行的“翻译”。

  

   所有“译者”都可能怀有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2005)数十年后揭示的“双重构建梦想”:“这一梦想……鼓励着这样的野心,要将待译作品所用的译出语的隐蔽面暴露于阳光之下;与之相对地,还有着去除母语的乡土色彩的野心,邀请母语自视为诸多语言中的一种,甚至是将自己作为‘异’来进行感知”。⑥埃文思-普理查德不是例外。他是享誉世界的田野工作者和田野志作家,他带着“双重构建梦想”中的一重,致力于把握被研究者的语言、概念、实践和价值观,他将其田野之所闻见与自己谙熟的西学语汇相对应,怀着“去除母语的乡土色彩”的目的,他“以己化他”。

  

   不过,“文化翻译”恰恰又是为了约束野心而提出的。它的意思是“用‘我们的’语汇来掌握‘他们的’观点”。⑦“我们的”词汇来自“母语”,这是与“完美语言”⑧相异的“自然语言”,它是特殊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但相比自居为高于一切特殊性的普遍性“完美语言”⑨,它的“乡土色彩”使它提供的“翻译”因难以彻底“忠实”而更富韵味。

  

   埃文思-普理查德以文化翻译思考人类学跨文化研究,旨在指出,这项事业的实质内容在于文化的转化,而不是一种语言和文化对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吞噬,其叙述不是“真理”的“解答”(explain),而是观念的“解释”(interpret)。⑩

  

   在他看来,跨文化研究之所以必要而可能,不是因为研究者持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是因为无论是认识主体还是认识客体都生活在世界中,在其各自所在的区位上认识、感知和解析着各自的生活和世界,其相互之间的“异”呼唤着交流。文化中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是不同区位的人们借以“解释”和“想象”他们的生活和世界的“语言”。跨文化研究者自己的“语言”并不是例外。若说它有什么不同之处,仅在于这种“语言”肩负了翻译的使命,必须“以母语化他语”。这里的“化”,如同艺术或哲学,不以“完美”表现本相为宗旨,含有“讹”的成分,属于想象的造物,它有“诱”的作用。这些使得跨文化研究有别于“科学”。

  

  

  

   埃文思-普理查德的文化翻译说发表后,西学中出现过仿效其典范的作品11,也出现过对它的质疑。12数十年后重温它,不是为了仿效它,同样也不是为了要在他人的批判上“补上一刀”,而是鉴于它与我们时下的学术反思紧密相关。

  

   此说激励我们从自己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出发踏上为学之路,它提示我们,若是没有具有“母语”特殊性的概念,我们便难以作他我之辨,更无以做跨文化研究,无以“解释世界”。

  

   这一激励和提示,已深藏于学术史的地表下,但一经发掘,它却对我们产生了莫大刺激。

  

   我先说说背景。

  

   作为我们域外研究对象的社会共同体有很多,相关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极为丰富,这些资料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提供了名目繁多的学术素材。来自越来越多区位,数量与日俱增的研究成果无疑给我们带来了新知,但它们也将一个问题带到我们面前:为了赋予叙述以“学术性”,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习惯于诉诸研究(翻译者)与被研究(被翻译者)两者之外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本也属于一种“地方性知识”13,它是“东渐”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范畴和价值观,它本也是在西方“他者”的“方言”土壤上生长出来的,但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几乎将它完全当作了我们的“母语”来展开“文化翻译”。14作为结果,我们的许多文本虽是用中文写就的,但中文本来应代表的视角却不来自我们自己的概念范畴和价值观,也不来自我们所翻译的文化,而是来自那个“第三者”。

  

   对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所用的“关键词”15展开“概念史”研究能表明,这个“第三者——即,那套被我们误当“母语”的词汇——其实是自清末起经过“东洋”流传而来的。经过两度转化,它的“关键词”的确已经与西文原词在意义上产生了不同,并且,由于其一开始翻译时用的多数是汉字,必然兼带汉字的文化特殊性。不过,意义转化并没有催生另一套概念范畴,西来的“关键词”持续地在东方起着割裂古今的作用。这一作用是一种“诱”,它将这些“关键词”定位在我们学术界最显耀的地位上,使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都位居它们之下,以其为“模范”。

  

   还应关注到,在“域外社会研究”和“区域与国别研究”之说提出之前一个世纪,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谈得上原创的,绝大部分是关于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

  

   19世纪末到20世纪最初20年的那段光阴,尚有康有为、梁启超先后用“大一统”“天下”等来自华夏世界的“母语”去“翻译”部落-国族主义的欧洲世界。16其作品并不完美,却能表明,我们的某些概念范畴,既有助于展现我们“家园”的特殊性,又有助于我们实现其超出于“己”的价值。17可惜的是,这一立足中国的文化翻译之近代契机昙花一现。此后,在西学的大本营中,尚有学者为了“求同”,继续将“礼”“阴阳”等词化成用以解释原始社会和古代文明的社会组织和宇宙观念的“科学概念”。18相比之下,国内学界对世界诸文化进行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却越来越少起到“以己化他”的作用了。

  

   与观念的“异化”(即“以他化己”)同时展开的,是研究对象的“己化”(即“以己化己”)。“己化”的心态结果是:我们宁愿将中国当成纯然的被研究对象,而不愿在我们的国度里寻找“解释世界”的观点。我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以西方概念范畴和价值观解析我们自己的文化,这堪称一种“另类文化翻译”,其内容绝大多数与西方汉学或中国学对应,随着实证主义规范的普及,其形式也越来越与之神似。19

  

   不用“母语”,满于“以他化己”,缺乏“以己化他”的关切,我们的学术情景与同是形成于19世纪末的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构成了巨大反差。

  

   从19世纪90年代起,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成员和英国古典人类学派成员一样特别热衷于跨文化研究。特别是其第二代领袖莫斯(Marcel Mauss, 1872-1950),他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著述中将美拉尼西亚的“mana”、波利尼西亚的“hau”等难以译为西文的“土著概念”展示在西文“母语”中,这些“土著概念”都来自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个环节(田野工作)。然而,对比莫斯的论著与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 1902-1976)的《印欧概念与社会词典》20,可以发现,莫斯所做的工作还是文化翻译。在译释“mana”“hau”等“他者”概念时,他将这些概念与“母语”中的相关概念联系起来,特别是用后者中有关宗教、法律、等级、亲属关系、经济等体制的传统观念来译释“土著语言”。为了对“母语”进行追根溯源,他还努力将其与古印度、古希腊-罗马及欧亚大陆“西部”其他民族语文关联起来。

  

   埃文思-普理查德提出“文化翻译”之说时,将莫斯和他所在的学派放在“科学人类学”的范畴内,这没有大错,莫斯的确常将自己的跨文化研究界定为“宗教的科学”。然而,莫斯具体所做的工作带有极其浓厚的“文化翻译”色彩,这却是不可置疑的。

  

   自称为莫斯之徒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 1908-2009)批评莫斯说,他的作品保留了太多“土著语言”和与之相随的原始民族“家乡模式”,这使他未能借助“土著语言”抵近人类的“元语言”。21其实,莫斯的作品中保留得更多的,是被他当作“母语”的印欧语概念。这些作品展现出了一幅“他语”与“母语”并置交错、相互映照的景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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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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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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