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武:“互补”与“超越”中的方法论问题

——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新视角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2 次 更新时间:2009-02-03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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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凤武 (进入专栏)  

                       

摘要: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总是曲折地向着最符合人性的目标前进的.这一目标对于进步人类来说,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它比任何"主义"都更要"根本",如果一定要把它叫做"主义"的话,那它就是"元主义".其它的"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在内,都只具有派生性,而不具有"最终出发点"的意义.不要过分在意"主义"这一语词,叫不叫主义,叫什么主义,在某种视域中可做出较为确定地回答,而这种回答,又具有某种相对性.但在另一视域中则可以说:"怎么都行"! 

关键词:互补 超越 方法 社会主义 元主义

人类社会做为一个自组织系统,在有限的几亿年生存期间(自然科家们认为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年令尚有1亿至10亿),是在曲折中发展的.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自不待说,人类自身的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在曲折中发展的.这种关系表现在个人同他人、群体、社会的关系中,在本文的论述中,将其简化为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任何社会形态或社会制度,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都要突出这种关系中的某一方面,但也都要用另一方面来补充,并随社会的发展而进步.这里既显现出了互补性,又显现出了超越性.前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如此.这种互补和超越,甚至还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互补和超越.这里蕴涵着一些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需要深入地加以讨论.

(一)互补

1、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意义者,可谓之个人主义,强调集体的价值与意义者,可谓之集体主义.个人主义这一概念,自欧洲人文主义兴起以来,经常被思想家和学者们使用,直至今日.集体主义这一概念,则自欧美无产阶级开展斗争以来,才被思想家和学者们使用,虽然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只是偶尔使用过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1971年版第25页――本文只为网友不易查到的引文注明出处),但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的前苏联和中国,它却成了至高无上的社会伦理准则而经常被人们使用,以致在现代西方的思想家和学者中,有人如哈耶克也在使用它.事实上,人具有"为己"这种先天基因,一生下来,就有"自我保存、自我发展"这种"类"的本性.用弗洛依德的说法就是:"一个孩子总是先爱自己".(精神分析引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57页)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但是,人一生下来,就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在交往中逐渐产生了对他人、群体、社会的存在和利益的感悟,产生了对集体的感情.用弗洛依德的说法就是:"孩子实际上是由于自私,然后才学得如何爱人".用恩格斯的说法就是:"人的心灵从一开始,直接地,由于自己的利己主义,就是无私的和富有牺牲精神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1972年版第12页)而依据社会生物学家威尔逊等人近几十年来的实地考察,发现在鸟类和哺乳类中,甚至是在昆虫类中,广泛存在着为了种群利益而分工协作和"利他主义",如蚂蚁中的兵蚁,常常为保护本蚂蚁种群的利益而牺牲自己.前几年美国一位科学家曾做过一次实验:一个只有二岁的儿童,在无人教诲的情况下,将自己心爱的布娃娃送给了一个正在痛苦之中的成年人,进行安慰.可见,"利他"也是人类具有的一种先天"基因"."为己"和"利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同时存在,得以互相补充.正是在这个意义可以说,强调个人的个人主义与强调集体的集体主义,两者是互补的,缺一不可.

由于个人与集体毕竟有所不同,具有"互斥"的一面,从历史上看,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或以强调个人的个人主义为主,或以强调集体的集体主义为主,尽管人们未必使用这样的概念.如果抛开文明前史的原始社会不论的话,大体说来,在前资本主义时代,即马克思称谓的"人的依赖关系"的时代,由于是以农耕文明的自然经济为主,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强调的是家族、群体、社会、国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国家中,生产水平的低下和社会交往的简单,人们形成了对"集体"的依赖性.在这类社会中,家族关系突出表现为家庭这一小集体的代表者――家长的统治,而整个国家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这一大集体的代表者――君王及各级官吏的统治.这就是所谓"家国同构"和家族、国家至上的状态.这里的"集体",尽管如马克思恩格斯说过的那样是一种"虚幻的集体",表现出超经济的强制性和压迫性,但它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个人的关爱,在思想家和学者中,以致在官吏中,也会出现高扬个体的思想和说教.古希腊的伊壁鸠鲁的"个人快乐"论,古代中国的"杨子取为我"论和”为民做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就表明了这一点.正是这种"互补"的存在,才使前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有机体得以生存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在资本主义时代,即马克思称谓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由于是以工业文明或后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为主,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强调的是具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个人主义做为一种具有理论形态的社会思潮,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建立而形成、发展起来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原意是对个人的财产权利和自由尊严的维护,是对包括个人的合理欲望和进取心在内的正常人性的肯定,这同自私自利(selfish)显然不是一回事.这种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思想支柱,至今仍是西方发达国家用以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精神动力.但与此同时,无论在思想家和学者中,还是在政府官员中,高扬集体者,都大有人在.早年的洛克个人自由主义和边沁个人功利主义,近年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和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都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集体的尊重,以致有人把罗尔斯说成是"社会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至于在信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团体和政党中,更是公开宣扬集体主义思想.这里人们又看到一种"互补",正是这种"互补"的存在,才使资本主义这一社会有机体得以生存至今并迅速发展.在社会主义时代(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被列宁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即马克思称谓的"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生活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时代,由于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较高发展,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强调的是保证人人自由的集体主义.可见,集体主义思想包含着群体高于个体和尊重关爱个体这样两个基本原则,是集体权益与个人权益两者"互补"的产物.事实上,任何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如何强调"集体"的价值和意义,总会有另一种声音与之"互补":必须保证社会成员的个人自由!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弗洛姆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个人从属于国家、从属于机器、从属于官僚政治的社会.┅┅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人"(<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第六章)只有这样,社会主义社会才会发展和进步,直至奔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

2、做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必要条件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的互补,必然泛化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互补.这种互补,在现代世界历史上并存至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从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长达近百年的时段中,世界上既有众多的资本主义国家,又有少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时段的前期,政治家和思想家们往往只看到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互斥"的一面.这既与在此期间所发生的诸多冲突、战争和"冷战"直接相关,又与人们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法相关.在这一时段的后期,人们越来越看清了两种社会制度之间的"互补"的一面.资本主义国家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来,直至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人们在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中,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中,都看到了那种用社会主义来补充资本主义的缺陷这种现象.1965年美国费城召开的"世界资本主义大会",公开提出"借鉴社会主义人民当家作主的经验","借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经验","借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的经验"等等.在当代,追求集体的、社会的幸福,而不只是个人的、少数人的幸福的观念,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愈来愈强劲起来.与此同时,放弃或基本放弃原来奉行的殖民主义政策,也成了普遍现象,致使十九世纪到处可见的殖民地,在二十世纪末已基本消失.当然,这里的"借鉴"和"放弃",并非一帆风顺,它们是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直接相关的.社会主义国家自列宁在1921年提出"新经济政策"以来,注意了"采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列宁全集第32卷,1958年版第342页),关心个人利益.可惜的是,这只是当时列宁迫不得已采取的临时性措施,是"暂时的退却".在斯大林掌权后不久,这种"退却"便终止了.否定资本主义可以和应当与社会主义互补,成了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直至中国的"文革",这种否定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正因此,这种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陷入了困境,终于导致中国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和苏联东欧的剧变.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中国不但引进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而且引进了先进的文化教育和管理方式,甚至学习和借鉴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思想与制度."资本"变得活跃起来,并流向了社会的各个角落.个人变得自由起来,人权受到了广泛尊重和保护.很明显,三十年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同"互补"思想的确立,用资本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补的存在,使得国外有的学者认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正在"趋同",国内有的学者谈论"走向社会主义的美国和走向资本主义的中国",此类说法虽有夸大之嫌,但不是没有道理的.换成另一种语言是否可以说,当代世界各国正以各自的方式,沿着不同的途径,在向社会主义迈进呢?这里就涉及一个"超越"的问题.

(二)超越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互补",并不意味着"价值等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就总体上讲,集体主义是对个人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是对个人财产、自由的肯定和弘扬,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众多的个人乃至全社会成员的财产、自由的肯定和弘扬,"复数之我"的价值,自然要超过"单数之我"的价值,且这里的"复数"并非只是单数之和,整体有可能大于个体之和.历史表明,这种"超越"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那种"家国同构"的虚幻的集体性,虽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性的进步,愈来愈暴露出其阻碍社会发展和束缚人性自由的腐朽性来.奴隶主对奴隶,领主对农奴,地主对农民,封建主对工商业者的剥削和压迫,愈来愈显示出那些"群体的代表者"的虚伪性.个人主义做为一种具有理论内涵的社会思潮,正是在否定这种虚幻的集体性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过程中,在道德伦理世俗化的浪潮中,它唤醒了被父权主义、君权主义、神权主义等精神枷锁紧紧束缚的广大民众的心灵,促使了人的理性、个性的空前解放,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提供了思想基础.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几百年间创造了并继续创造着庞大而丰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有目共睹的.但是,随着社会成员的能量的迅速释放,资本的活跃,个人主义被异化了,出现了"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乃至人欲横流,损人利己猖獗的局面.而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以及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所导致的经济危机的频繁出现,更暴露出个人主义的局限性及其异化物――自私自利的危害来.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哲人,为了医治这种社会心理疾病,提出了许多见解和原则.早在十八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刚刚开始时,康德就提出了所谓的"绝对命令",要求人们遵守这样的实践理性原则:不要侵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但正如恩格斯后来批评的那样,这个"绝对命令",显得软弱无力.康德为他的"实践理性"设定的三个前提是"上帝存在","灵魂不死","意志自由",但这三个前提本身就是需要论证却被认为无需论证(依靠信仰)的.到了十九世纪,面对大工业发展所带来的资本家愈来愈富,而工人则愈来愈陷入相对贫困这一现实,出现了费尔巴哈的"社会利己主义"和王尔德的"新个人主义",以弥补个人主义之不足.在社会制度层面上,则出现了较为温和的圣西门、付立叶、欧文、普鲁东的社会主义和较为激进的巴枯宁、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的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是经过较为科学地论证了的,被马克思自称为"科学社会主义",并成为十九世纪影响最大和成果最多的一种社会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同历史上的诸多社会主义一脉相承,均以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建立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为目标.可见,就本来意义而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明显的.

2、但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表明,在原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中,虽然曾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在一定时期中迅速发展了经济,却没有建立起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生活来.在"公有制"这一点上,似乎比资本主义国家"超越"了,但由于社会活力的减弱,发展动力的不足,在经济文化发展上和社会生活组织上,总体来说,反被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超越"了.列宁主义者已经注意到旧俄罗斯和旧中国等国家在经济文化发展程度上的落后性,并指明了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地暂时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实际情况,但却忽视了在政治思想上的落后性,包括做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话语或主导意识的个人主义发展之不充分性,以及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的消除封建主义影响的艰巨任务.而正如恩格斯当年指出过的那样:"只有在西方资本主义民族中存在的那种较高的'个人主义'发展阶段,我们才能看到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65年版第453页)对于俄国和中国,特别是中国来说,革命前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智力发展的前提".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信奉的集体主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异化为群体至上主义,这里的群体至上,实际上就是群体的"代表者"的至上,也就是各级官吏的至上和领袖的至上.这样的"代表者"在监督乏力的情况下,就会成为封建时代的那种"虚幻的集体"的代表,以致成为新的压迫者,使人民失去自由.对于中国来说,异化了的集体主义――群体至上主义,比异化了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更为危险、更为有害,因为它以群体(阶级、政党、国家)的名义,给"代表者"的自私自利、独断专横和侵犯人权套上了美丽语言的光环,作出了"超越"个人主义、资本主义的样态,却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向封建专制主义的倒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曾流行"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的说法,是不确的,有害的.如果把个人主义的异化物――自私自利说成是"万恶之源",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大跃进"和"文革"所造成的灾难,就是同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代表者",并对"代表者"盲目服从和崇拜,不敢或不愿独立思考,不敢或不愿捍卫个人的合法权利直接相关的.可以设想,即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或变革,如果不认真吸纳个人主义的优秀成果,或用个人主义来补充集体主义,忽视个体自由,那些"代表者"也可能由人民的公仆异化为人民的统治者.对于此点,有必要指出的是,当年马克思在正确地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时,忽略了巴枯宁社会主义学说中的合理之处:掌权的"代表者"未必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正象他在正确地批判拉萨尔浅薄的社会主义时,否定了拉萨尔在社会主义运动中运用与统治阶级做必要妥协的策略一样,是不可取的.其实,过分否定现存的东西,动辄谈论"彻底决裂",拒绝或基本拒绝在"互补"中实现"超越",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上半叶的革命家们没有完全摆脱旧形而上学的表现,一些在一定层次和深度上掌握了辩证思维的伟大革命家也常常不能例外,这就涉及到方法论问题.

              

(三)方法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同任何"主义"一样,都表示一种虔诚的理论或信念.英语词尾ism与俄语词尾изм,在句子中既可译为"主义",又可译为"教".可见,"主义"就其原意而言,具有某种排它性.而这种基于两极思维方法所创立的概念,是具有合理性和功能性的.它能使人的思维成果或价值追求,明确起来或坚定起来,从而有助于划清是与非,利与害的界限.人们为了突出自己或别人所信奉的"主义",而常以"xx主义者"自称或相称,如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唯物主义者,或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唯心主义者等.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认识的进步,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两极思维方法的局限性,愈来愈想摆脱过分虔诚于某一种"主义"所造成的思想束缚,而从各种"主义"中汲取思想营养.有人不以"主义"说事,认为谁手里有真理就相信谁,今天他手里有真理今天就相信他,明天他手里没有真理明天就不相信他.有人在不同的"主义"之间奔走,而不固守其中之一种.有人在观念上信奉某种"主义",却注意用其它"主义"来补充,或带上其它"主义"的色彩.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众多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已不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学说"了;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原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工人党,也不再提"马克思主义",而只提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思想"、"理论"、"学说"了.有些仍然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讲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注意从非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有价值的思想资料了.还有些坚持声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已经抛弃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中的不够正确或已经过时的原理,提出了一些新的命题,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或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这些现象,从总体上说,是一种思想方法上的进步,这种进步是同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思维方法直接相关的.

人们知道,十九世纪初叶由黑格尔奠定的辩证思维,在中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予以改造、革新,达到了在<资本论>(1867年至1894年)和<自然辩证法>(1873年――1886年)、<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等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水平,而这种水平是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的水平(以牛顿经典力学、热力学和麦克斯韦电磁理论为代表的物理学,以细胞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生物学等)相适应的.但是,二十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引发了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二十年代创立的量子力学是研究微观粒子及其运动规律的科学,是二十世纪最热门的物理学.在被普遍认为是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哥本哈根学派中,海森堡提出的"测不准(不确定)原理"揭示了,一些微观客体的共轭物理量,在测定过程中出现了相悖性.如微观粒子的位置和动量就不能同时准确地测定,粒子的位置测定得越准确,粒子的动量测定得就越不准确.哥本哈根学派的首领波尔在对此原理进行理论提升时,提出了与牛顿的线性因果观迥异的非线性因果观.他指出,在对微观现象的解释中存在着悖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就粒子运动的时空描述和因果描述,波动图象和粒子图象来说,还是就两类共轭物理量,两种不同的实验安排来说,如将它们合成一种"单一"的述说,都将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出路在哪里?这位具有哲学头脑的物理学大师提出了著名的"互补(并协)原理".他指出:用经典物理学概念来描述微观现象,不可能具有所要求那样的完备性;在运用一部分经典概念的同时,会排斥另一部分经典概念,但这被排斥的概念却是在另外条件下说明物理现象时所不可缺少的,可见,这些经典概念之间,并非绝对不相容,而能互相补充.物理学后来的发展表明,所谓"量子行为",不仅仅限于微观领域,"在宏观层次上又出现了"(普利高津、斯唐热),甚至在人的思维过程中也表现了出来.这里的"互补",究其认识论根源乃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补.由此引发了数学和逻辑学中的一些新学科例如模糊数学、多值逻辑的出现,推动了以混沌理论为代表的非线性科学的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量子力学正统解释的完备性问题上,同波尔进行长达二十余年争论的相对论力学创始人爱因斯坦,却在思维方法上与对手有一致之处.这位科学大师在晚年非常重视"认识论同科学的关系",批评了致力于"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含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爱因斯坦认为,一个真正有头脑的科学家,在这种有体系的人看来,"必定象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象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象一个唯心主义者 ;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象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观点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还可以象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430页)爱因斯坦的方法论,有助于打破思维的封闭性和单向性,催生了流行于二十世纪的发散式思维和多向思维.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回答和解决一切问题的,包括属于变革型的、较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内.任何一种"主义",都有其不可避免的缺陷,都会因"排斥那些不适于他的体系的东西"而有"折磨人"的一面,对它的信仰,需要保有一定的弹性和张力.人们应当善于吸纳各种"主义"之理论所长,及时从一种方法过渡到另一种方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但要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互补"中,而且要在与资本主义的"互补"中,才能实现"超越".

2、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概念,同任何概念一样,既具有确定性,又具有非确定性.正是有了确定性,才能把握"是什么",并与其它概念相区别,在一定视域中指明这种确定性是完全必要的.但正是有了非确定性,才能使概念得以丰富,并避免僵化,在另一视域中指明这种非确定性也是完全必要的.以今人争议颇多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来说,其价值含意是把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幸福当成追求目标的一种主张和信念,这从词源学上"社会"即"同辈"、"同伴"之意,便能看出.这就是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确定性,而被人们广泛认同.但是,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都表现出了明显的不确定性,即人们常说的相对性来.自柏拉图以来,众多思想家和学者都把实现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幸福这一价值目标的阻力,归结为经济关系中的私有制.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也大体上相信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把"消灭私有制",做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较为科学地论证,找到了实现它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并指明了暴力革命或和平夺权这样两种途径.如何在消灭私有制的同时建立公有制?马克思讲到了"共同占有"、"集体占有",恩格斯讲到了"社会公有"、"国家所有".此外,马克思还讲到了"重建个人所有制".但怎么去行使"占有"或"所有"?怎么去"重建个人所有制"?他们都未讲清.恩格斯晚年说只要把生产资料交给社会,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早年曾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概念做过区分,后来则将两者通用起来,他们有时也将自己的社会主义称为"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1982年版第69页).他们的社会主义在制度层面上的主要特征,除了建立公有制外,还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很明显,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上是按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模式建立的.不可否认,在建立这一模式的初期,经济发展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但由于它束缚了整个社会的活力,加之政治体制和思想理论上的错误,没有真正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特别是没有进行公民意识的教育,使它在后来的发展中,遭到重创,以致难以为继.而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支,以瑞典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对"建立公有制"之说,做了重大修正.他们保留了私有制,但对其存在和运作进行了限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着力于公平分配,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机制.这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还建立了使广大群众享有较为自由的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至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的论述,则增加了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省略"了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方面,这是与社会主义中国长期以来热衷于政治斗争而忽视经济发展,因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一亊实的教训直接相关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发展了私有制,实行了市场经济,并着手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彰显了"中国特色".除以上三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外,当代资本主义的美国,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十九世纪相比,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那里制定了反垄断法等法律,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进行了"干涉",又通过征收累进税和高额遗产税等再分配手段,对庞大的私有财产进行了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曾注意到了股份公司对私人资本的限制,恩格斯甚至说"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1965年版第270页),而现代美国的股份公司以当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难以想象的规模和影响力发展起来.众多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成为小股东,股权分散化了.委托经营制度的实行,使所有权弱化起来,而经营权则得以强化.一些劳动群众组织起来的集体经济――合作社,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劳动者的工资迅速增长了,社会福利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有很大提高.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因素在发展.即使在政治方面,社会主义因素也在发展.美国在半个世纪前就实行了彻底的普选权,而按马克思当年的说法:"普选权┅┅将在更大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1961年版第391页)尽管美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乃至民众,多不喜欢谈论社会主义,但也有人如曾任国务院经济安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加尔布雷斯,把缩小市场系统和计划系统的不均衡状态的主张叫"新社会主义",加以倡导.在近年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针对美国政府的救市措施,也有人谈论"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可见,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对此,不能简单地用"真"与"假"来评断.可以这样来提问: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原苏联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瑞典等国的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后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哪一种更接近"社会成员共同自由幸福"这一目标呢?而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美国,又与这一目标有哪些距离呢?

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相对性如何做出更为深刻地理解和解释,使之更加丰富和全面这一问题,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会在方法论上给人们以重大启发.一方面,逻辑经验主义大师罗素的同构理论和信念理论指明,任何语言虽然可与客观对象"同构",与主观"信念"符合,但都不能做到完满地表达和确切地说明,都会有遗漏、增多或偏离.他的同行、朋友摩尔和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说指明,同一语言,不但如老黑格尔说的那样,从不同人的口中说出会有不同的含意,而且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伽达默尔的现代解释学理论指明,即使是在同一语境中,不同的人对同一文本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谁也不可能绝对地"忠于"原文,"理解就是对于本来事物的重建","解释在某种特定的意义上就是再创造".人们还注意到,即使对某一语言的准确翻译,也会打上不同民族社会心理习惯、语言习惯乃至译者个人理解的印迹,并失掉在母语中的一些原意,即出现所谓"库恩损失".对语言的这种不确定性,弗洛姆说了一段虽显偏激却不无道理的话:"人必须经常注意所说出的词具有危险,┅┅它们都是人的创造;它们是生活中有价值的助手,可是它们之中任何一个也都是陷阱."另一方面,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库恩指出:"一位科学观察者按规定进行的活动,是能以无数方法加以描述的."(<哲学译丛>,1984年第3期=)奎因也认可了"对同一世界的不同陈述"(<哲学译丛>,1986年第1期=).这就是说,对于同一客观对象,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加以叙述.维也纳学派首领石里克曾谈到,在量子力学中海森堡的矩阵力学和薛定谔的波动力学"尽管在形式上完全不同,在物理上是完全一致的."(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5页)这里的"形式",主要表现在话语体系上.研究"意会知识"和"言传知识"关系的物理化学家兼哲学家波兰尼更指明了,"意会知识"是一种个体知识,带有各不相同的个性特征.这样,在其转化为"言传知识"即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知识时,固然要体现出"主体间性"和"约定俗成",但这语言必然带有个人的特点,而表现出种种差异来.在科学发展史上,在政治活动中,以致在日常生活里,使用不同的语言来说明同样的问题,乃至使用"模糊语言"、"妥协语言",是很正常的.这就是说,尽管是指向了同一事物,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却可以有不同的语言.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怎么都行"的科学方法,在这里表现出了它的某种价值来.孙中山曾把当时流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纳入他的三民主义之中,叫做"民生主义",美国和英国都有人把国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叫做"人民资本主义",这都是有道理的.难怪人们现今很难分清哪个是社会主义国家,哪个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一些学者所说的"身份混乱".这里的"身份",其实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特别是在其关于生产关系理论的语境中的一种陈述,在其它的语境中,未必会是"混乱"的.当代政治家们甚至普遍认为做这样的划分,并无太大意义,而从经济(生产力)文化水平上划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或许会更有意义.叫什么主义,叫不叫主义,并不总是重要的.一个社会或国家,只要是把全社会成员的自由幸福做为价值追求的目标,就是进步的.对于社会主义这一语词,同对任何"主义"一样,都不能凝固化、独断化和神圣化.在这方面的教训,莫过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大陆流行的理论和实践了.那时,人们对社会主义这一语词十分看重和敏感,"拥护社会主义"与"反对社会主义",是出现于报刊广播和各种会议中频率最高的语词之一.然而,当时从执政党到广大群众所认定的社会主义,正是后来邓小平所说的"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甚至是"贫穷社会主义"(经济上文化上落后)、"整人社会主义"(政治上不民主不自由).这样的社会主义,真的就那么值得拥护、热爱和坚持吗?怀疑、批评和"反对"这样的社会主义,真的就罪莫大焉,要被当作"阶级敌人"予以惩处吗?人们不应过分拘泥于"语词",不要陷入"拥护语词"或"反对语词",而不看语词在使用者心目中的真实所指这种尴尬境地.人类社会这一有机体,总是曲折地向着最符合人性的目标前进的.这一目标的确定具有绝对性和普适性,它比任何"主义"都更要"根本",如果一定要把它叫做"主义"的话,那它就是"元主义".其它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在内,都只具有派生性,而不具有"最终出发点"的意义.对于未来最美好的人类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叫"共产主义社会",另一些人也可叫"彻底的人道主义的社会","真正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社会",甚或叫"天下为公、富裕、大同的社会".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应搞话语霸权主义,把不能纳入自己所运用的话语体系的一切语词都视为"异端"而加以排斥和挞伐.当然,即使是这样美好的社会,也是处于动态过程中的,也要在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继续解决好个人自由与集体自由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而这种"解决",又是无止境的.

*可参阅发表在去年天益网上的拙作姊妹篇<包括社会主义在内的种种"主义"并非终极标杆>(http://www.tecn.cn2008.3.31)

(下附英译标题、摘要和关键词)

The Problem of Methodology in “Supplying and Surmounting”

New Visual Angle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sunfengwu

Abstract: The Organism of human society bas always been advancing tortuously toward the goal in keeping with human nature.

The goal includes both absolute and universal natures. It is more basic than any other doctrine. It must be “ a basic doctrine” if it is to be called a doctrine. Other doctrines, including Marxism or scientific socialism, only have derivative nature without the meaning of “final starting point”. Do not overemphasize the word “doctrine”. Do not pay too much attention about whether it is called “-ism” or what “-ism” it is. In some circumstances, it can be considered as “anything” while in other conditions it could be answered in more definitely ways. Even so the answer has certain relativity.

Key Words: supplying surmounting methodology socialism basic doct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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