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战国时代“儒”的刻画与论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42 次 更新时间:2008-12-20 17:4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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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 (进入专栏)  

  

  【摘要】戰國儒學在運用“儒”字上所表達的自我理解,以及戰國時代的其他學派對“儒”的思想與人格刻畫,都突出顯現了儒之人格與儒家學說宗旨在當時通行的理解。因此比起字源學的“說儒”方法來說,先秦儒家和其他各家對“儒”的論述和評論才是瞭解先秦儒的學說宗旨與文化形象的直接的依據和素材。

  【關鍵詞】儒 儒家 儒行

  

  以“儒”作爲孔子所建立的學派之名,在《論語》裏尚無其例。而在孔子死後不久,到了墨子的時代,“儒”或“儒者”已經成爲墨子及其學派用以指稱孔子學派的定名了。與墨者同時的孔門七十子及其後學也以“儒”而自命,並往往通過追述“孔子曰”對“儒”加以定義和說明,在這一方面,《禮記》的儒行篇可謂是最明顯的例證。

  近代以來,因爲孔子不曾對“儒”字加以解釋和說明,已有的甲骨、金文資料中也沒有儒字,於是引起諸多大家學者紛紛“原儒”,企圖找出春秋以前儒字的本義,從而說明春秋末期“儒”的特質和儒家思想的根源,以呼應20世紀前期對儒學的批評和關注。[1] 其中方法論上的問題我在拙著《古代宗教與倫理》中已經作了分析。

  其實,不管“儒”字在字源上的源始意義如何,從學術史的觀點來看,戰國儒學在運用“儒”字上所表達的自我理解,以及戰國時代的其它學派對“儒”的思想刻畫從他者的一面所反映的“儒”的意象描述,都突出顯現了對何爲儒之人格,何爲儒家的學說宗旨在當時通行的理解,值得作一番清理。

  

  一、儒服

  

  衣服冠帶在古禮中有其制度,隨著春秋後期的禮崩樂壞,各種禮制都遭到破壞。儒家以繼承和恢復周代禮樂制度與文化秩序爲己任,所以在儒家傳承的禮書中也往往涉及到冠服的問題,特別是是有關喪禮的冠服問題。但孔子的確也從以禮治國的角度談到恢復古禮及其冠制: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

  

  這裏的服周之冕即涉及冠制,但孔子在這裏並不是作爲儒服來提出的,而是作爲恢復三代文明禮制的一部分提出來的。這是儒家復禮的理想的一部分,所以後來荀子也提到冠制:“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荀子·大略》)就涉及到從天子到士的衣冠禮制。

  據文獻的記載,到了墨子時代,便明確有所謂“儒服”的問題出現了。所謂儒服,就是儒者所穿著的衣冠服帶。不過,從《論語》看,在孔子的時代,並無所謂儒服。“儒服”的說法,在儒家典籍中首見於《禮記》的《儒行》篇,而即使在此篇,也證明孔子的時代還沒有儒服的定制: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丘不知儒服。”(《禮記·儒行》)

  這是最著名的孔子論儒服的言論。如果我們可以相信這的確是孔子的思想,那么可以說,雖然孔子自己對於所著衣冠有一定的講究,但並未制定一種儒服,要他的弟子們都如此穿戴。鄭玄注:“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孔子穿著的逢掖之衣是魯國的衣服,是一種袖子很寬大的衣服;孔子的家族是貴族中最低的一級,即士,這種服裝合乎他的身份。章甫本是殷人的冠戴,宋國貴族常戴章甫之冠,孔子既長於宋,故孔子也習慣戴章甫。所謂其服也鄉,是指孔子的服裝多是順隨環境風俗,而不是刻意定制。《論語》公西華之言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鄭注:“衣玄端,冠章甫。”[2] 可見,到孔子時代,章甫已成爲一種禮冠。要之,逢掖之衣,章甫之冠,在孔子是作爲他所認同的一種“士”的服裝,符合自己的地位和習慣,以與俗人相區別。士須穿著與俗人不同的衣冠,這是禮,故孔子對衣冠的注意也表示孔子的尊禮。《論語》中沒有關於儒服的討論,在孔子死後,據墨子說,“其徒屬弟子皆效孔某”,故孔門弟子慢慢以孔子的衣冠作爲儒士(墨子已用儒士之稱)的標志,由是產生了所謂儒服的問題。上引儒行篇的思想是符合孔子思想的,但“儒服”之說不一定是哀公與孔子真實的問話,可能是孔門七十子及其後學時代儒服論流行時所添加。無論如何,這種說法符合孔子的立場,代表了早期儒家的思想。

  上面這一條材料出自《禮記》儒行,類似的在《荀子》中也有一條: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取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捨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捨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荀子·哀公》)

  這本來是討論如何取士,孔子主張要內觀其志,外觀其服,要取“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這樣的士,這是孔子所肯定的士。“服古之服”應當是儒服之說所自出的根源。服古之服是作爲志古之道的一種體現,也是復古之禮的一部分。但是孔子並不認爲遵行“章甫絇屨,紳而搢笏”冠服的人就必然是賢士。哀公之問,應當就包含了所謂儒服的問題,絇是縛鞋帶的鞋梁,紳是腰帶,可插笏於上,笏是大夫朝見君主的手板。[3] 此條當源於戰國儒者所增録,“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的冠服即是戰國時人們所理解的所謂儒服,但在這裏,孔子並沒有堅持儒服者必然是賢士。這和《儒行》的思想是一致的。

  《荀子》中還有另一條是: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資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茹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其知之矣。”(《荀子·哀公》)

  據楊注:紳是大帶,委指委貌,即周代的一種冠。[4] 這也是說,孔子認爲,紳、委、章甫的服飾是禮制的規定,但並不能直接有益於仁,仁的德行要通過修身才能達到,而不能把注意力放在衣冠上面。所以,後來“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對”(《荀子·哀公》)。

  在《墨子》中儒服問題就明確了,與墨子同時的儒士中就有明白聲稱服古和儒服的人,如公孟子:

  公孟子戴章甫,搢忽,儒服,而以見子墨子曰:“君子服然後行乎﹖其行然後服乎﹖”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晉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楚莊王鮮冠組纓,縫衣博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發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翟以是知行之不在服也。”公孟子曰:“善!吾聞之曰‘宿善者不祥’,請舍忽,易章甫,復見夫子可乎﹖”子墨子曰:“請因以相見也。若必將舍忽、易章甫,而後相見,然則行果在服也。”(《墨子·公孟》)

  這清楚地表明,公孟子一派的儒者“戴章甫,搢忽,儒服”,這正合於荀子哀公篇所說的“章甫絇屨,紳而搢笏”的冠服。從《儒行》篇可見,孔子本來是主張儒者的特性在於德行而不在於冠服,即所謂“行不在服”,故其服也鄉,在這一點上,墨子和孔子是一致的。公孟子一派是孔門後學中偏重儒服的,雖然他在墨子的教訓下也承認了儒行不在冠服(儒行問題亦從此出),但終究將冠服的問題看得很重要。

  《墨子》書中又載:

  儒者曰:“君子必服古、言然後仁。”應之曰:“所謂古之言服者,皆嘗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則非君子也。然則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後仁乎﹖”又曰:“君子循而不作。”應之曰:“古者羿作弓,杼作甲,奚仲作車,巧垂作舟,然則今之鮑函車匠皆君子也,而羿、杼、奚仲、巧垂皆小人邪﹖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則所循皆小人道也﹖” (《墨子·非儒下》)

  服古即穿著古代冠服,服古而後仁,即上面所說的“服而後行”,這裏與墨家爭論的“儒者”不僅狹義地重視冠服,而且可以說重“禮”勝過於“仁”。據《荀子》非十二子所說“弟佗其冠,衶禫其辭,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重視儒服的這一派可能主要是子張氏之儒,公孟子可能是子張的後學。又據荀子儒效篇“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繆學雜舉”,則古服派似乎也應當包括子思學派,因爲子思氏之儒也是“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逢衣即逢掖之衣,淺帶當即紳帶。\r

  前述哀公所說的“章甫,絇屨,紳帶,而搢笏”,關於絇屨,可見於《莊子》之書: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爲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爲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爲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即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莊子·田子方》)

  “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爲其服也;爲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這與墨子的思想基本一致。莊子當時所說的儒服,主要是“冠圜冠;履句屨;緩佩玦”。據莊子注疏,句,方也,圓冠象天,方履法地,“緩佩玦,言所佩者玦,而系之帶間,寬綽有餘也”,但莊子所說的冠是否章甫,無由得知。從“哀公曰”的說法來看,儒服已經是魯國流行的冠服了,這大概是戰國的情況。

  《莊子》載盜蹠責孔子:

  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莊子·盜蹠》)

  這雖然是寓言,但“縫衣淺帶”則顯然是指儒服,即荀子儒效篇的“逢衣淺帶”。荀子也認爲士君子應當有士君子之容,他所說的士君子之容,就包括“其冠進,其衣逢”。進即峻,高也;逢,大也。[5] 而盜蹠的說法也證明,戰國的儒者的儒服是來源於孔子的“逢衣淺帶”。\r

  其實,戰國時期公侯和諸子之中有不少人都很注意在衣冠上作文章,除齊桓公“高冠博帶”之外,如“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墨子·兼愛》)《莊子》中“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莊子·天地》),最有名者爲“宋钘、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莊子·天下》)這樣的例子很多。

  總結上述,我們可以說,戰國時代一些孔門儒者很重視儒服,既反映他們的文化理想,也反映了他們通過冠服表達的學派認同,儒服的主要特點是:衣逢掖之衣、戴章甫之冠、履句履、紳帶、搢笏。但孔門傳承的孔子宗旨,並不把儒服看做是儒的先務,始終主張德行的優先性,這一點也是明確的。

  戰國時代,儒服之說,漸漸流行,所以典籍中常見此說,如《吳子》“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吳子》第一)又如《莊子》:“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爲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說劍》)吳起、莊子都不是嚴格的儒,何以儒服見王侯,不得而知。也許這裏所說的儒服已成爲一種流行的“士”的服裝,而不是上面所說的儒者的古服。[6]

  孔子死後,他的門人們很注重外在形式對孔門的象征性凝聚作用,如認爲有子長得象孔子,便試圖以有子爲領袖(《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冠服亦然。據《晏子春秋》卷二第十六: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疾視矜立,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侻而不駔,可以導衆,其動作,侻順而不逆可以奉生,是以下皆法其服,而民爭學其容。今君之服駔華,不可以導衆民,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

  可見法聖人之服,是當時的一種流行風氣,以孔子冠服爲模本的儒服,於是乎也流行起來。

  

  二、儒行

  

  對於“儒”者來說,既然行與服不同,行不在服,那么儒之“行”爲何?這就從“儒服”的問題轉到“儒行”的問題上來了。《禮記》儒行篇列舉了16種“儒行”,其論述的特點是,論述每一種儒行,都以“儒有……”引導陳述,而以“其××有如此者”作結,以點出這一種儒行的特質。這是以“儒”爲題的德行論體系,在先秦思想史上有獨特的意義。由於其文甚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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