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1年12月3日晚上7：00－8：30
地点：哲学系第二会议室
主讲：刘放桐（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以下是此次讲座部分：
我今天讲到哪儿算哪儿，说起来我也算得上是北大的学生。我原来是学经济的，当了两年编辑之后开始学哲学，所以我是半路出家的。我当时在人大哲学系学习，人大哲学系是1956年成立的，当时没有开西方哲学的课，所以我几乎都在北大听哲学系的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北大学生。其实我并没有赵老师（哲学系现任系主任赵敦华）讲得那么好，我只不过有一个缺点也可以算是优点吧：胆子大，什么都敢说，而且还要胡思乱想，因此会发表一些谬论，这也给我带来了不少麻烦。但是麻烦完了，也就好了。今天我的讲座题目是《从西方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化》，但是我觉得北大的条件很好，大家能看到很多书，所以我也不打算讲很多具体的东西。
去年你们系叶朗老师到复旦去，我和他谈了复旦与北大怎么交流。这几天黄楠森教授80大寿，我们复旦来了几个老师，大家又谈到如何交流的问题。我们说以后教师和学生都应该交换，我们复旦要派老师到北大来进修，也希望北大的老师到复旦去讲学。这对大家相互交流可能有好处。现在北大是西方哲学的龙头老大，南边可能就是复旦强一点。北大是西方哲学的摇篮。这既是北大的传统所致，也有其他一些特殊的原因。1952、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所有哲学系都取消，只留下北大哲学系。原来研究哲学史的都改行或者进北大。所以后来西方哲学的教师都是从北大出来的。复旦哲学系是1956年成立的，我常说复旦哲学系有三个来源、三个组成部分，三个组成部分是指西方哲学教研室、西方哲学史教研室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研室。
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80年代以来（89年因为六四事件而中断），复旦一直都有外籍教师长期执教，今年我们学校就有三个外籍教授在上课。学校对西方哲学比较重视。我们考虑到在中国研究西方哲学离开马克思主义就会寸步难行，所以我们就开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这就是我们三个组成部分（三个摊子）的一个。复旦哲学系西方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原来不是很多，因为80年代的复旦比较保守，当时的系主任规定每一个博士生导师最多只能带两个博士生，如果今年带了两个，那么明年就不能再带博士了。另外当时对博士生入学的英语要求很严格，我记得当时有一个考生专业课都考得很好，就是考英语的时候因为坐在教室的后面，所以考听力dictation那一部分时没有听清楚，所以那部分一分也没有拿到。本来这种情况应该可以放宽一点条件的，但是系主任说一分也不能少。所以后来好多人不敢报考复旦。这几年的情况却是滥招，我对这种情况也很反感。哲学系的研究生又不是培养会计可以大批量的生产的。我们今年招了20多个西方哲学的研究生，不知道你们的情况怎么样？搞哲学怎么可以批量生产？
80年代初刚开始招博士时，很多学校像本科生一样上课，但是复旦那时就采取了研讨班的形式，老师和学生平等对话。比如原著选读课，老师就规定每个学生自己挑一本书，读完之后写一篇读书报告，然后在课堂上老师提问、总结。现在上课的人越来越多，这种形式就不好搞了，我不知道你们北大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觉得现在的哲学系，整个学习气氛很好，但是培养方式不行。我想向你们学习，在学生这么多的情况下，如何搞好教学？
我刚才说的都是复旦哲学系的一些情况，现在我再来说一说西方哲学这门学科的情况。我这个人学问不是很扎实，我也不是坐不住冷板凳，板凳我是坐得住的，但是经常得参加一些活动，参加这些活动也会有好处，那就是越出了西方哲学的圈子。通过和外面的圈子的接触，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搞西方哲学的很受歧视，很多人认为搞西方哲学的就是被西化的，就是被污染的。我就从这里讲起吧。
我以前差点因为那本《西方哲学史》坐牢，这是怎么回事？复旦讲这本书讲得比较早，为什么北大还没有我们早呢？因为当时哲学界的专家基本上都集中在北大，国家也就把目光盯紧在这里，所以北大一声不吭。而我们呢，从六十年代开始开“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这门课不叫这个课名不行）。文革之后我们开始编教材，因为有一种开放的气氛。78年之后，大家讲过去全盘否定西方哲学是不对的，但是以后应该怎么建设它，没有人敢说。讲一件很典型的事情，学马哲的人都看过《辨证唯物主义原理》，当时这本书的作者叫我来点反面材料，后来大家看到的书上那些每部分后面的反面材料就是我加的，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我就会觉得很内疚，但是当时没有办法。我81年那本书出出来之后还是很左的，受了一点西化，但是还要批判。这是为了应付当时的局面。而且我当时的思想境界也不够。我的那本书出出来之后蛮受欢迎，但是这下闯了祸。上海市委向团中央打了一个报告说：这种书怎么可以放到新华书店卖，而且还成了畅销书？当时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不在上海，我还在外面跑，从重庆跑到武汉。到了武汉之后有朋友告诉了我，他说你怎么还敢在外面跑？但是那时毕竟也和文革期间不一样了。对我的书进行批判的人的理由是“造成精神污染”。另外，因为这本书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以他们也出面辩护。后来确定我的这本书不是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所以最后就成了一场风波。
后来几年政策放宽了一些，出现西方哲学热。很多年青人对它很感兴趣。80年代中期出现一阵热潮，上面又开始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批判萨特。大家知道萨特讲自在、自为，他讲得挺好的，可是当时不得不批判他纯粹个人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我写文章写得很不舒服。
我每走一步都是摸着石子过河，我在90年的《西方哲学史》修订版里提出了许多问题，现在我做的是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我不同意对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论争”的评价。实用主义不是市侩，不是资产阶级思想。研究西方哲学首先要掌握材料，过去的成见一直在阻碍着我们。以前我们商量过能否搞一个马哲和西哲的对话会，后来真的在上海召开，由复旦承办。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会上大家认为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讲是开放的，它和西方哲学并不是完全不一致的，但是存在矛盾。马克思主义说了很多否定西方哲学的话，马克思批判康德、恩格斯批判叔本华、列宁也说了很多西方哲学家的话。许多现实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我的方法是西方哲学应当是什么，我就怎么写。
我认为近代西方哲学向现代西方哲学的转化，并不是从唯物向唯心的转化，而是思维方式的根本性变更。我提出近代思维方式和现代思维方式，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不管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理性，这个理性指人性。文艺复兴以人性代替神性，这里的人性是指人所固有的一种能力，而不是和感性相对应的理性。第二个共同点就是强调主客二分，笛卡儿曾经很明确的提出主客二分的思想，但是过去一种是被批判的对象。但是我认为这个主客二分是有贡献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个主客二分才有了近代认识论，如果不分开就不能谈认识论的转向，所以说主客二分是近代思维方式的前提。理性是当时认识的手段、途径，而主客二分就是前提。当时认识论的目标是包括自然、社会和宇宙的一个体系。斯宾诺沙搞体系，经验论同样搞体系，企图建立无所不包的严密的体系。这个目标企图找到一些普遍的原则，这些原则实际上都是理性的原则。它想要起到的作用是放之于所有科学都能起作用，使哲学领导一切科学。这个近代哲学概莫能外。没有认识论的转向，近代自然科学就不能发展。主客二分之后，有了二元论，从二元论又发展出独断论和怀疑论，我认为这些实际上都是一码事，都是要解决知识的普遍性、必然性。唯理论和经验论相比多了一个上帝，经验论也承认上帝，只不过这个上帝没有发挥作用。所以经验论和唯理论在思维方式上是一致的。
19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危机，理性派讲的天花乱坠的东西与实际相矛盾，一个哲学体系越是严密，越是脱离实际，比如黑格尔。谁要搞绝对意义的、作为科学之科学的体系，就必然脱离实际。在19世纪三十年代许多人持悲观主义，斯宾格勒写了《西方的脉络》之后从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学老师变成哲学界的泰斗。这是因为过去的哲学不行了，黑格尔变成了一条死狗，登峰造极之后跌落下来。为什么那时候会有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为什么那时候会那么萧条？因为那时候找不出像样的哲学来，这个状况表明旧的思维方式要死亡了，新的思维方式要产生了。新旧交替的时候必然会出现混乱和冷落。
为什么在19世纪下半期资本主义病入膏肓，西方资产阶级也不看好资本主义？怎么办？马克思认为应该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在当时看来，资本主义丧钟已经敲响。但是实际上资本主义并没有像马克思估计的那样很快倒台。《求是》上说“为什么资本主义还能存在？因为资本主义经过自我调整、改革之后，在一定范围内能发展繁荣起来。”列宁的论断现在很少有人再提了。加入WTO之后我们不是学习西方吗？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和马克思的时代不一样。但是马克思在当时得出那样的结论并没有错。马克思没有具体谈某个哲学家或其哲学思想，但是马克思很敏锐地看到近代西方哲学的矛盾。
我不同意过去的看法：认为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思想、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认为这是不太确切的。我先研究西方哲学再返回到马克思主义，有人说我是修正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这样。为什么在黑格尔死后不久，几乎所有西方哲学家都批评他？寻求西方哲学发展的新方向，这个理论早就有了。说语言转向也好，说历史转向也好，说存在论转向也好，所有转向都有一个共同点：排斥过去形而上学的东西。或者说是拒斥和改造过去形而上学的东西。这并不意味着对以往采取虚无主义，过去和现在都是研究与人相关的世界，研究人化的世界。我个人认为胡塞尔的两个重要原理就是1、现象学方法2、返回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世界实际上是胡塞尔的生活世界。
杜威的经验不是把自然与人隔离开来的屏障，而是通向自然的桥梁。实用主义肯定进化论，但是哲学要研究的世界是经验世界、人化世界。你怎么就讲实用主义是唯心的了呢？实际上它和马克思的《巴黎手稿》是一致的。它是要克服形而上学、返回到现实世界中来，超越过去的绝对理性作用。从弗洛伊德开始，对非理性世界已经得到证明，我在文章里谈到现代西方哲学的几个超越：对形而上学的超越、对二元论的超越、对传统人道主义的超越。
我认为现代西方哲学这样，回过头来再看马克思本人的书，发现马克思比这些哲学讲得清楚，特别是《巴黎手稿》研究脱离人的自在世界是毫无意义的，与人不相关的自然世界就是虚无，这是马克思在40年代就讲的。所以现在西方这些100多年走的路，马克思早就讲过了，只不过研究马克思的子孙不承认。《费尔巴哈论》也讲得很清楚，马克思所要建立的世界观是人化的世界观。他并不否定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但是这并非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人家早就提过了，马克思之所以是马克思，就是因为它超越了旧的唯物主义，强调了社会实践的作用，那么马克思究竟是怎样提出自己的观点的？他通过分析家庭、市民社会、财产等建立历史唯物主义。《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思想就是批判建立严密体系的观点。所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不仅是对德国意识形态的批判，也是对整个近代形而上学的批判。叫马克思主义是世界唯物主义、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等并不重要，叫什么主义、什么名称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怎样更广阔地了解马克思的写作背景，以及当时同时代的哲学家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思维方式的变更意味着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更殊途同归。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既超越了近代西方哲学又超越了现代西方哲学，我这个观点是在96年提出的，我的一些朋友说假如老刘的观点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搞的马克思主义就毫无意义了。我并不是反马而是护马。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比较高，费尔巴哈揭示了唯物主义，但是其局限性就在于把唯物主义叫做人本主义。费尔巴哈的人是“抽象的人”，而马克思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马克思比费尔巴哈更进步和高明的地方。
“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究竟是什么作用？过去一提人性论就批判，现在好讲，其实这些马克思本人都讲过，我们在研究西方哲学的同时，不妨看看马克思的书，这样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会更透彻，所以我这几年都在呼吁搞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比较研究。目前的情况是：马哲界对西哲界不太了解，西哲界对马哲界也不够关心，所以我主张花一点时间看看对方研究的进展情况。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会使马克思主义丰富，现代西方哲学的缺漏也需要通过比较的道路来弥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