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关于相对主义的对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99 次 更新时间:2008-12-01 13:25

陈嘉映 (进入专栏)  

本文据1997年春在政法大学的讲演整理成文,发表在《天涯》1999第一期。

仲春,友人韩鸿雁、刘行健接踵来访,相谈甚欢,其间谈及相对主义的一段尤多意趣,整理成文,以飨同好。

韩:说起我这个弟弟,真把我恨死,无论你说他什么,“各有各的活法”,一句话就把你打发完了。

刘:我看你指责东东指责得太多了,你们两个差了十岁,活法的确不一样了。时代变得快,五年十年就差出了一代人。

韩:他们那一代人都什么样我管不着,他是我弟弟我就不能不管。你不求上进,你自私自利,这是你的活法,到时候你偷抢嫖赌,杀人放火,你照样可以说你有你自己的活法儿。什么叫各有各的活法儿?偷抢嫖赌、自私自利,放在谁头上,放在什么时候,都不是好事儿。我们总有个起码的共同标准吧,要不成了你们哲学家说的相对主义了?

刘:相对主义早不是我们哲学家的专利了,倒成了这年头的大时髦,随便和谁聊天,出租车司机,卖菜的,冷不丁他就告诉你:一切都是相对的。

韩:什么叫“一切都是相对的”?所有天鹅都是白的,一切金属都导电,“一切”后面得跟个名词。再说,“相对于”什么呢?美元的比值,要么相对于法郎,要么相对于人民币。如果一切都是相对的,就没有可相对的东西了。

陈:相对和绝对是一对孪生概念,有相对就有绝对,我们看着泰山大,同时就一定看着草芥小。如果天下的东西都是大的,我们反倒不会有大这个概念了。

刘:不过,“什么都是相对的”这话还是有个意思在那里,我们听一句话,不见得都要先作一番逻辑分析,我们通常一下子就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了。

韩:那要你们哲学家还有什么用?我们看不出问题的地方,你们哲学家一分析,就分析出毛病来了。

刘:我也不喜欢太笼统的说法。常听有人问,“有没有绝对的善?事物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我相信问话的人通常真是有个问题在那儿,但我还是希望他能问得更具体一点——困惑他的具体是什么。

韩:我还以为你们哲学家越抽象的命题就越喜欢。

刘:不怕抽象,就怕太笼统。“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样笼统的说法自身并没什么意义,不过是个名号,统称一大类相似的提法,“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道德标准是因时因地变化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各有各的活法”也包括在内。这些提法就好像一个命题家族,“相对主义”或“一切都是相对的”就好像这个家族的姓,对这个提法本身细加分析没多大意思。

陈:真要分析起来,这个命题其实是个悖论。

刘:从古以来就有人这么说,但我看也不见得。

陈:你说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这话就成了个绝对的命题了。

刘:我为什么不可以承认“一切都是相对的”这话本身也是相对的呢?

陈:那咱们换个更明显的例子。如果你说一切都是谎言,那我要问你这句话是不是谎言。你说不是,那就有一句真话了,就不能说一切都是谎言了。如果你说:“我这话也是谎言”,那你已经自己承认“一切都是谎言”是句谎话,不足置信。所以“一切都是谎言”这话是个悖论。一切皆无意义,怀疑一切,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都属于这一类悖论。如果真的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那么“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句话就放之四海而皆准,因此至少有了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这句话是自我否定的。

韩:不过这有点儿奇怪——我自己差不多相信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这么认为,可一点儿都没想到自己是在声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陈:有人说,世上没有彻底的相对主义者,或彻底的怀疑论者,你要是真以为一切都没有意义,你就不会主张“一切都没有意义”了,彻底厌世的人已经自杀了,彻底的怀疑论者从不开口,所以我们也听不到彻底怀疑论的主张。

韩:可这还是挺奇怪的——我发现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我心里这么想的时候,没问题,可我一说,就成了悖论。

陈:凡是全称否定式的说法,都有这个困境。你说“一切都是真的”,我就不会反问“那你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你说的可能不对,但它不是个悖论。我们无论说什么,都是在主张些什么,肯定个什么,哪怕这个主张的内容是否定性质的。你说“这是假的”,你这是在肯定这是假的,你认为“这是假的”这个判断是真的。所以,否定一切从逻辑上讲不通,——既然是“一切”,就把你有所主张这回事也包括进去了,而你有所主张这回事恰恰是肯定性质的,不是否定性质的。相对主义是个悖论,因为“相对”也是个否定的概念。

韩:但我要说“没有一把钥匙能打开天下所有的锁”呢?我说“没有万能真理”,你可以逼问我这话本身是不是真理,我说“没有万能钥匙”,你不能问我这话是不是钥匙。

陈:否定命题要产生悖论,命题所否定的内容必须反弹到命题上,就是说,你否定的是真理、命题、语言之类。

韩:可我觉得“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和“没有能打开一切锁的钥匙”这两个命题的结构完全一样。

刘:我们是该想一下,怎么会“没有永恒不变的道德”不是悖论而“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就成了悖论?

陈:两个都是元命题,但“没有永恒不变的真理”具有自指的形式。

刘:我正是想说,仅仅抓着形式上的反冲性质其实没多大意思。你想,我可以换个说法,不说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说任何真理都有一定的前提。

韩:意思还一样,只不过一个用否定的口气说,一个用肯定的口气。

陈:但我还是可以问:那你这个说法本身有没有前提啊?

韩:我可以回答“有”呀?你不能因此指责我陷入了悖论。

刘:反冲力就消失了。这个反冲力这么容易消失,可见它要么是假象,要么力量很有限。现在好多人主张我们不能谈论语言,我们能够谈论别的东西,但用语言谈论语言,就会落入自指的循环,这种议论好像很有深意,但我觉得还是在形式上兜圈子。我在想,没有哪个重大的哲学问题能够还原成单纯的逻辑问题,相对主义不只是这个那个命题,那是一种精神形态,是一种“否定的精神”。

陈:你可不要用思潮之争来抹灭义理之争,哲学从结构上把握精神形态。

刘:我还不至于这么简单化,但你肯定承认,像相对主义这样困扰人类精神的大问题,不可能是个简简单单的逻辑错误,似乎哪天谁发明了一种逻辑上的辩证,它就会烟消云散。相对主义是一种否定,但主要不在于形式上的否定,而是从精神上否定绝对主义,是一种反抗。

陈:当然,我们这一代人都是这么经过来的,从前眼前就一条道儿,一直推到共产主义,忽然,上帝死了,干什么都可以了。

韩:我们也赶上了个尾巴,相信过谁啊谁啊的绝对权威,某个主义的绝对权威。

刘:当时也是这样进行理论思考的——一切社会现象归根到底都可以用经济利益和经济发展来解释,历史正在向一个终极的目标发展……

韩:那时候都有信仰,有理想,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总比一上来就什么都不相信要好。当然,是好多事情想不通,但只要你还有信仰,你就可以慢慢想着。

刘:我们试图用老框架来解释世界,但你越解释发现疑点越多,有一天你忽然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断然解释不通的,信仰就会动摇,甚至崩溃,人们会一下子觉得 “一切皆空”。

陈:那时候流行的一首诗里叫作“我不相信”。

韩:还有一句诗叫:一切都是谎言,我们当时也都读过,那时我们都挺爱读诗的。现在想想,这样的说法不能太认真,一切皆空,实实在在的东西又从哪里来?

刘:诗人可没把“一切都是谎言”当作一个逻辑命题提出来。这些诗的意思明明白白。你失恋了,说一声“一切皆空”,我非要和你争论物质不灭定律。

陈:也不是不可以从逻辑上来思考。一切皆空,那么,有从何处来?无中能不能生有?从无生有的机制是什么?也许“有”只是幻象,这下你就麻烦了,你得编出一整套的理论来解释实实在在的东西怎么会其实只是幻象。这种希腊式的分析里含着一种可贵的科学精神。

韩:我看“一切皆空”这样的话是表达一种感受。

刘:也表达了一种理解,只不过不是逻辑分析得出的那种理解罢了。

韩:反正,一切皆空,一切都是谎言,我们学科学的,听起来还是太诗人味儿了。我要是反对绝对主义,就不会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我会说有些东西是相对的,有些是绝对的。

陈:你这个说法倒是挺和气的,但也有个难处:要是相对的东西自管自相对,绝对者还怎么绝对?必须一切别的东西都归属于你,你才绝对。

刘:absolutism这个词从字面上说,就是绝对主义,但它更常用的意思是专制主义。

陈:莫里斯就是从反对专制的角度来看待相对主义的,他给这种相对主义加了个名号,叫“客观相对主义”。

刘:专制主义当然不是说咱自由咱的,他专制他的。咱都听他一个人发号施令,他才专制得起来。所以,和“一切皆相对”对应的,不是“一切都是绝对的”,而是“绝对是一”——是上帝,皇权,是一切标准的标准。只要还有一样东西留在外面,它就和这样东西相对存在了。

韩:听起来就像个黑洞。

刘:一个唯一的大黑洞。

韩:宇宙最后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大黑洞,这图景可够让人压抑的。

刘:大家就起来反抗绝对主义啦。

韩:所以,要是从相对主义者的立场来考虑,最好是一开始就不容忍任何绝对者,一开始就要坚持一切都是相对的。

刘:之所以落入这个结论,是因为相对主义其实是从绝对主义那里汲取自己的逻辑的,两者都采用还原论的逻辑,天下万事都应该归于同一的原理。我们沿着任何道理往后追,都会碰上终极者,只不过绝对主义认为终极者是一,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终极标准,相对主义也承认我们追来追去总会碰到再也追问不下去的东西,只不过这不是我们大家都接受的共同标准,而恰恰是各执己见没道理可讲的东西。

陈:所以任何一种道理都和别的道理一样好,或说得更确切些,都和别的道理一样糟,因为一切道理说到底都是没道理。

韩:相对主义成了绝对主义的简单反面。要是你呢,你干脆不承认终极者?

刘:可以这么说。

韩:可是你必须选取一个立场。你否认绝对的真理,实际上等于主张一切真理都是相对的。

刘:我就是在怀疑你这个最理所当然的等式。没有什么道理是绝对的,这话真能翻译成“一切道理都是相对的”吗?有些时候,说一件事不是绝对的是一个意思,说一件事是相对的则是另一个意思。我看,有些事情无所谓绝对相对。你来我家走错了路,你是绝对走错了还是相对走错了?

韩:我绝对保证他会来,这话的反面不是我相对保证他会来,而是我不敢绝对保证他会来。

刘:在一些形式化的体系里,你可以说,一个实数不是有理数就是无理数,可是在自然状态里并非如此,自然状态浑然纠缠,不是随便怎么把概念化的东西套在上头都可以的。

陈:你还记得那阵子,你要是不站在革命人民一边,你就是反动派?

刘:政治概念化,成千上万人吃尽了苦头。

韩:照你们这样说起来,相对主义与其说是个逻辑上的悖论,不如说更是精神上的悖论,它一方面要反驳绝对主义,一方面却自己陷在绝对主义的逻辑里面。

陈:“逻辑的力量”可能把人逼到很荒唐的结论上去。前两天一次讨论会,有个人讲中西小说比较,讲得挺不错的,可最后得个结论说,没有什么标准可以评判艺术作品的优劣,我问他那红楼梦和红楼圆梦有没有优劣之别,逻辑明摆在那里,他只好答:没有。不过,我相信他是硬着头皮说的。

韩:逻辑倒是一贯了,结论却很荒唐,这样的一贯性要它干啥呢?

陈:人在某种程度上都必然要坚持逻辑一贯性,否则就没有理论,没有观念了。

韩:为啥非要理论呢?如果这个理论推出来的结论让我不舒服,我就不会信服这个理论。

陈:亏你还是个科学家呢,你怎么能相信日心说?和我们的直觉差得那么远。

韩:前提正确,推论无误,结论自然成立。

陈:是啊,前提正确,推论无误,结论哪怕让你不舒服,你也得被迫接受。

刘:你指出我做错了一件事,指出我行为恶劣,我听了一定不舒服,直觉上肯定不愿接受,但你可以证明你的看法,我不得不承认你说得对,把这个结论接受下来。

陈:你要是提倡自由竞争,你逻辑上就得同意放弃自己的某些特权,虽然这个结论可能正好不是你想要的。理论不只把现实反映反映就算了,它是有后果的。

韩:可有时候结论那么荒唐,那你就应该回过头来检查你的前提,或推理过程。

刘:你说,出错的无非两条,前提,推理。但比这一切都常见的毛病出在应用范围:这个道理在这里是否讲得通?天上地下没什么向我们保证,所有正当的东西归根到底都融会贯通和谐一致。只要一个道理总有它终结之处,那么,在哪里我们应当把这个道理贯彻下去,到哪里就应该停止,这就成了一个无法事先决定的事情。

韩:科学对原理的应用范围事先就做了明确规定。

陈:不如倒过来说,能事先明确规定应用范围的,就可以用科学方式进行论证。

韩:好吧,在科学里我尊重逻辑,不过在生活中我仍然更相信直觉,理论和我的直觉发生冲突,我跟着感觉走。红楼梦和红楼圆梦怎么可能没有优劣之分?我驳不倒你,只不过我没你会说就是了,可我还是没法接受你的结论。关键不在于你怎么说,而在于你实际上是怎么想的。你怎么可能真的认为什么活法儿都一样呢?就拿东东自己来说,他自己也常说,谁谁谁还活着有啥劲,谁谁谁没法让人看得上眼,诸如此类。其实我批评他,他心里也虚,什么各有各的活法,他就是在跟你胡搅蛮缠。

陈:所谓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多半都是给自己找借口。

韩:各有各的道理,还有没有高尚卑劣之别,文明与野蛮之分?

陈:现在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就是不承认这些差别吗?扎伊尔的蒙博托来不来就把政敌抓起来,有时干脆就杀掉了,别的国家让他注意人权,他说,嘿,咱们非洲的文化和你们西方文化不一样,你有你的人权观,我有我的人权观。这就把文化相对主义的大旗祭起来了。

韩:我看这种相对主义是对外的,对内就成了绝对。我就不明白,那是你的文化,你的文化为啥就不能改改?裹小脚从前就是咱们的文化。日本鬼子烧了杀了,还说日本文化就那德性,就是那样对待战败者的,那你就无话可说了?

陈:丈夫死了老婆殉葬也是一种文化。

韩:如果说绝对主义是优越者的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就像是弱势者的绝对主义。

陈:说得好。咱们这儿的文化相对主义就是用来对付强势文化的,这些年老吵吵文化无优劣之分,心里想的只是西方文化不比咱们中国文化优越,谁都没往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土著文化那儿比较。

刘:表面文章都是相对主义,精神实质的确可能很不一样,有的是用来欺人的,但也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真诚怀疑和反叛。文化相对主义最早是博厄斯他们提出来的,一开始就是西方科学家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省。反对绝对主义,本来特别强调反省与宽容,在蒙博托那里却倒过来了。

韩: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定义“悖论”的,不过我听人把相对主义说得那么振振有辞咄咄逼人,还真有点儿它是个悖论的感觉。

刘:的确,一种否定性的精神而成为主义,就变得十分可疑了,它不再是精神表达自己的形式,而是套用一个现成的概念形式,无论什么内容都可以把它套上去,如果我们喜欢用悖论的形式来说话,我就要称它作“绝对的相对主义”。

陈:始终保持否定的精神而不落筌蹄,无过于庄子了,人们好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其实接下来庄子就问:果且有彼是乎哉?再追一问:果且无彼是乎哉?

刘:可以说是连环消解法。

陈:这种随说随扫的语式在庄子那里通篇皆是。齐物篇一上来,说人籁依乎天籁,话未落地,接着就说“言非吹也,言者有言”,说是言者有言吧,接着就问: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

刘:其实齐物和逍遥两篇,已经构成了一个连环消解,一个说因其所大而大之,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物莫不小,这是齐物;一个说尺鴳和大鹏,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这是辨大小而不是齐大小了。

陈:齐物逍遥各张其旨,两篇又交相辉映,郭象却只从一个角度来理解庄子,大鹏和尺鴳,一个绝云气负苍天,一个辗转于篷蒿之间,他居然引出个结论说:各以得性为至。

刘:好像庄子翻来复去是要说明一套现成观念。

陈:其实庄子通透之人,最明白一旦入了纯概念的圈套,就要在反义的概念圈子里打转,有大就有小,有是就有非,有有就有无。他要的就是跳出纯概念的对偶,还归于此时此地,此所谓“吾知之濠梁之上也”。引用“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把庄子定案为相对主义,实在是冤枉,庄子接下去明明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

韩:刚才起了个名字叫“绝对的相对主义”,那庄子的相对主义就该叫“相对的相对主义”了,这种相对主义自我化解了。

陈:把谁叫作相对主义者或任何主义者,都像是把一个戏剧角色叫作好人坏人,我们难免要区分好人坏人,但那只是远看时贴个标签而已,真和你亲熟贴近的人,气血俱在,那些标签就没什么意思了。

刘:揽到相对主义名下的,有的是很严肃的思考,甚至很苦恼,充满了张力,有的恰相反,是逃避严肃生活的借口,把自己的不负责任合理化,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愿只限于考察逻辑,希望深入精神实质。

陈:有意义的逻辑考察恰恰是为了让真实的精神内容显现出来,你也许真有一种精神诉求,然而,“一切都是相对的”这样的提法,当真表达了你所感到的东西吗?抑或它恰恰切断了深入的感受,让自己滑到空洞的概念里舒舒服服兜圈子去了。

刘:单在相对、绝对、自指这些概念上打转,即使证明了相对主义是个悖论,这种证明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不是词和词之间发生了矛盾,而是观念和真情实感不一致,说法和真情实感脱了节。辩驳也是一样,从逻辑上找出某种主张的自相矛盾之处固然需要相当的聪明,但仍然不能去除这种主张心里的疙瘩。

陈: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

刘:只有摆明了这种主张的来龙去脉,分清楚它是不够恰当的表述,是糊涂,还是借口,才能让我们深心里的困惑涣然冰释。

韩:按说,你不争气,你堕落,只要你不犯法,人家能拿你怎样?人干嘛要合理化呢?蒙博托抓了,杀了,就得了,为什么非要找个借口?

刘:因为人喜欢讲道理,我们有一种要辩明对和错的冲动。

陈:一种本能,辨明是非是我们的本能,比我们其它的本能还要顽固。

刘:像别的本能一样,我们得经常努力克制它。

韩:我看不讲道理的人也不在少数。我是流氓我怕谁?

陈:但他即使不讲道理,还要给自己设一个不讲道理的道理:因为我是流氓所以我才有资格不讲道理。他就不会说:我是中学老师我怕谁?

韩:你们哲学家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来就是这个意思。

刘:我看这话的确不完全是对人的褒奖。不单单亚里士多德有讲道理的冲动,连日本鬼子也有。芦沟桥他打进来了,他的飞机大炮比咱们的厉害,他就来侵略咱有什么法子?不,他不愿意闷不则声就打,他要说他丢了两个日本兵,他出动千军万马是来找人的,他抢掠烧杀强奸妇女,他说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权力和金钱,人之所爱,所以人们争权夺利,但是你好好想想,争夺道理的斗争,其激烈程度绝不在争权夺利之下。中国人抗日有理,堂堂日本天皇,堂堂日本帝国,倒不讲理,那怎么行?于是他编出一大套大东亚共荣圈啊什么的,他是有理的一方,倒是中国人抗日没道理。

韩:可为什么杀你烧你不成个道理,大东亚共荣圈才成个道理?

刘:本来,我们各有各的利益、欲望、爱好、处境,这些东西本身不是道理,但从这些东西中却生出我们的道理来。

陈: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可言矣。

刘:什么能把不同的欲望、爱好、处境沟通起来,什么就成道理。你想卖贵一点,我想买便宜一点,各有各的利益。我们可以讲价钱,讲得合适了,买卖成交了。买卖有个买卖的道理,兼顾买卖双方。

韩:你非要卖十倍的价钱,我非要不花钱就拿东西,就不是做买卖的道理。

刘:买卖的道理基于我们各有各的利益,但它不能还原为你的利益或我的利益。你我都服从这个道理,并不意味着你我的利益就成了一样的利益,你还是追求你的利益,我还是追求我的利益,但通过买卖的道理,你的利益通过某种方式和我的利益连通了。道理就像道路一样,两所房子在同一条路上,并不意味着这两所房子就成了一个样子,只不过这两所房子可以互相往来了。

韩:利益、欲望老是相互冲突,人和人很难沟通。

刘:是啊,有些理性主义者太乐观了,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与爱好早晚都能找到一个共通的道理,得到协调。

陈:而且有些事情也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道理,我爱吃萝卜,你爱吃白菜。

刘:什么都得说出个道理,那种时代真是可恶,文革的时候,养花斗蟋蟀也得有个道理,梳短发留长发也得作阶级分析。

韩:其实有些事情有道理,有些没有道理。

刘:更多时候是有点道理,但不完全有道理。我喜欢道理这个词,不太喜欢逻辑这个词。人们说到逻辑,会觉得要么合乎逻辑,要么不合逻辑;道理就不是这样,有些事情道理很充分,有些事情完全没道理,有些事情有点道理。从这个角度看,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都属于逻辑主义:分歧要么可以简单明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要么根本解决不了。然而大多数事情并不像加减乘除,大家都服从同一个道理,也不像萝卜白菜,各有一爱。

韩:谁也不会否认有些事情很有道理,有些则有点道理。

刘:但一到观念和理论上,这就被归结为我们自己认识能力有限度,好像道理客观摆在那里,但我们要慢慢认识。其实有些事情客观上就有点道理,但不是充分的道理。

韩:那你这又等于说,世上有些事情是绝对的,有些事情是相对的?

刘:有些事情有道理可讲,有些事情没道理可讲,这话的意思已经足够清楚了,干嘛非要把它翻译一句不那么清楚的话呢?相对绝对这些词,形式化程度很高,很抽象,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要使用这样的词来澄清自己的意思。路堵住了,只好绕道,挺好走的路干嘛去绕上它半天?

韩:其实我们平常也不大用这些词儿,不知为什么,一正经八百讨论问题,就用起这些词儿来了。

刘:我看倒不如反过来把绝对相对之争翻译成要不要讲道理之争,我们平常不争相对绝对,争的大半就是要不要讲道理,有没有对错。你要是太爱讲道理,我就说,嘿,给咱们点儿人权,让咱们活咱们自己的活法儿,说到头来,都没道理可讲。我们并不只生活在道理之中,我们只在需要讲道理的时候才讲道理。你每天起床先穿左脚的袜子,我先穿右脚的袜子,有什么道理好讲?

韩:真没道理好讲也罢了,可明明有对错的地方,叫他那么一说,就没了对错,明明有善恶的地方,叫他一说,善恶就没有区别了,有时候真让人恼火。

陈:我们要是些神仙,八仙过海,各有各的活法儿还真不错。可其实呢,人反正得生活在一个共同体里面,我们不是靠讲道理合在一起,就得靠暴力欺诈合在一起。我看相对主义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相安无事,而是一种变质了败坏了的共同生活。

刘:我更关注的好像总是另外一面。我们和别人不一致的时候,很容易否定别人,肯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时候很容易过于讲道理,把原无所谓道理的事情也说出个道理来。毕竟,弱者很难否定强者,道理在优越的人手里。

韩:你不能把对和错都说成强和弱。

刘:当然不能,但是谁要是能告诉我哪个是对和错哪个是强和弱,我就立刻拜到他门下为徒。我只知道,咱们人类有一种很基本的倾向,就是把强的和弱的说成是对的和错的,结果,道理老是强者的道理,是他们编出来的,或者由他们解释的。道理讲得太多,最后要把弱者逼得不讲道理了

韩:你和东东站到一块儿去了。东东就挖苦我,你是大名人啊,是咱们韩家的骄傲啊。说实话,我也不是不反省自己。我父母当年成天盯着我,反对我和闹学潮的啊梳长发的啊交朋友,现在呢,东东那些朋友,什么前卫画家啊,什么流浪诗人啊,我看着就不顺眼。是不是我自己老化了,僵化了?我有时想这些想得很苦恼。究竟有没有绝对的标准来区分对错善恶?只有对不同事物都有效的才叫标准,所以,没有绝对标准不就等于没有标准吗?

陈:我们不知道绝对高温是几度,但我们知道今天比昨天热。

刘:我觉得鸿雁说到了一种基本的感觉——异类让我们难受,可是去消灭异类就更危险了。

韩:没听明白你的意思。

刘:与陌异的存在遭遇,我们最初的反应难免是用自己的既定标准来评判这个他者。我最近读《停滞的帝国》,中西方相遇,中国人和英国人都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对方。

陈:英国人要好一点,他们已经在地球上闯荡两三个世纪了。

刘:也许我可以用卡列宁来说明我的想法,他那套为人处事之方是以不变应万变,他永远用自己那一套来裁判你,他所谓理解,就是把你纳入他早有的一套道理里面去,好像把随便哪个数字套在一个代数式里,有解无解,公式反正不会错。他可以可怜你、帮助你,但别人的存在方式对他的内心毫无触动。这样的人,即使他的外在世界扩大了,他的感受结构,他的理解,还是老一套。这种理智上的唯我独尊,虽说不一定强迫别人接受自己的观念,却照样起到压迫作用,而且这种压迫力量还不可小视。

陈:但我们都会这样的!基于自身来评判世界才能保持自身的同一性。

刘:当然我们都会这样!如果绝对主义是个别专制暴君的怪癖,那就只需要革命家不需要哲学家了,既然哲学从“认识你自己”开始,它就只对“我们都会”感兴趣。

韩:真正与陌生人遭遇。

刘:就此而言,相对主义者也是一样,没有真正遭遇他者,各自擦肩而过。要是还用《安娜》里的人物为例,奥勃朗斯基算个典型,他不把自己的原则强加给别人,甚至不认真评判他人,反过来,陌异的东西也无法击中他,震动他。大家都萍水相逢,世界就变浅了。

陈:感得到萍水相逢,就还有点深度。

韩:与陌生者遭遇——好多小说都以这类故事为题材。

陈:那才有故事啊。你一天八小时上班,回家做饭吃饭看电视,有什么可写的?老实巴焦的市民过得好好的,一个忘在脑后的亲戚来了,是个革命家、诗人……

刘:第三者、土匪、妓女……

陈:发生了碰撞,市民那种理所当然的小日子动摇了,对坚不可摧的道德原则也疑惑起来。

韩:那些社会边缘人,读小说的时候我会同情这些人,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不愿和这种人打交道。

刘:要是从生命的角度来理解生活,倒可以说,恰恰在与社会边缘人碰撞的时候才有生活,才有生命力迸发出来。

陈:可惜,生物科学为了科学的目的,只从“自身复制”来理解生命,完全割掉了生命概念的核心:生机勃勃。

刘:传统社会有同一的价值,那种社会生活在共相之下,现代社会却容忍不同价值共处一堂。传统社会更多地依赖于忠诚,而现代人必须学会更多地理解、谅解,学会与异类相处。

陈:你这种想法杜克海姆已经表达过,他把传统社会称作“机械社会”,把现代社会称作“有机社会”,在机械社会里,有统一的价值,以宗教信仰为代表,而现代社会则是有机的,即人们生活在各种不同价值的关联网络之中。

刘:“有机体”的提法有时也得警惕,黑格尔是有机观念的大代表,你在“有机性”里常能读得到克服异类、消化异类这种帝国主义气息。

韩:我们好像更应当提倡融合而不是消化、克服。

刘:我觉得融合也说得太多了,没有为融合不到一起的东西留出充分的余地。

陈:在努力融合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对无法融合的他者的尊重,我想这里面的确有很现代的精神。

刘:我们不仅要抑制克服异类的冲动,不仅要尊重异类,实际上,异类经常直接是我们欣喜的源泉。黑格尔对他者的讨论虽有深刻之处,但始终没考虑到这一层——这个人性情上似乎不太能从他者感受到欣喜,你看他对自然美就不屑一顾。

陈:多数生态主义主张也只讲合理开发自然,不讲自然美,可你想想要是地球上只剩下我们光秃秃的人类,哪怕我们有办法用化学方式生产出所有吃的喝的穿的,我们会快乐吗?这么多种树和草,地上有鹿和狐狸,天上有喜鹊和老鹰,人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才叫生存。

刘:我们不是把融合不了的东西忍受下来,而是要学会去欣赏。一种美好的品质,我深爱其美好,但很可能它并不能移植到我自己的性情上来,我乐见它活在别人身上。

陈:就像歌德之喜爱拜伦。

韩:不就像男人爱女人女人爱男人那样嘛?

刘:不过,既为异类,就总是有压迫、有挑战、有疏隔之感,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完全约分,即使我们学会了欣赏。

陈:真正的理解里也总有不曾完全明了的东西,清明的理解连到更深的暧昧处。

韩:这是造物主的慈悲,宇宙之中的谜团要是都如数抖在咱们面前,一时是痛快了,可以后不闷死啦?不如这样,在这样的好天气里,河边走走,山边上坐坐,明白了一点,还剩下好多可以去想的,到秋天,到明年春天,再来领教。

陈:好风好景,好朋友好话题,随时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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