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8年，在原浙江省文联主席宋云彬被打成右派的情况下，年过六十的方令孺被调到杭州，任新一任的浙江省文联主席，她在杭州的寓所便坐落在白乐桥葱翠的竹林边。
白乐桥是一座非常小的桥，向西走不远，便是灵隐，游人大多到灵隐，很少走到白乐桥的。白乐桥两边是青翠的绿，桥下是涓涓流水。与小桥流水相吻合的，便是白乐人家，这其中，有一幢曾经西式的花园别墅，现在则改建成更新式的建筑，那是方令孺故居旧址，现灵隐路白乐桥47号，方令孺居住在那里的时候，门牌号是白乐桥27号。
当年的白乐桥27号有一个不大的院子，要走进院中，须得经过一条小溪，越涧而入的院子里，方令孺那个时候，正中是一幢砖木结构的平房别墅,有多间房,其中的一半圆形房间突出院中,三面通风,采光极好。如今房屋已重建，建筑格局更是全不相同，大门也改了方向，不变的仍是越涧而入。
院中的许多树木也依旧，那高大的梧桐树和银杏树，那参天的丹桂，一切还像过去那样，律动着年华的情韵。怪不得方令孺曾经这样描写着白乐桥的生活：“此刻是晚上九点钟我坐在明亮的灯下开着电风扇，四周静寂，惟小溪流水玲玲作响，外面风吹着大树萧萧，觉得很舒服安静。”
白乐桥是安静的，安静的生活对方令孺来说也是寂寞的。
二
从方令孺给巴金萧珊的一组信中，我们可以知道，她在白乐桥的日子是非常寂寞的。早年的时候，她也有过寂寞，但那时的寂寞也许是出于她自己对外界的疏远，梁实秋这样描述：“她相当孤独，除了极少数谈得来的朋友之外，不喜与人来往。她经常一袭黑色的旗袍，不施脂粉。她斗室独居，或是一个人在外面彳亍而行的时候，永远是带着一缕淡淡的哀愁。”那是在青岛，闻一多、杨振声等人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方令孺也在其中，也不缺少热闹。抗战时在重庆文风浓郁的人文北碚，她有许多朋友，也不见得多少寂寞。随复旦回沪后，吴中杰说徐汇村她家的客厅总是高朋满座，她的生活是充实的，但是到了杭州，周立民认为，她已经被抛在了时代大潮之外，她是真正寂寞了。她的生活无外乎开会、听报告、陪友人来访等，有很多的夏天她在山里避暑，还有很多的时间，她在医院检查身体、疗养等，如1960年几乎整个下半年，她都是在莫干山度过的，1961年上半年大多在浙江医院，下半年大多在黄山，这一年中只有短短的两三个月的时间住在白乐桥的家中，那个家真的是太寂寞了，她出游也是为了增加一些兴趣吧，她在医院能住那么久，也许医院还是比较热闹的，她是太需要热闹了，太需要朋友了，可是偏偏朋友离她那么远，热闹不属于她。那年她复旦的学生吴中杰去杭州看望她，她说，她在杭州人生地不熟，白乐桥又远离市区，少有人来，简直住在坟墓里，非常难过。
读方令孺写给巴金萧珊的信，字里行间，我看到了她在白乐桥无限的寂寞和对友情的渴望，还有对生活始终不渝的热爱。
她在白乐桥的房间里无比抒情又非常无奈地写道：“这时候正是下晚，满耳滴滴答答的雨声和溪声，无尽寂寞的黄昏啊，……”。寂寞的冬夜，她燃起了炉火：“今年冬天不算冷，我房里有火炉，冬天夜里只要有火就不觉得冷清了。” 炉火生起来，她想到春天也快到了，她的朋友也快要来了：“冬夜就只有炉火为伴，幸而我已习惯了，也能过得去！现在只盼春天快快来。杨柳绿了，桃花开了的时候，你们也要来玩了。”
1966年春节方令孺在上海，与朋友们共度她的七十寿辰，她回到白乐桥寓所，无比眷恋地写着：“离开你们是不容易的，带着那无限的依恋和怅惘回到寂寞的家。”寂寞就像白乐桥下的流水一样，悠长、缠绵。
就算告诉朋友她不寂寞了，其实依然满纸的寂寞：“我现在完全习惯这环境了，很喜欢我的家，一天东摸摸西看看，一点也不觉得寂寞。”“我房里有火炉，晚上我总是把它烧得暖暖的，也就像有个伙伴，虽然一个人摸摸索索的，也觉得很温暖不寂寞。”
温暖是因为想到朋友，想到朋友就提起了手中的笔写信：“我在杭州一切都好，就是寂寞一点，所以有时候就拿起笔墨找人谈。”“我这里确实太清静了，我的客人就是信。”
信，是方令孺非常喜爱的一种倾诉方式，年轻时候起，她就写过很多信。当1930年暮春南京玄武湖上，她邂逅了新月派诗人陈梦家后，方令孺写下了书信体散文《信》，共五集，后来这些信连同陈梦家的复信，以《你披了文黛的衣裳还能同彼得飞》为题，发表在《新月》第三卷第三期。1945年12月，经靳以的介绍，方令孺的散文集《信》（除书信体散文《信》之外另收入七篇散文）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集子被列入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第七辑。
要说“信”，我想喜爱文学的人大抵都会写上一些，孤独寂寞的时候，信更是架起和朋友之间沟通的最好的桥梁。这真是，情谊有多深，就会有写不完的信。在过去的日子里，方令孺和朋友之间写下了无数的信，到了暮年，她又回归到信的模式下。
三
因为寂寞，就有了这许多信，因为信，更增加了她和远方朋友的友情。她说：“是的，我确是生活在朋友们中间”，友情是医治寂寞的良药，朋友几乎是她快乐生活的动力，尤其是她和巴金萧珊之间建立起来的深厚的友情，给她晚年的生活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她这样对巴金夫妇说：“我心里饱餐着很多温暖的友情，它滋养着我，使我思想丰富，宽阔，远大，高尚，反正一切好字眼都可以用上。你看，我多快活。”“此刻天快黑了，外面又下着小雨，但是心是很温暖的，前天您们给我的信，真是珍贵极了，还有什么比友情更珍贵呢？”
桂花开放的时候，她在桂花树下思念朋友；冬天的时候，她盼望着春天的来临，因为远方的朋友会和春天一起来临。很使她难忘的是他和巴金他们一起的那些日子。
1961年的端午节，巴金和任干来杭州，在方令孺家过节，他们在书房喝茶，又去灵隐喝茶，在方令孺家里吃晚饭，饭后廊下谈天喝茶，看园中大树。1961年夏天，与巴金萧珊秦怡任干杜宣等人一起在黄山避暑，每天或隔几天，方令孺会到巴金夫妇住的紫云楼去，后来方令孺在信中几次提到，这个夏天是她历年来最欢乐的一个夏天。1962年1月在广州和巴金夫妇一起过春节，那个除夕夜，他们去看花市，方令孺心情非常好，写诗来纪念，最令方令孺难忘的是，那个除夕夜，萧珊又送了她一大束鲜花。那一束鲜花，那鲜花里蕴含的深长的情意，于方令孺是那样永久，那样感动人！1964年春天巴金萧珊又一次来到杭州，他们在树下喝茶，他们去看吴昌硕雕像，他们一起游植物园，那个情景，他们的一言一笑一步，总记在方令孺心里，回想起这些，她说心里甜滋滋的。因为友情，让她感受到生活的快乐，她对巴金夫妇说：“你们常常记得我使我心里常常翻动幸福的波澜……”
有很多的日子里，巴金和萧珊不时地寄书给方令孺，如高尔基的《回忆录选》、巴金的《巴金选集》、《赞歌集》、《贤良江畔》等，还有一些画册、画论丛刊和鲁迅诗稿。1963年9月，方令孺收到巴金寄来的书，她为此书作了详细地描写：“肝胆颜色的封面，里面一层朴素雅致的绢衣，正像作者自己一样朴质而热情，更好的是肝胆照人。我首先玩味这装饰和插图，我觉得这里插图也配得好，简易而达意，我非常喜欢，首先读了代序。总是这样永不衰竭的热情，总是这样感动人!”方令孺没提书名，这年的8月，巴金出版了访日散文集《倾诉不尽的感情》，方令孺说的应该就是这本书了。
在方令孺的生活中，处处看得见巴金夫妇留给她的纪念品，不只是很多书，有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1963年方令孺到广西湖南等地时巴金送给她的，成了她寂寞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伙伴，还有吃茶用的杯子，萧珊给她的金笔等等，真是睹物思人，看到这些，让她更想念朋友了。
被友情滋润着的方令孺，因为这深厚而温暖的情谊，她忘记了一时的寂寞，她的心里翻动着幸福的波澜，她快乐地生活着。
四
白乐桥的夜是非常安静的，可以听得见虫声，听得见鸟声，有时墙外传来野羊的叫声，还常常听到叫得脆嫩的小猫头鹰的声音。这样寂静的夜晚，起初方令孺是没法习惯的，就算在杭州生活多年以后，她依然怀念着复旦的那些日子：“复旦是什么样，我只有在梦中去过。”
孤独的夜，让人倍感孤独，当又一个黎明来临的时候，她决定学国画。这是在1960年的春天，她写信告诉萧珊：“我买了画册，买了宣纸想学画。”早在1937年的春天，她开始喜欢上了国画，当抗战事起，她回到桐城的家中，在老家勺园的九间楼上继续画画。
给萧珊写过这封信后的一两个月后，她到莫干山避暑，住了约四个月。这四个月里，她在山上看书、做手工、散步、学画山水，留恋着莫干山的清丽。
等到天冷了，下山后，她住在浙江医院，在医院，就算画不了山水，她还在翻看画册研究画。那段时间她的睡眠很差，需要药物的帮助。医院一住又是几个月，转眼迎来了1961年的春天，这时，她房里的“仙人捶”开了花，很多病人都来看，有三四个人来照相，那天方令孺四点半就起来，给“仙人捶”写生。医院的生活虽然不免单调，却一定比家里热闹。
除了画画之外，经常做的一件事是看书，一句寻常的句子也会将她感动，她看契诃夫的小说，感动于契诃夫对充满欢笑和活动的生活的热爱，因为她也是这样的。读别人的故事，想的是自己的心思罢了。
她不停地看书，除了小说，也读诗，读杜甫的诗，读俄国诗人尼克拉索夫的诗，那些诗中的“人民忧患”意识，同样深深地打动着她。
朋友的书当然更能受到她的钟爱了，杜宣的《五月鹃》、艾芜的《南行记续篇》，她看得轻松愉快，巴金的《贤良江畔》是她手头常翻的书，还有刘白羽的散文，她这样赞美她的朋友：“读刘白羽的散文，像听到革命的壮丽音乐，读巴金散文使人有深厚的革命诗情。”
1961年的夏天，对方令孺来说是难忘的，不单因为这个夏天她和巴金萧珊任干秦怡等许多朋友一起在黄山，他们在狮子林看日出，在文殊院观落日，登观瀑楼望天都峰，生活充满了乐趣，这时候，她对旧体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方面，她托人买郭绍虞校订的《沧浪诗话》，另一方面，面对黄山美景，她心中洋溢着诗情，随即付之笔端，她写了一组《黄山杂咏》。
朋友相伴的生活是快乐的，有诗的生活是富有情趣的。1962年春节，当方令孺和巴金夫妇在广州过春节看花市时，她又写下了《除夕在广州观花——试寄调[南乡子]》，读来有种春风满怀的感觉。
暮年晚景中的方令孺，另有一大爱好是弹月琴，琴声飞扬间，她又思念起远方的朋友……
五
杭州的景色是美丽的，在方令孺抒情的笔下显得如此细腻：“前些日子在医院，天气好，我总是一个人到植物园去散步，那地方真漂亮，真是秋林如画。有个小湖，早晨湖里升起朝雾，雾后，水像镜子一样平，照着山峦，照着石头，照着簇簇的树林真迷人。”
朋友们常常在不同的季节来杭州看望她这个老朋友，1961年春天，罗荪来，这一天里他们走许多路，又上了六和塔，对方令孺来说，累并快乐着。
又一年，复旦大学苏步青教授讲学于浙江大学后，特往白乐桥访问方令孺，并作《访友》诗，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故人诗舍隔云洲，来扣闲关小径幽，侵座香樟清鸟语，绕墙塞涧曲泉流。”像仙境云雾一般，写得情趣盎然。苏步青的这首诗和方令孺的两首旧体诗《灯火》、《采茶》一起，以《咏白乐桥》为题，发表在1962年10月21日的《浙江日报》上。
1963年秋，那是一个金色飞舞的季节，卞之琳在杭州玩了两天。这天正是农历八月十八观潮的日子，他们上得城隍山来，山上人多极了，这是方令孺到杭州来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游人，他们坐在山石上远看钱塘江，看一线潮水。她说，最有趣的是看见许多大大小小的儿童，他们闹啊，打啊，她夹在中间为他们排难解纷，满有趣。还和卞之琳在一起吃了两次鱼头豆腐，楼外楼的鱼头新鲜美味，一盘足有大脸盆那样大，她和卞之琳、陈学昭三个人拼命地吃，都吃不完。看看，吃得多开心多有味呵！
次年四月，白杨来杭州，方令孺请白杨在灵隐天外天吃小笼包饺，还吃一大盘新鲜油爆虾，又到白乐桥家里喝好茶。
1965年的初夏，赵清阁在肝病后到杭州，几十年的老友相见，她们漫无边际地闲谈，从屋里谈到屋外，从白乐桥谈到白堤，她俩挽手散步，也坐在秋瑾墓前的长椅上小憩。回去之后，赵清阁为方令孺画了一祯册页小品《九姑读书图》，画面之上，飞来峰下，白乐桥旁，小溪流泉环抱的庭院，九姑坐在窗前读书。方令孺在大家庭里排行第九，侄儿方玮德呼她九姑，他的好友陈梦家也跟着这么叫，后来大家都这么称她了。方令孺很喜欢赵清阁的这幅画，她高兴地说，画得真像我，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其后方令孺为这幅册页配了镜框，挂在床头朝夕相对。这样的情景，很让人联想到“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的意境，似有人间神仙的味道。
1973年秋天，被称作“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先生再婚，一天，他携新婚夫人吴闻女士到白乐桥访方令孺，随手带去由吴闻代笔、钤有夏承焘印的作品《水调歌头•自吴淞泛海》，其中有句：“脱手得奇句，脚底潜蛟龙。”方令孺阅后，觉得“脚底潜蛟龙”之“潜”，不如易作“起”字，意脚底蛟龙也起听奇句。夏承焘以为改得好，回家后让吴闻重写，落款并添上“令孺方家两正”，再送给方令孺。
1975年5月，北京大学宗白华教授来杭看望他的九姨方令孺，据方令孺最后的学生裘樟松先生回忆，他是个幽默的人，他说哲学上的时间和空间难以解决，时间既是物质的，这种物质什么时候产生的，什么时候灭亡，这个问题难以说清楚。空间到底有多大，也难以说清。在杭期间，裘樟松还陪宗白华拜访了夏承焘，夏承焘问了他有关郭沬若的近况及《三叶集》的问题。
曹禺是方令孺的外甥女婿，一次曹禺的小女儿万欢来杭州游玩，回去之后，曹禺写来信并表示感谢。
亲友的往来给她单调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同的色彩不同的味道。
她还常常接待外宾，波兰、柬埔寨、新西兰、肯尼亚等来的作家，也算是单一生活的调味品吧。
只是非常可惜的是，作家谷斯范虽与她同住一个院子，虽然也相处甚好，互相尊重，却很少说话，这让她多少感到遗憾，爱热闹的她少了一个近在家门口的伙伴。
除了众多的文友之外，有几个小朋友一样让方令孺牵挂着，如靳以的女儿南南，如巴金的一双儿女小林和小棠。那年春天，白乐桥方令孺住的院中一片绿海，新买的一棵墨红的月季正在开放，大红的蔷薇开的花香得醉人，樱桃虽说结得少，又被小鸟吃了许多，还是收了半篮子，桃子梅子也都有，听说小棠很羡慕她园中的水果，她就天天跑到树下，对果树说，果啊树果树啊，你快点结出果子来，我好带给小棠吃。那些文字读来怦然心动，一个天真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同样天真的老太太，不是很感人吗？
朋友的友情让她忘记了一个人的寂寞，令她快慰，就是一个小朋友的一句话一样牵动着她的心。
六
方令孺到杭州的时候，正是大跃进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这跟她身处的寂寞环境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为了融入到这个时代的潮流中去，她也写起了这方面的内容，1958年，她先后发表了《大跃进的时代》、《绍兴有个陈宝珍》、《浙江省的几首好民歌》等，1959年，她又写下《欢呼》、《当好大跃进的歌手》、《最新最美的诗篇》等诗文，这些文字，纵然只是一个调子，但从中可以看出她对于那个时代热切的心态。
1959年11月，晴天起霹雳，方令孺读报时得到好友靳以逝世的噩耗。她赶到上海，为好友大哭一场，回来之后，写下散文《青春常在——悼靳以》发表在12月的《上海文学》上。在这篇追忆文章里，她深切地思念：“在我们长期相处的日子里，他不仅是我的好友，而且是我的诤友，他的性格是透明的，他不仅常常鼓舞我，而且常常帮助我，直率地指出我的缺点。我到杭州工作以后，他仍然好像在我身边一样，不断地写信来鼓舞我。”
方令孺和靳以最早是在1938年重庆复旦大学任教时认识的，那时靳以家中最频繁的常客就是方令孺，1958年当方令孺调来杭州前，她因为心里矛盾不想到杭州，便又常常到靳以家诉说心情。这样一个二十多年的好友突然离去，这对看重友情的方令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她无比伤痛地说：“我失去了一个亲密的同志。”
方令孺在写下这篇悼文之后，基本停止了她的散文创作。她最后的十多年，作品以诗作为主，如果我们留意一下，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一些讴歌现实题材的，方令孺以新诗的方式来表现，如《凤凰在烈火中诞生》、《李双双颂》、《巴拿马英雄儿女在前进》等，而对一些写景的，则以旧体诗的形式呈现。
旧体诗《黄山杂咏》四首和《狮子林观日出》都是1961年夏天在黄山消夏时完成的。那次比方令孺迟来黄山、后来也一起游玩的还有女作家菡子，她后来在散文《黄山小记》里，记下他们两次在狮子林清凉台看日出的情形。方令孺的观日出诗，把整个日出的过程作了精彩的描述，从天容黯黯到东方一线，从红线变红海，色彩从丹紫到橘黄到异彩到苍白，“海水”之中，岛屿、修竹、浮槎、人影，似亦近在眼前，诗中极尽云海和色彩变化的多姿多彩。看日出的方令孺心情是愉快的：“喜得东风蓦地吹，顿教天宇净澄澈！坐听万壑奏弦琴，静看千山展画册。”日出之后的天空是如此清澈明丽，她就像在听音乐，又像在观画册，教人无法想象宇宙的奇妙！相信这时刻的方令孺，是忘记了白乐桥的寂寞了。就像她在海南八所看到的海市蜃楼一样，为自然界的美所陶醉。
七
“文革”十年，也是方令孺生命的最后十年，她被诬为“周扬文艺黑线的骨干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抄家、游斗，接受劳动改造，进“牛棚”，后转往浙江省文化系统“斗批改干校”。也就是在干校，方令孺初识裘樟松等文学后辈青年，他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进而成了忘年交。和裘樟松的相识交往，是方令孺晚年生活中的一件乐事，友情抚慰着她的心灵，她寂寞的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变。
1970年元旦，方令孺和裘樟松合写庆祝元旦的新诗，发表在干校的刊物上。后来，她常常邀请裘樟松到家里叙谈，直到方令孺逝世前的六年中的假日，裘樟松几乎都在方令孺家中度过。方令孺在1971年退休之后，更是以帮助文学青年为己任，她为他们制定了详细的学习计划，还送给裘樟松一部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作为学习课本，又送给他一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和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嘱他认真阅读。
1972年中秋节，那是一个情趣盎然的夜晚，方令孺与裘樟松等三人相约到 “平湖秋月”赏月，不料当夜有雨，但三人都未爽约。方令孺还携浙东名酿一瓶，南海佳味一盒，以助雅兴。此夜虽无明月，但西湖一片烟雨中，自有情趣在。酒过数巡，方令孺教起了诗。写诗她主张先古风，再绝句、律诗，最后长短句，她这样对裘樟松说：“我近来虽温诗事，然出笔陈滥，意境萧索，恨不能如你之朝气迎人，希望你努力为之，多示佳作，洗我暮气。”实是一片肺腑之言。
待人真诚的方令孺，不失对年轻人的关怀。1973年初夏，为了让裘樟松学得一手好诗词，方令孺让裘樟松拜夏承焘先生为师，并指定裘樟松先学《楚辞》，再学词学。夏承焘教起了《楚辞》，他的教法很特别：他和学生面对面地坐着，先把是日所授部分摇着头领唱一遍，学生跟着唱，唱毕，再解题释义。好在裘樟松也不失两位先生所望，在词学上达到了很高的境界。
1974年巴金的女婿祝鸿生到杭州工作，后来巴金的女儿李小林也到了杭州，他们夫妇给这个寂寞的老太太带去了一点温暖和安慰。
方令孺在晚晴生活中，对友情尤其看得深重，她曾多次和周总理同桌吃饭，她总把总理喜欢吃的菜放在总理面前，总理也把她喜欢吃的菜放在她面前，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裘樟松填词《满江红》一阕，当她读到“纵然是，早春新绿，倏为秋色”时，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虽在文革中，和裘樟松等一些她信得过青年说起老朋友来，她常为冯雪峰错划右派之事鸣不平，她记挂着巴金，惦念着丁玲，关注着丁西林夫妇……
晚年的方令孺，雅趣广泛，弹月琴，画国画，朗诵诗词，唱英文歌，爱看戏剧，又爱听松声，这一切缘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她曾经许多次对萧珊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活着而又健康，多么好！”“我一定听你们话把身体养好，一个人活着实在是有味。”因为热爱，才有这么多爱好，才会战胜寂寞心生快乐。
白乐桥27号的院子里，原有一片竹林，竹叶常随轻风飞舞。那一年，那些可爱的充满灵性的竹子全部开花而死，随后，方令孺也离开了这个她热爱着的寂寞世界。
白乐桥，一任寂寞远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