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个问题是童年喜好什么？小时侯我喜欢读书，但那时书很少，我家里的书多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反杜林论之类。好不容易从同学那里借来了一套《说岳全传》，躲在家里偷看，结果被父母发现，挨了一顿打，还连累了那位同学，后来别人都不敢借书给我了。尽管如此，我觉得读书还是挺好的爱好。

北大给了我治学的精神。我原来在化学系，使我养成了读书、分析、观察等很好的习惯。下面我还是流水帐般的介绍一下自己吧。1980年，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大化学系，1984年又成了化学系的硕士，一年之后成为直读博士，又一年之后成为第一个中美联合培养博士，到美国深造。在那里读了化学博士和物理博士后。我曾做课题关于计算机模拟动力学。当时我较早的接触了互联网。我到美国是很想获诺贝尔奖的，我的导师便是诺贝尔奖的得主。但当我到了美国之后，发现中美差别最大的不是物理化学，而是经济、管理，那时我就想回来之后就不做学问了。于是，我1988年回国，很多人都觉得可惜。我开始尝试办公司。1992年就创办了中西公司，比美国第二大互联网公司还早两年开始网络方面的研究和经营。后来，我便一直在做互联网、信息等。

北大学生缺什么可能是大家较为关心的问题。我们在各地有很多公司，但很少用北大人，因为我觉得北大人踏踏实实做具体事情的人很少，虽然创新能力很强。而作为一个企业需要长期持之以恒的工作人员，我觉得北大学子可能不擅长于此。现在很多大学生求职面试时，有人说想到不同企业充实自己，有人说想增长才干。但这些都不是招聘企业所关心的，他们所关心的是你能否为他们做这件事。我想大家了解了这个情况，可能会对如何求职有所帮助。到了工作中，不能期望工作都是跳跃式的，而必须踏踏实实。创业现在讲的很多，但我觉得有些过分。小时侯我想学中文，但上了北大之后，人家告诉我干什么就应完全干好，于是我还是好好学习化学，成效挺好。因此我认为学生就应好好学习，创业的事还不宜多考虑。此外，社会实践对于青年人更早的了解社会，了解生活可能有很大的帮助，现代社会发展越来越快，提前做好准备也是好的。但作为在校的大学生，学习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因而首要的还是学习。

1988年我开始搞互联网，现在有人认为网络经济不景气。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互联网毕竟给大家生活带来了方便，比如现在招聘人才，根本不需要开招聘会，只要在网上发一条消息，就会有人来应聘。互联网尤其会对传统行业的应用产生影响。只要不指望风险投资，踏实做事，互联网还是很有用的。

我回国后开始办企业，但我没有户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去工商局，人家象是对待外星人似的。我说我想办高科技企业，他们让我找科委，科委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又让我找北大，北大又说我的学籍早就没有了，我应该去找教委，教委说我的学籍也不在他们那里，让我去找中国留学生中心。我觉得我们的投资环境还不够好。我在化学系做实验时，曾亲眼见导师将一个一无所有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无氧无水的支配系统，导师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于是我就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现成的。“发明重要的是发明的方法”，我创业时便想到了这一点，虽然当时什么也没有，但还是一点一点做了起来。这不象是读书，一天可以过好多年，创业却必须一步一个脚印的走过来。这还只是创业开始时的艰辛。最为困难的是与人打交道，我曾经是一个见人就脸红的人。但我们是做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有不同公司的东西，遇到不同的人，必须和他们打交道，这一切都要认真思考才能做好。

我回国之后，除了办企业，还做了两件事。其中之一便是1993年，我积极思考，当时到处都在建开发区，我想不是光建开发区就行的，于是跑到国务院扶贫办跟他们说我的想法，甚至还想到北京市最穷的村当村长。我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对的，但只讲了一半，共同富裕也是十分重要的。1994年，制定87攻坚扶贫计划，我曾写文，企业要发展就应到贫困地区，就象美国到中国来发展一样，只有这样机会才多一些，且当时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也在不断变化，开始时是允许其存在，后来说其是有益补充，再后来就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一直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很重要，应该通过扶贫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1994年以前，报纸上谈论最多的都是开发区，优惠政策，但1994年之后，话题就多转向中西部扶贫。我当时给企业发信，两毛钱的邮票就发了20多万，先给企业家发，然后给工商联、省委、部级领导，最终终于成立的光彩实业，鼓励民营企业家到西部去发展，目前已成为开发式扶贫的一支生力军。

1988年我留学回来，当时正是出国热，我回来后，有人问我是不是在美国犯错误了，是不是专业不好，工作不好找。其实不是，我回来后就下海，父亲也不理解。过了许多年，才鼓励知识分子下海。我在北大学的最多的就是创新，勇于思考。一个民族的灵魂在于创新。就象日本曾凭借集体、规范和规模在工业界狂的很，但到了信息时代就不同了。信息时代的特点是基于工业时代的物质丰富。我对信息时代信心很足。再过几年，首富绝不会再是工业资本家。农业时代最有钱的是皇帝，因为他掌握着土地；工业时代的富翁则是掌握着资本的老板；到了信息时代，工业老板就象过去的农民。

我们现在有四大难题：第一是消费，我们总讲要拉动内需，比如修公路什么的，但扩大消费关键是信用消费。市场经济发达的社会中，都是年青时没有钱借钱来花，而中国不是，因而中国的消费规模就上不去，中国现在几乎没有信用消费。我们应重视未来的预期，而不能象农民一样收了粮食才吃饭。消费要拉动，最根本的是要信用消费。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第二是就业，也是改革中的最大问题，未来社会的就业压力很大，国企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他们正在减员增效，逐渐退出竞争，要解决就业压力要靠中小企业，但困难在于资金。我们不象别的国家，我们借钱要抵押，但如果我们有东西来抵押，那就不用借钱了。这就说明我们没有信用系统；第三是假冒伪劣。百事可乐为什么销路好，就是因为其信誉好。我们的 工商人员数量是排全世界第一的，我们不是法律、行政跟不上，根本在于缺少信用系统，假冒伪劣要解决要依靠之；第四是企业发展。微软和四通同时成立，但由于四通缺少好技术和员工，因而不能发展成微软那样的大企业。企业发展需创新、管理和诚实信用的人才。很多企业都有此问题。我这里一把钥匙开四个锁。八届八次常委会上我提出每年的九月十九日过一个诚信节，倡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信用系统。我有一次经历，在美国时，同事借我的名义买停车证但被人识破。西方市场经济中是不敢说谎的，因为其有记录，一旦说谎就失去信誉，寸步难行。

在北大学习多年，培养了我的责任心，创新、勇于思考和大无畏的精神。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现在才坚持信用系统的培育。我们在搞一个网站，对各个企业进行记录，将投诉企业的事都记录下来，由此对企业形成很大的压力。我们正在征集签名，准备发一个联合宣言，支持诚信目的的实现。我们搞市场经济就急需信用体系。尽管这还十分困难，但我们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去做。关于信用系统，虽然很多企业在经营中难免有问题和失误，但我们做记录也只是向消费者提供原始数据，并不做任何评估。技术上虽然不会有什么困难，但将来会向多元化发展，这就更需大家一起做，现代这个社会已不是宝塔时代了，很多事都是大家努力的结果。我今天来也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支持。

说到办一家企业，首先要找社会需求，其次要扭住自己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就是中西结合，将中国的东西推荐给西方，将西方的东西引入中国。大家将来创业、择业都是如此，才能有发展机会。至于中小企业如何定位？我想应该扭住西部的需求，引进东部的技术，不要盲目崇拜外国，而要结合自己的实际；不要盲目崇拜科技，企业应该寻找自己周围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不要盲目崇拜大企业；不要盲目崇拜外人。

有同学问我在大学是如何学习的。我在化学系主要还是围绕课程，我想起码要先把课程读好。在美国读书时，又学会了开车、溜冰、游泳，对我将来都是很有用的。我很想过好几次人生，先是做学问，然后又调整做企业，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想丰富我的人生，甚至我还想做医生，年龄再大些时，想写写文章，还想做个社会学家。学习——创造——娱乐，这是我生活的原则和目标。比如我现在做诚信系统，就是因为我创造了这个渴望，我想满足自己成功和自信的愿望。但你们不应这样，我想你们也许应该将生存排在第一位，然后再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的次序。

很多朋友问我成功是因为什么？我认为最后的原因是北大，她给了我知识和能力。倒数第二个原因就是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时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很大是由于机缘。“人是一枝草，只有一节好”，我经历了很多人，都是曾辉煌一段，但过去之后就成了平庸之辈。其实过去的成就有时会成为一个人的负累，成为自己甘于平庸的借口，所以作为北大人并不是就已拿到了一生的保障。北大人的优势又是北大人的劣势。反过来，对于不是北大的人，未上北大也许是因为小时侯没有太多的被父母管，但你们的前途一样广阔，然而这也是你们的劣势，因为缺少系统而基础的知识功底，这些在信息时代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想在这十几年中，中国还是在不断进步的。就象我当年办公司时，半年执照办不下来，而现在中关村的企业一个星期就可以办好，这说明我们的投资环境在改善。从这个对比中就不难看出中国真的是大有前途的。只要我们能够把握机会，奋发努力，就一定会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