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自由主义的言说》发表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南方周末》，韩毓海先生的反驳文字《新年答客问》，发表在今年二月九日北京《书评周刊》。由于春节邮寄耽搁，我一个月后才读到这张报纸，读后受教益，也有些感想。看来目前这场讨论，大家都希望深入发展，但文风问题已十分突出，可以先提出来说一说。

毓海兄文章以大段指摘《南方周末》开头，说是发行量大，恶性炒作，误导读者，是对真思想的遮蔽。这样的批评恐怕不太合适。到目前为止，发表毓海兄或其他新左派朋友文章的报刊可谓多矣，如《读书》和《天涯》，无论就数量言，或是发表次数言，远远超过《南方周末》，但没有一家是因为发表这些文章而遭如此批评的。此前知识界发生的学术争论也不少了，但也没有发生过类似情况。不同观点尽可交锋，提供篇幅的报刊杂志则无过，这已是知识界不成文的默契，也是常识。如果别人也这样不讨论你文章中的观点，而是痛骂发表你文章的《天涯》杂志，如此对骂，这场讨论还能深入吗?此外，人家也会想，你痛诋《南方周末》发对方一次文章是传媒行为，而你这一次发表文章选择在《书评周刊》，不也是大众传媒吗?总不能别人发表文章是传媒炒作，我发表文章就是宣布真思想，这就有点霸道了。

我曾引用毓海兄原文，提出三个质疑，与此同时，以更多篇幅既批评历史上自由主义发生的失误，又将现实中自由主义的困境、陷阱、有可能出现的失误，一共有四个，比质疑毓海兄的问题还要多，公开告诉新左派朋友，希望得到他们的批评帮助，双方能前进得更好。我始终在等待毓海兄的批评和反驳，等来的不是对具体问题的回应，而是笼而统之地说我对自由主义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理解，是“本质化思维”，是“制度拜物教”。这样批评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否紧扣原文，给出一点具体的论据?究竟是我哪一段，哪一句有“本质主义”嫌疑?也好让我明白一点。我不仅承认自由主义有内在困境，而且在《书评周刊》上那篇文字又特意说明对待自由主义不能搞标签拜物，是“先有自由，后有主义”。批评我的观点，言辞激烈不要紧，最好能踩着证据，一步一步往前推，而不是眼一闭，信口开河，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诸如“本质主义”这样的空洞概念在文章中还很多，但几乎都没有定义和说明，就这么一鼓作气哗哗哗地冲下来了，接都接不住。毓海兄拍着胸脯很自信：“毫不客气地说，我作为‘文人’在这方面比那些人阅读得多一些。”文人加不加引号没关系，读过那么多著作，知道有那么多名词概念，则更好。但是光这么说没有用，最好能区分文人抒情和学术讨论的界限，紧扣原文，有一分论据说一分话，批得对方心服口服。如果只是把形容词换成学术名词，而且还是一连串大而无当的外国概念，概念之下没有论据，概念之间又没有逻辑，随情绪任意跳跃，人家会不会说，从前文人抒情，用的是副词、形容词，现在文人抒情，怎么忽然改用概念、名词了呢?

新左派朋友大多文风晦涩芜杂，行文充塞半生不熟的舶来概念，一些论辩文字似乎下决心不让普通读者读懂。文风生涩，食洋不化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恐怕是想不清楚才说不清楚?只要想清楚了，说点家常白话又何妨?反而能让更多人听个明白。“深入”者“浅出”，“浅入”者“深出”，成了很普遍的现象。无庸讳言，某些持自由主义学术立场的朋友也在不同程度上沾染有这一毛病。其实，一时想不清楚是常有的事，可以将自己的困惑公之于众，邀对方一起讨论；说不清楚也不要紧，对方提出具体问题，迎着问题讨论就是了；不愿将自己的困惑公之于众，也不要紧，但不能强词夺理，反过来给对方扣帽子。这样强词夺理，是会说出破绽的。比如这篇《新年答客问》，把主张市场经济产权私有的观点夸大为“私有制万岁”，写下“致私有制万岁的‘朋友们’”这样耸动人心的标题，文学激情是足够了，但一不小心，却捅出了一个纰漏：

跨国资本一方面加强了民族国家压迫的一面，另一方面则迫使民族国家修改法律，杜绝罢工来维护他们的投资安全。

这段文字在原文中是以黑体出现的，以标示醒目。虽然没有明示中国，但从上下文辱骂本土自由主义者是在维护化公为私和腐败有理(?)判断，没有理由不是在说中国。目前的社会不公和压制异己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三年前我给何清涟一书作序，明确反对腐败有理，并最早把社会不公和化公为私称为“政治之癌”，因此而不能放在国内版，只能附于海外版。但若将社会不公、化公为私、压制异己等丑恶现象，归结于“跨国资本入侵”，能符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正常感受吗?即以事实而论，法律条文中删去罢工权，是在跨国资本进来之前，还是在此之后?八十年代初删去这一条款时，市场经济在宪法中连个影都没有，跨国资本则远拒于国门之外。不是说市场经济、跨国资本不能批，而是说总要分个前后时序，轻重利弊，不能白菜、豆腐一锅煮。我是宁可相信上述纰漏是毓海兄一时情急，笔下出乱。但如此张冠李戴，就不怕再次印证人们对新左派的这一不满吗：只敢批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却刻意回避踩在市场经济上那只“看得见的脚”?有勇气批判固然好，但这样的批判所向，哪怕是胸脯拍得山响，也算不得英雄。说句不好听的，这叫“柿子拣软的捏”。

承毓海兄美意，行文中两次表达对我的善意，心领了。但同时不能理解的是，既然任剑涛文章《解读新左派》被说成是和我一起“党同伐异”，那么称我之善意，又是从何而来呢?同一篇文章不能对同一个所指作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这也是常识。我是欣赏毓海兄才气的，从文字中看出，他也是性情中人。既是文字之交，不妨直道而行，不必拉一个，打一个，搞分而治之。这样进行论战反而有悖性情，不够诚恳了。

我是与所有的读者在同一时间读到《天涯》今年第一期任剑涛文章的，事先毫不知晓。任在广州，我在上海，文章发表时，任本人已去哈佛，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他对毓海兄文章的反应。能因为他的文章与我观点相近，就说是“党同伐异”吗?这个逻辑如能成立，以后再有学术论辩，谁还敢参加呢?再说了，人们又该如何理解毓海兄这一时期每文必称汪晖，这一次更不得了，一口气说了几十个人的名字，连费孝通和张承志也拉上?别人是否更有理由反赠一顶“党同伐异”的帽子呢?再这样说下去，就有点无聊了。幸运的是，还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我也不希望发生。

说任文是“打人的棍子”，也有欠思考。此前毓海兄在《天涯》杂志上发表《在自由主义姿态的背后》长文，不分清红皂白，一篙打翻一船人，这场论辩就是这样开的头。我与汪晖兄在电话中交换看法，他也认为打击面太大，应该有区别。但我还是欣赏毓海兄之才情与坦率，可以与之耐心讨论。同时冀望于他以后写文章能端正一下文风，有所克制，没想到今天越演越烈。为什么自己挑战时可以任意呵斥，别人一回应，就成了一根“打人棍子”?任剑涛观点也没什么了不得，完全可以批评。但读者可以对比双方的文章，到底是谁在平心讲道理，哪怕讲得道理如韩毓海蔑称的那样是“一连串的胡言乱语”“一厢情愿的滑稽表演”，又是谁在以气势压人，蛮不讲理，任意羞辱对方人格?找遍毓海兄全文，没有一句在反驳对方的具体观点，却是居高临下地说别人是“以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而自利”、“别有用心”，并颐指气使地说，这是“一篇极其拙劣的胡言乱语，建议有兴趣的人找来看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稍有阅历者都会觉得似曾相似，这样的语言像某一位伟人的口气，那两句唐诗，与“文革”派战和大批判的记忆联系过于密切，能不引用则尽量回避。说新左派体系是出口转内销，就如踩着他们的痛脚，一碰就跳。当年“文革”理论漂洋过海，经过杰姆逊这些饱吸“文革”鸦片的洋左派学术化阐释，如今衣锦还乡。要别人不说自己与“文革”有精神血缘，也可以，但至少在行文落句时，不要露出“文革”遗风的蛛丝马迹。

至于“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公然玷污”，这样吓死人的大帽子，也不知道是怎么推理出来的。毓海兄在质问别人是否读过一些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时，共列有十三个人的名字，然后武断对方没有读过这十三个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没有读过，就是“对中国社会科学公然玷污”。这样的逻辑推理能成立吗?你怎么知道别人没有读过呢?不引用，就是没读过?此其一；其二，这十三家的学术成果什么时候一下子成为“中国社会科学”标准了呢?幸亏仅是十三家，还不是十三经。何氏一书海外版虽印有我一序(不得已，我是在这里第一次坦白交代)，但也犯不着每文必引何氏书：任剑涛就算没有读过十三家，错过一些好文章，但再怎么也不会因此而构成“公然玷污中国社会科学”啊!如果我如法炮制，开列十三个毓海兄不知道的外国名字，然后说因为你没有读过，就是“公然玷污世界社会科学”，合适吗?这就不是与人为善，也不像个讨论问题的样子了。请出毓海兄列举的那十三家中任何一位，都不会同意对其学术成果冠以如此隆重的评介：不读其作品，就是“对中国社会科学的公然玷污”。更何况，这十三个人的观点也未必个个与韩观点接近，如果有一个出来说，我不属于韩毓海这一派，那又该怎么办呢?这是在讨论学术，不是街头吵架，犯不着拉上那么多人来给自己壮声势。

在上述奇怪说法的后面，还有一段更让人吃惊的，在原文中也以黑体标出：

我不是说这些研究中已经包含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现成答案，但是，这不能成为抹杀和打击这些研究的意义的借口，更不能成为类似于《解读新左派》这样的不负责任的胡言乱语可以公然存在的理由。

人家的文章没有提到上述十三家，又成了“抹杀和打击这些研究的意义”。这中间跳过了多少逻辑环节?这是一个连中学生都知道的逻辑推不出，怎么会出现在堂堂北大博士的笔下?我为毓海兄可惜。至于说别人的反驳文章不能“公然存在”，恨不得置于死地而后快，这就更让人惊骇了。你辱称不同意见是“吆喝”，那么人家也会问，你这样的说法是学者讨论呢，还是警察的“吆喝”?虽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坚决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力”是自由主义的名言，但也应该成为所有知识分子的共识。从八十年代以来，我目睹知识界不少论战，有情绪激动者，有气急败坏者，也有偶尔失态者，但从来没有看到如此蛮横的说法。联想到上述对《南方周末》劈头盖脸的指责，你今天还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日后若当了宣传部长，还叫我们底下这些人怎么活呢?我不是同意新左派观点的，但新左派中有我不少好朋友。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没有理由幸灾乐祸，而是为包括毓海兄在内的那些朋友难过，同时也为我们共同承担的这场讨论难过。今天的这场讨论，多少是会留下一点文字的。如果后人检索这些文字时，平静浏览不同意见的正常交流，突然听到还有刺耳的警察“吆喝”夹杂其间，他们觉得惊诧莫名，我们这些参与者的脸上又何尝会有光彩呢?

新左派也好，自由主义者也罢，不同意这样分类的朋友也可以，最好不要有一个争输赢的心态。关键不是输赢，而是把道理说清，步步深入，双方共有长进。能否将这场分歧保持在讨论状态呢?偶有走火，也要克制在争论状态?需要讨论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能否守着问题发言，重论据，有逻辑，守规范，讲风度，躁释矜平?至于场外的情绪、个人被某些流言包围的苦恼、以及那些表态性的文字，凡是与议题无关的，就不要带进来了。这样，也许我们讨论不出结果，也争不出一个输赢，但至少还能留下一两句文明交流的段子，不至于让后人讪笑。如果连争论都难以保持，流于街头对骂，那还不如趁早收场，各干各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