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玉坤:后殖民研究中的女权主义思潮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4 次 更新时间:2008-09-19 17: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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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玉坤 (进入专栏)  

  

  [内容摘要] 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滥觞于20世纪80年代初,随后在西方学术界赢得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在后殖民研究中,女权主义者的社会位置,尤其是她们客居异国的主体性造就了其独特的理论视界。也就是说,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力图寻求一种跨文化的空间和话语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和主体性。因此,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不仅致力于质疑和挑战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性主义理论,而且也倾力于建构其自身的阐释视领和话语体系。本文旨在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理论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粗浅的梳理。

  [关键词] 后殖民研究 女权主义

  

  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西方学术界,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随即崛起。聚集在后殖民女权主义旗帜之下的主要是来自第三世界而今居住在第一世界的女学者,尤其是印度裔女学人。后殖民女权主义理论家因而常常被视为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feminist women of color)或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不过更准确地界定,她们应被称为“移民的”有色人种妇女/第三世界妇女,有别于美国土生土长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生活在第三世界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有佳娅特丽•••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安妮•••麦克林拓克(Anne McClintock)、特莱因•••明哈(Trinh T Minh-ha)、捷奎•••亚力山大(Jacqui Alexander)等。很显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和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系交叉重叠的“女权主义社区”,她们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有颇多共同点,但也有鲜明的不同之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自身实际上也常常交替使用这些范畴,但她们更多地是将自己定位为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

  这种特殊的社会位置(social location)尤其是其客居异乡的主体性(diaspora subjectivity)塑造了她们独特的理论视域。具体而言,她们所探寻的是跨文化的话语和空间来张扬第三世界妇女的理论、实践及主体性。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从本质上讲面临两大理论挑战:其一是批评,其二是建构。也就是说,活跃在后殖民领域的女权主义者不仅致力于向主流后殖民理论和欧美女权主义理论的缺失发起挑战,而且也倾力于营造其自身的审视角度、理论范式及分析方法。在以往十年,其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不仅极大丰富并推进了主流的后殖民理论和西方女权主义学术,而且开辟出新的跨文化学术空间。这一学派对西方和第三世界学术界的诸多学科产生了巨大冲击。有感于国内学术界对后殖民研究的积极回响和对女权主义后殖民声音的漠视[1],本文试图对后殖民女权主义研究的主要内容、发展动向及其影响作一番初步的梳理。

  

  一

  

  不满于后殖民主流研究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的漠视,一些有色人种女权主义者起初致力于依据后殖民理论,特别是爱德华•••赛义德后殖民理论经典之作《东方主义》,重新书写妇女和社会性别问题。在她们看来,后殖民研究是一个相当男性化的领域,充满了男性中心主义的观点和偏见,无视了回应殖民主义经历方面的社会性别差异。例如,萨拉•••米尔斯(Sara Mills)就曾指出,后殖民理论“几乎只致力于追溯男性气质(masculinity),很少触及英国和土著妇女的各种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s)。故此,许多女权主义理论家既反对把后殖民理论当作一个男性的主题,也挑战仅通过单纯分析男性主体就可以描绘殖民主体性(colonial subjectivity)的假设。[2]

  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不仅促使学术焦点转向女性主体,而且还揭示了殖民过程中社会性别、阶级、种族和性存在这些范畴之间的交叉互动关系。麦克林拓克在《帝国的皮革:殖民抗争中的种族,社会性别和性存在》—书中就敏锐地指出,“不了解有关社会性别的权力理论就无法理解帝国主义”,“从一开始社会性别动态对于巩固和维护帝国的事业就是至关重要的”。她还反复强调,为了理解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人们必须首先承认种族、社会性别,阶级并不是互为分割的独立的经验领域。相反,这些范畴是通过互为关联而存在和维系的,尽管它们有时会以矛盾和冲突性的方式出现。[3]

  与此同时,后殖民女权主义者开始检视西方主流的女权主义理论。实际上自20世界80年代初起,美国和其他各地的有色人种妇女和第三世界妇女就开始抨击欧美女权主义关于妇女经验的同质性话语及其对妇女之间阶级、种族、宗教、性存在及其他差异的不敏感性。正如切俐•••约翰逊奥迪姆(Cheryl Johnson-Odim)所言,许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皆致力于探究如何拓宽女权主义定义的问题,她们将消除社会性别歧视看作是结束对妇女压迫的主要路径,并把消除性别歧视同第三世界妇女反对阶级压迫、种族歧视、性压迫、经济剥削乃至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为此,一些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甚至全然拒绝使用“女权主义”这一术语。例如,爱丽斯•••沃克(Alice Walker)就发明了一个新词“妇女主义”(womanism)取而代之。约翰逊-奥迪姆不失尖锐地指出,“假如女权主义者要真正关切消除对妇女压迫的问题,第一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必须认可一个广泛的基础。这一基础至少必须承认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是世界上大多数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势力。它也必须承认尽管社会性别是一个潜在的连接物,但从世界各地情形来看,一些妇女本身参与了对其他妇女的压迫。所以,女权主义者必须尊重不同的文化并承认各地妇女完全有能力发出她们自己的声音。”[4]

  跨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从各自学科出发用后殖民视野解读妇女之间的诸多差异,如种族/族裔背景、社会阶级位置、性取向以及国家界限等。例如,卡玛拉•••维丝威斯沃伦(Kamala Visweswaran)在《女权主义民族志的虚构》一书中就概括了女权主义人类学的这一发展走向。她揭示,女权主义人类学自一诞生就想象并维持了一种自己/他人(指男性)或者我们/他们的二分法,但第三世界妇女通过引入种族歧视、阶级歧视、对同性恋的歧视等问题开始对这一假设提出质问。也就是说,她们开始向美国妇女运动中一个普遍化的“我们”这个概念发难。她特别强调,在当前的后殖民世界里,更系统地关注殖民者中的妇女和被殖民者中的妇女之间的关系也是很必要的。[5]

  同样,为了回应西方妇女研究界所界定的狭隘的社会性别定义,捷奎• 亚力山大和钱德拉•莫汉蒂在合编的《女权主义谱系、殖民遗产与民主未来》一书中,浓墨重彩地凸显有色人种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者的理论贡献,并将其经验、历史及自我反思置于全书的中心位置。这本论文集深刻剖析了非西方世界存在的种族、阶级、社会性别、性取向等方面的交互压迫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剥削,以便提供一个“可比较的、相为关联并且是有历史根基的女权主义概念。”为此,她们力图揭示白人妇女在妇女研究项目中拥有的权力同其理论化对象及其所运用的分析工具之间的相互关系。[6]

  正如许多女权主义公认的,第三世界妇女参与界定女权主义有助于使阶级和种族等分析范畴纳入女权主义定义之中。后殖民女权主义者无疑是扭转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偏颇的一股强大势力。继此之后,白人女权主义者本身也开始反思自己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写作和再现,并从相当狭隘的只关心白人中产阶级讲英语的妇女转向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的妇女。伴随“差异政治”的盛行,女权主义内部的异质性甚至被当作是它的最大优势及其生存的关键所在。同时,对女权主义异质性的关注还导致了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特别是对女权主义分析范畴中一些关键性术语的反省,其中包括诸如单复数的“妇女”和“社会性别”等概念。[7]也就是说,西方女权主义者开始反思当她们谈论单复数的“妇女”时她们指代的是谁,她们在为谁代言并且说了些什么。

  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各种“后主义”各领风骚的学术语境之下,除了批判以殖民话语和第一世界霸权形式有意无意参与现代性建构的欧美女权主义之外,有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还同时质疑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话语。例如,亚历山大和莫汉蒂在前述一书中就探究了后现代理论对理论化有色人种妇女经验、意识、社会身份的影响。英德佩•••格雷沃尔(Inderpal Grewa)和卡雷•••凯谱兰(Caren Kaplan)在合编的《分散的霸权》一书也贯穿了消解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篇章并勾勒了跨国女权主义的各种实践。[8]一些后殖民女权主义者甚至开始清理后现代话语中对有色人种妇女著述的殖民化问题。

  

  二

  

  除了批判而外,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也参与书写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后殖民研究涉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问题,包括殖民主义的社会性别特性、帝国主义语境中的社会性别动态、殖民/后殖民背景下社会性别、种族和阶级的互动、女权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关系、边缘化妇女的能动性、妇女的身体与国家话语等等,不一而足。既然该学派诞生于当代日益全球化和日渐跨国化的时代,其著述不可避免主要围绕后殖民、后冷战时代由新殖民主义、非殖民化和全球性移民浪潮及其文化后果引发的诸多紧迫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反霸权的女权主义读写活动。以笔者之见,她们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互为关联的几个方面。

  第一,对第三世界妇女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概念化

  在知名的后殖民女权主义者中,莫汉蒂是向西方殖民话语特别是西方女权主义话语中有关“第三世界妇女”叙述发难的第一人。在她看来,“第三世界”这一术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界定,其一指地缘政治上的实体,包括“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等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其二指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的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及土著,其中一些人同地理上界定的第三世界有历史性的联系。[9]尽管她承认“第三世界”一词在表述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政治、种族及文化差异方面不甚准确,但她依然认为较之“南部/北部”、“发达/欠发达”等其他类似的提法,就殖民主义遗产、当代新殖民经济及地缘政治过程而言,“第三世界”这一称谓仍具有其他提法所缺乏的启发性价值。

  莫汉蒂广为流布的“在西方人的眼里”(1984)一文,是后殖民女权主义论著中影响巨大的力作之一。此文开宗名义提出了“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的使命:“对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理论和政治建构的任何讨论都必须同时着眼于两项工作:批判霸权性的西方女权主义;提出具有自主性的在地理,历史及文化方面具有根基的女权主义关切事项和策略。”在该文中,她解构了西方女权主义者建构的“第三世界妇女”这一本质化和同质性的范畴。在她看来,西方女权主义者把“第三世界妇女”构建为铁板一块整体,其目的是了理论上的殖民化。但在现实生活中,“第三世界妇女”是千差万别而非板结成一块的。在西方学术机构垄断学术文本生产和传播的情境下,这种板结的“第三世界妇女”形象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文化与经济现实,从而是对“非西方世界”经济与文化殖民的一个折射。[10]

  除了批评西方女权主义话语再现第三世界妇女的同质性倾向以外,莫汉蒂还把西方妇女的自我再现同她们再现“第三世界妇女”作了一个对照。她进而揭示西方女权主义者通常把自己表现为现代的、有教养的、能控制自己性活动和身体的、能自由做出决策,并以此来反衬第三世界妇女是无知、贫困、没受过教育、受传统束缚、以家庭为本、是无决策权的牺牲品。她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假如没有创造一个第三世界,就不会有享有特权的第一世界。同理,没有“第三世界妇女”,西方妇女的自我表现也就成问题了。

  由莫汉蒂等人汇编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权主义政治》(1991)一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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