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锋:“区域性”特征与东亚安全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90 次 更新时间:2008-08-06 21:3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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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  

  

  内容提要:维护东亚区域内持续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既是21 世纪国际安全研究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面临的重大挑战。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东亚安全不断出现的问题和未来有可能的发展趋势。如何发挥中国学者在东亚安全领域内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并不是单纯借用已有的以“欧洲经验”或者“北美经验”为主体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在以这些已有的理论为分析工具和参照物的同时,建立新的“研究计划”,利用东亚安全研究中不断出现的“新事物”和“新特点”,测试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唯如此,才能真正在东亚安全研究中创新,才能有效地发展出既能够更好地指导现实政策、又能提高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水平的理论。

  关键词:东亚 区域 安全研究

  

  后冷战时代的东亚安全研究是国际安全研究的“显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和欧洲、北美等全球政治经济中的其他重要地区相比,东亚的安全构造是最不确定的。东亚地区安全中欠缺几乎所有的稳定要素,例如,没有一个区域性的多边安全制度、大国崛起、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领土争议、历史问题以及冷战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地区的残存等等。[1] 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运用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质疑”和“探讨”东亚为什么无法形成有效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究竟增进了安全还是削弱了安全、国内政治与经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认同改变以及东亚区域层次上的权力结构变迁问题。与此同时,主张根据东亚区域政治经济与地理、文化和历史特征来梳理区域安全研究的理论架构和分析工具,已经成为区域安全研究的主要关注对象。[2] 未来东亚的地区安全局势,究竟能形成长期的稳定格局还是将爆发新的大国对抗? 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后冷战时代的安全研究无一例外地将东亚安全的走势看作是最重要的战略性议程。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东亚的区域安全格局究竟将如何演变,未来的东亚将出现什么样的权力结构和战略态势,已经构成了东亚安全研究的重大议题。[3] 然而,学术界普遍忽视的问题是,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研究并非只是局部国家的变化或者局部安全细节的变化,更不是单一的分析要素——权力、制度或认同——的变化。后冷战时代的东亚是一个整体的区域性变迁过程,未来东亚安全结构的重建也必定是东亚历史、传统、区域政治经济以及各种“东亚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什么是东亚安全研究不同于欧洲、北美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独特的“区域性”( regionality) ? 这些东亚的“区域性”特征究竟会如何影响东亚地区安全的演变? 显然,单纯运用基于“欧洲经验”或者“美国经验”而得出的已有国际关系理论来检讨和比照东亚安全的“问题”与“可能性”,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东亚安全研究发展的需要。本文将从探讨东亚安全研究中的“区域性”问题入手,试图强调东亚安全研究必须不断增加和拓展新的研究计划和研究内涵,而并非只是单纯依靠已有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规范东亚安全研究的“问题领域”。笔者认为,只有将东亚安全研究中独特的“区域性”特征加以进一步的澄清,才有可能真正增强东亚安全研究的现实针对性,才能提升中国学术界对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国贡献”。

  

  东亚地区安全研究: “区域性”问题的提出

  

  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视“区域”层次的分析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研究方向。传统上,国际关系学者历来强调理论的普世性,绝大多数人都把从区域安全和国别研究中产生的经验总结,抽象到“全球”的意义。尽管“区域研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从未产生过独立的“区域变量”。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大厦中,分析层次分别是由国际系统、国家和人所组成的。这三个分析层次几乎涵盖了国际关系所有的研究领域。通常所说的“区域研究”都是在这三个层次上的研究,区域的历史、文化、种族、经济、政治与外交关系的特殊性虽然是区域研究的重点,但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变量可以让学者们去思考或者分析其对区域内国家行为究竟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作用。国际关系理论常常故意排斥“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分析层次( unit level) 的存在。肯尼斯·沃尔兹在其名著《人、国家和战争》中就提出了国际关系分析的三个“意象”(images) ——人、国家和国际系统。他认为第三个意象——国际系统——“设定了世界政治的框架,但没有第一和第二意象,我们也将无法了解决定外交政策的力量; 第一和第二意象代表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势力,但没有第三意象的话,我们也就无法发挥第一和第二意象的作用,并预知它们的行为”。[4]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一是因为以往的国际关系理论一般都强调国际关系的系统要素对国家行为的作用,过于相信国家行为的理性选择与理性互动原则。学者们相信,基于理性主义的国家行为分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分析框架和抽象模式可以运用于世界政治——地球上所有的区域; 基于理性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抽象和概括是没有“例外主义”的。经典的国际关系教科书更是常常跳过对不同区域的特别关注,而将泛区域的理论总结置于整个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5]

  二是因为国际关系研究历来都有“大国研究的偏见” ( great power bi2as) ,认为只有研究系统层次上的大国关系,才能真正掌握与解释对国际关系有着至关重要影响的战争、和平与合作等重大问题。沃尔兹就曾明确指出: “国际政治的一般理论必然是着眼于大国关系。”[6] 列维(J ack Levy) 则强调: “均势理论及其相关假设总的来说,就是大国行为的国际关系理论。”[7]其结果是跨区域的大国关系远比单纯的“区域安全”更重要,“区域安全”的主题往往也是研究大国在区域层次上的互动与行为,并总结这些互动和行为对系统层次上大国关系的意义和作用。区域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充其量只是不同的“政治单位”、“经济单位”和“地理单位”,而不是真正的“分析单位”,更不是方法论中得到公认的“结构单位”。在比较政治研究中,跨区域的比较更是少而又少。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国偏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冷战的产物。二战后的冷战结构使得不同的区域被压缩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对抗的世界体系之中,区域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受制于美苏全球战略需要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直接影响。区域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被这样的两极结构所淹没了。正如赫德利·布尔( Hedley Bull) 所言: “只有冷战后的世界,才能成为更加区域化的国际系统。”[8]

  冷战结束以后,“区域”在挣脱了美苏世界性对峙的束缚之后,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和作用不断地增强。这一方面是冷战的结束让区域问题的解决和区域的发展成为了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动力。冷战后的单极体系虽然是国际系统的权力结构特征,但各个区域对单极体系的反应却非常不同。美国的单极霸权影响区域事务的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在从冷战时代为了抵消苏联的全球扩张而进行的直接区域卷入和干预,变成有选择的前沿驻军、预防性防御、军事和“平衡者”角色。正如卡赞斯坦( Peter J1 Katzenstein)所言,世界正在成为“区域的世界”,不同区域自身回应和解决各种安全与发展问题的方式让世界政治有了展示其未来的真正“钥匙”。对“世界政治的解答就是对美国主导下的区域世界的探索”。[9] 不分析不同的区域特点,冷战结束的国际关系意义就无法得到清楚的表述和认识。

  另一方面,目前的全球化进程对世界各个区域的作用十分不同。这不仅是指不同区域所经历的全球化程度不同,全球化对各国政策与自主性的影响也十分不同,更重要的是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构造迥异。分析全球化所导致的国际关系后果,只有在区域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有一个准确的判断。[10]“全球化”并不能作为一种“系统要素”,难以跨区域地对所有的地区产生同样的影响。因此,世界政治结构中的区域性差异已经开始出现,全球不同区域的不同发展历程本身是当代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发展内涵。只有将“区域”当作基本的“分析单位” ( unit of analysis) ,才能更好地解答和检测全球化以及冷战的结束所导致的影响和作用。[11] 如果将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单位和分析层次,那么,国际安全理论甚至整个国际关系理论,都需要逐步发展出一种“中间领域理论” (mid2range theory) ,以便能更好地对应解释包括东亚安全在内的不同区域的不同安全问题。这已经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安全研究中正在不断扩大的一种观念和努力。[12] 1992 年,美国总统布什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倡议时,两位丹麦学者就提出了“谁的秩序”的疑问,认为世界政治中的不同区域由于对全球化和冷战终结的感觉与反应不同,对“新秩序”的理解取决于区域内部“社会性交往关系” ( societal relations) 中不同行为者的互动过程。[13] 为此,《国际研究评论》季刊曾专门组织讨论,发出了加强国际关系理论中区域层次研究的呼吁。[14]

  

  抓住“区域性”特征、超越现有研究中的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争论

  

  当前的东亚安全研究可以说是新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的结合体,即便是新现实主义学者也常常综合不同流派的安全理论来解读和预测东亚政治的未来。各种不同安全研究范式在东亚区域安全中的运用,使得冷战后的东亚安全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性成果,为我们认识东亚安全提供了多元化的分析框架和观察视角。[15] 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安全研究的主流范式还是新现实主义。这一点是由东亚安全的区域特点决定的。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区域性多边合作制度,由于区域内还存在尚未解决的领土与历史争议,由于国家间关系还处在不确定的转型时期,各国政府的角色、战略与政策倾向依然还是东亚安全研究不可回避的重点。正如谢尔顿·西蒙(Sheldon Simon) 所指出的: “迄今为止,主导性的东亚安全研究还是基于现实主义。那就是说,最终的和最重要的,东亚国家都会继续保护它们的主权。”[16] 但东亚安全的“区域性”特征究竟是可以被“欧洲经验”改造的,还是从本质上来说东亚的“区域性”将发展出东亚未来独特的“非欧洲经验主义”和“非美国化”国际关系理论的安全构造,对此,现有的东亚安全研究涉及得非常少。

  现实主义者常常是“悲观主义者”,但悲观的理由却并非都是现实主义的。无论是现实主义的“悲观主义者”还是“乐观主义者”,都总是从“欧美经验主义”主体出发来分析和探讨东亚安全。结果,东亚安全的研究议程充其量只是扩展到多个分析要素的“共同决定论”,而不是在探讨东亚特殊的“区域性”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改造和发展现有的国际安全理论。

  例如,冷战后美国学者围绕着欧洲战后秩序发展的“制度”因素而展开讨论,受此影响,众多现实主义学者对冷战后欧洲安全前景较为乐观,而相比较而言对亚洲的安全前景却极不乐观。范·埃弗拉(Van Evera) 认为,欧洲由于以欧共体( EC) 为代表的地区合作进程的发展,已经建立了紧密型的经济与政治合作机制,形成了“安全共同体”,因此欧洲的未来不会回到1945 年之前的列强争霸的战争局面。[17] 在许多学者批评米尔斯海默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安全范式出发所发出的“欧洲安全悲观论”的同时,东亚与西欧对比所欠缺的安全制度的力量、民主制度的普及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支撑,让许多现实主义学者担心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将会进入冲突时代,理由之一就是东亚没有地区性的安全制度,也没有地区性的经济合作框架去缓和与调整各国的安全争议,因而“安全困境”的消极作用将更为深刻。[18] 由于日本经济在“泡沫化”破裂之前咄咄逼人的态势,有的分析家认为美国和日本也将重新进入地缘竞争的时代。[19] 从事东亚研究的学者们也特别注意到了“历史问题”在东亚的严峻性。他们运用政治心理学的研究方法,认为在东亚没有解决的“历史问题”造成的直接恶果是区域相关国家彼此之间的相互认同程度很低,相互不信任成为了区域内国家难以消除的知觉特征。这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安全困境”作用下各国在战略层次上出现的对其他大国政治与军事力量发展的警觉甚至敌意,而且“互不信任”很可能招致直接的战略对抗和冲突。为此,有美国学者坚信,如果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从东亚撤军,中日等国将很快进入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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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亚太》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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