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经常热泪盈眶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总是在思考一些有时让当权者高兴有时又让人家不高兴的问题，并且经常就会有一些关于国计民生的设想出来。相当一些设想仅仅是设想，并没有演变为政策，有的时候，提出设想的人过于不识时务，反而惹人家不高兴，受到批评，影响升迁、福利，或者迅速被边缘化，失去话语权……但是也有例外。1999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提出建设新农村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就最终为决策层所接受，从而有了2006年前后让人赏心悦目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

事情是这样的：林毅夫考察了农村家电用品农村保有量和城市的区别，发现一九九八年每百户农民收录机的拥有量和一九九一年每百户城镇居民的拥有量几乎相等，但是，一九九八年每百户农民拥有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产品的数量却远低于一九九一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收录机的使用不需要其他配套基础设施，而彩电、冰箱、洗衣机则需要稳定的供电、电视信号和自来水系统，据此，林毅夫认为，政府应当将财政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为农民修建道路、电网、自来水系统，这样，一方面可以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可以让农村“存量需求”释放出来——路修好了，有能力买摩托车的人就可以买摩托车，接入了有线电视信号，就会有更多的人换上彩电，有了自来水系统，农民就会购买和使用洗衣机等等。

“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极为重视的问题，林毅夫提出建议和被中央政府采纳，并最终演变为国家政策，说明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是目前极为紧迫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顺乎民心民意，好得很。

然而，“且慢，”当时又有知识分子说话了，“既然现在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变成了国策，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农民目前到底有钱还是没钱？农民因为是有钱没有道路、没有电视覆盖信号或者自来水系统而不敢消费，还是无力消费？”结论是：农民没钱。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年平均收入仅为城镇人口年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一，还有两千多万贫困人口等待扶助救济，道路修得再好，电视讯号覆盖到每一个角落，自来水再方便，仍旧买不起摩托车、彩电、洗衣机。可见，想方设法提高农民收入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的重中之重。

怎么提高收入？有知识分子放言：必须让农民享有真正的政治权利，有了这个权利，他们就能够与开发商或者任何征用土地的人博弈；必须实行农地私有化，让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他们赖以生存的“私产”，这样，在城市化过程中，在他们向城镇转移的时候，就有了第一笔“资本”，有了这个资本，他们自然就会想方设法让资本增殖……农民自然就富了起来，自然就有了融入社会的条件，最终改变和消灭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

我不知道高层对此类放言有何反应。两年过去了，我的直觉是：此类设想没有成为现实，在可以预见将来——或者说在整体的政治改革推动之前——此类设想仍旧不会成为现实，它仍旧仅仅是设想。我期望的倒是那些为此而呼号的知识分子不要被随便扣上政治帽子，因此而肇祸。

所以，两年以后，我们仍然必须在最基础的范围以内思考问题：所谓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最终的结果将会如何？或者换一句话说，林毅夫所主张所设想的东西能不能够成为现实？比如，道路真的修通了，电视信号真的覆盖了每一个偏僻的山村，自来水真的就像在城里人的厨房一样哗哗地流淌，于是，农民兴高采烈地到县城去采购摩托车、彩电和洗衣机……这些动人的情景会不会真的出现？

不知道。我不是经济学家，我甚至无法用最初等的经济学常识来展望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能够从被专家学者称之为“环京津贫困带”的农民生活状况上推断：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至少在“环京津贫困带”上不会发生。那么，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里发生了：权力和资本终于找到从农村掠夺社会财富的名头和机会，将它那庞大的身躯从城市掉转向农村；并非土地真正主人的农民，被村委会、乡政府的同志所代表，将赖以生存的土地廉价出售给权力和资本，村委会、乡政府的同志从中大捞一把，而农民拿到的征地款只是其中极小的一部分(据统计,农民从每年约五千亿元征地款中仅仅拿到其中的二十分之一,换一句话说,每年有四千亿元本应当属于农民的地款被政府掠夺)；农民世代居住的房屋被拆毁，由权力与资本结合而成的房地产开发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断有消息称，某省要将××××个乡村归并为××个，统一规划和建设——这样一来，所有农民都为整齐划一的住房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他们已经完全彻底地一无所有，连承包的土地也没有了……说句重话：这哪里是什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分明是掠夺，就像过去十几年他们在城市做的那样！

我们每年3月份都能够看到一只香喷喷的大饼，每年都要兴奋一阵子，似乎整个社会都会按照宣传机器的畅想空前和谐，所有的社会不公都会在国家干预下被纠正，人民的福祉马上就会来到眼前……但是到头来究竟怎样呢？出不了半年，我们就会发现那只香喷喷的大饼是被宣传机器画在墙上的，香喷喷的味道也完全来自于宣传营造，是一个不能吃的东西。

以今年3月让我们很是兴奋了一阵子的“大部制改革”为例：朋友们曾经坐在一起弹冠相庆，认为长久以来的政府机构过于庞大的沉疴将要被彻底根除，从此中国会政治清明，轻装上阵，甚至有可能在政治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伟大的时代啊！活着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啊！然而结果又怎么样了呢？不久我们就听到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领导干部新格局为“一正十副”，这就是说，这个伟大的部设置了1个部长、10个副部长！

怎么了？不正常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不了解情况或许不认为这是多么了不得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把有关情况了解一下：早在1982年10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组织法》第9条就明确规定：国务院各部设部长1人，副部长2-4人；各委设主任1人，副主任2-4人；今年“两会”之前进行的全国党政机关新一届换届当中，从县到省，遵照中央的指示，各级领导副职都有所减少……唯独作为“大部制”改革肇始之举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改革的副职不减反增，而且一下子就增加到了《国务院组织法》规定的最高限额的一倍还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匪夷所思的情况呢？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对照原来的人事部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副职人数，新组建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把原来两个部的所有副职都安排为副部长了！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法律和政令在权力要挟下成为了软体，即使中央也不能不做某种程度的妥协！这种妥协意味着国务院公然违背了《国务院组织法》！

这的确让我们非常吃惊。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全国政协竟然一下子设立了25个副主席！这难道真的是执政所需吗？这样一来，全国政协成了一个什么机构呢？是中央政府软弱还是诸侯们过于强大？怎么就会发生这种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发生的情况？面对这桩桩件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人民是继续表达希望还是唏嘘于失望以至于绝望呢？是不是应当有人想一下这个问题？

打一个比方：某年你很高兴，为人民画了一张大饼，人民也知道那只饼不能吃，但是人民通情达理，体谅地说：“嗨！都不容易！”也就过去了；倘若第二年你又画一只大饼出来，并且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反复说这张大饼有多香，结果还是不能吃，人民会说什么？人民会说：“没大饼没啥，我们不是非得要吃大饼，你别画那么一个东西出来呀！”有怨气了；那么如果第三年你又来这么一下子，人民会怎样呢？他们可能就什么都不说了，看也不看那张大饼，低着头走过去了——“哀莫大于心死”，政府警觉到“无声”是一种更大的危险了么？

再回到林毅夫的话题、回到党中央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来。两年以后，我们也许能够用西方谚语“我播撒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来抒发我们的感慨了——我不举很多例子，诸如野蛮拆迁、农民失地导致的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读者只要稍稍用心了解一下农村现实和农民过的日子，就知道这场伟大的运动到今天是何种状态了。

究竟是什么东西造成了这种状态？除了我上面说到的原因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经文是好的，光彩夺目，但是坐在下面敲打木鱼颂念经文的，却往往是歪嘴和尚、披了斑斓袈裟的流氓无赖和为非作歹的“恶和尚”，这些人的心思根本没在经文上，所以把经文念了个乱七八糟，昏天黑地。这时候，善良的人们恐怕就要想一想，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不要让这些歪嘴和尚、流氓无赖和恶和尚来念经？能不能想个什么办法，把人民也请到殿堂上来念一念经文？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念得比所有人都好。

（2008-7-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