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61 次 更新时间:2008-07-06 22: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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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宜理 (进入专栏)  

  (阎小骏 译)

  

  摘要: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并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

  关键词:底层社会;政治抗争;集体行动;理论解释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开始在美国和欧洲变得非常流行。而之所以流行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在美国,也包括欧洲,大量的社会运动正方兴未艾。在美国,这一潮流首先就包括民权运动——即非裔美国人争取投票权以及构成完整公民权的其他权利的运动。这一潮流也包括20世纪60年代早期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开始并随后席卷美国大地的言论自由运动。这潮流还包括反对越南战争的反战运动——该项运动后来成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和平运动。这一潮流亦包括环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同性恋权利运动等。

  在这个社会运动兴盛的年代之前,大多数社会科学中关于社会抗议的理论都根植于一种经济学解释——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现代化理论的角度,都是强调经济上的不满。现代化理论也是把冲突看作是经济变化和工业化的产物。同时,现代化理论预计冲突会因为教育的发展和一个有产的中间阶层的成长而随时间的流逝逐渐消失。

  但是,在20世纪60和70年代,学者们开始逐渐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现代化理论的路径,并开始发展关于社会抗议的新的解释理论。说到底,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被深深卷入到社会运动中去。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现代化理论都很难解释这样的情形。因此,20世纪60年代第一代社会运动理论家拒绝了经济解释,转而对心理学的解释产生兴趣。例如,柯岚•布林顿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革命之剖析》。在书中,他主张说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均不是特别地因经济问题而引起,这些运动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也就是说,人民向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的东西。

  特德•罗伯特•戈的一本题为《为什么人们造反》的书则进一步发展了心理学的路径。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书可以使用这样的标题了,因为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男性沙文主义的题目 。但是倒回到20世纪60年代,即在20世纪70年代的妇女解放运动之前,出版一本是用这种标题的书还是被允许的。在他的书中,戈强调他所说的“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这个概念。“相对剥夺”这个词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它强调在人们希望它们的政府可以提供的东西——即他们所想要的东西——与他们实际预期获得的东西之间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欲望和预期之间的鸿沟就被戈称为“相对剥夺”,也简写为“RD”。戈详细阐释,相对剥夺的程度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人们参与到抗议活动中去。另一本詹姆士•戴维斯写的题为《为什么人们起义》的书则提出了另一个被称为“起义或者革命的J形曲线”的心理学理论。戴维斯这里说的所谓J形曲线,指的就是在一个X轴表示时间、Y轴代表某种GDP的经济量度的坐标系里面点状的倒J形曲线。他相信人们往往在情况发生改善一段时间之后却出现突然的经济倒退之时会起义。在这个倒退之后(就象一个倒J形),人们参加到造反之中是因为他们的预期超出了经济现实。他们在仍然非常穷的时候不会参与到造反之中;只是在一段时期的增长和改善之后、人们的预期继续提高而实际经济情形已经衰退之时,他们才参与到造反之中。

  以上三种理论均基于当时在美国心理学界颇为流行的所谓“挫折—攻击理论”(frustration-aggression theory)的研究路径。这个理论主张说,当人们因某种原因感觉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就会变得具有攻击性。当然,这个理论是存在一些问题的。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时常会有挫折感,但并不是每个人在受到挫折的时候都会变得有攻击性。同时,这个理论只是关于个人攻击性层面上的理论。为了解释起义或者革命以及社会运动,我们需要某种形式的集体行动理论。我们需要一个理论来解释人们是怎样得以合作的。举例来说,一个“挫折—攻击理论”也许可以帮助解释为什么如果我对我兄弟生气我就会打他,但是它却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会参加到一场“文化大革命中”去。因此,被称为资源动员理论(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的第二代理论被发展出来,以克服心理学路径的缺陷。

  资源动员理论最具影响的发展者是查尔斯•蒂利。他曾是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当时我跟随他学习),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政治学。关于集体行动,蒂利强调几件事情。首先,他强调关系网络的重要性,即人们拥有的与其他人的关系和联系。他把关系网络看作是促成动员的东西。以往大多数的学者强调人的类别而非关系网络,并将之视为动员的基础。例如,马克思强调经济阶级——它植根于人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中。另一些理论家强调教育作为分类标准,他们主张说未受到教育的人更容易参加到抗议活动中去。还有一些理论家强调年龄、收入、种族、性别或者其他对人的分类,但蒂利强调类别并不如关系网络重要,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并非你的背景特征,而是你与其他人的联系。我们可以把种类想象成为一些包括了同质人群的箱子:比如,所有来自于同一所学校的人,所有属于同一个种族的人,所有拥有某种共同经验或者特征的人,等等。相反,关系网络是在两个或者多个人之间的互动或纽带——这些人可能来自也可能不来自同一个类别。蒂利提出某种他称之为“种类关系(CAT-net)”的东西——在这里种类和关系网络互相重叠,而它对于理解社会行为非常重要。蒂利相信具有同样背景、同时彼此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互动的人群是集体行动的一个主要来源。所以,这构成资源动员理论的一个方面,即人们因为与其他人的联系而动员起来。蒂利理论的第二个方面强调国家的作用。当他还是密歇根大学的一名社会学家时,蒂利写下了对于政治学家很重要的一系列文章。他指出政治学家们关注心理学也关注社会学,但他们却忘了关注政治——尤其是国家的作用。同时他提醒政治学家们,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国家拥有大量的权力,即使一个人想要参加到社会抗议中去,那也是极端困难的。因此,对于蒂利来说,国家的压制能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他同样关注在面对一个挑战国家的社会运动或者抗议运动时,国家会发生什么。国家的反应究竟是什么呢?国家当然可以使用压力,但是有时国家政权中的某些成员们甚至可能加入到社会运动中去,变得与社会运动合作起来。因此,当我们关注国家时,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它的压制能力,或者警察、军队等等,我们更需要关注国家是否统一,或者国家自身是否分裂。

  蒂利深受新社会运动理论和在法国研究法国大革命历史的学者写的新文化历史的影响。在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纪念到来之前,一代全新的学术群体开始强调法国革命的象征性和文化性的侧面。蒂利在他的题为《抗争性的法国人》这本书里开始发展出他的关于“抗议台本”(protest repertoire)的概念。所谓台本这个概念来自于戏院。演出某一特定戏剧有很多不同的办法,而且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导演,不同的演员,也用不同的方式演出同一戏剧。然而,这戏剧本身却仍然保持某种熟悉的特定的剧本形态。

  在他的早期著作里,蒂利指出了在西欧现代历史上三种不同种类的集体行动,即“竞争性”、“反应性”、“主动性”。他主张说,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抗议行动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得以发展。如在16世纪,竞争性抗议是常态;在17和18世纪,反应性抗议是常态;在19和20世纪,主动性抗议是常态。

  所谓竞争性的抗议,蒂利指的是在占有差不多同等资源的群体间为了争夺同一样资源而发生的冲突。比如,在不同的村庄或敌对的家族团体之间基于土地占有而形成的世仇。在这些冲突中争斗者们或多或少的在资源占有方面较为平等;他们互相争斗是为了夺取对稀缺和需要彼此争夺的资源的控制权。中国的械斗是竞争性抗议的一个例子。但是,这些活动并非仅仅是经济斗争;他们也同样发展出一种文化来延续这种冲突。他们的抗议台本由特定的口号和服装等组成。

  第二种类型,“反应性抗议”,包括像抗税、暴乱、或者粮食暴乱这样一类事物。反应性抗议与竞争性抗议不同之处在于卷入冲突的各方在资源上并不平等。在反应性的抗议中,我们发现普通群众与远比自己强大的国家或市场交手。这些抗争在17和18世纪党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重要性日益上升的时候变得普遍起来。反应性的抗议是农民和城市贫民为了保卫国家税收或市场价格正从他们手中拿走的资源的努力。这些战役的诉求及组织形式都与更早年代的竞争性世仇截然不同。

  第三个种类的抗议,“主动性抗议”,是在19和20世纪工业化完成不久后发展起来的。这里主要的抗议者不再是农民而变成了工厂的工人。工人们并不是简单地试图保护他们的传统资源不受国家和市场的新的要求的侵害。相反,他们积极地举行罢工来要求新的权利——包括每日8小时工作制、福利、普选权等等。他们的这种抗议形式被我们认为是一种现代的抗议台本。

  关于抗议台本的问题允许我们进行一些有趣的跨国家、跨文化的比较。我早先的学生杰弗里•瓦瑟斯特姆,现在是印第安纳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曾写过一本非常有趣的书,名叫《20世纪中国的学生抗议:从上海观察》。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学生唱“国际歌”——这后来成为中国学生抗议活动的重要标志。在“五四运动”和“五卅运动”这两次悲剧后,展示在抗议中被杀害的烈士们血染的衣物成为了在中国抗议活动的另一个重要象征。这些都是与美国学生的抗议台本非常不同的。

  在蒂利发展它的抗议台本的观点的同时,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道格•麦克亚当开始分析美国的民权运动。麦克亚当同样强调文化因素。非裔美国人利用宗教歌曲和标志进行动员。当然,民权运动的领袖马丁•路德•金博士本人就是一位基督教牧师。在他的布道中,他运用宗教象征主义以动员和黑色美国人群体站起来要求他们作为完全公民的权利。当麦克亚当考察民权运动的动员结构时,他发现最重要的关系网络乃是教堂。所以,无论是从组织还是文化象征主义上讲,宗教都是居于美国民权运动的核心地位。

  麦克亚当和蒂利一起开始发展某种被他们成为社会运动和革命的政治过程模型(political process model)的东西。根据这个模型,在任何一个成功的抗议活动中都包含有几个要素。首先是一个动员网络。我们刚才已经谈过了。第二个就是他们称之为政治机会结构(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POS)的东西。这包括一些我们刚才已经谈过的东西,如蒂利强调的国家的压制能力,或国家政权是分裂还是统一等。第三个要素就是抗议台本。而第四个要素就是他们称之为集体行动框架(collective action frame)的东西。这与抗议台本的概念有所重叠,乃是指如马丁•路德•金之类的领袖借以展示他们的理念以动员人民的方式。所谓框架即包括用可以与潜在的跟随者的文化认同产生共鸣的方式来规划抗议的标志和旋律。

  政治过程模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占有统治地位。希德尼•塔罗写的一本有影响的著作《运动中的权力》,为政治过程模型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简述。塔罗也加入了他自己的一个称之为“抗议循环周期”(protest cycle)的观点。借此他试图揭示为什么在某些特定的时期,比如20世纪60年代期间,如此多的不同类型的抗议都同时发生。某些抗议是怎样推动其他类型的抗议发生的?究竟什么可以揭示这些循环周期的潮起潮落?塔罗利用政治过程模型的诸基本要素来解释一个抗议循环周期。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塔罗、蒂利和麦克亚当都开始逐渐对政治过程模型感到厌倦,而此时这个模型已经在美国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圈里占有统治地位。大量的关于社会运动的学术作品的质量是机械的、无甚新意、令人厌倦。整本的新杂志,比如《动员》(Mobilization)发表一些非常狭隘的文章。这个领域变得高度职业化和相当的非政治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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