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剑铭:作为阐释学的“生活儒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04 次 更新时间:2008-06-24 09:52:59

进入专题: 生活儒学  

周剑铭  

  

  “生活”与“儒学”都是两个大概念,各自俱微言大义的深度和纷纭复杂的广泛理解,但这两者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以儒学来阐释生活,生活就是中国文化的现实;以生活阐释来儒学,儒学就得到了现代性。这种阐释也使中国传统的学术方法既能吸收西方学术理论的既有成就,也能发挥中国学术自身的特征。黄玉顺先生的“生活儒学”所做的工作,正是这样一种阐释学的努力。

  

  一、“生活儒学”的层级与阐释

  

  层级或层次是阐释学的核心,因为层级区别于一般实证方法的平面性,不同于实证的分解归类与分析演绎,才使阐释学成为独特的学术理论和方法。层级或层次好像X光片(这里与病人无关),普通人看是模糊的单层影像,但专业医生可以看到相互重叠但层次不同的实体,甚至不同的医生也可以有不同的结论。但这种阐释学层级的困难在于,它也是最能导入无谓的论争的原因。阐释是一个全面、整体性的工作,阐释学的困难往往不在于一个概念、一个论点或一个用语的对与错,而在于你的阐释焦点的掌控和阐释的先后过程。

  生活儒学的层级是这样的:

  观念的层级:本源情感(存在)→ 本体(形而上存在者)→ 人伦物理(形而下存在者)[①]

  或者:本源情感 → 形而上主体性 → 形而下主体性[②]

  “生活儒学”作为阐释学,是关于所有这些层级的,“哲学形而上学不过是生活儒学当中的一个层级、而且远非本源层级的问题”;“有人误认为生活儒学是一种‘哲学’或者‘形而上学’,殊不知,生活儒学首先是破解一切传统的哲学形而上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拒斥形而上学’,因为根据观念层级之间的奠基关系,任何形而下学(伦理学、知识论),都必须建基于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例如作为形而下学之成立的前提的范畴表,必须建基于某种本体论。所以,生活儒学的工作就是:解蔽→溯源→建基”。[③]

  但“生活儒学”目前的工作主要还是处在本源这个层级。作为一个哲学家,“生活儒学”作者的解蔽工作是从形而上学开始,走向本源的生活。但这时的这个“生活”很容易被先验化,这是“生活儒学”遭质疑的一个原因。对于一个非哲学家或非哲学家身份者所言的生活而言,解蔽、去魅是从形而下中进行的,无须从学术形式的“形而上学”观念回到“生活本源”,再由生活本源开始重构哲学和社会制度,而是在现实性的生活中的觉悟(去魅)和重构,所以目前才有儒教、体用分别、政治儒学、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等不同意见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已在生活之中,只是境界即觉悟程度或取向不同而已。在哲学领域中所做的工作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哲学家的哲学最多只能指导生活,不能也无法包办生活;但如果你有生活儒学的“知识”而又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甚或是政治家,你就可能对社会做出更直接的反映,这才是哲学向生活的真正“还原”。因此,“生活儒学”既可以看成是一种(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哲学,也可以是一种非形而上学的知识或方法理论。理解了这种层次性,既可以使“生活儒学”宣明自己的使命,也可以减少人们对“生活儒学”的误解。

  “这里,读者可能产生一种疑问:这里似乎存在着某种循环,因为作为形而上学的本源的生活,似乎恰恰就是形而下的东西,而它们却又是以形而上的东西为基础的?这确实是一种‘循环’,但它却不是逻辑的循环论证意义上的循环,而是生活本身的‘循环’:它是生活情境的本源结构。形而下学在两层意义上是本源于生活的:其一,形而下的东西根据于形而上的东西,而形而上的东西本源于生活;其二,所谓‘形而下’的东西,一方面作为本源结构的‘去生活’方面,它是我们的构造;而另一方面作为本源结构的‘在生活’方面,却正好是我们的生活际遇。我们遭遇形而下的东西、并且在重构中超越这些形而下的东西。本源意义的超越,正是这种本源情境的本源结构。”[④]

  “生活儒学”的任务在层级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从形而上学层级上解蔽、溯源,另一方面是生活本身的去魅、还原。前者借用和改造了现象学、尤其是海德格尔现象学存在主义的道路,还原到“生活本源”;另一方面就是向儒学的本源还原,还原到生活世界的情感和感悟。这两者恰恰能经过中西文化的汇通而重合,这是“生活儒学”能够成立的基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儒学”目前的工作既包含了较纯粹的哲学理论,也积极地参与了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讨论,把前者融入后者,而区别于现代新儒家的哲学:“现代新儒家通常是以哲学家的面目出现的。…… 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恰恰是在理论上对生活本身的遮蔽。这样的哲学形而上学,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当代思想视域中,恰恰是必须被‘解构’的东西,因为: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存在本身’;而用我的话来说,那是‘遗忘了生活本身’。他们思考形而上的存在者、形而下的存在者,但是恰恰遗忘了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身。”[⑤] 这样的认识对儒学也是同样的,“儒家的本源言说意味着:根本无须‘儒学’这样的东西。”[⑥]“生活儒学”也是儒学,“生活儒学”有层级的自觉性,如果要回答“生活儒学究竟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可以说“生活儒学”是一种阐释学,这与儒学的本质是承继的,《爱与思》一书原来的副标题就是“儒家思想的当代阐释”。

  

  二、无言的生活与无言的传统

  

  生活是社会最普遍的现实,市井百姓是生活,强人大腕是生活,隐士、领袖也是生活,“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哲学家的生活等等都是生活,相比之下,“社会”倒是一个很抽象的整体概念,而“生活”很难说可以成为一个整体概念,你只能看到形形色色的生活现象,但你不会看到“生活”本身,只有在现象学的特定意义上,你才能“本质直观”到这种“本质”。可以说这正是现象学成功的全部秘密,也是许多现代哲学理论的精髓。但生活是普遍的而不是特定意义的,因此哲学与生活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困难,正视这一点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特征。

  回到生活是现代哲学的一个普遍诉求,但对于哲学来说,这却成为哲学自身的一个问题:如何形而上学地进入生活世界?如何开始“奠基”?“本源生活”是否就是日常的生活?如果是,那么所有的形而上学和反形而上学都没有意义了;如果不是,那就必须有一种或重建一种形而上学的“本源生活”,才有言可说,但这样“生活”就形而上学化了而不成其为生活。这就是哲学无法逃脱的困境,“生活就是无。生活是一种事情。…… 生活是没法说的,一说就不是生活本身了。”[⑦] 对于哲学来说,必须言说“无言”,或者最少能对言与无言有所说,否则哲学家就没有立身之地了。要做到对言与无言有所说,哲学就“元学”化了,现代阐释学也就应运重生,但这只是把哲学与生活之间的隔绝透明化了,只有在身在其中、身心合一的文化境域中才能克服这种困难,使哲学的境域与本源的生活同一化。中国文化就能提供这样一种境域,儒学则以自身的存在方式实现了这种境域,这就是儒学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的统一。

  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传统可以由各种具体形式表现,但各种具体形式只是保存传统的方式而不是传统自身,因此可以说,传统的形式言说着传统,但哲学无法直接言说自己的真正对象,因为哲学的形式如概念等本身是抽象的,哲学只有自身传统化才能表现传统,如西方哲学的知识性传统就表现了西方文化的特征,正是知识的可表达性使西方哲学具有成套的范畴与概念体系。但中国文化的传统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的传统不是知识而是思想、即所谓“思想文化”,因此中国哲学以思想性为自己的传统,这种传统具有自身不可表达性,今天这也成为了现代西方哲学面临的困境。儒家文化是一种自身实现的文化传统,儒学以两千多年的传统阐释自己与现实、历史的同一,但一直未得到自身独立的实体性,这种尴尬一直到今天仍然存在,但这也正是儒学的本质。中国哲学以自身“无言”的存在方式阐释了无言的本质性,自觉到无言与言说的统一: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庄子·天运》)

  孔子是以言肯定无言,庄子是问而不疑,至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无为而无不为”是精粹的对无言的言说,在这些意义上他们都是现代哲学家。

  “生活既不可言说,也可以言说。这取决于我们的言说方式。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言说方式:一是符号的言说方式,一是本源的言说方式。…… 然而老子、孔子那里的言说,往往不是符号的,而是本源的。…… 这里,言说是‘无所指’的。…… 符号的言说方式是‘言之有物’的,而本源的言说方式则是‘言之无物’的。在本源的言说方式中,言说本身就归属于生活本身:这里,生活不是作为一个对象的‘被言说者’;生活与言说是融为一体、打成一片的。…… 当然,生活也是可以、甚至必须被加以符号化地言说的。除非我们不谈‘儒学’——儒家之‘学’。我在这篇问答里的许多言说,其实也都是形而上学的、符号的言说方式。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建构形而上学。但是对于生活儒学来说,重建形而上学乃是重建儒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任何形而上学的建构,必定以‘主-客’架构为先行观念,这首先就要求生活被对象化。但虽然如此,我们却应该心知肚明:这并不是本源的言说。儒家的本源言说意味着:根本无须‘儒学’这样的东西。”[⑧]

  中国哲学的本质是自身无言的文化,所以能够无言地“言说”生活。因此,不能把“生活儒学”的“生活”视为一个形而上学概念,相反,用“生活”来修饰“儒学”正是对儒学形式化、制度化、意识形态化、宗教化的反对,因为从西方哲学框架出发,是无法从形而上学进入生活的,所以才有“奠基”这样特殊的诉求。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最大特征就是不离实境,借用佛教中的法印“实相无住”作解释是非常贴切的。解蔽“形而上学”在哲学上是理论性的工作,为“形而上学”奠基在现实中却是一个历史过程。寻找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为知识奠基,是西方哲学家的理想和未完成的任务,但真正实现形而上学奠基,在西方哲学的范围内是不能解决的,在一个相互隔离的世界中也是无法实现的,但在世界范围则是自然的,因为只有一个地球,唯一的人类(人择原理是支持这一点的)和共同的生活世界,因此这需要中西文化、世界文化的大融合。

  是否能把心性学为主宗的儒学实现为一门宏大而精致的现代学问,还有待于多方面的努力,当然,“生活儒学”是有雄心的,但从生活本源到形上形下的重构是一个时代的任务,这不是一种哲学、知识或宗教自视为可以独立完成的工作,这一切正在不同的层级上艰难地进行着,至少在哲学领域,“生活儒学”表现了哲学家的生活正在返向本源。

  

  三、从现象学的“直观”到中国哲学的“直觉”

  

  现象学可以看作是西方哲学转向东西合流方向的一个拐点。现象学自称为是一种方法、工具的哲学,通过悬搁的解脱走向直观,但这种直观仍脱不了自身的无根先验性;但现象学的道路与方法是可以借鉴的,儒家的心学是可以与现象学相互比较、相互吸取的,两者都是“心”的境界。但现象学的“直观”是外向的认识,心学的功夫则是内在的“直觉”;现象学以“直观”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心学没有成为专门研究“直觉”的学科,而只是直觉对象而实现自身,比如《论语》说仁而不言仁自身就是言说无言的典范方式。

  心是内在的本质性,但现象学的内在是指人的认识活动的内在性,而心学的内向则是人的内在性本质;现象学的内在成为认识论的方法、工具,而心性的内向则是自我教化的人性感悟修养;现象学以完成本质直观为目的,导向知识的本质,而心学是以认识自己为开端,心性修养导向人性的升华。但这两方面并不是对立的,一个是人的世界,另一个是世界的人,但前者导致知识的形而上学化而与生活相隔绝,后者则是人与自己生活的同一,使日常生活成为生活本源。

  西方哲学家一直梦想对“智的直觉”的理解,从中国哲学来看,智与直觉实际上是同一状态的两方面,智与直觉都是人的境域。智与直觉不同于知识,它们不是中介的理性工具,也不是自身经验的保存,它不是过程或结果,而是理性的境域,因此区别于悬搁了经验知识的现象学直观。现象学只抓住了直观而看不到直觉,是因为现象学的排斥历史与文化思想这样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中国文化境域中,心灵的直觉不是没有本质的空明直观,而是植根于历史而成为文化传统,这种直觉具有理性的本质,是真正的“智的直觉”。

  心性学的基础就是直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生活儒学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9358.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