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理论功底，也不需要多么丰富的人生经验，就能够被认识和感知到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目前正站在地狱与天堂的入口。
多年之前，我们的专家学者就冒着被逐出主流生活的危险，用各种方式告诫政府和人民，说如果政治改革再继续滞后，前面不远的地方就将出现一个魔鬼，这个魔鬼就是权贵资本主义，他们警告我们说，我们的社会正处在危险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之中，警告我们只要再往前迈一步，就将堕入地狱，换一句话说，只要我们推动政治改革，真正限制权力对国民财富的无偿占有，让社会和谐发展，那么，我们也很有可能升上天堂。但是，至少在前几年，我的印象是没有人在意，充斥在主流思想界和新闻媒体上的仍旧是对一切尖锐社会问题掩耳盗铃式的回避，是既不对历史负责也不对现实负责、既不对政府负责也不对人民负责的歌功颂德，是对人民大众利益和苦难极端蔑视的歌舞升平局面的营造……正是这种种刻意的回避与掩藏、默许与纵容，给魔鬼进一步坐大创造了饕餮的时机。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看到它的庞大身影了，我们从空气中闻到它的气息，从身边的现实存在中感觉到它的存在；它就生活在我们当中，以前所未有的动力与我们争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与我们争夺空气和水，与我们争夺一切。我们无力抗衡它，我们似乎正在窒息，我们正在被强大的力量推向地狱。
这不仅因为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千美元，到了一个必将发生转折的关口，或者好或者坏，你总是要转折（在这个阶段，韩国、台湾、新加坡等转折向发达经济体，进入到先进国家和地区行列，而印度尼西亚以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则转折向城乡尖锐对立，贫富差距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崩溃，进入到政治动乱状态，从此一蹶不振），更因为在权力主导型的改革中，我们和其他这种类型的国家不仅具有历史的相似性，更有历史的特殊性，即：我们因袭了旧的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传统没有被打破之前进入所谓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为权力制造寻租的条件，必然导致权力资本对民间财富和国家财富进行疯狂的掠夺。
从理论上说，这种掠夺是这样发生的：众所周知，我国是皇权专制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这种皇权专制主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法制薄弱，社会运转基本上依赖的是人治。人治是什么呢？人治就是统治者的权力至高无上，不受任何挑战、监督和制约；人治就是个人、少数人或者说集团对社会进行统治，在这种统治下，被统治者不能够指望自己的行为只要不违反公开发布的法律原则便不会受到统治者主管随意的惩罚。进入现代以后，人治并没有随着帝制的垮台而销声匿迹，相反，随着大一统政权的建立，人治在思想、文化和制度不仅得到了复辟，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加强，例如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文化大革命运动”之兴起，在一个号称实行世界上最先进社会制度的国家大规模实行个人崇拜，权力的作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我们曾经怀疑，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清朝？犹如托克维尔所言：“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一七八九年突然消失，在几年以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默地下，又在不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条河流。”（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点，我们甚至能够从单位制度、从具体的权力系统的运转中得到直接感受：一个小小的党支部书记就能够利用手中的权力置人于死命；在封闭的权力系统中，站在个系统最高端的那个人就是正义和真理的化身，是所有人的价值标准，这个人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地位沉浮。权力在没有和经济行为发生联系之前，体现的更多的是对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的行政性支配和限制，社会处在一种虽然不自由但是相对稳定的状况之中。改革开放以后，权力进入到了社会经济活动之中，马上就显示出了其野蛮和残暴的本性，以前所未有的冲力进入市场，掠夺市场，从根本上动摇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秩序。我们以前的改革，至少在某些方面，显示出了这样一种情形，所以才造成了社会关西紧张，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造成社会部和谐。
我们以权力（政府）推动的改革（所谓“渐进式改革”，即不触动政治层面问题的改革），尽管有其所长，但是本质上仍然是权力作为主导，这种改革必然以民间社会的长期萎缩为代价，权力在改革过程中必然会成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控制的力量，成为人民群众利益的对立物。有论者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带头肆意破坏市场秩序，或是在政府权力部门保护下让一些企业和个人大肆破坏市场规则，使得中国社会已经处于普遍的失范状态，社会自我维持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荡然无存。文化、道德、法律的控制能力如果不是完全没有，也仅仅在极小的程度上发挥作用（比如说，非常小的朋友和熟人圈子之内）。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现存秩序似乎完全是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和恐吓基础上的刚性秩序，这对于一个人均资源匮乏、处于转轨中的国家来说，是非常可怕的。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合法性的丧失就意味着秩序的全面崩解，个人、组织、国家之间的联系就可能被仇恨和贪婪撕裂。”（王前强：《论无限政府主导经济改革的局限》）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权力资本自始至终借用行政的力量压抑民意的表达，所以，我们从来看不到关于我们看到的社会现实的讨论，听不到人们的心声，看到和听到的全部是障人耳目的虚假宣传，以此遮掩他们肆无忌惮的掠夺。这样，势必将积累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随着时间的发展而越来越尖锐。
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中国的民间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手中集中，政府通过税收，通过借贷，通过股市募集，通过对各种行业的垄断与封闭，通过各种乱收费和毫无约束的借贷，中国的民间财富遭遇了一次空前的洗劫。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建造了很多高楼大厦，而民众的收入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将于今天闭幕的首届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战略论坛透露的数据表明，按照六百八十三元的中国标准，到二零零五年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两千三百六十五万人。但若按人均一天消费一美元的联合国最低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总数将不少于两亿，仅次于印度位列世界第二。这就是说，在经历了据说世界上最伟大的改革之后，中国的普通民众并没有脱离贫困。
也许有人会说，数字不能说明一切，好，那我们就看一下事实：任何人，只要不带有宣传使命，到北京、天津等地的远郊山区或者到城市居民区去看一下，就不能不承认我们的老百姓还生活的很苦很苦。他们不挨饿了，这是改革开放的伟大功绩，问题是，在向整个世界不断宣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同时，竟然还有如此多的人因为上学和看病而家庭破产，这不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么？应当看到，这个国家的主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处在消解之中，他们的主体地位在被边缘化，而这是全部问题的焦点。
也就是说，在这场盛宴中，吃得最好吃得最饱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以国家名义进行野蛮掠夺的权力资本。改革成了在政府合法性掩护下，盘踞在各个阶层的权力者突击“圈钱”运动，市场和权力成为了这些饕餮者进行窃取的私器。他们左手将老百姓的私产拿进国库，又用右手把国库的东西装到权贵们私囊。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是失灵的，政府在其正当职责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如此长时间地任凭一种政治势力如此野蛮地掠夺人民）也是失灵的，我们就像乘坐在一辆没有制动、没有方向的列车上，疯狂地奔向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我们很难具体想象未来的情景，但是我们能够感知，如果任凭这种局面继续发展—目前我们看不到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发展—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其次是城市贫困阶层）总有一天会被榨干致死，权力资本总有一天会演变为一种从上到下的政权形式，甚至于代替国家，那时候，国家政体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彻底法西斯化……那就完全是地狱了，不仅是中国人的地狱，更是世界的地狱。
也许可以修正一下开头那句话：我们离天堂越来越遥远，离地狱越来越近。我们已经感觉到阴森森的气息。我们也许应当重温马克思的一段名言：“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可是，我们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做什么呢？
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但愿它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场革命性变革的开始。我们期望我们的祖国和人民步入天堂，我们也愿意倾尽全力为之奋斗。我们弄不清的是，已经攫取了社会巨大财富的那些人现在是怎么想的？更不知道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运动中打算干一些什么事情？在一定意义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否成功取决于这些人，因为他们既有权力又有资本，他们已经成为比广大人民有分量得多的政治力量，事情是他们说了算，而不是老百姓说了算，所以，我们仍旧只能期盼，只能期盼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最后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有实质内容的革命性变革，期盼我们的祖国从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进入天堂，而不是堕入地狱。
（2006-5-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