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的通过,是国际人权法回应残疾人权利保护的重要里程碑,核心贡献在于推动残疾人权利从边缘保护走向主流化。《公约》强化了残疾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推动各国在有关法律和政策中保障其自主选择、平等参与和权利主张。《公约》通过重构残疾概念、扩展歧视认定并构建包容性平等理念,推动平等观的侧重点从同等对待转向权利的实际享有。《公约》还通过支持性决策、无障碍、合理便利以及国内实施和国际监督机制,促进国家对不良做法的调整和包容性制度的构建。随着国际合作、可持续发展、风险治理和数字治理等领域中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不断推进,《公约》的影响已经超出专门条约本身,成为衡量全球治理包容性的重要标准。
关键词:《残疾人权利公约》;人权主流化;实质平等;无障碍;合理便利
引言
2006年12月13日,《残疾人权利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并于2008年5月3日生效。《公约》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94个缔约方。作为21世纪首部普遍性国际人权条约,《公约》旨在促进、保护和确保所有残疾人充分和平等地享有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并促进对残疾人固有尊严的尊重。
通过20周年之际提供了重新审视《公约》的契机。2026年6月9日至11日,《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九届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会议主题为“《残疾人权利公约》20周年:庆祝和巩固成就,并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塑造下一阶段的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在会议讲话中重申《公约》推动残疾问题的范式从医学和慈善模式转向以人权为中心的模式。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指出,过去20年间,《公约》推动各国加强法律保护、促进无障碍建设、发展包容性教育,并扩大残疾人在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参与;与此同时,冲突、气候变化、不平等和技术变革还可能进一步加剧排斥。近年来,学界也从围绕《公约》制定之初的乐观期待,转向更艰巨的解释与实践问题,即如何在尊重残疾人能动性和自主性的同时,通过法律切实改善其生活处境。
理解《公约》20年来的贡献,是加强下一阶段实施的前提。20年来,《公约》改变了对残疾、平等和国家义务的理解,并促使残疾人权利进入国内立法、公共政策、可持续发展和全球治理议程,使残疾人不再仅被视为保护对象,而是在法律和政策中被持续看见、被制度性纳入的权利主体。其核心贡献,可以概括为推动残疾人权利从边缘保护走向主流化。所谓“残疾人权利主流化”,是指各领域、各层级的立法、政策和方案,无论是否专门涉及残疾问题,都应考虑其对残疾人的影响,并保障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的切实参与,以实现权利上的平等。本文从四个方面讨论《公约》的贡献:第一,考察《公约》对残疾人权利主体地位的确认;第二,分析其对残疾概念、平等和不歧视的界定;第三,阐释抽象权利如何转化为缔约国的具体义务;第四,梳理残疾人权利在全球治理各领域的扩展。
一、从隐形群体到权利主体:《公约》的历史贡献
《公约》的制定被誉为从人权角度重新定义残疾人需求和关切的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残疾人权利进入普遍人权体系的中心。
(一)普遍人权体系中残疾人权利的缺席
国际人权法强调人权的普遍性。《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也以“人人”作为权利主体的基本表达。从规范逻辑看,残疾人当然包含在“人人”之中,享有生命权、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受教育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等基本权利。然而,抽象的普遍权利并不当然带来现实的权利享有,残疾人权利在很长时间里是人权框架中“缺失的一环”。
残疾人在国际人权条约中的缺席突出表现为规范文本中的沉默。构成“国际人权宪章”的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人权两公约”——1966年《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均未在平等和不歧视条款中明确列举残疾。其中,人权两公约中没有关于残疾人权利的直接规定,《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虽在适当生活水准和社会保障语境下提及“残疾”,但其规范重心仍在生活保障而非权利平等。其后通过的若干专题人权条约,也很少直接涉及残疾人权利。
较为重要的例外是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第23条规定残疾儿童应在确保尊严、促进自立和便利、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条件下享有充实而适当的生活。并规定了一系列国家义务,旨在确保残疾儿童根据其“特殊需要”获得“特殊照顾”。但该条仍将残疾儿童视为被照护的客体,而非首先作为平等权利主体加以承认。
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的解释实践曾尝试弥补不足。1994年,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第5号一般性意见指出,“《世界人权宣言》……显然也包括残疾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2款规定,‘所宣布的权利应予普遍行使’,而不得基于某些具体理由‘或其他身份’而有任何歧视”,残疾显然属于“其他身份”。该文件将“基于残疾的歧视”定义为: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对待、排斥、限制或优待,或拒绝提供合理便利,且其效果是使经济、社会或文化权利的承认、享有或行使归于无效或受到损害。人权事务委员会也曾在1989年的第18号一般性意见中承认,平等待遇并不总是意味着完全相同的待遇,各国有义务采取措施消除导致歧视长期存在的状况,并进而拒绝了人权领域中的形式平等概念,转而支持实质平等。
上述解释文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本身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仍不足以根本改变残疾人在国际人权法中的边缘处境。另外,传统人权范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健全人”为标准,没有考虑到残疾人遭遇的排斥,因而难以为国家实现残疾人权利提供明确的义务指引。正如曾担任起草《公约》特设委员会主席的新西兰大使唐·麦凯(Don MacKay)所言:“从理论上讲……现有人权文书对残疾人的适用,与对其他人的适用完全相同……(但)现有人权文书在保障残疾人应享有人权和基本自由方面远远不够。”因此,残疾人权利保护不能仅依赖一般人权条款的延伸解释,而需要一部能够回应残疾经验、重构残疾观念并明确国家义务的专门公约。
(二)从医学、慈善和福利模式到人权模式的理念转变
残疾人在普遍人权体系中的缺席,与传统医学模式的残疾观密切相关。这种模式关注医学概念上人的功能缺陷,认为缺陷是造成残疾人不能充分参与社会的唯一原因,强调残疾人的“内在”特征而完全忽略“外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各国国内早期处理残疾问题的方式。残疾人没有被充分视为享有法律权利的主体,而是被视为福利、卫生和慈善项目的对象,也即所谓的“慈善和福利模式”。这样的残疾观认为功能损伤可以消除法律能力,导致了各国国内精神健康和监护法律的制定,这些法律认为残疾人没有行为能力。
与此相对,残疾的社会模式开始改变对残疾问题的理解,这是一套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广泛残疾理论,主要源于英国的残疾人权利运动。该模式将残疾描述为一种并非源于个人内部、需要“修复”的“问题”,而是法律、政府和社会实践如何将残疾人边缘化的体现。因而,法律和政策的着眼点也从矫治个人转向消除社会障碍。
随着残疾观的发展,残疾人的处境也从个人问题转化为权利问题。1984年联合国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任命莱安德罗·德斯普伊(Leandro Despouy)为特别报告员。他在1993年出版的最终报告中明确指出,残疾问题是一个人权问题,联合国各机构应持续参与残疾人权利的保障与监督。同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以下简称《标准规则》)。该文件注意到,“残疾”和“障碍”这些术语的使用不仅要看到个人的需要(如康复和技术辅助器材等),还应看到社会环境的欠缺(阻碍参与的种种障碍)。在政策层面,它要求各国将残疾问题纳入有关的决策和国家规划之中,在总体发展规划中纳入残疾人的需要和关切。与此同时,《标准规则》还阐明了残疾人平等行使权利的要求,将充分参与和实现平等确立为残疾政策的基本目标,并要求各国消除物质环境、信息和交流障碍。残疾人权利保障的议题缓慢而坚定地进入了联合国和不同国家的社会政策议程。
随后,《公约》吸收并发展了这一认识。其序言第(e)项和第1条均从个人损伤与环境障碍相互作用的角度理解残疾,并据此将残疾人确认为具有固有尊严和自主性、能够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利主体。
(三)“没有我们,不谈我们”的残疾人参与原则形成
长期以来,残疾人常被实质性地排除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其他决策过程之外,他们难以为自身的需求和权利发声。其生活却深受这些政策和决定的影响,既包括强制安置、非自愿治疗等直接干预,也包括通过社会保障、个人援助和公共服务的配置导致的间接干预。长期的权利剥夺、替代决定和家长式对待,使残疾人产生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并催生出有效参与的需求。联合国中出现的口号“没有我们,不谈我们”(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正是这一诉求的概述,并逐渐成为国际残疾人权利运动的重要话语。
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残疾人峰会通过了《新世纪残疾人权利北京宣言》,呼吁制定一部专门的人权条约。与此同时,一些国家也在持续推动这一进程。2001年,墨西哥等国向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提交了有关制定残疾人权利公约的决议草案。同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六届会议上就该议题展开辩论时,一项关于制定残疾人权利文书的决议获得通过,决定设立一个特设委员会,推进谈判工作。
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在《公约》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墨西哥政府代表指出,残疾人权利活动者和非政府组织近乎以与会员国同等的地位参加谈判,这在联合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没有我们,不谈我们”这一观念现已被纳入《公约》第4条,要求政府与残疾人之间进行持续、积极的磋商。这种参与象征着残疾人权利不再只是由外部主体赋予的保护,而是残疾人自身参与争取、表达和塑造的成果。
二、从同等对待到实质平等:《公约》的理念贡献
对平等的追求是《公约》和残疾人权利运动的驱动力。传统意义上的平等强调同等对待,要求同一规则适用于所有人。但残疾人遭遇的不平等待遇,往往来自看似中立的制度环境,学校、法院、交通系统和信息平台即使形式上向所有人开放,若以“健全人”为设计标准,仍可能在事实上排除残疾人的使用。因此,《公约》将平等概念推进到权利的实际享有,即使残疾人能够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社会生活。
(一)残疾概念的重构
残疾人权利倡导者提出:“‘预防’的表述将残疾污名化为一种应被消除的事物,而非聚焦于结构性问题和社会的无障碍环境。”《公约》没有把残疾简单等同于个人损伤,而是明确了“功能障碍”与“残疾”之间的区别。序言第(e)段表明只有当身体或精神上的“功能障碍”导致个人被隔离于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之外,或被剥夺了充分参与这些生活的机会时,才构成“残疾”。第1条进一步规定,残疾人包括“肢体、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长期损伤的人,这些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可能阻碍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充分和切实地参与社会”。基于这一理念,《公约》旨在使社会进行调整以满足残疾人的需求,而不是让残疾人去适应社会。
《公约》第1条使用了“包括”一词,体现了残疾概念的开放性。根据《公约》,残疾是一个动态概念,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调整。2015年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审议蒙古的初次国家报告时指出,该国侧重固有人体残障或医学残障引起的状况而忽略环境因素,仍受“永久性残疾”概念限制,并要求其转向注重损伤与各种障碍相互作用的人权模式。
残疾定义从个体缺陷到社会障碍的转变,也改变了责任的分配,规范重点着眼于国家和社会调整外部环境以包容残疾人参与的义务。《公约》的理念创新正在于此:它把残疾人遭遇的不利从个体问题转化为平等法问题,从而为后续的无障碍、合理便利、通用设计等制度安排奠定理论基础。
(二)歧视认定的扩展
平等与不歧视是《公约》的核心,第3条将不歧视、充分和切实地参与和融入社会、尊重差异、机会平等、无障碍、男女平等等列为一般原则,机会平等标志着从形式的平等模式到实质的平等模式的重大发展。第5条进一步确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权不受任何歧视地享有法律给予的平等保护和平等权益;缔约国应禁止一切基于残疾的歧视,保证残疾人获得平等和有效的法律保护。这表明,平等和不歧视既是原则,也是权利,是所有人权的基石,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指出,《公约》对歧视的认定不仅限于直接歧视,还包括间接歧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和骚扰。它们贯穿于教育、就业、司法、家庭生活、政治参与和文化生活等全部权利条款之中。
首先,第2条将“基于残疾的歧视”界定为“基于残疾而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限制,其目的或效果是……损害或取消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认可、享有或行使”。这里同时强调“目的”和“效果”,说明歧视并不以主观恶意为必要条件,表面看起来中立的法律、政策或做法,如果对残疾人有过度的负面影响,即构成“间接歧视”。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第20/2014号来文中即采取这一立场。澳大利亚的移民健康要求表面上适用于所有相关工作签证申请人,并未直接以残疾身份作为排除条件,但在该来文中,申请人因多发性硬化症的治疗费用估算额超过规定门槛,未通过工作签证的健康要求。据此,委员会认为,《移民法》规定的移民健康要求对作为残疾人的申请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不利影响,导致她受到间接歧视。
其次,《公约》第2条明确将拒绝提供合理便利纳入歧视的构成。“合理便利”是指根据具体需要,在不造成过度或不当负担的情况下,进行必要和适当的修改和调整,以确保残疾人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使现有设施和信息对残疾人无障碍;改装设备;重新组织活动;重新安排工作时间等都是提供合理便利的典型例子。合理便利使为确保残疾人平等享有权利而作出修改或调整不再被视为一项慈善目标,而是转化为能够在法律上执行的权利。残疾人权利委员会2022年审议新西兰时曾指出,新西兰1993年《人权法》中没有明确承认拒绝提供合理便利是一种歧视,并要求其完善相关立法。
最后,骚扰进一步扩展了歧视审查的对象。“骚扰”指的是与残疾或其他禁止的理由有关的不欢迎行为,其目的或作用是侵犯人的尊严并制造恐吓、敌对、有辱人格、羞辱性或冒犯性的环境。其表现既包括言语和行为,也包括欺凌、网络欺凌和网络仇恨。《公约》第27条第1款(b)项也规定了保护残疾人免受公共场所的骚扰。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审议国家报告时也多次处理这类问题,例如肯定了毛里求斯2008年《就业权利法》明确禁止工作场所基于残疾的骚扰,以及建议加拿大在促进残疾妇女和残疾青年就业的措施中,纳入防止工作场所骚扰及其他歧视的内容。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还区分了多重歧视、交叉歧视和连带歧视。“多重歧视”是指一个人受到基于两个或更多理由的歧视,导致歧视加深或加重的情况;“交叉歧视”则是多个理由同时以不可分割的方式相互作用,从而使相关个人遭受独特类型的不利和歧视的情况;而针对与残疾人相关人员的歧视是“连带歧视”。由此,“基于一切理由的歧视”既不限于单一理由,也不限于残疾人本人。
(三)包容性平等的确立
《公约》对平等原则的发展,集中体现为包容性平等。人类在身份、能力、兴趣、偏好等方面具有无限的多样性,法律、政策、计划以及人们使用和居住的物理与社会空间,不仅应当承认这一点,还应包容各种形式的多样性。
包容性平等并非《公约》第3条明文使用的概念,而是贯穿《公约》的平等模式。第3条将充分和切实参与社会和融入社会、尊重差异和无障碍等列为一般原则,并确认残疾是人类多样性的一部分。第5条为包容性平等提供了规范核心,它一方面确认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平等保护,另一方面又要求提供合理便利,并承认为实现事实上的平等而采取特别措施的正当性。而第2条则为包容性平等提供了工具性概念。除合理便利外,该条还规定了“通用设计”,即产品、环境、方案和服务在设计之初即尽可能适用于所有人,而无须另做调整或者特别设计。第9条进一步将无障碍确立为包容性平等的环境条件。该条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确保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进入物质环境,交通、信息和通信以及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其他设施和服务。这说明,包容性平等要求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预见残疾人的存在,为其平等参与创造现实条件。
这一平等观也贯穿具体权利条款。第19条规定残疾人有权在社区中生活并融入社区,不得被迫接受特定生活安排;第24条要求建立包容性教育制度;第27条确认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工作权;第29条保障残疾人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第30条则涉及文化生活、娱乐、休闲和体育活动。这些条文虽然调整领域不同,却反复使用“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这一措辞,其规范含义在于残疾人权利的实现不能止于形式上的准入,而应当以残疾人能否实质参与为标准。例如,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关于残疾人工作和就业权的第8号一般性意见指出,只有在开放和包容的劳动力市场上自由选择或接受并从事的就业才能体现工作权。关于包容性教育权的第4号一般性意见也提到,“确保包容性教育权需要改变所有正式和非正式教育环境的文化、政策和做法,照顾到每个学生的不同要求和身份,并致力于消除阻碍这种可能性的障碍。这需要加强教育系统接纳所有学生的能力”。
包容性平等发展于《公约》整体之中,既吸收实质平等模式,又进一步要求回应残疾人所遭遇的社会经济不利、污名化和刻板印象、参与不足以及差异未被容纳等问题。这揭示了《公约》平等观的深层结构:平等不仅是分配问题,也是承认问题、参与问题和制度容纳问题。它要求国家不仅消除个别歧视行为,还要改变那些将残疾人长期置于不利地位的社会制度。
三、从纠正排斥到建构包容:《公约》的制度贡献
《公约》所蕴含的改革潜力在于:引导立法变革,并为战略诉讼提供依据,以体现对残疾人平等价值与尊严这一概念的深化理解。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反复强调,缔约国应制定具有明确目标、资源保障和监督机制的整体战略,以实现对残疾人权利的有效保障。
(一)国内转化与不良做法的纠正
《公约》第4条要求缔约国采取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并修改或废止与《公约》不一致的法律、规章、习惯和做法。这一规定直接指向国内法律秩序的调整。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对缔约国的结论性意见中经常关注其法律,例如对瑞典指出,在很多法律领域内,尤其是社会保障和残疾人支助体系中,正在逐渐向医疗模式回归,并要求系统审查现行法律、政策和规定。在第2/2010号来文中,委员会也指出,尽管德国的相关立法是在批准《公约》之前通过的,但是仍应当采取措施避免类似侵权行为的继续发生。这必然包括对现有法律的审查和修正。
国内落实不止停留于零散修法。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强调,“国家规划是使法律、政策和做法符合《公约》的最佳方法”。2026年6月,中国政府发布第五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2030年)》,其中设有“残疾人权益”专节,列明相关法律体系、推进无障碍改造、发展融合教育和实施就业专项行动等任务。这是中国以国家规划统筹推进残疾人权利保障的具体实践。
第4条第2款强调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实现是“渐进的”,并以现有资源及《公约》“依国际法立即适用”的其他义务为条件。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委员会针对残疾人指出:“《公约》缔约国尽其资源能力所及以推动有关权利之逐步实现的义务显然要求政府作出更多努力,而不仅仅是避免采取可能会对残疾人产生不利影响的措施。”另外,对于残疾人这一易受伤害、处境不利的群体,缔约国有义务“采取积极行动减少结构性不利条件,并酌情给予残疾人优惠待遇”。该委员会确认了资源短缺并不能免除缔约国在实现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方面的某些最低限度的义务。
第4条第3款进一步将残疾人参与确立为国内实施的程序要求。缔约国在制定和实施有关立法、政策以及作出其他涉及残疾人的决定时,应通过其代表组织同包括残疾儿童在内的残疾人密切协商,并使其积极参与。第6条和第7条分别规定残疾妇女和残疾儿童,也表明参与机制不能将残疾人视为同质群体,而应考虑性别、年龄与残疾交织形成的不同处境和参与需要。这使残疾人不再只是法律和政策的适用对象,而能实际参与制度的形成和运行。
(二)支持性决策与独立生活对法律能力的平等承认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保护人权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行使其他人权必不可少的。《公约》第12条明确,残疾人在生活各方面在与其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法律能力,并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措施,便利残疾人获得其行使法律能力时可能需要的支持。过去医学或福利模式的法律影响到相当数量的残疾人,他们被剥夺了自我决策的权利,而且往往处于一个不断丧失权利的循环之中。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1号一般性意见明确指出,法律能力和心智能力不能混同,不得以实际或被认为存在的心智能力缺陷作为否定法律能力的理由。因此,第12条的制度意义不只是确认残疾人享有法律人格,且要求国家重构法律能力制度,从替代决策转向支持性决策。
支持性决策的重点是在尊重本人权利、意愿和选择的前提下,提供信息解释、沟通协助、程序便利和防止滥用的保障。例如残疾人可以选择一个或一个以上他们信得过的协助人员协助他们行使法律能力、作出某些类型的决定;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等公私营部门提供易懂信息或提供专业手语翻译等。支持的形式和程度应当根据个人需求和意愿进行合理安排,但支持始终不能演变为新的不必要的控制。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审议缔约国报告中经常会关注缔约国是否采取措施以支持决策机制取代替代决策机制,2022年在审议新西兰国家报告时,委员会提醒该国在废除监护制度和替代决策制度方面缺乏进展,并且没有以辅助决策制度彻底取代该制度的时间框架。这也表明委员会十分关注缔约国在修正不良法律方面的进程和战略。
第19条关于独立生活和融入社区的规定,进一步为法律能力的行使提供现实条件。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指出,该条要求缔约国向残疾人提供一切必要手段,以便他们能够选择和掌控自己的生活,并作出有关自己生活的一切决定;确保残疾人享有充分的社会生活,并能获得向公众提供的所有服务以及为残疾人提供的使之能充分融入并参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支助服务。该条不仅是社会服务条款,更是倾向于反机构化、反隔离和支持自主生活的制度安排。缔约国应当采取积极措施保障残疾人在社区中获得支持和参与的能力。残疾人权利委员会2022年对瑞士的结论性意见中,对瑞士缺乏一个综合性系统为残疾人在社区中独立生活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个人援助表示关切。在确保残疾人融入社区方面各国仍需不断完善。
第12条与第19条共同构成《公约》中的关键环节:在法律面前获得平等承认的规定确保残疾人能够平等地行使法律能力,选择和掌控自己的生活,并按自身意愿获得支持;这一权利的实现,又以其融入社区并能够形成、表达意愿和偏好为前提。二者结合,使残疾人权利保护从抽象法律人格推进到现实生活选择。第13条关于诉诸司法的程序便利、第20条关于个人行动能力、第21条关于表达和信息获取,也都在不同层面支持这一目标。
(三)无障碍、通用设计与合理便利的建立
《公约》通过无障碍、通用设计和合理便利,为残疾人平等行使权利提供制度保障。
无障碍解决一般环境的开放问题,是一项主动、系统性的义务。《公约》第9条规定了缔约国保障无障碍设施和服务的义务。无障碍是残疾人独立生活以及充分平等地参与社会的前提条件。如果不能进入物质环境,利用交通运输,获得信息和通信,不能进入向公众开放或提供的其他设施和服务,那么,残疾人就不会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到他们各自的社会中去。作为事前义务,缔约国必须在各种系统和流程中融入无障碍元素,而不是考虑某个特定残疾人的需要。针对公众或向公众开放的现有物品、设施、货物和服务,凡在进入或获得方面有障碍的,应有系统地予以逐渐消除,更重要的是要对这项工作予以不断监督,以实现全面的无障碍。
通用设计强调源头包容。《公约》第2条将通用设计界定为产品、环境、方案和服务在设计之初即尽可能适用于所有人,而无须另做调整或者特别设计。过去许多制度以所谓“普通人”或“健全人”为标准设计,残疾人的需要只有在排斥已经发生后才被作为例外处理。而通用设计的规范意义在于,所有新的货物、产品、设施、技术和服务,都应该确保所有潜在的消费者,包括残疾人,以充分考虑他们的固有尊严和多样性的方式,充分、平等和不受限制地予以利用。通用设计的应用并不自动消除技术辅助器材的必要性,同时从初步设计阶段一开始就将通用设计应用于建筑物,有助于大大减少建筑过程中的成本,也能够从制度源头减少障碍的产生。
无障碍和通用设计并非单纯的技术标准,也不是福利性设施,而是残疾人独立生活、平等参与和有效享有各项权利的先决条件。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经常关注缔约国是否制定一项“综合性无障碍战略”来协调各部门的无障碍义务,纳入通用设计标准,并涵盖所有领域。2024年委员会对瑞典的结论性意见中就曾提到,该国全境在执行各个生活领域中有关无障碍的法律和规则参差不齐,且缺乏将通用设计主流化纳入生活各个领域的措施。
合理便利则回应具体情境中的个别需要。《公约》第2条将合理便利界定为在特定情况下,为确保残疾人在与他人平等的基础上享有或行使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所作出的必要和适当的修改与调整,且不造成不成比例或过度负担。提供合理便利的义务不限于回应残疾人提供便利的要求,也不限于明显的义务承担者,还要适用于潜在义务承担方,尽可能需要提供便利以克服残疾人行使权利方面的障碍。在第23/2014号来文中,申诉人为一名坦桑尼亚的白化病人,缔约国没有向申诉人提供任何援助,也没有采取任何形式的合理便利帮助他上学,他因此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因此认定缔约国构成对《公约》义务的违反。因此,即使一般环境已经达到无障碍标准,个体仍可能因具体残疾状况、场景和需求不同而需要特定调整,合理便利的意义正在于此。
(四)国内实施与国际监督机制
《公约》第31条至第40条建立了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实施监督安排。第31条首先要求缔约国收集统计和研究数据,以便制定和实施落实《公约》的政策。收集数据的义务涵盖社会的所有领域,如教育、卫生、就业等。此外,收集数据时必须考虑可能受到多种形式排斥的特定残疾人群体的情况。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审议缔约国报告时,也非常关注缔约国对数据的统计情况。例如,委员会曾指出:“瑞典统计局就残疾人在生活条件、健康、教育、就业、社会保护和司法系统等各个领域的处境问题收集和公布相关数据方面,存在不足之处。”2022年委员会在对瑞士的结论性意见中同样提到,各级政府没有全面的残疾数据框架收集、分析和传播关于残疾人在所有生活领域状况的分类数据,也缺乏有关国际合作的分类数据收集。可见,目前即便是发达国家,在关于残疾人的数据收集、分析和更新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
第33条对国内实施机制提出要求。第1款规定缔约国应当在政府内指定一个或多个协调中心,负责有关实施本公约的事项,并应当适当考虑在政府内设立或指定一个协调机制,以便利在不同部门和不同级别采取有关行动。第2款进一步要求缔约国建立或指定一个或多个独立机制,以促进、保障和监督《公约》的实施,并适当考虑与国家人权机构有关的国际规则。第3款还要求民间社会,特别是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充分参与监督过程。由此,将政府协调、独立监测和残疾人参与纳入统一框架。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指出,如此具体地规定国家实施和监测架构,在人权条约中“前所未有”。
在国际层面,《公约》第34条设立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第35条要求缔约国提交履约报告,第36条规定委员会审议报告并提出提议和一般性建议。这一机制通过定期报告、建设性对话和结论性意见,推动缔约国不断检视国内法律政策与《公约》要求之间的差距。与公约配套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任择议定书》进一步赋予委员会受理个人来文和开展调查的职能,为残疾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国际层面的补充救济和监督路径。
由此,《公约》设计了使权利持续进入国内治理和国际监督的机制,在这一制度链条中,《公约》完成了对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持续推进。
四、从专门条约到全球议程:《公约》的治理贡献
随着《公约》实施不断推进,残疾人权利逐渐进入合作、发展、人道主义行动、灾害风险、气候变化和数字治理等领域。《公约》所蕴含的理念也逐渐成为推动全球治理的国际法资源。
(一)国际合作中的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公约》通过第32条关于国际合作的规定,将残疾人权利与国际合作连接起来。该条要求国际合作,包括国际发展方案,应当具有包容性并对残疾人无障碍,同时强调能力建设、信息和经验分享、培训方案、最佳实践交流以及科学技术知识合作。这意味着,残疾人权利不再只是各国国内人权政策的一部分,也成为国际发展合作必须考虑的内容。发展援助、减贫项目、教育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均应接受残疾包容标准的检验。
《公约》这一影响还体现在国际层面的参与机制上。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明确指出,缔约国应加强残疾人组织在国际层面的参与,包括参与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以及区域和普遍人权机制;在公共预算、国家层面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国际决策和国际合作中,应密切协商并积极吸纳残疾人组织。这使“残疾人参与”从国内治理扩展到国际合作层面。
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联合国系统内部也逐渐将残疾包容纳入组织改革要求。2019年联合国发布《联合国残疾包容战略》,2026年获得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认可的《联合国残疾包容战略2.0版》(2026—2030年)进一步提出,通过将残疾包容纳入联合国所有政策、业务和方案的主流,并实施针对性的措施消除障碍,推动联合国系统在残疾包容方面取得更加有效和一致的成果。该战略包括全系统政策和问责框架,覆盖领导力、包容性方案和成果、无障碍组织、支持性工作环境和包容性员工队伍、伙伴关系等战略重点。这说明,残疾权利主流化已经逐渐成为联合国系统自身治理和问责的重要组成部分。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在履约审议中强调国际合作中的残疾人权利主流化。例如,委员会在2025年关于欧盟第二、三次合并定期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中指出,欧盟对外行动中缺乏全面的残疾行动计划,欧盟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项目对残疾包容的关注有限,以及缺乏通过残疾人代表组织与残疾人进行协商并让他们参与的法律框架。委员会进一步建议欧盟在国际合作中制定全面残疾行动计划,将《公约》落实到国际援助方案,并确保与国际合作和可持续发展有关的资金、政策和方案遵守无障碍和残疾人参与原则。这表明,残疾包容不应停留于少数专项项目,而应贯穿于国际合作的方案设计、资金安排、实施和监督过程。
(二)发展议程中的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重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与发展不可分离的社会规律的反映,反映在残疾人权利保障事业领域,就是明确的以人为本、在发展中促进人权的基本路径。 2000年《千年发展目标》的发展愿景既未提及残疾人,也未在发展目标中促进残疾人的人权。早期全球发展议程仍在相当程度上以一般人口为默认对象,未能充分认识到残疾人与贫困、教育排斥、就业障碍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联。
2015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则改变了这一趋势。残疾人组织也参与其中。可持续发展目标在文本中明确提及残疾和残疾人11次,明确将残疾和残疾人纳入教育(目标4)、增长与就业(目标8)、减少不平等(目标10)、人类住区无障碍(目标11)以及数据收集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监测(目标17)等领域。残疾人权利已经从福利政策和社会救助议题,进入全球发展议程的目标、指标和评估体系。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的一般性意见也不断推动这一进程。第4号一般性意见在解释包容性教育时,将《公约》第24条与可持续发展目标4相联系,肯定了包容、公平和优质教育的价值。第8号一般性意见在解释工作权时,明确指出《公约》第27条为缔约国履行可持续发展目标8.5提供规范基础,即到2030年实现包括残疾人在内所有男女的充分和生产性就业以及体面工作。这些解释使《公约》的具体权利条款进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施框架,也使可持续发展目标不再只是政策承诺,而获得了更明确的人权法支撑。
尽管取得这些进展,但联合国《2024年残疾与发展报告》显示,残疾人与非残疾人在多维贫困和就业方面的差距超过20个百分点,在粮食安全、健康以及能源和信息通信技术获取方面的差距也超过10个百分点。未来在发展领域对残疾人权利的关注仍有待继续提高。
(三)风险治理中的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残疾人权利主流化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在风险治理领域的扩展。《公约》第11条对此提供了直接规范根据,该条要求缔约国依照国际法义务,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在武装冲突、人道主义紧急情况和自然灾害等风险情况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残疾人的保护和安全。
国际实践已经在这一方向有较大进展。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2019年发布《将残疾人纳入人道主义行动准则》,列明了人道主义行动者应当采取的基本措施,以有效识别和回应危机中残疾人的需要。2015年通过的《2015-2030年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也将残疾人纳入灾害风险治理,强调无障碍、包容和通用设计在灾害风险减少中的作用,同时框架还将通用设计原则纳入灾害减少和灾后恢复重建中。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2025年的材料进一步指出,灾害影响数据应按性别、年龄和残疾分类收集,但目前能够收集并报告此类残疾相关灾害数据的国家仍然有限。这说明,残疾主流化不仅要求危机救援中“看见”残疾人,也要求风险数据、预警系统、基础设施和恢复重建机制力求反映残疾人的实际处境。据国际残疾联盟2026年发布的信息,残疾人核心小组已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进程中获得正式承认,这一进展为残疾人参与全球气候谈判提供了更明确的渠道。
2025年审议欧盟报告时,残疾人权利委员会指出,人道主义行动、灾害风险减少和气候变化领域中缺乏残疾人融入的强制性要求和监督机制,并建议欧盟在相关立法、政策和实施框架中保护残疾人的安全,纳入残疾包容指标,同时支持残疾人组织参与人道主义紧急情况、灾害和全球气候谈判的决策与监督。这标志着残疾人权利正在从危机中的保护问题,进入气候正义和全球风险治理的制度议程。
(四)新兴议题中的残疾人权利主流化
随着公共生活数字化、城市治理智能化和人工智能广泛应用,残疾人权利主流化还延伸到新兴治理议题之中。数字化可能制造新的排斥,残疾人权利的实现,也开始取决于数字平台、在线教育、远程办公、电子政务和人工智能系统是否具有平等可及性。
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2022年委员会第8号一般性意见在讨论工作权时指出,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等新技术,既可能为残疾人进入劳动市场提供新途径,也可能制造新的障碍或歧视形式。委员会在2025年关于欧盟的结论性意见中也指出,欧盟部分数字立法中的无障碍要求不足,例如《数字服务法案》将无障碍视为自愿性良好实践,《2030年数字十年政策方案》也未充分考虑无障碍要求;委员会因此建议欧盟将无障碍要求纳入所有数字立法,并制定覆盖建筑、服务、设备和数字平台的无障碍政策和实施路线图。
无障碍也正在从残疾人专门保护扩展为所有人享有人权的基础条件。中国是这一发展变化的积极推动者。2024年10月10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7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等国家主提的第57/16号决议《无障碍建设促进人人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强调无障碍对于残疾人、老年人和其他脆弱处境者平等、充分、有效参与社会生活和享有人权的重要意义,并呼吁各国、联合国系统和有关利益攸关方加强国际合作与协调,支持能力建设、技术知识交流和技术援助,为各国推进无障碍建设与合作提供了共同指引。2026年10月5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同名决议,进一步关注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以及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结语
《公约》是国际人权法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20年来,它所确立的新的人权模式和实质平等、无障碍、合理便利、支持性决策、残疾人参与等重要原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规范方向。《公约》的未来生命力,还将取决于残疾人能否持续参与制度的形成和执行。无论是立法和政策制定,还是灾害应对、数字技术发展和全球治理,都应当把残疾人及其代表组织的参与作为重要的程序要求。只有残疾人的经验真正进入决策过程,制度设计才可能回应不同残疾人群体的具体需要。
在当前经济压力、地区冲突、人口老龄化和技术变革交织的背景下,《公约》的意义会进一步凸显。财政紧缩不能成为削弱残疾人权利保障的理由,技术创新也不能以效率之名制造新的排斥。相反,越是在资源紧张和社会转型时期,越需要以《公约》为依据守住不歧视、合理便利和无障碍的底线。残疾人权利保护不能是发展完成之后的附加议题,而是判断发展本身是否公正、治理本身是否包容的重要标准。
因此,《公约》通过20周年既是回顾的节点,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其未来价值在于推动国际人权法和全球治理不断校正自身的标准:制度应当如何面对人的差异,公共资源应当如何回应不同个体的处境,技术进步应当如何服务于所有人的平等参与。只有当残疾人能够在日常生活、公共决策和全球议程中被真正看见、被平等对待并能实际参与,《公约》所追求的权利主流化才能真正和更好地实现。
作者:柳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昊,中国政法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
来源:《国际法学刊》202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