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是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既往国内外学界对其思想的研究存在一个缺憾，即未能关注福斯特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其对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的批判。聚焦此问题，阐述福斯特对“另类右翼”所推出的一系列荒诞气候政策的激烈批判，并论述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揭示“另类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本质,有助于理解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具体来说，福斯特先是以历史分析法阐述二十世纪的传统法西斯主义,分析美国新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及其采取的同质化策略；而后使用阶级分析法揭开“另类右翼”的民粹主义外衣，指责其上台前骗取中下层阶级的选票，上台后转身结盟垄断金融资本。对此，福斯特提出走两阶段的革命路线——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以战胜“另类右翼”。福斯特对“另类右翼”的批判，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强烈现实性、猛烈批判性、激进革命性的理论特质，能为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的理论探究和现实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福斯特；“另类右翼”；新法西斯主义；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时下，美国学者福斯特（J.B.Foster）被视为当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其著有《掠夺自然：资本主义和生态断裂》《回归自然：社会主义和生态学》等书近30部，在学术领域很有建树。国内外学界对其思想展开了大量研究，就国外学界而言，诸如洛维（M.Löwy）深挖福斯特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思想，巴里（J.Barry）批判性地分析福斯特的生态唯物主义观点，而哈维（D.Harvey）则对福斯特解决生态危机的观点持保留态度。从国内学界来看，如何萍讨论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陈永森等探讨福斯特的生态帝国主义批判观点，刘敬东等挖掘福斯特的资本主义危机论，而贾学军则侧重探究福斯特的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批判理论。

学界关于福斯特思想的研究十分广泛、各有所长，从生态唯物主义到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批判，再延伸到垄断资本主义金融批判理论；然而，这些研究仍有一个缺憾，即未能关注福斯特的社会批判理论，尤其是其对美国“另类右翼”（Alt-right）的批判被忽视了。什么是“另类右翼”？张业亮将其概括为“主要活跃于互联网的、持有极端保守观点、或者反对变革、反全球化、反建制的、拒绝主流保守主义的极右翼个人和松散团体的总称”。事实上，在美国第45任总统特朗普（D.Trump）执政期间（2017年1月—2021年1月），“另类右翼”把持着白宫，推行了一系列荒诞的气候政策，对此，作为地地道道美国人的福斯特进行了批判，特别是对该届政府的气候政策反复思考，并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剖析“另类右翼”的影响和实质。鉴于“另类右翼”当下再次入主白宫，荒诞的气候政策可能还会泛滥，笔者希望通过论述福斯特对美国“另类右翼”的批判，助力学界把握“另类右翼”的本质，以及福斯特思想的理论特质和当代价值。

一、“另类右翼”推行的气候政策“粉墨登场”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最大危机之一。科学数据显示，近年来全球平均气温持续上升，极端气候频现，海平面上升趋势加剧，这些无不揭示着人类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生态困境。然而，正当国际社会试图通过《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等努力加以缓解之际，美国“另类右翼”却在上台后推行一系列荒诞的气候政策，不仅否认科学事实，更加速了碳资本的扩张，令全球气候进一步恶化。

（一）持续的气候变暖加剧威胁人类生存

福斯特认为，全球气候变暖形势日益严峻，有关资料令人瞠目结舌。2016年11月8日，即美国大选当天，世界气象组织（WMO）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升高加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气温上升1℃以上，危险地接近2015年《巴黎协定》最初设定的1.5℃界限。另外，2016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超过了2015年和2014年的最高温度，而这两年本身也都打破了之前的最高纪录。2016年11月，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发布的《北极复原力报告》强调，北极气温已达到约20℃的峰值，这比往年正常气温高得多，并警告说即将出现19个影响北极地区稳定的临界点，而一旦跨越临界点,系统便难以或不可能恢复原状。尤其是气温上升导致北极海冰融化，在这一点上，科学界对本世纪海平面上升的预测数字几乎翻了一倍，到2100年，海平面可能上升近2米；几个世纪后，上升幅度可能达到6米。而根据《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到2500年，海平面上升可能高达15米。

福斯特对此痛心疾首，怒斥美国政府的不作为。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实现生态化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但仅限于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狭窄范围内。从国际上看，无论是自愿承诺、没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还是更早被放弃执行的《京都议定书》，都体现美国政府气候的方针，而此前奥巴马政府在国内推行的《清洁能源计划》看似有着巨大的预计减排量，但其实际减排量仍然远远不足以保护人类免受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影响。

（二）荒诞的“另类右翼”气候政策出场

日本学者斋藤幸平（K.Saito）曾指出，“温室气体排放的地缘和政治上的不平等清楚表明，人类本身绝非当今全球气候变化的元凶”。这里，福斯特与斋藤幸平观点一致，而令前者更为伤感的是，“另类右翼”在首次把持白宫的百余日内，就推行了一系列荒诞的气候政策，使得全球变暖问题雪上加霜。具体来说，一是在候任总统组建的过渡团队以及正式就任后的内阁中，都充斥着气候变化否认者或化石燃料行业的局内人。例如，国务卿蒂勒森（R.Tillerson）曾是埃克森美孚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埃克森美孚公司不仅资助气候否认主义，还努力消除一切阻碍增加开采和使用化石燃料的障碍。此外，过渡团队指挥埃贝尔（M.Ebell）、司法部长塞申斯（J.Sessions）、内政部长津克（R.Zinke）、环保局负责人普鲁伊特（S.Pruitt）、能源部负责人佩里（R.Perry）等都是气候变暖否认者。甚至总统本人也说过，“‘全球变暖’的鬼话必须停止。我们的地球正在结冰，温度屡创新低。

二是政治恐吓气候科学家。内阁向能源部员工发放了一份调查问卷，该问卷多达74个问题，目的是确定哪些科学家和官员积极参与了推进奥巴马政府的《清洁能源计划》和其他遏制气候变化的措施。尽管内阁团队很快否认了这份调查问卷，但影响已在气候科学家中造成，且不可挽回。

三是测算社会碳成本（SCC），为放松监管做准备。社会碳成本现已成为既定判例法的一部分，无法简单撤销。然而，内阁明确表示将改变计算社会碳成本的基本假设，如变更时下美元与未来美元挂钩的贴现率，从而缩小成本的计算。采用更高的贴现率可以使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表面上消失，甚至变成负值，这样气候变化貌似在经济上不仅是良性的，而且是有益的。

四是沿墨西哥边境修建隔离墙，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福斯特认为，可将内阁此举理解为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修建的隔离墙包括一千里长墙，其中大部分已经以安全围栏的形式存在，由飞机和无人机等严密把守和监控，作为一种边境军事计划，试图将包括因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气候难民在内的非法移民拒之门外。

基于以上认识，福斯特指出，如果把该届政府看作是一个由无知者组成的集团，那就大错特错了，真实情况应该是此内阁由气候变化否认者掌权，而这些人破坏监管和诋毁气候科学的行为，是碳资本企图继续燃烧化石燃料的必要手段。由此，福斯特坚持主张有必要查清究竟是什么站在“另类右翼”背后？“另类右翼”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以及如何认识这种本质？福斯特基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揭开了“另类右翼”的真实面纱，从而警示世人。

二、历史分析法下的“另类右翼”

福斯特直言不讳地指明，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不仅存在于新政府各部门内，而且早已侵入政府中枢——白宫，这就是新法西斯主义。“另类右翼”背后那个鬼魅就是“新法西斯主义政治运动”。新法西斯主义在某些方面类似于20世纪20至40年代的意大利和德国的传统法西斯主义，但又具有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特征，“另类右翼”将这种新法西斯主义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福斯特认为，如果要运用历史分析法解析“另类右翼”，就要先回顾传统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进而论述美国新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及其采取的同质化策略。这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

（一）20世纪的传统法西斯主义

美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斯威齐（P.M.Sweezy）说，“在帝国主义时期，每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都有法西斯主义的种子”。该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J.O’Connor）也认为，资本主义危机导致国家内部等关系的调整,而这种调整“从政治的维度上讲，当然也包括法西斯主义”。法西斯国家本身就是极权的，它将政治、文化、社会机构缩减为单一点，但在很大程度上不干涉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甚至巩固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目的是镇压和约束民众，同时保护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和利润，促进资本积累，并为帝国主义的扩张奠定基础。

具体而言，如福斯特指出的，在经济方面，作为新自由主义标志的经济私有化这一概念，早在法西斯德国就有了。即使法西斯国家解散了自由民主体制并建立了战争经济，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仍然神圣不可侵犯。希特勒（A.Hitler）上台时，德国大部分经济是国有的，例如钢铁业、煤炭业、造船业和银行业。而在希特勒执政后，联合钢铁信托公司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私有化，到1937年，所有主要银行都完成了私有化。上述私有化增强了资本的力量，扩大了其范围，但纳粹变卖国家财产的政策常常被世人忽视。如果说产业私有化是德国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关键，进一步集中了资产阶级经济力量，那么法西斯在德国政治等领域的统治则使产业私有化进一步加强。在政治、文化、社会方面，德国法西斯主义为打破自由民主秩序，早在1933—1934年巩固新政治秩序时期，就采取了“同质化”（Gleichschaltung）策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通过意识形态宣传、恐吓、强制合作和胁迫等手段，整合各州的独立实体，包括议会、司法机构、文职官僚机构、军队、地方政府部门，并渗透到民间社会的意识形态主要机构。第二阶段是控制并整合军队、大学、新闻界以及其他社会文化组织，进一步消灭异质性。如纳粹控制了国防军，持续削弱准军事组织冲锋队；在大学里宣传纳粹意识形态，清洗持不同意见的教职工。第三阶段是彻底消除准军事组织。对冲锋队领导层进行血腥清洗，随后，希特勒被确立为法律的最终来源。至此，纳粹统治在国家所有主要机器和民间社会主要意识形态机构中得到了巩固。

（二）美国新法西斯主义产生的现实基础

福斯特在完成对传统法西斯主义的回顾后，开始剖析美国新法西斯主义的现实基础——国内经济停滞、金融危机和国际霸权衰落。他指出，“另类右翼”以“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产生影响力，这客观验证了美国的世界地位被不断削弱以及国内经济停滞、金融危机持续、失业率居高不下、工人阶级经济状况不断恶化的现实。特别是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乃至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危机不断加深，这使得该体系陷入了经济停滞状态，看不到任何出路。而在20世纪80至9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曾以扩大债务杠杆的金融化手段，帮助经济摆脱资本过度积累造成的萎靡不振，但从目前来看，已不再具有必要的可行性。尽管美元仍然发挥着世界货币的主导地位，美国保持着金融霸权，且是世界主要军事强国，但其生产已从全球北方向南方转移。纵观历史可知，如果没有全球生产霸权，前述两项霸权在未来都将无法维持。由于美国、加拿大、欧洲和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停滞，奥巴马主政时期试图通过美国自身和三巨头的力量维持经济霸权的战略已然失败。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贝马斯（J.Habermas）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法西斯主义证明了前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能力，在危机状况下，用改建政治体系来挽救革命变化的危险”。因此，上述的一切都为“另类右翼”铺平道路，其给出的道路是发展国家经济和军事民族主义、结束裙带资本主义、瓦解大政府。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支出，创造就业机会；取消对美国不利的贸易协定；减税和减少监管以刺激投资；大幅增加军费开支；维持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福利。其实，“另类右翼”的举措与德国法西斯通过增加军费开支、进行私有化、瓦解工会、大幅削减工人工资的手段相类似。在福斯特眼中，新法西斯主义经济战略可视为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的极端版本，前者以种族主义和备战为后盾，目的是让资本摆脱监管，让垄断金融资本恣意妄为。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在世界范围内侵略性地行使霸权。从长远来看，该体系的经济矛盾依然存在，但在全球经济停滞的背景下，“另类右翼”旨在确保美国在分全球蛋糕时占据更大份额。然而，福斯特认为，战争经济的扩张充满危险，它对生产的刺激作用远不如过去那么强烈，也不保证美国能在贸易和货币战或全球军备竞赛中获胜，只会让世界冲突不断升级。

（三）美国新法西斯主义采取的“同质化”策略

如上文所述，“另类右翼”呼吁发展国家经济民族主义、减少经济监管、强化大企业权力，要将这些新法西斯主义策略付诸实施，就需要采取新的“同质化”策略，使国会、司法机构、文职官僚机构、各州和地方政府、军队、媒体和教育机构等与之保持一致。因此，“另类右翼”攻击国家主要部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试图僭越法律和政治规范，并寻求大幅提高总统权力。就对司法机构的“同质化”而言，2017年1月27日，总统颁布行政令，禁止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7个中东国家的移民。随后又对推翻该行政令的联邦法院法官进行攻击，此举可被视为将司法机构纳入“同质化”的初步尝试。同时，“另类右翼”与国家安全机构产生冲突，改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和国土安全委员会（HSC），将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家情报总监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从这两个委员会的正式成员中除名，并打破先例，将白宫首席战略师纳入麾下。至于对其他官僚机构的“同质化”方面，清洗联邦政府270多万文职雇员。除放松金融监管外，还特别削减环境保护局（EPA）和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的预算。然后，对社会展开“同质化”。大规模监视黑人人权运动，公开支持在全国范围内扩大警方的种族形象定性做法。针对工会，提出一项全国性的“工作权”法律，使工人无需向工会支付代理费，此举旨在剥夺工会的资金来源，瘫痪工会财务。此外，打压《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让其与新法西斯主义目标保持一致；使公共教育私有化，对高校内的进步人士开展恐吓，拟制了一份包括福斯特在内的200多人的“危险分子”监视名单。

总之，福斯特认为，当下美国新法西斯主义与传统法西斯主义具有共同点，两者都是在取得权力后，采用半合法手段、意识形态宣传、甚至暴力和恐吓的方法，扩张势力范围；而大资本家有的如卢卡奇（G.Lukács）所说“对法西斯主义采取了观望态度”，有的则是直接提供支持。在法西斯主义全面接管政府过程中，原有的自由民主制度提供给个人本就不完全的保护都会被消除，政治反对力量也随之消失。另外，法西斯主义统治下基本的经济结构保持不变，那些在种族、性别或政治上成为目标的人，他们的财产往往被没收，而大资本家的利益则得到了加强。然而，美国新法西斯主义除了要求瓦解自由民主秩序外，还公开拥护如英国生态社会主义者佩珀（D.Pepper）口中的“以法西斯主义为特征的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反环境主义和极端军国主义等。

三、阶级分析法中的“另类右翼”

福斯特在用历史分析法剖析“另类右翼”之后，又使用阶级分析法进一步解析“另类右翼”。他坦言道，“脱离阶级分析，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当前的社会现实”。福斯特指出，“另类右翼”始终披着一层右翼民粹主义的外衣，其依靠中下层阶级上台，并与垄断金融资本结盟，是不折不扣的新法西斯主义。

（一）身着民粹主义的外衣

有学者将“另类右翼”视为民粹主义。对于这种观点，福斯特认为，有必要先了解什么是民粹主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另类右翼”的本质。在主流话语中，民粹主义指的是任何诉诸人民、同时抨击社会精英的运动。在美国，民粹主义历史悠久，与19世纪末的土地革命有关。今天，人们将民粹主义视为具有反民主、反独裁甚至反极权主义的倾向，但是，如汪亭友等所说，民粹主义这一概念本身也“被复杂化、模糊化或污名化”。福斯特指出，当前对民粹主义的定义忽略了所有实质性问题，其中最明显的是右翼和左翼之间不同的阶级意识形态基础及其相异的、甚至不相容的目标。在福斯特眼中，“另类右翼”是右翼民粹主义。其实，美国右翼民粹主义是过去几十年从欧洲话语中引入的一种说辞，指的是“法西斯主义类”（法西斯主义、新法西斯主义、后法西斯主义）运动，其特点是强烈仇外、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主要植根于中下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拥有相对特权的人，并与垄断金融资本结盟。

那么，为何新法西斯主义会披上民粹主义的外衣呢？在福斯特看来，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导致新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新法西斯主义在欧洲兴起后，传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就是例证。在此背景下，主流评论自然会普遍回避新法西斯主义的问题，而更倾向于使用比较模糊、安全的民粹主义用语。这不是因为“法西斯”一词会让人联想到德国纳粹大屠杀的恐怖画面，也不是因为它越来越多地被用作政治谩骂的万能词汇。相反，自由主义主流派厌恶“新法西斯主义”称谓，主要在于对新法西斯主义的任何严肃讨论，都将引发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另一方面，这反映了自由主义统治阶级与右翼民粹主义的暧昧关系，而右翼民粹主义被认为与资本主义的基本利益一致。目前，新法西斯主义仍受到全球精英的警惕，就在于它倡导以资本主义的另一种管理形式取代自由民主，即取消基本的公民权利，扩大行政权力，加强镇压机器以削弱工人阶级组织，并采取民族主义的社会排斥形式。然而，在欧洲大部分地区，新法西斯主义已被全面地去妖魔化，甚至通常被视为中右翼政府可接受的合作伙伴。这是由于社会主义者试图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而这些新法西斯主义在政治上具有可塑性，在稳定资本主义社会、制衡社会主义方面具有潜在的作用。正如美国生态社会主义者科威尔（J.Kovel）精辟地论述，“纳粹项目是一种准确针对实际社会主义的民粹主义，他们用一种根本的意识形态还击社会主义”。

（二）上台前骗取中下层阶级的选票

福斯特在揭开“另类右翼”民粹主义外衣的基础上，直指如同当年希特勒的支持者大部分来自德国中下层阶级一样，美国“另类右翼”的群众基础也是中下层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并与工人阶级中的特权阶层相叠加。特朗普政府上台正是得益于中下层阶级的支持，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蓝领工人，还有小企业和企业特许经营店主。而工人阶级中的特权阶层与日益岌岌可危的大多数工人阶级相比，虽享有更多特权，却无法获得中上层阶级的安全感和财富，因此，他们最容易产生如哈贝马斯所谓的“民族物理学的怪胎”和种族主义思想，要求复兴失落的价值观和传统。

面对中下层阶级，“另类右翼”采取典型的新法西斯主义策略，如美国学者罗宾逊（W.I.Robinson）所言，其“意识形态依赖于非理性——一种提供安全、恢复情绪的而非理性的稳定的承诺”。福斯特也强调，“另类右翼”通过诉斥不安全感的种族主义和本土主义，争取支持和选票。例如，班农（S.Bannon）为布赖特巴特新闻首席执行官，后成为总统的竞选经理，他长期利用布赖特巴特新闻传递右翼民粹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的蔑视。就这一点而言，马钟成认为，这是在“转移阶级斗争大方向”。然而，新法西斯主义范式与传统法西斯主义一样，只是暂时依赖于中下层阶级而已。

（三）上台后结盟垄断金融资本

福斯特指出，“另类右翼”除了拉拢中下层阶级外，还与垄断金融资本联盟，特别是统治阶级中的核心成员，这在美国精英政治圈和企业媒体中造成了混乱。由于缺乏历史或阶级参照，主流学者甚至一度认为“另类右翼”是右派和左派的混合体。其实，“另类右翼”在同时回应垄断金融资本利益和中下层阶级诉求的时候，最终将优先考虑前者，而非后者；也就是说，“另类右翼”必须优先促进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下层阶级的诉求。即便这些诉求无法实现，“另类右翼”也会故作姿态。“穆斯林禁令”、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的事例等,即是为了满足中下层阶级偏执想法的敷衍举措。但是，“另类右翼”更多的举措，诸如砍掉环境保护和科学机构、取消大多数针对企业的联邦法规、增加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支出、教育私有化、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废除奥巴马医改、大量削减对企业和富人的税收，将亿万富翁、华尔街局内人、气候变化否认者收入内阁等，都代表了垄断金融资本的利益。德国生态社会主义者萨卡（S.Sarkar）所言极是，“在军队或法西斯力量和宣传的帮助下，继续推行经济增长的政策”。

然而，福斯特认为，随着垄断金融资本与中下层阶级的冲突加剧，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的几个月里，白宫内部的确发生了中下层阶级的忠实代表与财阀利益集团之间的激烈争斗，反映了他们的内在矛盾。中下层阶级的代表是班农，而财阀利益集团的代理人则是总统的女婿兼顾问、房地产大亨库什纳（J.Kushner）。后者首要关注的是资本积累和促进统治阶级利益的问题，代表了“另类右翼”自身的最终利益。福斯特预测，随着矛盾的恶化，“另类右翼”最终会背叛中下层阶级的群众，犹如德国法西斯完全掌权之后，希特勒血腥清算了跟随他多年的冲锋队，而这个冲锋队的主要来源就是中下层阶级。这里，用恩格斯“只要有利益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和社会地位不同的阶级存在，阶级之间的战争就不会消灭”这句话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福斯特通过运用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对“另类右翼”作了抽丝剥茧般的剖析。“另类右翼”虽然披着民粹主义的外衣，但在本质上是新法西斯主义。其与资本主义左翼一样，在经济方面都坚持资本主宰、利益至上，按照资本逻辑，追逐剩余价值最大化。但是，“另类右翼”的操作手法更加特别，通过鼓吹新法西斯主义、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企图在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实行“同质化”，尤其会玩弄权力游戏，待掌握权力后就抛弃中下层阶级，转而与垄断金融资本深度结盟。对此，福斯特斥之为“新法西斯主义战略”。有此基础，“另类右翼”推行荒诞的气候政策也是必然的，退出《巴黎协定》、将气候难民拒之墙外等举措，都是“另类右翼”本质外化的表现形式。对于此等情况，加拿大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斯（W.Leiss）曾哀叹道，“官方意识形态掩盖着以复兴的法西斯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运动为代表的内部大灾难的永久的威胁，它会毁掉以前几个世纪所获得的全部胜利果实”。

四、以两阶段的革命战胜“另类右翼”

福斯特认为，在当前气候危机的紧要历史关头，如果我们淡化新法西斯主义把持白宫的影响，或者轻视帝国主义扩张与全球灭绝主义（以气候变化和日益增长的热核战争危险为代表）的关系，那才是更糟糕的事情。为此，他在分析两种激进气候活动家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通过两阶段革命，以摆脱“另类右翼”的威胁，走向一个普遍自由的世界。

（一）扬弃激进气候活动家的观点

福斯特扬弃了当下激进气候活动家的两种观点。一种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戈达德太空研究所前所长、气候科学家汉森（J.Hansen）的退出策略。汉森认为，为了限制当今化石燃料的消耗，同时促进向非化石燃料能源的转换，有必要通过碳收费和分红制度大幅提高化石燃料的价格。汉森计划的优点在于，可以帮助全人类对碳足迹进行分类。此外，汉森要求必须采取直接行动，关闭现有的煤炭工厂，暂停新建任何煤炭工厂，并阻止开采阿尔伯塔沥青砂。对此，福斯特指出，虽然汉森的退出策略很有影响力，尤其是呼吁采取直接行动阻止煤炭的使用，但其过分强调碳价格，是治标不治本之举。另一种观点的代表是英国廷德尔气候变化研究所的科学家安德森（K.Anderson），他认为更有效的办法是政府直接干预，为高耗能设备制定严格的最高排放标准。技术不是问题，因为节能和替代能源技术早已存在，而且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立即替代，整个社会的长期成本很小。然而，福斯特认为，这种“漂绿”的做法又是一次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服从。

（二）走两阶段的革命路线

基于以上认知，福斯特指出，需要采取两阶段的革命，即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以拯救地球和人类。第一阶段是生态革命。仿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组建一个广泛的激进联盟。今天，激进联盟需要对抗化石燃料与金融的复合体及其狂热的右翼支持者，其以新兴的环境工人阶级为主体，“其特征在于抗争压迫性的环境与经济条件，并引领人类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革命道路”。激进联盟包括欧洲气候罢工运动、国际农民联盟的“农民之路”、巴西无地工人运动、印度农民反抗运动、非洲反采掘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运动等。在斗争的第一阶段，激进联盟可以提出多方面的要求，在现有体系内达成广泛共识，如消除碳排放和经济浪费，同时促进社会需要和加强环境保护。这些要求确实与资本的逻辑，尤其是化石燃料行业的目标相悖，但并不一定会立即对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存在提出质疑，而且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接受“导致制度本身毁灭的那些变革”。在这一阶段的革命中，人类将寻求将历史掌握在自己手中，避免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日渐紧迫的灾难。

但是，福斯特也认为，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对地球生态和人类的威胁，并不能通过权宜之计的变革解决，无论这种变革多么激烈，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都会保持不变。另外，在抵制右翼民粹主义的过程中，左翼与自由主义联合的老式人民阵线这种战略，只在某些领域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如应对威胁全人类的气候变化，或努力保护基本的政治权利。显然，如果没有真正的结构性革命，一旦眼前的危机过去，通过这种联盟取得的任何初步成果都可能很快被废除，旧的矛盾会重新出现。归根到底，资本积累对地球环境和人类造成的威胁是全方位的。

因此，需要进行第二阶段的社会革命。生态革命将最终延伸到导致异化生产本身的根源——资本主义，进一步说，反对新法西斯主义、垄断金融资本，目标是推翻资本的逻辑，促进实质性平等和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福斯特强调，“全球性生态革命只能作为更大范围的社会革命——而且我坚持认为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发生”。在第二阶段里，首先是建立生态社区。采取一种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提供安全的食物、纯净的水体、干净的空气，普及各类教育，完善全民医疗，构筑便捷交通等方式，在与地球和平相处的同时，切断资本积累的动力。其次，继续推动激进联盟运动前进。该运动主要来自全球南方，但跨国合作正在迅速发展，如果其能够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获得真正突破的话，那么将有助于消除目前强加在斗争上的一些枷锁。此外，斗争越是具有革命性，那么对这种革命需求最强烈的全球南方的斗争就越激烈。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边缘，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的中心，人类最有可能反抗现存的资本主义秩序，从而打开一个缺口，进而实现一个普遍自由的世界。

五、福斯特对“另类右翼”批判彰显的理论特质和当代价值

马克思曾对批判的社会性有过精彩描述，“不仅批判这种现存制度，而且同时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福斯特对“另类右翼”的社会批判理论，完全源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衣钵”。其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猛烈的批判性、激进的革命性等理论特质，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一）将强烈的现实性与猛烈的批判性相结合

对于现实的强烈关注，是福斯特社会批判理论的特质之一。自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怎么解救无产阶级、如何解放人类就是其思考的头等问题。福斯特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同时，结合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危机，特别是“另类右翼”推行的气候政策让全球生态问题雪上加霜的现实，展开深入思考。福斯特始终关注美国第45届政府从筹备到正式上台过程中“另类右翼”在气候问题上的一举一动，诸如在国际层面终止全球气候治理合作，退出《巴黎协定》，在国内进一步为垄断金融资本牟利，废除《清洁能源计划》，加快审批运输石油管道项目等。这充分说明福斯特社会批判理论绝不是象牙塔上的理论派，仅仅讨论认识宇宙的终极目的，或是辩论道德规范之间的冲突，而是基于现实，直击要害。

福斯特在关注现实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贯彻到底。他不仅对“另类右翼”气候政策的荒诞之处作了淋漓尽致的批判，而且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进一步深挖“另类右翼”的真面目，阐述“另类右翼”产生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论述“另类右翼”的阶级实质，希望以此警醒世人。此外，即使福斯特被特朗普政府列入监视名单，他也要用“新法西斯主义策略”这样的词汇，抨击“另类右翼”的所作所为。可见，福斯特将对现实的关注与猛烈的批判相结合，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特质。

（二）以激进的革命性探寻全球气候危机的出路

不同于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深绿”从抽象价值观或道德观的角度，寻找生态危机的解决方案；也不同于以新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浅绿”从维系资本主义生产条件的视角出发，提出种种化解生态危机的通路；更不同于有机马克思主义从后现代主义生态教育的方式处理生态危机，作为“红绿”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大体上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解读”，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活模式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蔓延，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全球气候危机的罪魁祸首。例如，莱斯认为要摈弃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的异化的资本主义消费模式，建立“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高兹（A.Gorz）批评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提倡“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的生态理性。

福斯特社会批判理论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未止步于批判层面，而是在继承前辈观点的基础上，结合美国新法西斯主义气候政策的现实，以及全球生态运动的当前条件，认为如果人类想要赢得一个普遍自由的世界，就要采取两阶段革命。生态革命要以新兴的环境工人阶级为主体，建立一个广泛的全球联盟，保护环境，拯救生态。社会革命要反对新法西斯主义扩张，与垄断金融资本作斗争，以生态社区为基石，且在全球北方和南方同时展开行动，特别是注重全球南方行动的意义，因为最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的薄弱处打开一个缺口，从而推翻资本主义。相比于“深绿”“浅绿”和有机马克思主义，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更具有可行性。生态危机是全球的，关系整个人类的命运，而不是局限于某个国家或地区,全球思考、地方行动，一直都是生态运动的精髓。由此，福斯特对全球气候危机出路的探寻，展现出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另一个理论特质——激进的革命性。

（三）对当代中国的理论和现实价值

众所周知，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乃至整个“红绿”，有别于“深绿”“浅绿”等绿色思潮。后者从西方中心论角度出发，寻找解决全球生态灾难的出路；而前者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尽管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个别观点上不一定正确，例如试图以自发的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战胜资本主义，这只能是乌托邦。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因此，要准确把握其对我国生态文明理论探究和现实建设的价值。一是破除我国学界早期关于中国生态文明道路是走“深绿”道路，还是走“浅绿”道路的偏执。以福斯特为代表的“红绿”的出场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有益参考，推动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应立足于资本与全球气候危机、资本与科学技术、资本逻辑与自然极限之间的探讨。二是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妥善处置全球维度和地方维度之间的关联，寻求两者的统一。全球维度是指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要从世界角度出发，具有全球视野，追求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利益。地方维度是指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现代化建设道路，也就是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如王雨辰提出的“实现环境正义为价值诉求，切实捍卫后发国家环境权和发展权”。全球维度和地方维度反映了世界各国在国际上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全球维度和地方维度，才能展现出中国生态文明的时代价值。

综上所述，福斯特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另类右翼”进行了深刻批判，这有助于我国学界深化认识并把握其实质。此外，2025年初新一届美国政府成立，由于“另类右翼”的新法西斯主义本质未变，很可能会在美国继续泛滥，冲击整个世界的气候治理框架和国际社会秩序，那么如何分析、应对“另类右翼”的影响，将成为学界下一步研究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