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僚属官分驻之制系州县官将其麾下的佐贰官、首领官、杂职官移驻市镇和乡村分防的制度,其中,分驻乡村者规模尤著。以往学界多视僚属官为微员冗官,然其实践为重新审视清代乡治模式及“皇权不下县”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虽然国家制定法对僚属官受理词讼进行严格限制,但复杂的法律实践突破了定章之制。部分地域的分防佐杂不仅掌刑名词讼,而且兼理钱粮,僚属官辖地逐渐成为县辖政区。由于正印官与僚属官之间的司法权责缺乏清晰的制度界分,故造成“双重司法格局”之歧累。正印官与僚属官常因争夺司法权、攫取陋规而矛盾迭起。僚属官分驻乡村之制是皇权下县的明证,也体现出清代地方治理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
作者:陈仁鹏,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晨晖学者、台湾研究院青年研究员
摘自:《中国农史》2026年第2期
原题:《掌邦之野:清代僚属官分驻乡村的制度表达与实践研究》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9期
清代僚属官分驻之制系州县官将其麾下的佐贰官、首领官、杂职官移驻市镇和乡村分防的制度,其中,分驻乡村者规模尤著。以往学界多视僚属官为微员冗官,然其实践为重新审视清代乡治模式及“皇权不下县”问题提供了独特视角。虽然国家制定法律对僚属官受理词讼进行严格限制,但复杂的法律实践突破了定章之制。部分地域的分防佐杂不仅掌刑名词讼,而且兼理钱粮,一些僚属官的辖地逐渐成为县辖政区。由于正印官与僚属官之间的司法权责缺乏清晰的制度界分,故造成“双重司法格局”之歧累。正印官与僚属官常因争夺司法权、攫取陋规而矛盾迭起。僚属官分驻乡村之制是皇权下县的明证,也体现出清代地方治理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
清代僚属官分驻之制的法律表达
清代的僚属官不同于吏役,大多是拥有正式官阶品秩的朝廷命官。他们虽居于官僚体制末端,但其选授由吏部管理,具有一定的晋升空间,仍位于科层体制内。僚属官主要分为三类。
第一类为“佐贰官”,“即为长官之副以辅佐其事务也”。此系沿袭明制而来,在州为州同、州判,在县为县丞、主簿。州同也称“州贰守”,为从六品;州判为从七品。二者出身来源多为举人、贡生,清晚期则以监生和捐职为主,其分辖地被称为“分州”。县丞又称“二尹”“分县”等,为正八品。其主要出身来源为监生,也有少部分贡生、举人等,道光朝以降,多经捐纳除授。主簿也称“三尹”,为正九品。佐贰衙门或与印官同城,或分防管内要地。若与州县官同处一城,协助其处理政务,便被称为“同城”佐贰;若远离州县城,分驻乡村,则被称为“分防”佐贰。
第二类为“首领官”,在府、厅为经历、知事、照磨。雍正朝《会典》有载:“顺治三年定:候选主簿,贡生出身者,以府知事、照磨用;监生出身者,以府知事、照磨、吏目用;吏员出身者,以吏目、巡检、大使、司狱用。”在州为吏目,一般为从九品;在县为典史,依制应由儒士、吏员考职或保举升任,实际多为捐纳出身的监生除授,是未入流而附于从九品的微员。其主要负责捕盗、治安,并兼管本州县监狱,因而也被称为“管狱官”。
第三类为“杂职官”,主要有巡检,分防要地,以捕盗为职责。同时,布政使司、盐法道、盐茶道的库大使,布政使司、道、府的仓大使,府、州、县的税课大使,按察使司、府、厅的司狱,皆为杂职官。河泊所、闸官、驿丞等也属杂职。《大清律例》“官吏给由”律所附例文规定:“内外杂职官三年给由,无私过,未入流,升从九品,从九品升正九品。税课司、局及河泊所、仓库官,先于户部查理岁课。”
在制度设计层面,上述三类僚属官的权限各不相同且有较明确的边界。州县佐贰官“所管或粮,或捕,或水利”,并处理治安案件;“州县首领即为管狱官,兼与巡检分管捕务”;“巡检皆分防,管捕,或兼管水利”。
关于僚属官是否具有司法权,各种规定不尽相同。《清会典》作出十分理想化的规定,“凡官非正印者,不得受民词。户婚、田土之案,皆令正印官审理焉”。相较之下,《吏部处分则例》的规范更贴合实际,“佐贰官不许准词状”例规定:“佐贰等官,凡词讼,不许准理。如正印官批行事件,方许审理。如佐贰等官擅准词状,降一级调用。正印官不行查报,罚俸一年。”值得注意的是,《吏部处分则例》规定的并非佐杂不能受理词讼,而是不许“擅受”词讼;至于首领官、杂职官可否受讼,《吏部处分则例》并未明确提及。《大清律例》之“官司出入人罪”律有“并以吏典为首,首领官减吏典一等;佐贰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佐贰官一等科罪”之规定,这从侧面证明佐贰官和首领官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受理词讼。
依定章之制,佐贰有无司法权取决于印官是否授权。原则上佐贰官不得擅自受理词讼,但印官可委托其审理轻微案件,即“如正印官批行事件,方许审理”,“奉上司批发审理事件”。佐贰在审理案件时,不得使用夹棍、拶指等刑讯手段。为避免佐杂不分轻重、希图结案而滥用夹讯,乾隆年间修例时特意强调只有印官有权用刑审讯。此外,在侦查权方面,《大清律例》之“检验尸伤不以实”律所附例文规定了僚属官在特定情形下具有“命案验报权”。鉴于命案的社会影响力较大、尸体易腐,一些地方位置偏远、印官分身乏术等原因,法律作出灵活处理,赋予僚属官命案验报权。依《吏部处分则例》“佐杂拘犯不即解送印官”例之规定,佐杂官还具有“拘捕权”,但拘捕后需解送印官审理。
清代僚属官分驻乡村的法律实践
由于顺治、康熙两朝大量裁汰僚属官,州县官府的力量随之削弱,一些地方出现州县官不足以弹压的危机,故清廷对府州县及县辖政区进行改革:一方面,增设一部分府州县并扩大同城分治的做法;另一方面,自雍正七年(1729)以降,大量增设佐贰、巡检等僚属官,令其分防乡村。在雍正朝,佐杂分防逐渐制度化,《清实录》记载的雍正元年至十二年之间移驻乡村的佐贰官共有97人。大量僚属官分防乡村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清初变革卫所制度,使卫所的职能转移至僚属官;其二,清代设置、管理职官奉行定额观念。胡恒指出,清朝设官分职,皆有定制,各地职官数额归吏部管理调配,但距离县治遥远的偏乡又有设官治理的实际需求,因而地方只能采取变通之策,让佐贰等僚属分防乡村。
乾隆年间,僚属官分防乡村的趋势仍在延续。乾隆朝的职官改革强调保持既有数额不变,在此前提下,各省如确有设官之需,可调僚属官移驻,但不可新设职官。在清人看来,州县实权归于印官,佐助事务又有幕友、书吏和差役分担。因此,不如将僚属官移驻要冲,分担印官的部分职能。在乾隆朝,全国职官数额基本稳定,佐杂数量也趋于固化。
尽管在法律表达层面,僚属官系职位卑下的官员,但在历史实践中,其职能十分广泛,且呈不断拓展的态势。就行政职能而言,除编查户口、修理桥梁道路、解送钱粮、编查保甲外,其还负责监察平粜、督修围基、训诫教化、管理市镇、赈济灾民等。此外,虽然清律明确规定佐贰官不许擅受词讼,但在地方司法实践和官方政典中,仍可寻得诸多佐杂职掌刑名之例。
不同地域的分防僚属官的职能和权限有所不同,其大致可分为四类。其一,职能最为完备的僚属官已相当接近于印官,特别是在边疆或窎远之地,僚属官享有审断命案的司法权和征收钱粮之权。其二,次一等的僚属官可征催钱粮,兼理民间小讼,涉及徒流以上重罪的案件,仍归印官审断。其三,僚属官只能处理赌博、奸匪一类的治安案件,不可审理民事案件。其四,有些僚属官仅负责刑名或钱粮中的一项,仅负责征收钱粮者被称为“分征佐杂”。
当然,上述分类只是一种“理念型”分类,现实中的情形更为多样。以第三类为例,即便按惯例僚属官只能处理赌博、奸匪一类的治安案件,不可审理民事案件,但其仍可通过一些变通方法受理民案。《佐贰须知》记载了一种变通技巧。当分防佐贰官遇到户婚田土等“非应理之事”,但其中掺杂有赌博、奸拐、斗殴、酗酒等事,便可与私交尚好的印官沟通,恳请其批委案件。
以乾隆年间松江府佐杂分防为例。乾隆二十四年(1759),江苏巡抚陈宏谋等疏请将金山县县丞裁改为宝山县县丞。因宝山所城东南的高桥镇人口密集,棉花、布、米贸易繁盛,故其奏请将县丞改驻高桥。县丞的关防是“宝山县分防高桥镇县丞”。原金山县县丞刘翥改任宝山县,分防于高桥镇。自其开始,宝山县分防县丞共二十七任,实际形成了以高桥镇为中心的县辖政区。该地县丞流转十分频繁,少则两三月、长则三四年便会调任或卸职。尽管清代各省所设分防僚属官较多,但形成一定地域观念并编纂志书的较少。据胡恒统计,现存的分州志、分县志、巡检司志仅有八部,其中五部集中于甘肃。宝山县分防高桥镇县丞所修《江东志》是现存江南地区唯一一部载录地理、营建、水利、职官等分县辖地风貌的志书。其载“江东”名称的由来,“因在黄浦江之东,俗称江东,亦曰浦东”。然而,时人也对分防县丞抱有提防之心,清人曹瑛所作《分隶》云:“陈公雅意设分防,驻扎高桥管一方。只恐乡关添饿虎,他年贻害及高行。”
清代僚属官分驻之制的三重困境
僚属官分驻乡村虽弥补了州县“一人政府”之不足,使科层组织延伸至县级以下,但该制度主要是为破解“职官有定额”与“基层有需求”矛盾的权变之举,分防僚属官权力扩张与制度供给之间始终存在张力。随着分防僚属官辖地的确定与职能的拓展,原先的权责边界、科层关系及官员素质难以适应运作实践,由此衍生出僚属官分驻之制的三重困境。
其一,“双重司法格局”之歧累。虽然分防僚属官享有不同程度的司法权,但僚属官与印官司法权的划分并未经过正式制度设计,僚属官调处案件也并未成为新的固定“审级”,实践中形成了双重司法格局,二者既非平行关系,又非严格意义上的垂直关系,造成一定混乱。乡民呈控时,既可选择就近前往分防县丞、巡检等僚属官衙署,也可直接赴县向印官呈控。对于僚属官享有司法权,清廷的态度始终暧昧不清。虽然各省督抚会如实奏陈本省僚属官的分防之地与职掌的刑名、钱粮之责,吏部通常会准其所请,甚至皇帝也会默许此类情形,但毕竟定章之制未曾承认僚属官具备完全“合法化”的审判权力。因此,乡民常借此漏洞,根据实际情况判断自己前往僚属官衙署抑或县治呈控更为有利。一些讼案的两造甚至分别前往分防佐杂衙门和知县衙门呈控,如此一来,知县便有可能推翻僚属官已作出的裁断而重新审理,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及分防僚属官权威的下降。
其二,分防僚属官与印官的矛盾加深。王夫之敏锐地观察到明清鼎革之际,存在“一县之令,丞、簿不听命焉;一郡之守,同知、判、推不听命焉”的现象。在清晚期地方事务繁杂、吏治松弛的背景下,分防僚属官逐渐掌握实权成为“临民之官”,其与州县官的权责边界愈发模糊。既有制度不仅无法适应这种新情形,而且加剧了层级间的内耗,导致权力博弈层出不穷。通过考察道光十二年(1832)广西雒容县乡民殴官案、同治十三年(1874)广东罗定直隶州吏目钟诰擅自拿人讯断事件、光绪二年(1876)四川南部县积下乡民何仕富与王正荣等互控案,可以发现印官与分防佐杂之间的权力存在名实之变。在州县治所内,印官自然享有实际权力;在分防僚属官辖地内,印官的权力演变为一种象征性权威,其将实际权力委托给僚属官,后者也掌握了剩余控制权。但当僚属官的行为极大偏离定章之制,已然威胁到印官权威或基层安定时,印官便会收权,遏制僚属官的发展。科层组织内部的权力在这种动态调整中保持相对稳定。
其三,分防僚属官自身的羸弱与腐败。在清王朝鼎盛时期,乡村环境大体稳定,官僚集团相对尽责。然自19世纪以降,形势急转直下,诚如萧公权所言:“自道光帝即位的14年来,没有一个太平年”,“辅助性组织构成的乡村控制体系大部分无效了”。与之相伴的,是僚属官愈发羸弱与腐败。僚属官分防之制有天然缺陷。一些僚属官并无真正的衙署,而是租住民舍办公,或委身于寺院、道观。更有甚者,虽名为分防,但仍留守县城。在僚属官中,巡检等杂职官秩卑权轻,其手下的攒典、弓兵寥寥无几,在弹压地方时往往力不从心。丁日昌任江苏巡抚期间,发现“佐杂捐资,多者千余金,少者数百金。其家本非殷实,类皆东挪西贷,希冀得缺后,借此官为摇钱树耳”。根据杜凤治日记所载,晚清广东南海县、西宁县分防佐杂庇赌、开赌的现象较为普遍,其收受的赌资往往借由节寿礼等名目,与州县官及长随、幕友、吏役等分享,形成一种固化的分利秩序。魏光奇精准地总结为:“州县佐杂因轻而愈贱、因贱而愈轻。”
结语
僚属官分防乡村的实践为重新审视清代乡治模式及“皇权不下县”问题提供了新视角。从分防辖区的空间拓展,到县辖政区的悄然成形,这一进程不仅标志着正式科层组织的延展与下沉,更折射出皇权在治术上趋向精细化与结构化的历史走向。“皇权”并非皇帝独裁之权,而是一种治权的权力形态。换言之,皇权的行使主体除皇帝本人外,还包含庞大的官僚科层组织。不论是位高权重的要员,抑或未入流的微员,凡朝廷命官皆是代表皇权进行治理。学界用以论证“皇权下县”的经验证据种类繁多。但细审此类争鸣,会发现其论域范围并不一致,究其本源,是因为对命题涉及的概念缺乏界定,未能统一标准。判断“下县”与否的标准应为是否建立县辖政区并进行治理。州县僚属官被派驻乡村,形成实际意义的新一级行政区划,即县辖政区。僚属官虽未必同印官一样具有全面的职权,但其分驻的辖区和发挥的作用是切实存在的,这便是皇权下县的明证。此外,正式科层组织下沉乡村进行治理,也证明“县下惟宗族”的简化叙事并不精确。
诚然,清王朝通过僚属官分防乡村所实现的,是一种有限度、非均质且充满内部矛盾的权力下沉。它既非完全的“县下自治”,也非彻底的“科层延展”,而是在行政禀赋极为有限的情况下进行的权变之举。这种“掌邦之野”的探索,证明了清代乡村并非远离皇权辐射的窎远之地,州县官的真实形象也不单是史书所刻画的亲民之官,而是存在多重面相。总之,清代僚属官分驻之制为理解传统中国地方治理的纵深与弹性提供了关键线索,体现出清代乡治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