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平台处罚权是平台治理的重要手段,因缺乏严格约束,其正当性广受质疑。司法实践中,法院普遍认可平台享有对用户的处罚权,但就司法介入的边界、审查的维度与裁判标准而言,尚未形成统一的裁判立场。分歧的背后是尊重自治和加强管制两种态度之间的对立,关键在于理解平台处罚权的性质。平台处罚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既是意思自治的产物,具有权利外观,也是平台治理的工具,权力属性明显。在性质上,平台处罚应当定位为准社团罚。社团罚的规制原理和司法审查框架经过适当改造后,可用于控制平台处罚权。审查规则应以用户协议为中心构建,审查平台处罚权是否存在合同依据,处罚的作出是否遵循了协议中的程序规则并满足正当程序要求,处罚结果是否符合实质合理标准。由此可妥当划定司法审查的边界,在尊重平台自治的前提下约束平台处罚权的行使。
[关键词] 平台规则;平台自治;社团罚;公私合作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平台的崛起深刻塑造和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带来了平台治理问题。平台内部用户众多,存在海量的交易信息,具有鲜明的信息不对称等特征,让居于关键位置、拥有强大技术能力的平台企业承担起规制任务,成为具有现实意义的可行选项,“以网管网”的治理模式应运而生。为维护平台秩序、规范用户行为,平台常常利用处罚手段实现规制目标。相较于行政处罚,平台亦可采取声誉罚(扣分、警告并公示),行为罚(商品下架、搜索降权、搜索屏蔽),财产罚(收取违约金),资格罚(查封账户、关闭店铺)等多种方式处罚用户。因此,在外观上,平台通过行使“准行政权”塑造着网络空间的私人秩序。
尽管平台处罚与行政处罚在外观上相似,但两种权力的受约束程度大相径庭。行政处罚受到公法的严格约束,体现在处罚的设置、实施和执行三个环节。在处罚设置方面,行政处罚遵循处罚法定原则,处罚的主体、违法行为类型、被处罚对象均需事先明确规定。在处罚实施方面,行政机关需要遵循法定的正当程序,在实质判断上遵循比例原则。在处罚执行方面,《行政处罚法》规定了罚缴分离原则,通过职能分工使处罚决定机关与罚款收缴机构相分离,以切断处罚决定与罚款收缴之间的利益关联。相比之下,平台是私主体,处罚权在形式上的依据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缔结的用户协议。但该协议主要由平台起草,用户与平台在谈判能力和谈判地位上存在显著的不对等,前者几乎没有能力对协议内容施加真正的影响。至于平台处罚的作出程序,缺乏详细的法律规定。平台提供了基础的网络架构,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直接执行处罚,并划扣相关款项。可见,平台处罚权缺乏严格的法律约束。
正因如此,平台处罚权面临着严峻的正当性质疑。有学者认为,平台相较于监管部门的执法成本更低,虽然避免了在证据调查、事实认定以及与当事人交涉过程中的成本,这种便利却以用户得不到正当程序保护为代价。实践中,用户起诉平台的案例屡见不鲜,凸显了问题的现实性。平台属于民事主体,其处罚用户的行为原则上是自治事项,在缺乏法律依据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无权介入,因此法院的司法控制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如何约束平台处罚权的问题。不过,法院在此应当扮演何种角色,秉持何种立场和态度,通过何种方式约束平台处罚权等,对这些问题的系统性讨论尚不多见,本文旨在回答前述问题。
二、平台处罚纠纷的实证分析
目前,平台处罚已成为诉讼纠纷集中爆发的领域。本文整理和分析了123起判例,发现法院对平台处罚权的审查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多数判决认可平台有权处罚用户
法院审查的第一步往往是判断平台是否有权处罚用户,依据则是平台与用户之间签订的用户协议。在判例样本中,以合同纠纷为案由的案件有104起,以侵权纠纷为案由的案件有19起。在合同纠纷中,合同是否有效以及平台是否依据合同作出处罚自然是法院审查的重点;而在侵权纠纷中,虽然当事人以平台侵权为由提起诉讼,但法院仍借助处罚是否依据用户协议作出,来判断侵权违法性要件是否满足。因此,平台与用户之间订立的用户协议成为司法审查的重心。
用户协议由平台事先拟定并反复适用于众多用户,在性质上属于格式合同。判例中,用户或者主张处罚条款“真实性无法确认,没有见过”、“未发现有提示或意思解释”,认为平台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进而处罚条款不对其发生效力;或者主张处罚“过分加重了用户的责任”,认为相关条款无效。只有1起案件否定了处罚条款的效力。
样本中,所有判决均肯定平台已经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较为常见的理由是,在用户协议中平台已经特别提醒用户在签订协议时认真阅读,对于特定情形下应承担的责任也采用了字体加粗、添加下划线等方式提醒用户注意,故已经尽到了提请对方注意之义务。尽管有用户抗辩称,协议中60%以上的内容文字均加粗或标注下划线,法院也认可前述事实,认为大量条款使用加粗字体、添加下划线反而不能达到提醒注意的目的,但并未以此为由认为处罚条款不生效力。实践中,几乎所有平台企业都会以加粗、标注下划线或者两者并用的方式提醒用户注意处罚条款,平台也一直关注并努力改进履行提示义务的方式。无论是从法院立场还是平台的实际做法来看,格式条款订入控制规则对于平台处罚权的控制作用都十分有限。
在格式条款的内容控制上,仅在“陈鱼诉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平台协议约定平台处罚用户可以不披露处罚依据,这不仅免除了平台在纠纷中的举证责任,还排除了用户起诉后通过举证胜诉的权利,有违合同目的,应属无效。除此之外的判决都认可平台处罚条款的效力。代表性的判决指出,售假系影响消费者权益、网络交易平台商誉及正常经营管理秩序的行为,作为网络平台服务提供者,平台对此类行为统一制定专门的处罚规则,具备一定的合理性,亦符合电商交易平台自治管理惯例,并不因相关条款本身的权利义务安排而必然归于无效。值得注意的是,“陈鱼案”中,法院仅认为免除平台披露处罚依据的条款无效进而判定平台败诉,并未在根本上否定依据用户协议平台享有处罚权。可见,由于实践中用户协议规定了处罚条款,法院几乎一致地肯定条款效力进而认可平台处罚的正当性。
(二)不同法院对处罚的审查标准有别
当然,认可平台有权处罚并不意味着不对处罚的合理性进行审查。至于标准从严抑或从宽,不同法院的态度不同,存在着尊重自治与加强管制的立场差别。
支持自治的法院认为,平台依法享有自主经营权,平台虽然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但仍属于普通商事主体,不涉及公共服务,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可自主选择经营模式、制定交易规则、确定交易处理方式等,这属于平台自治范畴,司法不应对合理性进行评价,也不宜进行干预。在另一起判例中,一审法院指出,平台规则虽然本质上属于私法规范,但承担着平台治理的功能,兼具准公法性质;对未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的平台自治规则,则应尊重平台的自治空间。二审法院在肯定前述立场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应审查相关处罚是否构成“明显不当”。
不过,也有法院尝试引入公法原理审查平台处罚权。例如,有法院指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享有一定的管理权限,通过对用户行为的规制、对有害信息的筛选,维护网络秩序。对此,法院予以认同及尊重。但平台管理将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用户行为,因此应该审慎有度。管理措施存在多种形式,应遵循行为后果与责任大小相适应的比例规则,而处罚将直接造成用户行为的受限、权益的减损,宜作为最后手段。前述判决不仅明确了平台处罚权的行使应当审慎,并非完全属于意思自治事项,还体现了比例原则当中必要性原则和均衡性原则的思想。
法院在自治与管制立场上的差异在“蔡振文与浙江北斗智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等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一审法院认为,案涉平台企业虽然是私营企业而非公共服务企业,但其仍然需要在判断用户是否违规等方面持“加倍的谨慎和容忍态度”,在用户“瑕疵行为”未达到严重违规以致损害平台正常运营秩序的程度时,平台应该给予其非限制性惩罚措施。二审法院的态度则恰恰相反。其认为,平台服务协议项下有关实体权利义务的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平台规则的合理性不属于法院的审查范畴。案涉平台虽然拥有庞大的用户群体,但仍属提供一般服务性质的企业,不属于公共服务企业或准公共服务企业,因而不可据此要求在平台规则设立、执行等方面承担与公共服务企业同等或类似的高度注意义务。两审法院最终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这说明,审查标准的设置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判决结果。
(三)司法审查的事项和要求尚未明确
对于平台处罚权司法审查的事项,大致可区分为程序审查和实体内容审查。既有判例中的审查往往是个性化的,尚未发展出统一且稳定的审查框架,这部分源于当事人的诉讼主张存在差异。不过,对于具体审查事项的要求和标准,判例之间尚未统一,且存在矛盾判决。
有9起判例处理了处罚程序的问题,其中8起判决认为平台应当履行处罚通知程序。有法院指出,依据平台规则,平台必须先对商家的行为进行甄别,明确商家的违约行为后,再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故对违约行为甄别并通知是平台应尽的合同义务。在前述判决中,处罚程序并未明确规定在用户协议中,不过法院通过对条款的合理解释推导出程序要求。另有法院认为,对货款账户提现的限制,事关用户在平台协议项下的重要权利。平台应基于公平及诚实信用原则,依照违约情形合理确定限制期限,并在采取限制后及时通知并告知起止时间、原因等基本信息,以保障用户最基本的知情权和预期。该判决从诚实信用原则中推导出处罚的程序要求。不过,也有法院持相反态度。例如,在“沈阳与杭州网易雷火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中,当事人指出游戏平台在未履行事前通知程序的情况下就作出处罚,两审法院均认为,由于缺乏明确约定,平台直接进行处罚并无不当。
从处罚的实体内容来看,违约金是争讼最多的领域之一。学理上认为,惩罚性违约金是当事人对于违约所约定的制裁,出于对意思自治的尊重,应肯定其效力,仅在例外情况下才适用酌减规则。但不同法院对于是否酌减,如何酌减缺乏统一的裁判立场。在有的判例中,商家因存在协助消费者套券的行为,被认定为虚假交易,进而遭受处罚。法院认为,套券交易是消费者提出的,商家并未就此获益。结合商家违约的具体情形、主观过错程度、平台遭受损失的情况、消费者实际购买商品可用优惠券金额等因素,要求商家承担十倍违约金实属过高,应予以酌减。而在情节更严重的销售假冒商品的案件中,有的法院认为,平台协议中的违约金条款并非普通合同中的违约金,而是平台管理者对于售假设立的处罚规则,综合考虑售假行为的主观恶性程度、售假销量和影响范围,在涉嫌售假金额接近67万元的情况下,法院肯定了高达100万元的违约金。不过,同样是售假行为,另有判决作出了不同的判断。法院同样综合考虑了涉案店铺的售假行为,结合假货商品销售金额、过错程度和关联店铺违约情形等因素,在售假金额接近15万元的情况下,将违约金酌减为25万元,并要求平台解除对超出该金额部分的18万元货款的冻结。关于违约金是否酌减,酌减多少,法院的说理过于粗糙,仅仅在列举诸多要素之后笼统地作出了判断,至于判断的具体理由和标准,缺乏清晰的说明。
综上所述,司法实践中,法院从用户协议入手,几乎一致肯定了协议当中处罚条款的效力,进而认为平台有权对用户作出处罚。由于平台处罚权的形式依据在于用户协议,平台处罚被普遍视作平台自治事项。不过,关于如何介入平台自治以及介入到何种程度,判例开始出现分歧。部分法院倾向于尊重平台自治,仅对平台处罚权作有限审查,部分法院则试图引入公法原理强化审查。平台处罚权应从哪些方面审查,符合何种要求,也未能发展出稳定的框架。判决的模糊、分歧乃至矛盾背后,尊重自治和加强管制两种立场的对立隐约可辨。立场的选择决定了司法审查的对象、强度和要求,而这在根本上需要回到对平台处罚权性质的反思。
三、平台处罚权的性质及其规制思路
如前所述,平台处罚权的形式依据在于用户协议,处罚的作出体现为平台依约行使权利。另外,平台处罚还具有强烈的单方性和强制色彩,这种特征难以从权利的角度获得解释,而近似于公权力。那么,平台处罚权的性质究竟为何?这涉及选择何种规范群解释平台处罚权。
(一)平台处罚权的双重属性
平台处罚权首先源于平台治理的现实需要。互联网环境下存在海量的交易信息,有限的行政资源难以满足庞大的治理需求,技术的高壁垒和技术发展的动态特征也使得传统规制手段捉襟见肘,由此,动员平台承担起本应由行政机关执行的管理任务成为新的治理思路,平台获得了“准立法权”“准行政权”“准司法权”。这一方面是基于平台自身的商业利益,因为唯有维护良好的平台生态才能吸引更多用户;另一方面是源于法律的要求,例如,部分规范性文件就明确要求平台通过用户协议规范用户行为。在此意义上,平台处罚规则被用以细化行政法律制度、承接行政执法体系、衍生行政管理权力,因而也具有行政法功能。另外,平台治理的现实需求又与平台强大的治理能力相匹配,这种治理能力主要由平台的技术优势转化而来。第一,平台拥有通过代码建立和更改网络架构的能力。网络空间中的任何活动都必须借助代码实现。平台作为网络空间的营造者,有能力控制网络服务和应用的代码,而代码决定了网络空间的底层架构。因此,代码即权力。第二,平台居于网络治理中的关键节点。在网络空间中,用户依托平台所提供的技术手段接受数字化服务。平台规范可以直接内化于交易或者服务之中,具有无法反驳的实施效力。第三,平台拥有信息资源和信息处理能力。在网络空间中,用户的各类数据被搜集、储存、处理和分析。平台和用户之间的信息鸿沟加之算法的赋能,使得平台具备了支配用户行为的能力。所以,从平台治理的角度看,平台处罚权指向平台对用户所具有的支配性权力。
不过,处罚权毕竟通过合意取得。部分观点认为,平台处罚在性质上属于因用户违约而引发的变动权利义务的行为。有法院指出,从用户向游戏平台申诉解封游戏账号,平台予以拒绝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平台永久终止了用户通过账号登录游戏的权利,实际上是解除了与用户之间的服务合同。另有判决认为,平台对用户描述不符行为进行处罚,本质上是在双方服务合同项下,要求用户对违反双方事先约定的行为承担违约责任,平台扣划的相关款项的法律性质是违约金。在此视角下,处罚措施指向合同权利的行使,如前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以及合同违约金的划扣,而诸如扣分、降权、搜索屏蔽等措施则属于准违约罚。
本文认为,前述视角均只揭示了平台处罚权的一个侧面。事实上,平台处罚权是权利和权力耦合的产物,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从治理形式上看,平台治理介于科层制和市场制之间。平台采用格式条款限定用户准入,在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基础上,通过下达命令、施加强制等方式完成对用户的管理。平台治理的基础在于契约,冲突处理则以命令为主要手段,因此平台治理的实质是在市场契约中嵌入科层因素,从而具有市场组织治理和科层组织管理的耦合特征。这种组织治理形式上的特征决定了作为治理手段的平台处罚权兼具两种属性。
如前所述,平台处罚权首先源于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合意。尽管有批评意见指出,用户协议通常由平台单方制定,且因集体行动存在困难,用户无法与平台展开有意义的协商。不过,格式条款内容合意度低下并非平台用户协议独有的问题,而是格式条款的典型特征。换言之,即便合意程度低,但若通过了格式条款效力规则的审查,那么用户协议在法律定性上仍然是有拘束力的合同。互联网平台属于私主体,用户对于是否接受平台服务进而接受平台约束,享有缔约自由。即便平台对于平台内事务享有治理权限,如果用户选择不使用平台服务,那么平台权力显然没有施展空间。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国家权力对于个人生活的渗透无孔不入,只要定居于民族国家的物理空间内,个体就会受到国家权力的支配。在互联网空间内,并非所有的平台都属于垄断组织,其权力也不具有独占性。例如,案例样本所涉及的游戏平台、语音平台、购物平台等,若放弃使用其中某一平台的服务,在市场上仍有替代选择。用户接受平台服务并与平台签订用户协议,说明承认合同中载明的平台权利,平台处罚便体现为权利的行使。
但在权利的外观之下,权力属性又不容忽视。其一,平台享有处罚判断权。用户协议无法事无巨细地罗列所有违规形态,因而即便协议中作出了规定,用户是否违规,需要承担何种责任,仍依赖于平台事后判断。而在法学的知识谱系中,若特定主体可以凭借其意志嗣后变更法律关系,则可认为此类主体拥有(法律)权力。其二,平台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发现违规行为并作出和执行处罚。基于对线上活动的全程记录和监控能力,平台能够分析甚至预测违规与纠纷行为多发的领域,并在违规行为发生后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比起缓慢、笨重的国家机器,平台在发现、惩罚越轨方面有时更为及时和有效。相较于线下世界,若权利人主张权利,义务人拒绝请求,当事人需诉诸法院借助于国家力量实现权利主张;而在网络空间内,网络架构由平台搭建,平台有能力更改网络架构,直接执行处罚决定。无论是单方作出违规判断,还是依赖技术手段执行处罚决定,平台处罚都体现出强烈的科层管理特性。这使得即便在名义上行使的是合同权利,权利的行使也并非如同平等民事主体一般“请求”,而是类似于高权主体单方面作出判断和决定。
正是在此意义上,学者们用诸如“私权力”、“权力化的权利”、“披着私权利外衣的私权力”等概念指称权利与权力耦合的平台处罚权。
权利和权力耦合的视角既解释了平台处罚权的性质,也暗示了处罚权的行使可能存在内在张力,因为权利行使的自利性与权力行使的向善要求之间存在着天然矛盾,作为“经济人”的平台企业有动机追逐私人利益,但平台管理的“公共性”又要求其维护公共利益。那么,若目标发生偏离,平台为了私利而滥用处罚权,应当如何规制呢?
(二)平台处罚权的规制思路
平台处罚权居于权利与权力的中间地带,难以直接套用规制私权利或者公权力的理论。不过,这种私人之间的处罚并非社会生活中的新现象,也非法学领域中的新问题。组织的产生使法律主体之间的实力出现悬殊和分化,私人之间以权利之名行权力之实的事例日渐增多,社团罚即其中一例。
社团罚是任何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为了保障它的规章制度和纪律得到遵守而事后施加的一种不利益。其广泛适用于行业协会、公司等组织体与其成员的关系中,用人单位对雇员的惩戒措施在性质上也类似于社团罚。在处罚种类上,社团罚包括警告、罚金、限制参加组织活动、开除成员资格等。从处罚权行使的外观来看,作出处罚的主体并非国家公权力机关而是社会团体,其与自然人一样属于民事主体,因此在形式上是由一个民事主体针对另一个民事主体作出处罚。不过,由于社会团体与自然人之间存在地位和实力上的不对等,所以社团罚的性质为何,一直存在争议。对此,存在两种解释视角:一种视角认为,社团对于其成员的处罚以成员加入组织时的同意为前提,因此社团罚在性质上属于违约罚;另一种视角认为,处罚权是社团为了维护其内部秩序所拥有的当然权力,权力的基础在于社团自治,表现为对成员所行使的社团力,因此应当被视作社团的自我管理。德国通说认为,社团罚不同于违约罚。社团成员违反社团章程遭受处罚的基础在于成员对章程的服从而非合同。不过,社团罚毕竟可归因于成员对于社团章程的同意,这与私法自治原则相吻合,所以即便社团罚是社团自治的体现,根据法治国原则,法院也有权作出全面审查。另外,由于法律当中缺乏对社团罚的规定,学理上认为,违约金规范可以类推适用于社团罚。这样一来,两种见解的差别就不如想象中那么大了。德国通说一方面承认其权力属性,另一方面通过引入违约金规范来理解社团罚。对于社团罚性质的认定,在权利和权力之间走向了一条中间道路。
对于社团罚,我国学者也早有关注。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社团罚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民间与政府互动的产物,社团的权力或源于国家,或源于民间,或兼而有之,因而社团罚也具有公私权力混合的性质。另有观点指出,社团罚在制定阶段,契约性的私法特征明显;而在解释和施行阶段,带有极强的公法性,社团罚具有公法和私法融合的特征。还有观点认为,将雇主惩戒权视为企业团体自治权力,与惩戒权源于劳动合同并不冲突。惩戒权源于劳动合同,主要说明惩戒权的权力来源;而自治权力主要描述了惩戒权的表现形式和实施方式,二者为表里关系。雇主惩戒权既是应有的权力,也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可见,我国学界主流观点也认为,社团罚具有权利和权力混合的性质。
本文认为,应当将平台处罚定位为准社团罚。据此,可以借鉴更为成熟的社团罚规制思路,对平台处罚权进行司法审查。有学者认为,社团罚具有内部管理属性;因为平台与用户的关系呈现出社会性和开放性,平台处罚除了内部管理性,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公共秩序性,所以平台处罚不能类比于社团罚。平台是科技变革带来的新事物,其与用户之间的关系的确不同于线下世界中社团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关系的紧密程度上无法与之相提并论。例如,社团成员基于其身份有权参与社团管理;而用户即便可以参与平台规则的制定和修订,也并非基于身份,而是源于法律的规定或者用户协议中的约定。不过,前述差异并不妨碍将平台处罚定性为准社团罚。类推适用的基础并不在于两个待解决的问题在所有角度上都相同,而在于与法评价有关的重要方面是否相一致。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规制平台处罚权?其中,重点和难点在于:平台处罚以私主体之间的民事合同为依据,理论上应当尊重意思自治;双方又存在实力和地位上的强弱对比,处罚的作出依赖于强势一方的单方意思,为保障公平须对意思自治加以限制。而在前述方面,社团罚与平台处罚具有相似性:一是处罚权的正当性均可部分追溯至社员/用户对于社团章程/用户协议的同意,是意思自治的体现。二是设置处罚的目的均在于维系社团/平台内部秩序,保障社团章程/用户协议当中设定的纪律、行为规范得到遵守。三是社团/平台与社员/用户之间均存在地位上的不对等,作为强势一方的社团/平台拥有事实上的处罚判断权和执行权。也恰恰是在此意义上,可将平台处罚类比于社团罚,在规制方案上借鉴社团罚的规制思路。
从规制原理来看,对社团罚的规制具有如下特点:其一,鉴于社团罚属于私人之间的处罚,对社团罚的规制仍然主要借助于民法中的违法无效、悖俗无效、诚实信用等规则和原则。社团章程是社团成员为自己立法,在社团罚的审查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规制方案也部分吸收公法原理,将诸如正当程序、比例原则等作为审查标准,体现了社团罚规制的公私法混合特征。其二,在自治和管制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并针对不同社团主体作差异化的处理。根据德国通说,应当根据社团性质区分司法审查的强度。若属于普通社团,则适用一般审查标准,原则上尊重自治;若社团具有强大的社会权力或具有垄断性质,则应适用更为严格的审查标准。这是因为,在普通社团中社员对于是否退社享有自决权,而垄断性社团则不同,作为对丧失退出自由的矫正,应当对垄断性社团的处罚施加更严格的控制。
前述规制原理对于平台处罚权的控制同样具有借鉴意义。第一,诚如有学者所言,为尊重平台的自治属性,司法权的介入应当谨慎。在不确定领域,作为软法的平台规则可以通过持续的沟通和回应,在反复学习中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国家应当保持必要的尊重。平台处罚也是其商业决策的一部分,法院若否定平台作出的商业判断,应当具有强有力的理由。第二,近年来我国学者关注到平台具有公私融合的特征,提倡部分引入公法原理规制平台,因而通过融合公私法原理规制平台处罚权并不存在过大的理论障碍。第三,区分规制思路在我国平台治理领域已有所体现。根据平台分级分类相关指引,依照用户规模、业务种类以及限制能力可将平台划分为超级平台、大型平台、中小平台三个层级。在平台主体责任相关指引中,除了所有平台均需履行的义务外,超级平台还需要接受特别规制。背后的理由在于,与权力的大小相适配,应当要求超级平台承担更多义务。
四、平台处罚权司法审查路径的建构
借鉴社团罚的司法审查框架,对平台处罚权的司法审查可分为如下步骤:首先,考察处罚是否依据用户协议作出。其次,作出处罚决定时是否遵循了用户协议中规定的程序规则,且满足正当程序的最低要求。最后,对于普通平台,用户协议中的处罚规范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处罚决定是否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善良风俗,处罚后果是否明显不合理;对于超级平台,应适用比例原则,提高审查标准。
(一)平台处罚权的合同依据
需要考察的是,平台处罚权是否存在合同依据。用户在注册账号、使用平台服务时,通常需要勾选用户协议,无论是前文所梳理的司法案例还是学界主流观点,均将勾选用户协议视作平台与用户之间缔结合同的行为。因此,用户协议中的处罚条款对于平台处罚权的审查至关重要。在公法领域,无论是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还是行政法中的处罚法定原则,均要求处罚必须事先存在法律上的明确依据。前述要求又可分解为构成要件法定和处罚效果法定两项要求。在平台处罚领域则相应地体现为,处罚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必须事先明确规定在用户协议中。结合实践,还需在三个方面作针对性审查。
其一,无论是构成要件法定还是处罚效果法定,处罚依据均应满足明确性要求,这是处罚法定原则的实质性侧面。既有的平台用户协议中,对违规行为的规定存在诸多含混之处,与明确性要求尚有不小距离。例如,部分平台的假货处理规则规定,平台若发现商家涉嫌售假,则采取包括降权、禁止上新、增加保证金、限制提现等一项或者多项措施。对于售假行为,前述规则仅作了一般性的禁止,并未列明何种售假情形将遭受处罚,更未规定不同售假情节下商家会面临何种具体的处罚后果,而是将判定和裁量的权力完全交由平台作事后判断。相比之下,部分电商平台关于出售假冒商品的实施细则中则针对假冒商品的定义、情节一般或者严重的具体行为类型、不同违规情形下的处罚后果等作出明确规定。这说明,电商平台内的售假类型已经相对固定,可以针对不同售假情形作出区分并且施加不同的处罚措施。因此,部分平台用户协议中的相关处罚条款不符合明确性原则的要求。
其二,学理上认为,处罚的构成要件可被进一步分解为“违法行为”和“要件要素”两个维度,“违法行为”旨在对行为进行类型化提炼,“要件要素”则旨在确定满足构成要件的描述性和规范性的概念。在规范性要素上,无论是刑罚还是行政处罚,均采取责任主义的立场,即只有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具有主观故意和过失时,才能处罚。主流观点也认为,惩罚性违约金需要以债务人的过错为前提。因此,平台处罚应当遵循责任主义立场。部分用户协议中规定,若用户行为满足客观行为要件,即可罚。例如在相关网络服务合同纠纷一案中,商家因员工操作失误错误发货,被平台以“欺诈发货”为由处罚。法院认为,根据平台规则,本案所涉“欺诈发货”不以用户存在主观过错为前提,只要出现约定情形即属于欺诈发货。欺诈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基于意志选择的主观故意行为,我国民法规定欺诈行为的成立必须满足主观故意要件。举轻以明重,导致处罚后果的欺诈当然也需要当事人的主观故意。
其三,若平台与用户对于处罚规则的解释发生争议,原则上应当以不利于平台的方式作出解释。一方面,从处罚法定原则当中可以推导出禁止对处罚相对人作不利类推;另一方面,格式条款中不明条款解释规则也要求,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结果的,应按照先通常解释、后作不利于格式条款提供方解释的顺序确定条款含义。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如果用户协议中的处罚条款含义不明,法院都应当按照不利于平台的方式解释条款内容,从严控制平台处罚权。例如,在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用户因短时间内高频点赞、涉嫌“虚假点赞”而被平台处罚。法院认为,用户协议中并未罗列点赞行为的正面或负面清单,按照通常理解,点赞既有对内容表示肯定的评价,也有建立或维系社交关系的互动等。平台主张,点赞须对内容作出肯定性评价后方可实施,此种限缩解释缺乏明确依据。这一判决立场值得肯定。
(二)平台处罚权的程序审查
在明确了平台处罚权在用户协议中的依据后,应对平台处罚的程序合法性加以审查。程序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处罚应当依照用户协议中规定的程序进行。处罚程序条款经双方合意,自然也对平台具有拘束力,不同平台所涉及的业务模式不同,针对不同类型的违规行为也应当设置不同的处理程序。平台对此更具经验和信息,应尊重用户协议中约定的内容。另一方面,平台可能不愿用复杂的程序约束自己,甚至为了处罚便利排除程序的适用。为避免用户权利暴露在不受程序约束的权力之下,应以正当程序原则为最低要求。
如前所述,部分法院意识到了程序对于保障用户权利的重要性,通过查询和解释用户协议,推导出平台处罚所应当遵循的程序。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不过,程序匮乏的现象在实践中较为常见。除了在协议中未作约定,部分协议甚至明确排除程序的适用。对此,需要适用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用户免受恣意处罚。有学者指出,保证“最低限度之公正”的程序要素至少包括如下要求:一是无偏私地对待当事人;二是提供表达意见和为自己利益辩护的机会;三是说明理由。如果缺乏前述要素,人们仅仅根据正义感或一般常识就能感觉程序的不公正。
具体到平台处罚领域,第一,平台在作出处罚判断时应当恪守中立原则,尤其在涉及第三方主体投诉时,平台应当对不同用户适用相同的审查标准和证据要求。例如,在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中,平台内商户因其他商户恶意投诉,遭到平台处罚。法院认为,侵权法中的通知与反通知规则旨在给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作出判断提供初步的材料和依据,平台在审查相关声明及证据时应秉持中立等程序正义原则。若对通知与反通知采用不同审查标准,则对权利人或被投诉人依法维权设置了不合理的障碍,存在主观过错。第二,平台应当及时通知用户处罚决定,并给予其陈述申辩的机会。相关部门规章明确规定,平台采取对用户有负面影响的措施时,应当告知其相关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设置便捷的申诉渠道。然而,部分法院认为,如果没有明确约定,作出处罚时可以不履行事前通知程序。根据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通知并听取陈述和申辩应当上升为一项普遍规则。即便协议中未作出规定,法院也应当以此作为审查要求。第三,平台应当对其作出的处罚说明理由。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根据算法作出的处罚。算法解释制度在法律定性上是正当程序中说明理由制度的体现,面对缺乏技术背景的用户之质疑,平台理应对算法作出合理解释。实践中,基于成本考虑,部分平台利用大数据过滤系统审查平台内的违规行为,并据此作出处罚。由于过滤算法属于商业秘密,平台大多不愿意披露算法逻辑,进而拒绝向用户解释处罚理由。然而,算法解释并不意味着算法代码或者架构的公开与解释,对于利用算法作出的处罚,平台可以采取普通人可理解的方式解释算法依据何种核心逻辑作出决策,并且此解释可只针对特定受处罚对象公开。另外,通过算法识别违规行为的前提是搜集用户行为信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的规定,用户也有权要求平台作出说明。质言之,平台不应以算法属于商业秘密为由,逃避解释处罚理由的义务。
(三)平台处罚权的内容审查
最后,应转入内容审查,判断平台处罚的实质合理性。程序规范具有明确性和稳定性的特点,平台是否履行了程序义务较容易判断。相较之下,对平台处罚内容的审查意味着评判行为本身是否合理,而自治组织在专业知识、信息、经验等方面的优势要远超法院。因此,司法审查必须保持适当的谦抑性。如前所述,借鉴社团罚的审查做法,应依据平台性质区分审查的强度。对于普通平台而言,由于不具有垄断性质,也不具有强大的社会支配力,平台与用户之间的实力差距尚在可容忍的范围之内。更重要的是,用户可以选择不同平台,市场压力会迫使平台规定较为合理的处罚规则。在司法审查的价值判断上,应向平台自治倾斜,仅在例外情况下才作出干预。若平台与用户实力差距明显,用户实质上不具备退出平台、不使用平台服务的可能性,那么平台对用户的支配则达到了近似于公权力的程度,强化司法审查的正当性更为充分。
对于普通平台而言,审查标准应当是处罚结果是否明显不合理。至于何为不合理,需要结合平台类型以及处罚条款所欲实现的目的进行判断。例如,在游戏平台中,外挂软件的使用将影响平台内其他游戏玩家的游戏体验和整体游戏生态。有法院指出,运营商采取处罚措施应当符合权责平衡的原则,为了管理目的不得不限制或者禁止用户行使权利时,应当考虑管理措施是否合理、是否相对公平。平台封禁游戏账户的时长问题,属于平台可以裁量的范畴,平台有权结合用户违规的具体情况自行酌定合理的封禁期限。法院不宜过多干涉双方基于契约自由、平台基于自治管理权采取的相对合理的处罚措施。法院显然意识到其存在知识、信息、能力上的局限性,倾向于尊重平台自治,并且审查标准是以平台管理目的为准,前述判决思路可资借鉴。
对于超级平台而言,应当适用比例原则审查处罚合理性。比例原则作为公法上的帝王原则,在私法领域的适用日益受到重视。比例原则旨在矫正强势方利用优势地位对弱势方形成压制的现象,避免前者利用权力过度干预后者的权益。虽然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适用范围存在争议,但是超级平台企业被部分学者称作网络空间中的公用事业,其服务具有基础设施的特征,对于用户在网络空间中的活动必不可少。对超级平台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的正当性更强。这一原则在部分用户协议中也有所体现。例如,部分平台商家违规管理总则规定,应根据商家不同的违规行为区分违规类型和场景,单场景内根据商家违规行为、违规次数等条件的不同,采取处罚措施。这说明,即便超级平台自身也认可比例原则的精神。法院应依照如下顺序展开审查:
第一,目的正当性审查。法官首先应当查明平台处罚用户的真实目的,并且判断此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例如,平台经营者可能利用平台规则和技术优势,通过屏蔽店铺、搜索降权、流量限制等惩罚措施对平台内经营者设置障碍,要求其在不同平台之间“二选一”。这类行为涉及排除、限制竞争,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电子商务、反垄断相关法律当中的相关规定。若用户协议中的规范本身违法,则平台处罚也就不具有目的正当性。
第二,适当性审查。适当性原则要求手段与目的具有实质关联性。平台对用户的处罚措施必须有助于实现平台管制目的。例如,有法院指出,平台对涉案店铺采取限制资金提现的处罚措施已逾三年,现双方纠纷已涉诉,涉案店铺亦不存在未处理完毕的消费者投诉订单。故平台继续限制用户账户资金提现,缺乏法律依据,也已无必要。限制提现在性质上属于临时保全措施,其目的在于应对可能发生的消费者纠纷。但在此案中,消费者投诉订单已不存在,限制手段也失去了意义,因此继续保留处罚措施有违适当性原则。
第三,必要性审查。必要性原则要求在数个可供实现目的的手段中,采取对个体权利侵害最轻的手段。有判决即指出,平台应当针对不同的违约行为合理地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而非无差别地进行处理,此即必要性原则的体现。另外,处罚条款设定及实施较为规范的是淘宝平台。淘宝处罚规则由市场管理与违规处理规范与具体违规行为的细则构成,后者主要用于解释违规行为的内涵、区分违规行为的类型及规定不同情节违规的处罚后果。例如,关于虚假交易实施细则中即区分了虚假交易情节轻微、一般、严重、特别严重等不同情况。针对虚假交易,淘宝规则并未规定更严厉的诸如扣除违约金、查封账户等处罚后果,而是规定了下架商品、搜索降权商品、取消虚假交易产生的不当利益三种后果,并且区分情节设置了不同的处罚措施。法官可以参照前述规定,审查案涉平台处罚行为是否满足必要性原则的要求。
第四,均衡性审查。均衡性原则要求对个体权利的干预与其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必须相称。实践中争议较大的是违约金。平台违约金的目的在于维系平台秩序,通过高额违约金遏制违规行为,在性质上并非损害赔偿总额的预定,而具有惩罚属性。有学者担忧,允许惩罚性违约金可能会增加机会主义行为,过高的违约金可能会促使一方当事人诱使对方违约。即便平台不会诱使用户违规,若违约金足够高,平台也有动机放宽违规认定标准,因而尤为需要通过均衡性原则审查。如前所述,不同法院对于违约金审查的标准和要求不统一。总的来说,法院在认定违约金是否合理时,主要考虑的是违规的具体情形、主观过错程度、对消费者利益的影响、平台商誉的损失情况、平台查处违规行为和维护平台秩序的成本等因素。法院在根据前述因素审查时,应尽可能地量化数值。例如,有平台主张,为品牌打假花费的公证费约为每件2500元,除此之外还需要为打假设置专业团队和委托专业机构,并处理消费者的投诉、举报、诉讼甚至预先赔付,这些均构成打假成本。这说明,具体到每件案件的打假成本可以被精确化。另外,对于平台商誉损失,判例中还提到过四种考虑因素,即违规商户的会员人数、平台品牌的市场价值、商户的销售货值、因违规行为给平台带来的销售额与成交数量的下降。法院可参照前述因素以及既往判例来估算平台商誉的损失。
(四)不符合审查标准的后果
前述审查框架旨在为法院提供司法审查的方案和标准,若平台处罚不符合前述标准,既可能是因为用户协议中的处罚条款本身不合理,也有可能是因为条款给予了平台较为宽泛的裁量空间,所作出的具体处罚措施不符合标准。
对于前一种情况,平台依据用户协议作出处罚,若用户协议中与处罚相关的条款本身不合理,则可能导致条款无效。根据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按照公平原则确立双方的权利义务,若出现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一方排除对方主要权利,则格式条款无效。例如,处罚程序的设计若只考虑到平台的便利性,未兼顾用户在正当程序方面的利益,即应认定其无法满足公平原则,不合理地减轻平台责任,进而相关条款无效。又如,针对某种违规行为,若行业内的其他企业普遍采取了较轻缓的处罚措施,而案涉平台的处罚十分严格,综合双方的利益状况无法通过必要性原则的审查,可认为该条款严重偏离公平原则,不合理地加重对方责任,处罚条款无效。无效的依据还可能是民法典违背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的条款,如前文所提及的平台处罚不具有目的正当性,旨在通过处罚措施排除、限制竞争,则条款会因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格式条款无效后,可能产生恢复原状、返还财产、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
在后一种情况中,用户协议中的条款本身有效,但所作出的具体处罚措施无法满足审查标准。例如,平台处罚并未严格遵照用户协议的规定,或者在诸多处罚选项中并未选择对用户权益限制最小的措施。此时,平台的行为可以被评价为违反合同义务,产生违约或者侵权责任,同样可能产生恢复原状、返还财产、损害赔偿等法律后果。
五、结语
平台的崛起重塑了规制体系。在政府与平台共治的格局下,传统公私二分的法律范式正在受到冲击。本文所探讨的平台处罚权就兼具权利和权力属性,具有公私融合的特征,但权利行使的自利性和公益目标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对此,需要公法和私法原理之间的互动和协作。这一点并非法律领域的新现象,经济法的诞生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回应前述需求,只是近年来关于平台治理的讨论又将公私合作议题推到聚光灯下。平台处罚权并非法律领域中的全新事物,面临着与传统的社团罚规制相似的问题。将既有法学理论经过适当改造用以约束平台处罚权,既回应了现实需要,也是对原有理论的检验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