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磊：《法学理论的历史社会转向：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方法初探》，载《现代法学》2026年第4期，第138-163页。
王若磊（1985—），男，陕西西安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法学博士。
摘要：法学理论需要历史与社会理论的转向。这一范式在国内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中已初步兴起但表现形式不同，其在法学研究中出现萌芽但未形成充分的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方法有其源头，马克思和韦伯是集大成者。它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分析基准、分析机制和基本立场。中西法律传统分流的结构性根源可借这一方法窥见。该方法能够成立是因法律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受多重由历史沉积而成的深层社会结构塑造影响。这一方法有其特定功能和使用界限，也需上升至文明视野并在接续现代性的基础上有所超越。
关键词：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方法；历史社会结构
本文试图讨论一种新的又是经典的法学研究方法与范式，将（中国）历史与社会重新带回法学研究的视野之中。言其为新，在于一段时间，中国法律研究并未对其有充分理论自觉和系统讨论；言其为经典，则是指它是一种经典的理论范式，有悠久传统与深远影响，但在法学领域却对其有所忽视，从而遮蔽了法学研究与法律秩序生成的关键面向。法学研究不断推陈出新，然而也存在方法论的缺环与危机。在先前主导范式已深耕四十余年的今日，在这样一个已能更加从容思考中国传统与文明未来走向的时刻，学界有理由进一步重估法学研究的思路与方向，以一种更为整全而厚重的视野观照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形态及其根源。
一、法学方法的再思
（一）方法论谱系的检视
当前法学研究方法呈现百花齐放的趋势，法教义学、社科法学、系统论法学、分析实证主义、制度法论等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法律与法治的理解。然而上述方法在整体上仍存在各自不足，集中体现在静态、表面和相关性缺失等方面，缺乏历史与社会的双重维度。
在理论法学中，当前法教义学、社科法学和系统论法学呈现三足鼎立且相互争鸣的态势。法教义学被认为是法学最“原初而本质”的研究方法，它“以法律文本为依据，遵循逻辑与体系的要求，以原则、规则、概念等要素制定、编纂与发展法律以及通过适当的解释规则运用和阐释法律”，被其支持者视为法律成之为法律并使之保持系统自运转和确定性的基础。然而正如有学者言，这一范式以一个全新的概念遮蔽了长久以来中国法学研究演进的知识积淀— —某种意义上法教义学即为原来所谓的法律解释学— —这一名称之前已被广为接受并产生了大量有益成果。
与法教义学直接发生论争的是社科法学。它采取的是一种外在和实效主义的视角，尝试“不断从各个学科汲取新的知识”，以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生物学、认知科学等方法，去“发现法律制度或具体规则与社会生活诸多因素的相互影响和制约。”然而，观察、描述、解剖特定时空范围内的法律实践，本质是一种“经验法社会学”。即便是足够精准的“镜像式”反映，这种以统计、调研、个案分析方法产生的结论也会呈现碎片化、表象性的状况，甚至“无论多大范围的样本乃至大数据分析”，其建立的因果关系也是“偶然”的。因此，“经验社会学对规范进行行为主义解释”的经验性命题并不能转化为“规范性命题”，无法对法律秩序的“来源”提供有力证明。正如再多对红灯停、绿灯行现象的统计及结论，也不能回答“红灯为何要停”这一规范性命题。
在上述两种直接争论的方法外，更早作为一种范式提出的“社会理论法学”在近年常以“系统论法学”的面目出现并成为第三种流行方法。社会理论法学同样侧重以外部视角观察法律现象及其特征，将其置于社会大环境之中去发现法律发展的规律与社会功能。其理论来源是哈贝马斯、托伊布纳等人的学说，当前进一步汇流于卢曼的“系统论”，尝试以功能分化的系统来认知法律现象。然而，其问题不仅与法教义学一样多用德式理论与概念话语分析中国法律秩序，更重要的是以之作为解决之道的“相关性”存疑：卢曼现代社会诸系统分化的范式是西方历史真实“凝聚”到当下的结果，但很难代表其适用于中国。中国历来是“一统社会”，政治统摄吸纳经济、社会、文化、宗教诸领域。其延续数千年甚至自上古三代形成“纳于一体”的“礼治社会”起便传承下来，早已“沉积”为深层政治社会和文化心理结构，并非能够轻易改弦更张。它实为法治建构的制约条件，而非反之。更关键的是，简单照搬或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制度效果。西方社会中法律系统独立运转有其长久传统，也存在各种体制性和文化性保障。倘若其他社会忽视上述前提，仅单纯增加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反而剔除了先前体制中原本存在的其他系统对司法部门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制约或监督，只会使法官裁量权更大且缺乏实质控制。
部门法研究中一段时间流行“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实为“移植法学”。长久以来重要的部门法均有其倾向的国别法范式，甚至连带影响其概念与行文也呈现此种特点。研究者们有时会“不自觉”地将在西方“看起来运转不错”的规则、制度、理论“框”在中国之上，采取三段论的论证方式，但对中国现实、面对之问题、如何对接，包括西方这套制度产生时针对何种问题、处于何种制度环境、发生过何种发展演化等少有问津，眼中只有孤零零的“条文”。
事实上，法律思想研究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此处并非指单纯对于西方法律思想源流的理论研究，其经过细致介绍、梳理与分析，极大推进了中国学者对西方思想与观念的认知和理解。较为典型的是以施特劳斯学派为研究路径的古典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及另一端第一时间跟进当代西方最新成果的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然而问题在于一些研究过于沉浸其中，出现了“相关性”缺失的状况，几乎完全进入别人的问题意识、话语体系和研究脉络，文字“空疏烦琐”，研究显得“颇为隔膜”，不禁让人追问该研究与中国存在何种关系。
（二）从症候到病理学
归结起来，有些研究或多或少存在“表面化”“碎片化”“玄虚化” “不直面问题”的缺陷。有的概念、语词甚至问题意识本身都是域外的；有的呈现碎片化特点，仅关注枝叶而不能展现全貌；有的则过于表面化，只关注现象本身，未能洞见制度规则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社会根据”；更根本的是没有“直面问题”，文字与真实世界的人与事产生了“致命的疏离”，未能“扎根”其中，也难以产生“共鸣”，不能提供“实质性理解”和真知灼见，缺乏穿透力与切肤之感。实质上，此类研究难称“真实”，它缺乏历史与社会的视野与纵深，更未直面中国本身。正如科塞所言，“社会科学只有在当它提供关于我们所深陷其中、并极大地制约着我们生活过程的社会结构的‘实质性启迪’的时候才是有价值的。”
因此我们需要把（中国）历史社会带回法学理论。在中国前加上括号，是指即便研究域外，也须回到其历史进程与社会场景之中，分析制度与理论生成的土壤根源，而非仅关注表面条文与观念。前述诸多方法缺乏历史的视角，多对法律作静态的分析。事实上时间性与延续性具有塑造力和约束性，会积淀为一种深层结构，形成一种历史惯性，构成一种路径依赖。同时，缺乏社会的视野，也就缺乏情境与厚度。此处的社会，并非简单的社会现象，而是指社会结构、社会条件、社会境况此类更为深刻的“底层性”和“结构性”要素，是经济社会文化观念包括地理自然气候环境的综合体。但它也非二者的简单相加，而是二者的综合，历史与社会相互依存、整体互构，衍生出深层的历史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结构甚至一种“文明形态”。单纯的历史只是事件，其凝结沉积形成的深层次社会与观念结构，“不止是材料，更是理论生成的源头”；它也并非社会科学式的描述与统计，而是一种深层次的要素分布、比例系统与互构关系，由历史塑造，并在复杂互动中发挥作用。因此培根比喻，历史学者是蚂蚁型经验主义者；社会学则是作茧自缚的蜘蛛型纯粹理论家。二者的结合是蜜蜂型学者，既搜集原料，又进行加工。
这本身不仅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范式、一种立场，是一种面向中国、面向真实本身的研究态度与理论自觉。在法律研究中，我们需将历史和对社会结构的认知“带回来”。真实的“法律理论”需要历史与社会理论的双重“转向”，重拾“时间”与“空间”的维度，二者深刻塑造了制度及其运行环境。正如一个人，吕思勉先生曾言，“我，为什么成为这样的一个我？这绝非偶然的事。我生在怎样的家庭中？受过什么教育？共些什么朋友？做些什么事情？这都与我有关系。合这各方面的总和，才陶铸成这样的一个我。”制度的形成与运转同样如此，必然是一个多因素“动态（dynamical）互构”的复杂过程。法学理论应当探讨和揭示制度背后“结构性变迁的动力学”。真正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必须将历史学的时间叙事和社会学的结构/机制叙事结合，构成一种独特的“理论历史叙事”。查尔斯·蒂利点出了这一方法的实质— —“大结构、长过程、大比较”，即在历史和社会的结构性坐标中讨论法律的总体模式、制度变迁及其决定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方法并非是对其他方法的替代，而是具有互补性和补强功能。一方面，法学方法各有其功能侧重，法律解释学或法教义学以内在视角为法律本身提供确定性，经验的法律社会学深化了对法律现象的观察把握，系统论法学为法律体系运转留下自主空间，制度法论则为法律规范提供域外借鉴，而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意在为法律秩序及其影响因素、生成机制提供一个纵深理解与认知。另一方面，当前对此方法与范式的强调和凸显，针对的是一段时间中国法律研究中这一立场与视野有所缺失的现状，忽视了对法律秩序形成与塑造深层历史文化因素的关注；而其也确为迫切，特别是对中国这一拥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内生文明的国度更是如此。
二、理论范式的源与流：中国与西方
（一）理论范式在当代中国的初兴
1.社会学、政治学与经济学的中国转向与历史转向
事实上，这一视角和方法，近年来在社会学、政治学包括经济学领域已逐步兴起。最早出现理论自觉的是社会学。有天然“田野”倾向的社会学在新世纪特别是2005年前后开始敏锐地注意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治理存在一些独到方式、机制、经验甚至概念，“意识到”中国有自己的“行动逻辑”和“制度逻辑”，遂将研究视野“转向中国”，开始围绕乡镇企业、土地财政、分税制、项目制、单位制、发包制、锦标赛模式等展开了一系列研究，由此社会学出现了“中国化”“本土化”的趋势，尝试展示中国社会自身实践、行动与制度运转的逻辑。
这一“中国转向”大致持续了十年，社会学界进一步转向“中国历史”。一些学者在勾勒当代中国制度逻辑时就发现其模式存在历史根源，传统体制的“基因”与“两难”反复出现，历史发挥着深层次影响，具有强大的“延续性”。由此社会学集体出现了“历史自觉”与“理论自觉”，明确提出“重返历史视野、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迈向有历史维度的分析”，历史社会学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紧接着，在这一过程中当代社会学者开始接续早期中国社会学传统，从燕京学派如吴文藻、潘光旦、费孝通等人，特别是后者晚年的“文化自觉”中寻找智识资源，并由此上溯至前辈学人王国维、陈寅恪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学术脉络，带来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
在社会学之后出现“中国意识”和“历史转向”的是政治学。2019年开始，政治学界基于对较长一段时期来政治学界西方话语和理论范式占主导地位的反思，提出“历史政治学”这一范式，呼吁“以中国为中心，中国为方法”，试图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政治资源，化解政治学的“解释性危机”和“主体性危机”。这一方法在政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和触动，出现了政治学的中国转向与历史转向。然而，历史政治学实际有独立的学术渊源和现实关切，并未与历史社会学“合流”。其本质是一种“文化转向”，重心在于回归对中国传统政治的研究，方法仍属于传统政治史和政治思想史的范畴，因而缺乏对经济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等深层影响因素的关注，忽视了一定思想观念、民情传统生成真实的历史社会根源。
事实上，经济学界更早出现“中国转向”。它源自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奇迹的追问，而西方传统的经典经济学理论一直无力解释这一现象，因此它被称为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级别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起很多学者包括海外最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转向对中国经济的研究。这一转向是从具有海外背景的中国学人开始，他们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诸多经济举措和制度有自己的设计思路和运行特点，也无法纳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之中。现实中并未遵从西方政策指引的中国经济反而运转良好。于是他们开始贴近中国经济现实进行观察描述，相继提炼了“财政联邦主义”“比较优势理论”“县域竞争理论”等范式。之后更为年轻的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经济学的解释之中，将其总结为“泛利性政府”“官员锦标赛模式”“制内市场”等，这一讨论一直延续到当下。然而经济学界出现了“中国转向”，但尚未出现明显的“历史转向”，去寻求当下经济现象背后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线索”与“根源”。新近兴起的“量化历史”研究，试图通过对传统中国经济状况的回溯性量化统计以提供能更好“重现历史真实面貌”的高质量数据，但其本质更接近历史学而非经济学，虽有研究尝试解释具体历史现象间的“因果关系”，但同样尚未深入到社会结构和历史理论的分析之中，进而呈现对传统中国经济样态的社会文化根源及其当代影响的深层次理论思考。
2.法学领域的萌芽与端倪
法学研究其实也出现过历史社会理论方法的苗头，但可惜并未形成充分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颇为遗憾的是社会理论法学，它在借鉴西方理论资源之时遗忘了其经典范式，将本来深刻宏大的历史社会视野缩限于当代系统论之上，出现了“去历史化”的倾向。然而西方的系统分化是其历史真实在当下的凝结，源自西方特殊历史社会结构的陶铸。这时哈贝马斯、卢曼和托伊布纳等人可能已不需要历史意识和比较意识，但作为中国学者，作为文明的他者，这样的研究视野与理论自觉仍是必要的。比较法的理论范式多集中于制度与功能，而忽略了型构二者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结构。
与之相对，“历史法学”曾在一段时间甚为流行，但其在本质上不同于历史社会理论对于法律的研究。历史法学聚焦于民族精神，但依旧是表面性的，并未考虑制度、法律作为民族精神生成背后的复杂的历史社会根源和制约条件，从而陷入表面的情境主义和文化独断论之中，秉持一种相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立场。因此它主要关注于“习惯”“风俗”，历史只是其“素材”而非“根源”，缺乏对历史模式、文化传统及其整体变迁的深度思考。
事实上，与这一理论范式最为相近的是黄宗智的研究。他深刻反思了法律的形式主义和移植主义，游刃有余地游走在包括案卷档案在内的各类经验材料之中，力图贯通社会、经济与法律，以此展开对中国历史现实纵贯下形成的一些“特有的”正义观、调解制、婚姻法、家庭制度、典权、政法体制、实用主义道德、革命法律传统等的细致研究，并由此从具体到一般，尝试建立一种“实践历史法律观”，也称其为“历史社会法学”。这一方法以内在视野对中国传统法律实践进行了精细描摹与铺陈，提供了基于主体性与历史实践的内在法律认知，引发了对自身法律传统及其差异性的观念自觉，在较长一段时间被外在、静态、形式化研究主导的法学界独树一帜，挖掘阐释的内容与结论也颇有价值。但需说明的是，历史社会法学与历史社会理论法学还有差别。二者在内在视野、从实践出发、回到历史之中等方面的立场高度一致，但相对而言前者更关注于具体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状况的历史勾陈，侧重于现象的描述和经验的概括，未上升为理论，既未挖掘不同法律现象背后的深层结构性根源及其相互间的动力机制，也未充分提炼、整合总体的法律传统模式并展现其变迁与差异的演化逻辑。正如黄宗智先生自己所言，其“最终目的是阐明中国的实际而不是建构理论”，因此本质是“法律社会史”，而非历史社会法律“理论”。后者还试图进一步深入到影响法律秩序建构的深层历史社会结构中去，进行因果展示、类型分析和理论建构。
在对中国法律的研习中彻底运用这一范式的源头可追溯至瞿同祖。他开创性的巨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以西方的社会理论方法、中国的内在视角和学贯中西的学养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及其内容特质、精神气质和总体模式进行了深描。该书言简意赅的导论铺陈了其研究思路与方法。他指出，“我们不能像分析学派那样将法律看成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忽略其与社会的关系”。“法律是社会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它与风俗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它维护现存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它反映某一时期、某一社会的社会结构，法律与社会的关系极为密切。”他进一步认为法律制度还深受历史形成的观念传统的影响。“研究任何制度或任何法律，都不可忽略其结构背后的概念，否则是无法了解那制度或法律的，至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从这些概念中，我们才能明白法律的精神，体会为什么有这样的法律。”在此基础上他终以一种“整体分析”的视角“讨论中国古代法律自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本书所注意的是重大的变化，而不是那些烦琐的差异，试图寻求共同之点以解释法律之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并进而探讨此种精神及特征有无变化。”
（二）经典范式的源流
历史社会理论方法有其理论源头，且诸多理论家将这一方法贯彻到对“法”这一影响人类行为与生活秩序关键现象的分析之上。其主脉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萌发阶段
较为公认的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较早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在该书中，为考察法的一般规律与精神，孟德斯鸠深入到政体背后的自然历史、地理气候与社会风俗之中。他认为“人类受多种事物的支配，就是，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结果就是在这里形成了一种一般的精神。”孟氏的方法有其先声，一个半世纪前其法国前辈博丹就认为居住的自然环境会影响人们的性格和心态；但他更多是受到当时那个“大转型”时代的激发。其生活的17世纪末、18世纪上半叶西欧政体急速变化，法国的封建君主制度走向衰落，而经由光荣革命建立共和政体的英国正快速崛起。孟德斯鸠由此开始思考诸政体的优劣与差异，走向了政治法律模式的整体归纳和成因溯源，进而展示了一种历史社会诸因素复杂互动、比较分析的视野和场景。
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接续了这一传统，在书中他运用此方法对美国政体制度与其存在的社会基础、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作出了精细分析。当时政制的典范已从英国转移到新兴的美国，但通过九个多月的走访考察，托克维尔发现美国的民主与其地理环境，特别是他所谓的“民情”，即由历史形成的社会风俗息息相关。斯密的《国富论》也包含了此种方法的影子。虽其主旨是讨论经济和国民财富问题，但它实际是一本经济社会学著作，《国富论》并非抽象地界定经济概念、推演经济规律，而是深入到经济运转真实的社会和历史进程之中，贯穿着对市场、分工、贸易与社会变迁的大量描述与分析，这一分析框架构成了历史社会比较的维度。
当然，此时还处于这一方法的萌发期，在“大变革”带来的反差与分流中孕育了对整体性差异和普遍性规律的追问。但它不同于一直占据主流的自然法学者“返回”自然状态纯粹抽象化、理想化的想象推演，而是回到政治社会及其历史传统中发掘根源。由此出现了对政体类型的模式化提炼，进而对其地理气候、社会民情、风俗传统等要素进行比较分析，并追溯它们形成的历史基础。这三者构成了历史社会理论最重要的维度，奠定了此种分析思路和解析范式的“雏形”。
2.集大成者
更加深入、彻底和系统运用这一视角和范式的是马克思与韦伯，历史社会理论的方法可以说是从二位思想家的研究中提炼出来。同样，时代造就了问题意识与处理思路。在马克思和韦伯的时代，传统体制走向崩溃瓦解，资本主义体系开始成型但又立即面临自身深刻危机，出现混乱迹象，整个社会弥漫在巨变和动荡之中。理论家开始思考社会整体变迁背后的“元问题”，如现代性、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理性化等，由此产生了历史社会的深层比较研究。
马克思以物质生产关系洞穿了以资本主义为表征的西方现代世界的本质。他并不简单分析表面的法律关系与政体架构，而是深入到制度背后的经济社会根源— —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形态和社会结构中去。由此马克思提出唯物史观，不同于先前学者类似斯密以狩猎、游牧、农耕、商业等表面生产方式划分的历史类型学，马克思以深层次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及其阶级构成的经济基础视角为人类历史提供了一套“进步主义的社会形态历史演化理论”，“呈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之起源与演进的文明史路径，从而将资本主义前后的历史逻辑完整展现。”马克思的这一“发现”不仅源于对“资本”的深刻剖析，也有赖于他对法律的观察思考，以此深化了对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现象背后“经济基础”这一结构性根源的理解。早先受过系统法学训练的马克思在批判林木盗窃法时开始反思法律为何沦为私人利益的工具，由此转向去认识“法的客观基础”。与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一道，他逐渐发现“生产的普遍规律支配法”，法是一定经济条件的法权表现，它依赖于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力量对比，离开对后两者的考察就无法认识法律的本质。
晚约半个世纪的韦伯将马克思对西方世界历史形态的纵向比较进一步横向扩展到世界诸文明。韦伯穷其一生追问的核心问题正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自发转型为何首先出现在西方。他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印度、伊斯兰、西方等文明间经济、社会、历史、宗教的比较之作，实际就在耙梳这一重大问题。因此韦伯更有理论和方法上的自觉，在学术史上第一次进行了彻底的长时段、全景式大比较。虽有别于马克思，韦伯认为西方现代世界兴起的根源在于精神世界的差异— —理性化程度，但其分析本质仍是对“社会基础”的结构性分析，如他对各文明一些基本社会元素如城市、官僚制、农业、商业、国家、法律、阶层等都进行过历史溯源式的深描和比较，并由此在整体展现了由经济、宗教、身份、支配、法律等“社会诸领域”构成的“世界图景”与“生活样式”。法律，在韦伯理论体系中同样构成一个关键议题，因为它是众多文明产生不同走向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元素。韦伯以形式与实质、理性与非理性为标准将法律文明划分为“理想类型”，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兴起与其形式理性法特质（如法典化、法律阶层等）高度相关，后者既是西方走向现代之因，也是其历史演进之果，二者互塑互构。
3.复兴：美国的摩尔—斯考切波路线和法国年鉴学派
“二战”后，世界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早期在科学主义大旗下几乎所有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都经验实证化了。典型的是帕森斯和默顿的社会学，他们建构了一套高度抽象、复杂严密、完全依靠逻辑推理、由语辞搭建的理论体系，以一个自认为周全的框架范式试图涵盖一切社会行动与现象法则，比如帕森斯社会功能（AGIL）四分法模型（AGIL）。由此社会科学不仅“去历史化”，实际是不再拥有质料、去情境化了。在这一阶段后期，米尔斯深刻批评了这一趋势，给帕森斯等人的研究冠以“宏大理论”的称号，直指其理论的高度抽象性和对概念的堆砌，认为其是“肤浅的描述”和“沉闷乏味的零碎拼凑”，号召重拾“社会学的历史想象力”。
这一状况在20世纪60年代发生了改观。这又是一个急剧动荡的年代。在美国，民权、学生、反战等社会运动和左翼思潮风起云涌，人们再度回归了以经济社会深层观点考量重大议题的视角。被公认为复兴创始人的是巴林顿·摩尔，他在《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一书中深描了英、法、美、中、日、印六国的革命状况，以结构性的方法分析了不同国家走向资产阶级革命、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背后经济社会状况和阶级构成的差别。之后该领域众多著名学者大多是摩尔的门生，或受其深刻影响。其中最典型的是斯考切波，她是摩尔指导的博士，并在之后将这一理论“范式化”与“定型化”，明确提出“把历史带回来”“把国家带回来”的命题。斯考切波在摩尔指导下的博士学位论文《国家与社会革命》更加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她认为先前关于革命的研究都是“唯意志论”的，她要采取一种“非意志论”的结构性视角分析革命的成因与过程。在她看来，革命的发生与走向不是主观决定的，也不能够预设，而是在经济社会状况、政治军事结构、阶级力量对比、国与国之间关系等多因素相互纠缠中“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的。因此她以严密的结构性视角对法俄中三个农业国的经济阶层要素、社会模式和国际环境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展示了传统社会结构和组织方式如何塑造不同的革命道路。
深度历史社会的勾陈与比较在欧洲大陆的复兴正得益于年鉴学派，而非受到同期美国前述研究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初创的年鉴学派在布罗代尔手中定型化并发扬光大。年鉴学派反对以政治事件为中心的“兰克史观”，认为个别事件不过是“尘埃”，历史的发生背后存在长时段、深层次因素的结构性影响。因此年鉴学派在方法论上经典区分了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发挥作用的是个别政治事件；中时段是“局势”，即经济社会、历史现象的趋势或周期；长时段甚至“超长时段”则是由“物质生活”和“地理环境”这些“几乎静止不动”的要素发挥超长期、底层性影响。布罗代尔说，它是“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 —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 由此布罗代尔提出了一种“地理—历史结构的整体史”方法，以之打破历史学和社会学“聋子间的对话”。
可惜的是，这样的学术视野和方法在21世纪再度式微，第四代比较分析的历史社会理论家从方法论的自觉陷入到了方法论极致化的泥潭和牢笼之中，沉浸在繁琐、技术、精致的小样本分析里，纠结于“科学”因果关系的量化研究，理论雄心和宏观议题被消耗殆尽。事实上，马克思和韦伯的传统在法学中也未能进一步生发与深化。即便在第三波历史社会理论复兴的浪潮中，西方法学也未过多受其影响，从中汲取养分。20世纪法学仍在实证主义的主导之下，集中关注规范及其效力，有其意义但失去了深度和广度。当代自然法也是在与实证主义的争论中塑造自身的，其在价值层面的推进依旧难以形成现实的法律秩序。英美法理学失去了历史和社会的深层视野，这与分析哲学的主导地位有关，追求日常语用分析和注重形式逻辑的分析哲学抛弃了社会的历史纵深和文化的深度差异。而英美法律社会学更多关注当下法律“现象”的描述，并未深入到现象背后的历史社会之中，忽视了社会的复杂性及深层历史文化的差异性，仅关注静态制度的铺设，这也是“二战”过后法律与发展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三、历史社会理论法学的方法范式
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是将时间与空间的视野带回对法律秩序的观察理解之中，探寻社会诸要素特别是社会结构对法律制度形成与运转的影响，而此社会结构往往有其历史根源，由历史进程和历史传统塑造。在它看来，法律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受制于诸多历史社会因素。后者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但根深蒂固的影响，也由此构造了一国法律制度的整体特质与秩序样态。因此，要准确认知法律，必须去认知塑造法律的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正如米尔斯所言，“在方法论和理论上不同观点的争论，都与实质性问题密切相关。”
（一）研究对象
总体而言，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是历史社会理论或比较历史分析在法学领域的运用。从上述理论源流回溯可以看出，历史社会理论主要聚焦以下四个环环相扣又层层推进的研究对象。
（1）总体模式：历史社会理论看似追踪具体社会场景与历史传统的差异，但其关注的本质是由差异性结构塑造的总体模式，考察的是一个社会在诸多关键要素甚至全要素互构下形成的整体。赵鼎新把传统中国勾勒为“儒法国家”亦是此方法的运用；当然总体模式这一表述并非仅指某一社会的整体样态，而是泛指一个完整的“解释框架”，提炼一个具有概括力和解释力的分析模型覆盖和贯穿整个研究。（2）社会变迁：在横向社会要素结构互动的基础上，历史社会理论会进一步关注纵向整体模式的历史变迁，增加长时段演化的维度，考察其整体模式的形成、发展、扩散和衰败等，即社会整体变迁的阶段与脉络。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形态的划分即是这一方法的体现，他侧重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对比，而斯密则以市场分工与生产方式为标准。（3）社会变迁的深层结构：在纵横交织视野下，这一方法要求深入到社会总体模式背后，挖掘其形成演化深层次的历史社会根源。当然，它不仅关注某个社会的整体模式或历史形态，其研究对象还可能是一些重大事件或议题，如国家建构、革命、现代化、资本主义形成等，摩尔、斯考切波、蒂利、吉登斯等人的研究即是对此类议题进行的深度历史社会比较分析。（4）长时段的诸文明比较：这一方法最宏大的运用场景，或其终极关怀实际是文明间比较。它通过文化范式的整体考察将社会划分为一些“文明类型”，以多元视野对其进行历史比较。“轴心文明”的研究便抱有这一情怀，而韦伯的作品最为典型。
历史社会理论法学用之考察法律现象。它同样以结构性的视角和贯通性的框架分析某一社会或文明整体的法律模式，并基于此去追溯模式的整体演化，挖掘其形成变迁背后的历史社会根源，最终可探索不同法律传统间的异同。韦伯不仅完成了文明间“宗教—价值观—生活样式”的大比较，也深入到具体法律传统之中，进行了跨域比较和理想类型的划分，如形式理性法、实质理性法等。瞿同祖在探讨中国法律传统时同样运用这一方法，如其所言他关注的不是“烦琐的差异”，而是看“中国古代法律自从汉至清有无重大变化”，是以“共同之点解释法律之基本精神及其主要特征。”因此他将中国传统法律之范式提炼为“法律儒家化”，钱穆则常将其概括为“礼法传统”。
因此，这一方法具有整体性、延续性和深层次性三个主要特点。本质上，它是一种“立体性”视野，对整体进行洞穿，拆解诸要素再进行模式的系统化重建。布罗代尔形象地说，“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超越所有的细节去重新发现生活本身：生活中的种种力量是怎样结合的，它们是怎样交织和冲突的，它们的急流经常是怎样汇合。必须在历史的总架构中重新捕获、重新安置一切。”
（二）分析基准
然而，这一拆解与重置、立体化长过程大比较的基准是“结构”。历史社会理论采取的立场是将历史与社会带回对制度和秩序生成的认知理解之中，但作为“理论”，其方法更为聚焦，并非宽泛地采取一般社会现象或历史事件、社会情境和历史过程的“线性”视角，而是“结构性”视角；它关注整体与演化，但核心的分析基准是“社会结构”，而这一社会结构又受时间性的塑造，由此沉积为一种“历史社会结构”，发挥深层次制约影响作用。
结构，是指一系列异质性要素基于不同分布、比重或时序、次序的排列组合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关联性复合构造。该概念借自建筑学、地质学和工程学，某一建筑、地况或机械设备，其基础即为结构，后者以其支撑架构、内容要素和连锁互动塑造了整体样式、决定了内在特质，并由此发挥一种缓慢而深层的客观力的作用，既推动其运动变迁，也制约其发展演化。社会也有其基础性构成，即“社会结构”，一系列重要社会要素的实质性差异及其上下左右、内外多寡、差序等级、并列套嵌、中心边缘等分布格局均可形成此支撑性结构和动力性系统。
这里的社会结构是广义的，并非仅指狭义的社会阶层结构，当然后者是重要而核心的一种，也包括影响整个社会形态的诸多类型社会元素的复合构造，它们不仅塑造社会，也型构法律，其中一些对于法律制度与秩序的生成起关键作用。总体而言，它们（1）既包括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等人所言的宏观地理、气候、人口、物质条件、民情风俗等要素。（2）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法律等诸系统间的关系结构。有的社会系统分立，由此法律系统拥有相对独立运转的空间；有的社会本质由经济系统主导，因此法律秩序由经济强势者控制；有的是宗教国家，宗教对于律法有主导权；有的社会则政治统摄吸纳其他系统。不同的社会系统关系结构会影响法律在整体中的地位与作用。（3）与之相关，政治系统内部也存在结构性差异，如权力分配体系、政权组织方式和政治势力对比等。司法系统与其他政治部门间的关系，如传统中国司法权内含于行政权之中的组织构造就决定了司法的运行逻辑。（4）有一派学者认为，经济结构是基础性的社会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等“经济基础”是社会模式形成与变迁的关键，也构成了法律制度此类“上层建筑”的基础。（5）而狭义的社会结构主要指纵向阶级力量对比，有时也包括横向阶层分工，它们被社会学家认为是社会结构最内核的含义。阶级力量的对比深刻影响法律的实质性内容乃至法治形态，而不同社会又有不同的阶层划分和结构。（6）此外，公私之间，即个人、家庭、家族、邻里、社群、乡土、社会与国家间横向套嵌关系也是重要的社会结构，个人本位、家庭或家族本位的社会对于法律、正义、权利、义务、责任等会存在差异性的理解。（7）甚至家庭结构本身，其组织方式及对“家”的理解赋义也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如瞿同祖就以家族为基础分析中国法律传统。的确，对于中国而言，“家”构成了社会的“总体性范畴”和“根本性隐喻”，它决定着一个人对自我、他人、家庭、社会、国家的理解与认知，塑造着他对于远近亲疏、日常伦理、社群关系、行为边界等的实质性态度，进而塑造法律秩序；不同社会对“家”的地位认知有别，自然会对其婚姻家庭及财产分配法律关系产生影响。（8）观念本身亦是核心结构之一。一个群体、民族经由历史沉积会在某些重要观念上形成大致相近且相对稳固的“社会—心理结构”，既包括对政治、法律、伦理或个人、社会、国家等关系的认知结构，也包括对上述特定观念以及正义、良善、平等、自由等价值的理解赋义。不同文化对于法的效力、内容、与道德的关系、法律正义的标准等都可能存在差异性认知，比如不同于西方，传统中国正义观往往是情境式的，倾向于在关系和语境中判断公正与否，如亲亲相隐等，综合考虑天理人情、讲究“分寸”，而非单纯僵化地恪守规则。正如李泽厚所言，“度”是中国思维的一个关键向度，甚至具有本体性。（9）对于法律秩序而言，一个社会中法律、道德、习俗、宗教戒律甚至非正式规则、潜规则等在社会规范体系各自处于何种地位也颇为重要。有的社会道德优位，有的社会则由宗教规则统摄世俗制度，这些都会引发法治形态的差异。（10）在此基础上，行为、规则、观念间的关联结构性也会产生影响，有的民族更为实用主义，有的群体偏感性、更易受观念驱使，有的社会则看重对规则的恪守。（11）前述要素出现的时序先后也可能带来结构性差异。比如在福山看来，传统中国与西欧法治权威的差异在于国家与法治出现的先后次序，这使西欧“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
如上所见，这些结构性要素多经由传统延续，它们并非瞬时或静态，往往被一种历时性的力量塑造，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即为“历史社会结构”。比如影响中国法律内容及秩序形态的诸多社会结构都能找到其历史线索和渊源，有的甚至受长期历史塑造，如政治统摄诸系统、家族本位、伦理优先以及诸多关于法律道德、正义标准、国家功能的群体心理观念等；有的则由短期历史冲击而成，特别是经济结构、政治架构和社会阶层等。
需进一步阐述的是，对于中国而言，历史发挥了更为重要的塑造性作用。在中国论及制度、秩序与观念，更需拥有“历史意识”。世界上少有民族像中国一样高度重视历史，甚至存在一个“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历史是中华文明的生长方式。这一传统源自文明起源之时，中国早早从原始社会共有的巫术传统中解脱出来，出现了“由巫到史”的理性化转变，以“记录”代替“占卜”。从此“史”便在中华文明的生长延续中发挥基础作用，成为文明凝结与传承的基本形式。后世中国延绵不断、代代相传的史书和地位颇高、秉笔直书的史官即是明证。中华文明在历史叙事中通过赋予价值和观念以组织民族与文明，在时间中建构自身，在其中铸就意义。这一文明特质产生了两个深远影响，一是本身就重视“传承—传统”，“现实”是历史延绵不断沉积叠加的产物。中国历史并无断裂、持续延绵，它对于现实之样态影响塑造极深，历史因此有了“当代性”，也具有了“经验性”；更重要的是，中国之“道”寓于“史”之中。中国历来“经史一体”，离史无以谈经。中国之道与理并非抽象，而是存在于历史之中。“历史之道必寓于历史之事，道于事中才得以成形。”因此，中国历史不仅是传承了民族的叙事，更凝结和铸造了文明的意义与价值，对现实有巨大的型构意义。
（三）分析机制
以此为基准，历史社会理论法学其分析机制主要体现在结构性视角、历史性视野、类型化区分、因果性分析和客观性阐释几方面。（1）结构性视角。这一方法并非看重对一般特征、现象、事件的经验描述，而是进入现象背后发挥深层次作用的复杂结构及其互动之中。它构成了该方法的认识论基础，被视为社会学科话语中的基础性“隐喻”— —“结构的隐喻始终在社会科学知识的构成中发挥着重要而又神秘的作用”；用“结构性特征解释现象”，“是社会学科中值得效仿的长处。”（2）历史性视野。它对于结构的分析并非静态，而是看重历时性的积累沉淀和演化变迁，认为它们塑造了差异。结构经历史形成，现实由历史塑造。正如米尔斯所言，“任何一门社会科学— —或任何一项深思熟虑的社会研究— —都需要一种历史范围的构想与充分利用历史资料。”诺斯同样认为，“不深入理解时间，你将会是糟糕的政治科学家，因为时间是观念、制度和信念演变的界限。”（3）类型化区分。它可以进一步以这些结构性特征、差异性传统和整体性框架为基准进行类型化区分，建立宏观的历史形态—类型学，进行国别间、传统间乃至文明间的长时段大比较。（4）因果性分析。上述分析机制均建筑于“因果性分析”之上。历史社会理论之“理”，不同于一般记叙性历史学和描述性社会学，其关键在于用元素拆解整体、以结构重置范式、以概念提炼框架、以比较解析类型、以规律探寻机理，这些皆为因果之分析，往返于古今中西、整体部分、结构运动之间探寻客观规律和线索链条。因此因果分析是历史社会理论方法的关键机制。（5）客观性阐释。最终该方法呈现的是由历史社会结构塑造的、包含一定客观性的运动机理、历史逻辑和整体形态。如斯考切波所言，此类研究是“非意志论”的，关注的是诸多客观因素交互纠缠中“发生在特定的结构性情势之下”的结果。当然，这种最终状态是复杂多因多果的，由此形成了一种“不以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力的作用。典型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理论正是采用的这一方法。它运用结构性的视角详尽地对不同文明中影响法律秩序的关键社会基本结构要素如官僚制、阶层、宗教观念、经济状况等进行了梳理分析，且每个要素都追溯其历史根源与演化脉络，进而以形式与实质、理性与非理性为标准对法治传统的理想类型进行了划分，展示的是一种往返于古今之间法律文明构造的生成规律与客观联系，以及法律秩序与历史社会结构间的深层关系。
因此历史社会“理论”法学并非一般制度、现象、历程、情境表面的叙事或描述，其“理论性”即体现在上述分析机制上。它首先不同于一般的法社会学研究，后者是对经验的描述统计，缺乏结构性、深层次的因果分析；同时，它也不同于法史学。法律史核心是史料性质的，是对于史实尽可能地“还原”、呈现与挖掘。虽然当前法史学界也在不断反思，尝试跳出“微观”史学，将对史料的梳理至少推向“中层理论”，但它与历史理论法学仍有本质不同。法史学的新趋势依旧以古为立足点，重在还原过去，以史带论，立意在史而不在理；但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本质以今为视角，核心关切是过去如何塑造当下，以论带史，立意在理而非在史，其重在分析结构、梳理因果、比较差异、提炼范式和展示规律。当然，后者之立论必须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史实基础上，否则理论不过是沙堆上的空中楼阁。
（四）基本立场与问题意识
历史社会理论法学的方法不仅在于上述具体研究议题和分析机制，更重要的是，它重拾了一种研究立场和研究态度，转向一种面向中国、面向真实的理论自觉和方法自觉。这一立场至少包含三个层次：
其一，真实的中国问题意识。历史社会理论法学的立场首先要求研究中国历史现实中的“真问题”，而非经比附被“虚构”出来的问题。当代中国法学研究在一段时期内存在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受制于西方理论，它并非指对域外理论的研究与借鉴，而是往往在问题意识上先被西方理论“框定”或“牵制”，以此来塑造中国现实、查摆问题。这不仅耗费大量笔墨和精力讨论了许多“看上去重要”但实际根植于别人理论脉络或他国历史现实中的话题，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对中国而言并不直接“相关”或“攸关”，超载的研究会形成它们对中国同样重要的“幻象”，由此导致对中国真实问题的忽视和解决方案的错位。中国问题是由中国历史社会决定的，它是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真实面对的问题。正如王人博所言，“中国无论怎样挪用西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中国立场的存在。”西方法治观念在清末被引入中国时首先是以一种启蒙主义的姿态出现，但一旦触碰到中国现实，很快就与中国传统法治观结合催生了“新法家”的兴起，盖因当时内外交困、积贫积弱之下救亡图存、寻求富强是近代中国面临的根本问题。
其二，内在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问题的解决关键要基于一种对中国社会的“内在理解”，而非简单拿西方理论和标准来“套”— —“比对”不上就认为中国缺少而需补强。比较典型的是以国家和社会两分作为法治建构的“解题思路”。但如钱穆所言，传统中国一直不存在所谓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国家吸纳社会，二者本不冲突；非要制造冲突去迎合西方理论再解决中国问题无疑是南辕北辙。同样，有观点认为中国法律难以树立权威因其缺乏西方式的法律宗教来源，所以需先改造缺乏神圣和超验维度的中国思维观念。但若为法治权威先引入西方宗教，无异于刻舟求剑。
其三，深层次因素的探究。在真实的内在转向后，这一视角还要求关注深层次因素。它包含三方面的深层次性— —结构、历史及二者的结合：结构相对于表象，历史溯源相对于静态观察，二者结合产生的一些要素特质更为深层，发挥持久稳定的构造性和制约性影响。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方法意在探究这些具体事件、表象因素、制度规定背后的深层结构成因。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阶级构成的分析如此，前述关于社会正义观念结构、个人家庭社会关系结构、社会阶层力量对比结构、社会系统权力分配结构等对于一个社会法律秩序与传统模式影响的结构性分析亦是如此。这些因素往往发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影响作用。当然，深层与底层又有差别。本文主要谈及多重深层次因素，它们区别于表层和具体事件，而底层则是这一多层互动结构中位于最下层、最底端的因素，侧重其变动不居性，它“几乎静止不动”，类似建造房屋时位于最下层的地基。比如，在中国政治法律秩序多重深层影响因素中，历史地理特质即是底层因素。历史社会法学理论意在探究这些深层因素，包括底层结构。
最终，对于试图把历史与社会带回法学研究的历史社会理论法学，就其在中国的研究而言，核心议题或应包括：（1）中国的法律模式是什么，其法律传统是什么，进而追问其传统形成的根源。（2）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析、拆分诸多对中国法律传统、现实或普遍法律观念形成发挥核心塑造作用的关键社会结构及其历史成因，并分析其互构关系。（3）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而言，最关键的是“中西法治大分流”的问题，或可命名为“法治的李约瑟之问”：中西法治的差异是什么、如何形成、从何处分叉，其差异的根源是什么等。（4）进一步可以分析法治与现代社会的关系问题，法律在现代和传统社会中的功能分别是什么，法治对于“现代社会—现代国家”意味着什么，法治如何建构现代国家，而同时现代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和法律秩序。（5）最终是何为匹配中国社会、中国传统的现代法治。这些是历史社会理论法学关注的最根本问题。（6）当然它也可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讨论具体法律问题，如中国的婚姻家庭继承制度，土地、房屋、犯罪问题等。不同社会对此往往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社会风俗甚至情感倾向，自然不能简单照搬他国条文。（7）同时也可运用这一方法和思路认知其他法律文明，剖析与其相关的上述诸多问题，并进行传统或文明间的深度比较。
四、例证：中西法律传统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分流
那么，如何理解这种方法带来的对于法律更深入、更真切的认知呢？本节以福山关于西欧法治兴起的历史社会理论分析为例，展示其如何运用这一方法实质性地阐释不同文明法律传统形成的历史社会深层结构性差异。进而，文中再运用这一方法对中国法律传统的结构性特征及中西差异形成的深层根源进行梳理分析，以此展示其对于法律秩序与法治形态认知的拓展与深化，实际也是对这一方法正当性的证明。
（一）福山论西欧法治的兴起
福山在论及法治时即采取回溯关键历史社会结构性要素进行比较分析的方法。不同于先前，他在“政治秩序两部曲”中开始更深刻地意识到历史、社会与文明的复杂性和差异性，如在追溯几大文明法治的起源时就运用了历史社会理论的比较分析，而非线性的历史叙事。正如福山在全书开篇引用李普塞特的话，“仅了解一个国家的观察者是不懂国家的人。”他认为，“没有比较对照就无法知道，某一特殊的实践或行为，是某个社会中所独具的还是众多社会所共有的。只有通过比较分析，才能理清因果关系，才能把地理、气候、技术、宗教、冲突与今日世界上呈现的各式结果挂上钩。”福山对于西欧法治的分析亦是如此，虽散见于各处，但他主要通过下述四重结构性要素挖掘了不同法治传统之间深层的历史社会根源。
第一，法律与宗教的结构性关系。和伯尔曼一致，福山认为西欧国家拥有法治的宗教基础— —“欧洲的法治根植于基督教”。正是西欧法律的宗教来源使其具备了“神圣性”和“权威性”，并以此获得了超越世俗国家的地位。福山直言，“宗教权威只有独立于政治权威，基于宗教的法律才能约束统治者。”相对而言，福山认为中国的法律缺乏宗教来源这一维度。“中国从来没有超越的宗教，也许是由于这一原因，始终没有发展出真正的法治，率先出现的是国家。”福山认为，这一点不仅使法律缺乏“超越性”来源，也使其缺乏建制化基础。在西欧，“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作用，法治在欧洲获得最深刻的制度化。”而中国并非一个“强宗教传统”国家，在中国社会居于支配性地位的儒家是一种“弥漫性宗教”，它并无独立建制，其教化与价值观塑造功能借助政治和社会系统实现。“中国的国家轻易掌控各种祭司团体，从不承认比国家本身更高的宗教权威。”因此福山认为，“中国没有基于宗教的法治的历史基础。”
第二，法律与国家的结构性关系。西欧法治源于宗教，因此它的兴起“早于”国家；而当法律早于国家出现，其作为“先在”的规范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限制国家权力。福山认为，“西方、印度等有一套受宗教庇荫的既存法律。它独立于国家，其历史比国家更长。”“法治得以在欧洲社会中生根发芽，不但早于民主和负责制政府的出现，而且早于现代国家的建构。”正因为这一重要的次序性结构因素，所以国家和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宗教权威的分开存在，使统治者倾向于承认，自己不是法律的最终来源。”由此福山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过渡到现代化之前，法治便存在于中世纪的欧洲、中东、印度。这些社会的统治者承认，必须在并非由自己创造的法律下过活。” 反过来，如福山所言，中国较早建立起强大的国家传统，国家成为法律的来源。而“这个次序在欧洲是倒过来的：法律的出现早于现代国家的兴起。” 因此，“从16世纪晚期起，欧洲君主渴望模仿中国皇帝，创建现代的集权专制国家，却不得不面对限制权力的法律秩序。”
第三，社会系统中法律系统的结构性位置。福山用较大篇幅分析了西欧法治较强的另一个结构性因素，即“建制化”的专业、自治的法律部门在法治形成中的作用。“法律的专业化”是指“法律的内容不由政治当局而由法律专家来确定”，西欧国家“都培养了解释和执行法律的专家”；“机构自治”则是指“法律被有别于政治等级的建制性秩序所保护，拥有自己的资源和任免权”，“并大大鼓励它发展自己的官僚机构和正式规则。”因此福山结论性地指出，“法律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庭所取得的制度性自治。” 事实上像印度的情况一样，婆罗门是法律的监护者，独立于政治系统，国王也要遵守法律。与此相对，正如前述杨庆堃关于中国宗教系统依附于政治系统的“非制度化”观点一样，中国的法律系统也从未独立建制。事实上传统中国不存在系统分化，而是政治系统发挥了一统功能，其通过政治的强组织化实现对其他系统的去组织化。
第四，社会阶层的结构性关系。福山还着重探讨了社会阶层力量对比对于法治形成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西欧特别是英国法治得以建立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阶层间的“政治均势”。类似大宪章、光荣革命这样的事件本质都是权力均势的产物：君主与贵族或资产阶级间相互制衡、妥协才能让法律权威获得认可。若缺乏这一点，即便存在制度规定也难以形成法治国家。他还专门对比了东欧。几乎同时，1222年匈牙利等东欧国家也签署了类似英国大宪章的“金玺诏书”，但那里并未因此建立法治，这一现象的根源不在于是否存在这样的法律文件，也并非法律没有拴住国王手脚，而是贵族阶层过于强势，挟持了国王，将法律当作维护自身特权的工具。在福山看来，任何政治优势者和特权都很难自愿受制于规则束缚，因此，法治形成的关键在于国家权力持有者、社会精英和普通民众等政治参与群体之间大致均势，最终不得不选择相对中立、稳定、公正的法律作为权力运行的准则。
（二）传统中国法治的制约因素
上文以福山为例意在展示这一方法的分析思路。若以此视角考察中国传统法律治理，与之对应，中国社会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结构性因素，塑造了中国特殊的法治样态，甚至深远影响到当下。这或许也是中西法治传统出现“分流”的历史社会结构根源。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旨在深入挖掘这些因素，探究表面差异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及其结构性影响。
其一，观念结构。传统中国对法律的理解不同于西方。中国人的法，最典型的是“礼法结构”，法的背后并非“超越性”的宗教元素，而是包含“礼”的成分。虽后世言法与刑接近，但理念根源上中国古代的法出乎于礼，与礼相通之法才具正当性，即瞿同祖归纳的传统中国“法律儒家化”之命题。这一结构虽在外观上与西方类似：法都拥有外在、普遍性来源，但其填充的内容有所不同。西方认为法具有高级法背景，如宗教法、自然法等，人间法是神法的下降与描摹，由此法律具有“超越性”；但中国法之根源在礼，礼虽具有理想性和普遍性的成分，但缺乏神圣性、敬畏性和超验性的向度，其普遍性和理想性来源是“世俗”的，礼本质是人间伦理规范的普遍化。由此法就不包含西方法律的“神圣”权威，而是源自“伦理”与“人情”。因此古人言“缘情制礼”。当然这一情感并非一般人情，而是包含了“理”与“义”的成分。这一区别造成了中国对于法的认知缺乏“神圣性”的敬畏之维，而是强调“情理”。此观念至今支配着国人对法律和正义的理解，法律背后包含情理与情境，而非“绝对命令”，自然也就缺乏刚性权威，而具有了通融性。
其二，强国家传统。如前所述，中国与西欧的国家和法律出现“次序”有别，这造就了不同的国家、法律间关系。中国较早形成了强大国家，而“这个次序在欧洲是倒过来的：法律的出现早于现代国家的兴起。” 因此西欧国家并非法律的来源，反而是统治者要受制于已长久存在的法律，他们“必须在并非由自己创造的法律下过活。”但对于中国而言，现实中的法律是强大国家的产物，即管子所言“生法者，君也。”法既缺乏更高的超验神圣权威，又因国家之强大而成为君主之命令。因此传统中国虽为“儒法国家”，但现实中往往“儒表而法里”，法本质是“令”与“刑”，为强大国家“治世之工具”，功能在于治官与治民，形成一种“管制主义法治观”。要言之，西方法律出现在国家之前，而中国礼在法前，但法在国后。
其三，“一统格局”。如福山所言，西方法治的兴起还有赖于两个重要的结构性因素— —自治、独立的法律系统以及社会阶层间的“均势”，二者从纵横两个维度构成了一个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结构。但中国传统社会不同，存在的是一个“一统格局”，既未出现纵向的系统分化，横向阶层间也不曾处于均势。传统中国从未出现过“组织化”的法律职业阶层，甚至任何独立、自治的社会阶层，如祭司、僧侣、商人阶层都不曾出现。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系统具有绝对优势，经济、文化、社会、观念包括宗教系统依附于其上，它并不借助其他中间组织或系统，而是通过政权本身的“强组织化”和其他机制的“去组织化”实现对经济、社会、宗教等的同构化管控。因此传统中国如钱穆先生所言，并无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概念，不存在国家与社会的两分，而是国家吸纳了社会。与此同时，传统中国更不存在阶层间的均势，同样是一个由政治统治者包括士大夫群体支配的“一统格局”。古代中国士大夫在传统四民社会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它集政治、文化、社会乃至经济精英于一身，其他阶层难以抗衡，反而寻求进入、吸纳与依附。
其四，国家功能的“整合主义优位”。在福山看来，在中世纪英国国王不过是诸多“分散封建秩序中伙伴中的老大”，由于缺乏绝对军事优势，其“国家获得合法性和权威，靠的是分配正义的能力”。因为国王的法庭更公平，因此他靠“提供平等正义的能力”“加强自己的威望和权威”。“中央国家的法律功能”是英国国家权力的功能来源，法律成为“扩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这也是英国法治得以建立的历史社会基础。但中国不同，传统中国国家权力的首要功能是国家整合。这与中国历史地理环境这一深层因素相关。不同于西欧，中国在“大江大河大平原”形成一个半封闭地形，西部与北部是高原、沙漠、草原与长城，东南腹地一马平川，内部缺乏天险少有阻隔，而外部边疆游牧民族冲击频繁。因此传统中国大多数时刻面临的首要问题一直是“如何将一个大国整合与组织起来”，以维系复杂多元大国版图的历史地理极限。秦崩以及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大动乱后，无论两汉、隋唐还是宋明，其首要目标仍是再度统一、帝国重建、秩序稳固和长治久安。近代中国同样如此，甚至更为迫切地面对这一根本政治任务。清末西方列强的入侵致使传统中国彻底解体，整个体系系统性失败。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救亡图存成为根本任务，整合主义功能更为凸显。
事实上，无论是法治的观念结构、强国家传统、一统格局亦或国家功能的整合主义优位，不仅影响塑造传统中国法治形态与秩序，实际它本身已经由历史沉积化约为深层文化心理与社会结构，同样是当下法治形态和法治秩序的深层影响因素。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方法就旨在挖掘并探究上述深层次、贯通性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五、结语：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方法的限度及其超越
归根结底，历史社会理论法学方法得以成立的根源在于法律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社会的一部分；它由社会塑造，也在社会中运行，受诸多社会要素影响。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关键要素往往由长久历史沉积而成，成为一个社会的“深层结构”。反过来，这些历史形成的社会与观念结构又成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影响制度与秩序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法律秩序之形成是诸多社会因素碰撞磨合、复杂互动、交织影响的产物，而历史社会结构在这一多因素动力系统中虽处于底层但位于“高阶”，会产生持久稳定的深刻影响，它既在前端塑造制度形态，又在后端影响运行效果。法律制度无法脱离其社会，就像语言难以脱离其形成的历史和使用它的人与环境。“设计”完美的世界语在现实中不会被广为应用，正是因为人造的语言，“没有看到语言对生活的极为复杂的依从性”。历史与社会是法律存在的“语境”，是纸面法律制度坐落的真实“世界”。语境构成了一个“意义系统”，濡化甚至建构着制度在其中表达的“真实含义”和“运转逻辑”。
因此我们需要更真实、更深入地认知法律秩序，而非停留在文本表面和当下时间点，法律理论需要一个历史与社会理论的“转向”。当然，这一方法既非万能，也非唯一。正如开篇所言，此时此处重提这一经典视野与范式，盖因当前法学研究中这一重要维度有所缺失，由此影响了对法律秩序更整全、更深入的理解和认知。因此对此方法之强调意在补齐这一短板、增加纵深维度，而非走向绝对。
第一，这一方法并非历史主义。它认可历史的影响作用，但绝非历史决定论。其对历史的重视，意在防止过于静态、抽象、孤立地看待法律制度，从而忽视了其历史形成过程以及它存在、运转的社会基础与意义语境。第二，它并非要走向封闭主义，而是认为研究一国之制度，要意识到社会现实与结构对其的深度影响；由历史塑造而成的文化与观念，会沉积为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发挥影响作用。基于此，它强调理论研究应以自身为基点，制度变革与移植也需注意到历史传统、群体观念等的制约作用。第三，它并非机械决定论。它认为现实是多重因素“结构性”互动的产物，同时在这一多因素互动系统中，历史社会结构发挥着更为持久而深刻的塑造影响作用。但它并不认为结构会一成不变，不过变化了的结构依旧会发生制约影响作用；这一型构过程是一个已发生的事实，并非认定未来一定被决定。第四，它并非相对主义，或认为“存在即合理”。它首先是认知性的，意在挖掘现实如何形成与为何形成，呈现诸因素深层互动的“结构变迁动力学”。在此基础上，它也具有反思性，如马克思就发现了法律背后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利益，以此去衡量评价现实社会中的法。同时，它并不拒斥具体法律制度的变革与完善，但认为必须预见到已存的历史社会制约条件和接受程度；它也反对以历史传统为由拒绝规范性的审查，比如阻止女性接受教育就不能以传统证立。在历史社会理论面前，规范性可能更接近德沃金式的消极意义的当代自然法，即历史社会现实要经得起规范性标准的否定性考察，不得与之冲突。根本上，历史社会理论法学并非限定“规范性”考量，而是“与之共存”。它赋予规范性考量多一个前提，去认知规范性建立的约束条件，预先考虑到可能的阻力。规范性本身不应高高在上、远离生活，其真正的力量更需在与现实的协调中展现；规范性改造要建筑于对社会现实和人的观念的真实感知之上。
当然，历史社会理论也有其限度，它更偏向结构与过往。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迈向文明与现代的维度。一是从结构性视角上升为文明视野。从词源看，结构的逻辑本质是机械力作用，而文明是一种“化境”。此处之文明，是一种包含人道与人文、正义与善，相对于野蛮、狞厉与蒙昧，并具有整体性、融贯性和普遍性理解赋义、价值关怀和精神气质的整体社会与观念形态。由此它会走向一种更具广博度、容纳力和弥散性但却是根源性的无形化境之中。特别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内生自发、自成逻辑、长久持续、独创赋义的轴心文明而言，历史社会理论要进一步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建基于一个民族的理想图景与根本处境之中，以文明视野考察秩序，以文明基体塑造本体。二是将历史的回溯接续到现代性的轨道之上。理解历史不是故步自封，而是面向未来，为了更适宜、更顺畅的现代转型。历史经验的视角依旧是“传统内的变迁”，历史社会的理论必须增加现代性的维度，以“纵横交织的视野”去建构秩序，才能有所超越。现代本身即是中国传统社会经数千年发展演化在近代之后确立的方向，更是中国革命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历史社会理论必须去探讨与现代性对接的可能与条件，去包容与接纳现代价值，以现代价值和现代趋势去“格”传统与历史遗留下的社会结构和心理文化结构。此种站位与立场的历史社会理论在适用性之上才更具意义与价值。最终，在历史与现代、结构与文明、中国性与普遍性之上会通融合，以中国为基点，在古今中西之间进行现代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方能形成一种包含正义与和合、理性与情理、正当与善、个人与团体、尊严与兼爱、权利与责任、秩序与自由融贯的法治治理的中国文明之道和建基于中国文明之上的现代性，进而成就一种新的中国秩序文明形态，它也由此上升到了普遍性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