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法典》施行后，债权转让的规范供给日趋充分，裁判尺度却未统一，困扰首先来自规范对象的不确定。转让人与受让人因转让合同的订立、效力与履行所生的争议，与债权移转后受让人同债务人因原合同履行所生的争议，主体与规范适用各异，一旦混同，案由随之错定。本文以《民法典》总则编、合同编及《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参酌人民法院案例库参考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与各级法院裁判，按立案、效力、义务、责任、程序的顺序，讨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实体争议与相关程序问题。本文主张，此类案件应以三层法律结构为起点，转让合同自身的效力与债权移转对债务人、第三人的效力分层判断；转让人仅担保债权真实存在、不担保债权实现，既是义务边界，也是风险分配与违约赔偿的基本界线。

【中文关键字】债权转让合同；债权让与；转让人义务；权利瑕疵担保；多重转让；保理合同；类案裁判规则

债权作为财产权，其可转让性是现代信用经济的制度基础。保理、资产证券化、不良资产处置以及各类应收账款融资，均以债权转让为交易骨架。《民法典》合同编第六章以第五百四十五条至第五百五十条集中规定债权转让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七条至第五十条又针对债权转让通知、表见让与、多重转让等长期存在裁判分歧的问题作出补充。《民法典》合同编第十六章“保理合同”、《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纪要》）以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的系列司法政策，共同构成审理此类案件的规范群。

但是，规范供给日趋充分，并不自动带来裁判尺度的统一。实务中的困扰首先来自规范对象的不确定。债权转让交易至少涉及三重法律关系，即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基础关系、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关系、债权移转后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履行关系。这三重关系相互牵连，但主体、客体与规范适用各不相同。本文讨论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仅指第二重关系，即让与人与受让人因转让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解除与责任承担所发生的争议。受让人取得债权后，与债务人之间因原合同的履行、抗辩、抵销、清偿发生的争议，应按原合同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并适用法律，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这一界定不仅关系案由与管辖，更决定举证责任分配与裁判主文的表述方式。

在规范对象厘清之后，仍有若干实体问题长期困扰裁判。转让的债权自始不存在时，转让合同应当认定无效还是允许受让人解除？让与人对受让人承担的义务边界止于何处，债务人清偿不能的风险由谁承担？同一债权被重复转让时，未获清偿的受让人享有何种请求权，其能否同时向债务人与让与人主张？保理交易中应收账款不真实时，转让合同与融资安排应当如何定性？这些问题在学理上多有争鸣，在裁判上亦未完全统一。

本文尝试以法官办案的实际顺序组织论述，先解决审什么，再解决合同是否成立生效，然后分别讨论让与人与受让人各自的权利义务边界，进而处理违约救济的范围与计算，最后讨论保理、金融不良债权等特殊形态以及管辖、时效、执行等程序问题。最终回答的问题是：在现行规范已经较为齐备的条件下，法官应当依何种顺序识别争议性质、判断转让合同效力、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分配风险并确定违约救济的范围，才能使同类案件的裁判结论保持内在一致。

一、审理前提：法律关系识别与案由确定

立案与审理的第一步是确定争议所处的法律关系层次。这一步若出现偏差，后续的规范适用、举证责任分配乃至判决主文都会随之偏离。以下按结构区分、案由界分、名实之辨三个层次展开。

（一）债权转让交易的三层法律结构

第一层是基础关系，即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据以产生被转让债权的合同关系或者其他法定之债关系。基础关系的效力、内容与履行状况，决定债权是否存在、范围如何、可否行使。第二层是转让合同关系，即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以移转债权为内容的合同关系。它是双务、有偿的合同，以债权的移转与对价的支付为主给付义务，其成立、生效、履行与解除适用合同法的一般规则。第三层是债权移转后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即受让人作为新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抗辩与抵销的关系。

三层关系相互关联却彼此独立。基础关系不成立，被转让的债权即不存在，转让合同的标的自始欠缺；转让合同不成立或者无效，债权不发生移转，受让人无从取得债权人地位；债权虽已移转，债务人依《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八条享有的抗辩权并不因此消灭。审判中必须明确当事人争议的是哪一层关系，再决定适用哪一层的规范，不可笼统以“债权转让”一语带过。

就债权转让合同自身的性质而言，我国民法不采物权行为的独立性与无因性理论。崔建远教授指出，在我国法上债权让与并非独立的法律行为，而是债权让与合同生效的结果，与其说让与人拥有有效债权、具有处分权限是债权移转这一结果的条件，不如说其为债权让与合同的有效条件更为准确。（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75-676页）王利明教授同样认为，我国现行法并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不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因而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上，债权转让合同一经生效，受让人即取得债权。（王利明：《合同法总则新论》，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460-461页）这一前提决定了后文各项结论的展开方式。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判断适用合同法一般规则，债权移转对债务人与第三人的效力则另受通知、登记等要件的影响。

（二）案由界分的两条界线

第一条界线是主体界线。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债权转让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发生的争议，案由应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受让人取得债权后与债务人之间因原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应按原合同的法律关系确定案由，例如原合同为买卖合同的，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原合同为借款合同的，案由为借款合同纠纷。

裁判实践对此已有明确表达。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人民法院在（2022）川0603民初4365号民事判决中认为，原债权人将债权转让给原告并书面通知债务人后，双方系因原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诉讼标的是原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故应按买卖合同确定案由。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通知》（豫高法〔2020〕81号）亦明确要求：债权转让人与债权受让人之间的纠纷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债权受让人与原债务人之间的纠纷为民间借贷纠纷，不得将该类纠纷案由确定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第二条界线是客体界线。同一份协议中可能同时包含债权转让与其他安排，例如以债权转让抵偿既有债务、以债权转让作为融资的担保手段、以债权转让为名行资金拆借之实。此时应按争议的实际内容与诉讼请求指向确定审理对象，而不是按协议标题确定。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3）赣04民终437号民事判决中即认定，当事人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并非房屋买卖，其实质是以100万元受让他人对第三人享有的债权，故案由应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案由的确定还牵连管辖。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在（2019）沪0107民初13686号民事裁定中指出，债权受让人起诉原债务人的，合同履行地应依据被转让的基础合同确定；基础合同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的，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第二款，以原合同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债务人程序上的管辖利益不因债权转让而受损。该案虽发生在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但其确立的思路对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同样具有参照意义：债权转让不改变基础合同的管辖连接点，受让人不能以自己住所地制造管辖。

（三）名实之辨：真实法律关系的穿透认定

当事人常以债权转让之名行他种交易之实，法院应综合合同背景、目的、条款、履行情况探求真意，并按真意所对应的法律规则判断效力。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1）闽民终475号民事判决中即强调，民事法律关系的性质认定应以探明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为基础，存在通谋虚伪表示的，应按隐藏行为所对应的法律规则判断其性质与效力。

实践中最为多见的是保理之名与借贷之实。上海金融法院在（2023）沪74民终22号民事判决中认为，商业保理业务的核心在于真实应收账款的转让以及保理人提供的资金融通、账款管理与催收服务；案涉保理人未审核应收账款真实性，未提交基础交易合同以证明应收账款的明确指向，未向债务人发出转让通知，亦未进行管理与催收，融资合同直接约定还款期数与金额，应收账款债权不具有特定性与明确性，收回款项依赖借款人按月等额本息还款而非应收账款清收，故双方之间实为借贷法律关系。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在（2023）豫1624民初4176号民事判决中亦持相同立场，认定基础交易项下并不存在应收账款，不符合保理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名为保理实为借贷，应按借款合同规则处理。此类案件中，名为债权转让的应收账款转让条款因标的不存在而不发生转让效力，当事人的真实合意是资金融通，法院应在释明后按借贷关系审理。

另一种常见情形是以债权转让规避执行或者转移责任财产。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执复54号执行裁定中指出，执行程序中一方当事人转让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关涉原生效法律文书实体权利的重大变化，亦关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故对能否允许当事人转让债权并变更申请执行主体，应同时审查债权转让合同的有效性及债权转让原因的合法性；债权转让如果从形式上即可发现可能存在规避执行行为、侵害其他债权人权益的，则不宜直接将受让人作为申请执行人。该案确立的审查方法对审判程序同样适用：对无偿转让、对价明显失衡、转让人负有大量债务且受让人与转让人存在密切关联的债权转让，应提高对原因合法性的审查强度。

（四）本节裁判要点小结

第一，先定结构再定规范。收到债权转让类案件后，应首先判断争议发生在哪一层关系：基础关系争议按基础合同审理；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争议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审理；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因原合同履行发生的争议按原合同法律关系确定案由。

第二，实体审理与程序处理要保持一致。案由一经确定，管辖连接点、举证责任与诉讼时效的起算均随之确定。受让人起诉债务人的，管辖按基础合同确定；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争议的，管辖按转让合同的约定与法定规则确定。

第三，穿透审查真实意思。对名为买卖、名为保理、名为投资实为债权转让，或者名为债权转让实为借贷、担保、规避执行的，应按真意定性，并在释明后围绕真意审理。审查要素包括被转让债权是否真实存在且具有特定性、对价是否确定并实际支付、风险由谁承担、款项回收依赖债务人清偿还是依赖转让人还款、当事人是否实际履行通知与管理催收义务。

第四，对无偿转让与异常对价保持警惕。无偿或者明显低价转让、转让人处于多起被执行案件之中、转让人与受让人存在关联关系的，应主动审查转让原因的合法性，必要时追加利害关系人、依职权调查对价支付情况。

二、债权转让合同的成立与效力

（一）债权转让合同的性质、有因性与参照适用

债权转让合同是以移转债权为内容的双务合同，其本身是债权行为而非处分行为。由于我国法不采物权行为理论，债权移转是转让合同生效的结果，而非一个独立的处分行为，因此处分的效力瑕疵不表现为“处分行为无效”，而表现为转让合同无效、被撤销或者因履行不能而解除。这一构造在实务上带来两项后果：转让人对债权无处分权或者债权不存在时，不能简单认定“转让行为无效”，而应考察转让合同的效力与履行状态；另一项后果是，转让合同参照买卖合同规则处理具有正当性。

关于债权转让的有因与无因，学理上有明确区分。崔建远教授认为，因债权让与自债权让与合同生效时完成，我国法上讨论有因、无因，大多是指债权让与合同是否有因；票据债权让与采无因性原则，证券化债权是否采无因性尚不明确，普通债权的让与合同宜按照买卖等合同以有因为原则的精神承认其有因性，但当事人约定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不受其原因影响时依其约定。（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74-675页）这意味着：以清偿既有债务为原因的债权转让，其原因关系不成立或者被撤销的，转让合同的效力可能随之动摇，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

关于法律适用，债权转让合同为有偿合同，法律对其权利义务缺乏专门规定时，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民法典》第六百四十六条规定，法律对其他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年修正）第三十二条进一步明确，法律或者行政法规对债权转让、股权转让等权利转让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七条和第六百四十六条的规定参照适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并应先引用第六百四十六条再引用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这一参照适用规则是后文讨论瑕疵担保责任与损失计算的规范依据。

（二）成立要件：标的、形式与合意

标的可确定是合同成立的前提。被转让的债权不必效力齐备，但须可确定。崔建远教授主张对“有效的债权”从宽解释：继续性合同项下的债权具有现实性与确定性，可以转让；附生效条件或者附始期的合同所生债权，因已有基础法律关系存在，可以成为让与标的；已罹诉讼时效的债权只是效力不齐备，实体债权并未消灭，当事人自愿转让的，法律无禁止必要；可撤销合同所生的债权在撤销前有效，但毕竟存在风险，让与人负有告知义务，不履行告知义务构成欺诈，受让人享有撤销权；享有选择权的债权等内容不确定的债权，其不确定性表现在给付内容方面而非债权是否存在，亦可为让与标的。（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77-679页）

将来债权是否可以转让，《民法典》未设明文，但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的标的包括“将有的应收账款”，表明立法承认将来债权的可让与性。审判中，对被转让债权将来发生具有合理确定性、且当事人已就范围与确定方法作出约定的，应承认转让合同的效力；债权最终未发生的，属于转让合同履行不能，按违约责任处理，不必否定合同效力。

形式方面，债权转让合同原则上为不要式合同。但金融不良债权、信贷资产证券化等交易中，监管规范与行业惯例对转让程序、公告方式、档案移交有特殊要求。此类要求多为管理性规范，违反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但可能影响对债务人或者第三人的效力，亦可能成为判断转让人是否适当履行义务的依据。

当事人约定以支付对价款为合同生效条件的，应当尊重其约定。合同生效条件未成就前，受让人不得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权利，转让人亦不负移转义务。审判中应注意区分“付款义务”与“生效条件”：仅在合同明确将付款约定为生效要件时，才作条件处理；未作此类约定的，付款是受让人的对待给付义务，其不履行构成违约而非合同未生效。

（三）效力判断的分层顺序

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判断应按“可让与性、违法背俗、意思表示瑕疵、处分权限”的顺序逐层进行。

第一层是可让与性审查。《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根据债权性质不得转让、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不得转让；第二款区分金钱债权与非金钱债权，当事人约定非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约定金钱债权不得转让的不得对抗第三人。该条第二款解决的是特约对受让人、债务人的对抗效力问题，而不是转让合同本身的效力问题。当事人违反禁止转让特约转让债权的，转让合同并不因此无效；转让人对债务人可能承担违约责任，受让人能否取得债权则依该款按金钱债权与非金钱债权分别判断。王利明教授指出，在金钱债权的转让中，受让人无论善意与否都能取得债权，债务人不能对受让人主张债权禁止转让的抗辩，当事人之间不得转让的特约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债务人可以通过要求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获得救济。（王利明：《合同法总则新论》，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451-452页）

第二层是违法与违背公序良俗审查。债权转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依《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判断；但是，该条但书要求探究强制性规定的规范目的，而非简单作效力性与管理性的二分。《九民纪要》第30条要求人民法院在认定强制性规定时考量的因素包括：法律行政法规是否明确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违反该规定是否损害国家与社会公共利益等；第31条进一步明确，违反规章原则上不影响合同效力，但规章内容涉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国家宏观政策等公序良俗的，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审判金融不良债权转让、信贷资产转让等案件时，这一思路尤具意义：违反部门规章关于受让主体资格、转让程序的规定，通常不影响转让合同效力，但若交易本身损害金融安全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则应否定其效力。

第三层是意思表示瑕疵审查。常见的瑕疵类型有三种：一是转让人虚构债权或者明知债权不存在而转让，构成欺诈，受让人享有撤销权并得请求赔偿。二是转让人隐瞒债权上已设质押、已被另转、已过诉讼时效、担保已经脱保等重大瑕疵，违反告知义务，同样可能构成欺诈。三是受让人以受让债权时不知基础关系存在重大争议为由主张重大误解。对此应从严把握：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破产清偿比例低、债权实现需要另行诉讼等，属于受让人应当预见的商业风险，不构成重大误解。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皖08民终65号民事判决中即认为，受让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签订协议时应当预见受让债权的风险，无证据证明其对受让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转让人在主观上没有利用优势地位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的故意，客观上亦未造成双方利益失衡，故不存在显失公平。

第四层是债权不存在时的效力处理。审判实践存在两种进路：一种进路认为，转让的债权不存在，转让合同因标的不存在或者自始不能而无效。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在（2023）内0627民初931号民事判决中持此立场，认为生效法律文书已确定受让人所受让的债权不具有真实性，让与人并无处分权，可转让的债权并非有效存在的债权，故转让合同因转让行为不具有合法性、转让的债权标的物不存在而无效，合同无效自始无效，不存在解除问题，让与人应返还已收取的转让款。另一种进路认为，债权不存在属于转让合同履行不能，应依《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允许受让人解除合同并请求让与人承担赔偿责任。两种进路各有依据，实务中宜按以下方式作出选择：其一，被转让的债权自始不存在且无从补正，或者转让标的是虚构应收账款的，认定合同无效更符合逻辑，亦便于一次性了结返还关系；其二，被转让的债权曾经存在但已消灭、或者债权存在但范围与约定不符、或者因转让人重复处分导致受让人无法取得债权的，属于履行障碍，宜按违约与解除处理，以便对受让人的可得利益损失一并作出评价。崔建远教授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提出过批评意见，认为如果让与人已经举证证明债权转让合同确实不成立、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则应支持让与人关于债务人依然向自己清偿的请求，否则会引发较为复杂的法律关系并徒增成本。（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76-677页）这一意见所体现的分寸感，在债权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争议中同样值得重视：不宜因过度强调交易安全而使明显欠缺合意或者标的的转让合同获得强制执行的效力。

（四）本节裁判要点小结

第一，按四层顺序审查合同效力。先查债权可让与性，再查违法与背俗，再查意思表示瑕疵，最后处理处分权限与履行障碍。前一层次足以否定效力的，不必进入后一层次。

第二，区分禁止转让特约的三重效果。特约在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产生不得转让的义务；违反特约的转让合同本身不因此无效；受让人能否取得债权，依《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五条第二款按金钱债权与非金钱债权分别判断，非金钱债权场合还须审查受让人的善意。

第三，规范目的优先于形式二分。判断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监管规范的债权转让合同效力时，应探究规范目的，并依《九民纪要》第30条、第31条的思路审查是否触及金融安全、市场秩序等公序良俗，避免仅以违反规章为由否定合同效力，亦避免仅以规章非法律为由当然认可效力。

第四，债权不存在时区分合同无效与解除。虚构债权、标的自始不存在的，宜认定债权转让合同无效并一次性处理返还；债权曾经存在但已消灭、范围不符或者因重复处分不能实现的，宜按违约与解除处理，以便一并评价损失。

第五，审慎认定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债务人清偿能力、破产清偿比例、实现成本属于受让人应当预见的商业风险；只有转让人明知且隐瞒债权不存在、已设权利负担、已另转他人、担保脱保等事实时，才考虑欺诈与撤销权。

三、转让人的义务体系与瑕疵担保责任

（一）转让人义务的四项内容

债权转让人在转让合同项下负有的义务，可按主给付义务、从给付义务与附随义务、不重复处分义务、瑕疵担保义务四项归纳。

第一项义务是移转债权，系主给付义务。由于债权移转于转让合同生效时即告完成，这一义务在合同生效时即已履行，其后的义务形态主要体现为不得阻碍受让人行使债权、配合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

第二项义务是通知债务人、交付债权凭证并如实告知债权状况。《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的，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八条第二款进一步规定，转让人未通知债务人，受让人直接起诉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债权转让事实的，应当认定债权转让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债务人主张因未通知而给其增加的费用或者造成的损失从认定的债权数额中扣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据此，通知既是债权移转对债务人生效的要件，也是转让人对受让人负担的合同义务。

第三项义务是不得重复处分。转让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两个以上受让人的，对未能取得债权的受让人构成违约。

第四项义务是瑕疵担保。崔建远教授主张，债权存在的瑕疵随同移转于受让人，若让与的债权自身存在类似有体物那样的瑕疵，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一十七条至第六百二十三条关于物的瑕疵担保责任的规定，令让与人承担物的瑕疵担保责任；若让与的债权存在第三人主张的情形，则应类推适用《民法典》第六百一十二条及第六百一十三条关于权利瑕疵担保的规定，让与人对受让人承担权利瑕疵担保责任，除非受让人在订立合同时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第三人对该债权享有权利。（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05页）王利明教授则从多重转让的角度指出，债权转让合同中让与人对受让人负有不得再次处分债权的瑕疵担保义务，让与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其他受让人的，违反该义务并应承担违约责任。（王利明：《合同法总则新论》，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460-461页）

以上四项义务中，最容易引发争议的是第三项与第四项。二者在债权重复转让场合会发生竞合：转让人多次转让，既违反不得重复处分的义务，又违反权利瑕疵担保义务，受让人可择一主张，亦可一并主张，但不得重复受偿。

（二）义务边界：保证债权存在，不保证债权实现

划定债权转让人义务边界的核心命题是：转让人须保证被转让的债权真实存在，但不保证债务人一定清偿。崔建远教授明确表述，有效的债权是指该债权真实存在且并未消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一定能够得到实现，让与人仅负有保证它确实存在的义务，并不负有保证债务人能够清偿的义务。（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677页）这一命题在裁判中转化为两条具体规则：一是受让人以债务人无力清偿、破产清偿比例低、债权实现成本高于预期为由请求解除转让合同或者减少价款的，原则上不予支持；二是转让人明知债权不存在、已消灭、已设权利负担或者已另转他人而未告知的，构成违约，受让人可请求解除合同并赔偿。

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4）皖08民终65号民事判决中的处理具有代表性：受让人以7.5万元受让31万元债权，其后债务人进入重整，按12.6%的比例清偿，受让人实际可得4万余元，遂以重大误解与显失公平为由请求撤销债权转让协议并返还部分转让款。法院认为，受让人自愿签订协议，应当预见受让债权的风险，无证据证明其对受让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转让人没有利用优势地位或者对方轻率、没有经验的故意，客观上亦未造成双方利益失衡，故驳回其请求。该案清晰地划出了商业风险与瑕疵担保的界线。

这一边界可以通过约定调整，但调整应受法律限制。崔建远教授在讨论不良贷款债权转让合同中的“风险揭示”条款时指出，《民法典》第六百一十二条、第六百一十三条、第六百一十七条、第六百二十一条等条款不属于强制性规定，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瑕疵担保责任的免除而改变或者排除其适用，但该约定不得存在《民法典》关于无效与可撤销的规定所列情形。（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06-707页）实务中，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合同普遍以“风险揭示”方式列举债务人破产、时效经过、担保脱保等风险并由受让人概括承受。此类条款原则上有效，但转让人明知的具体瑕疵未予披露、或者以概括条款掩盖已知欺诈事实的，该条款不产生免除责任的效果。

（三）通知义务的违反及其后果

通知义务在债权转让合同内部的性质，实践中易生歧义。王利明教授认为，原则上应当由债权人作出通知；允许受让人作出通知，将使债务人负担审查债权让与真实性、合法性的义务与成本，而该成本本应由实施让与行为的债权人负担，且可能诱发债务人与受让人恶意串通虚构让与通知的道德风险。（王利明：《合同法总则新论》，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448-449页）据此，债权转让合同约定由受让人自行通知的，其约定不能对抗债务人依《民法典》第五百四十六条获得的保护，但在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仍可发生义务分配的效力。

债权转让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产生两方面后果：对外，债权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债务人向让与人清偿即可免责；对内，受让人有权请求转让人履行通知义务，因未通知导致受让人不能及时行使权利、增加费用或者造成损失的，转让人应予赔偿。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在（2022）粤2072民初20691号民事判决中即指出，债权转让协议明确约定原债权人负有通知债务人、保证人的义务，受让人未举证证实原债权人已履行该义务，亦未证明债权转让时已经通知债务人、保证人，故由受让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诉讼请求被驳回。

债权转让通知的方式可以灵活认定。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1）浙10民终2541号民事判决中认为，受让人提起诉讼并向债务人送达起诉状副本以及债权转让协议等相关证据材料的，可视为债权转让已通知债务人，该转让对债务人发生法律效力。《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八条第二款已将这一做法上升为规范：受让人直接起诉的，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同时债务人可主张扣除因未通知而增加的费用或者造成的损失。这一规则同时提示转让人：迟延通知虽不必然使受让人败诉，但由此产生的费用与损失将从债权数额中扣除，最终由转让人承担。

关于通知义务违反能否产生履行抗辩权，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终1079号民事判决中确立的裁判要旨可供参照：通知义务是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产生的法定义务，性质为附随义务，无须合同特别约定；合同未明确约定附随义务为主给付义务的，付款方不能以对方未履行附随义务为由拒绝履行付款这一主要义务，除非违反附随义务的行为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该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其确立的附随义务与主给付义务的关系原理，对债权转让合同中“转让人未通知，受让人能否拒付对价”的争议，具有直接参照价值。

（四）多重转让中转让人对受让人的责任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让与人将同一债权转让给两个以上受让人，债务人以已经向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履行为由主张其不再履行债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债务人明知接受履行的受让人不是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债务人继续履行债务或者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请求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先通知的受让人请求接受履行的受让人返还其接受的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明知该债权在其受让前已经转让给其他受让人的除外。该条款在转让人与受让人的内部关系上，首先确认了最先通知的受让人的救济路径：只要未从债务人处获得清偿，即可请求让与人承担违约责任。让与人承担这一责任，理由不在于债权移转本身无效，而在于让与人违反了不得重复处分的瑕疵担保义务。王利明教授指出，我国法不采物权行为理论，是否通知并不影响债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不通知只是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而已；让与人对受让人负有不得再次处分债权的瑕疵担保义务，多重转让场合下即便认为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取得债权，其仍可能面临债务人继续履行不能或者受让人返还不能的风险，这属于让与人应承担瑕疵担保责任的情形。（王利明：《合同法总则新论》，法律出版社2025年版，第460-461页）此外，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构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二者之间不发生相互追偿关系。

实务中还需处理两个细节：第一，最先通知的认定。《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五十条第二款规定，最先通知的受让人是指最先到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受让人；当事人对通知到达时间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通知的方式等因素综合判断，不能仅根据债务人认可的通知时间或者通知记载的时间认定；采用邮寄、通讯电子系统等方式发出通知的，应当以邮戳时间或者通讯电子系统记载的时间等作为认定依据。第二，违约责任的范围。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向债务人求偿未果的部分，即为让与人应当赔偿的损失；受让人已支付的对价及其资金占用损失，通常构成损失的主要内容；可得利益的主张则应受可预见性规则与减损规则的约束。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4）湘高法民二终字第93号民事判决中即处理了债权多重转让情形下让与人对受让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可资参照。

（五）从权利移转的范围与边界

《民法典》第五百四十七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债权的，受让人取得与债权有关的从权利，但是该从权利专属于债权人自身的除外；受让人取得从权利不因该从权利未办理转移登记手续或者未转移占有而受到影响。据此，担保物权、保证债权、利息债权、违约金债权等从权利随同移转，登记与占有的欠缺不影响受让人取得从权利。

但并非一切权利均随同债权移转。对此，崔建远教授指出，与请求权相结合、功能在于实现债权的形成权，如选择权、催告权，应当与债权一同移转；与债的关系相结合、与当事人地位有关系的形成权，如解除权、撤销权等，只有在概括承受的情况下才随债权债务的概括移转而移转，在单纯的债权让与中，若让与人仍负有债务并继续为债权关系的当事人，则解除权等形成权不随债权让与而移转，否则会出现让与人应当解除合同以保护自身权益却无解除权、或者让与人坚持合同有效却因受让人行使解除权而使期待落空的不合理局面。（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704-705页）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辽02民终10222号民事判决中持相同立场，认为合同解除权属于形成权，不宜认定为从权利，不能随着债权转让而一并当然转让，受让人仅依据债权转让协议请求解除原合同缺乏法律依据。该案案由为买卖合同纠纷，其确立的从权利边界规则对确定债权转让合同的给付内容具有参照意义：当事人在债权转让合同中没有特别约定的，受让人取得的仅是债权及其从权利，不含让与人在基础关系中的解除权与撤销权。

（六）本节裁判要点小结

第一，按四项义务审查债权转让人的履行情况。包括债权是否按约定移转、是否履行通知与凭证交付义务、是否存在重复处分、被转让债权是否存在未披露的瑕疵。审查时应逐项对照合同约定，避免笼统认定“转让人违约”。

第二，坚持“保证债权存在、不保证实现”的基本界线。债务人清偿能力不足、破产清偿比例低不属于债权转让人的违约事由；转让人明知债权不存在、已消灭、已设权利负担或者已另转他人而未告知的，构成违约，受让人可解除转让合同并请求赔偿。

第三，承认风险揭示条款的效力但设例外。不良债权转让中以概括方式揭示风险并由受让人承受的条款原则上有效，但转让人已知且未披露的具体瑕疵不在免除之列；以概括条款掩盖欺诈事实的，不发生免除责任的效果。

第四，债权转让未通知的后果要分别落在对外与对内两个层面。对外，转让对债务人不生效，债务人向让与人清偿即可免责；对内，转让人承担继续履行、赔偿增加费用与损失的责任。受让人起诉的，自起诉状副本送达时对债务人发生效力，但债务人可主张扣除相应费用与损失。

第五，债权多重转让案件按三步处理。先认定最先通知的受让人；再判断债务人是否明知以及接受履行的受让人是否明知；最后确定让与人的违约责任范围。让与人与债务人之间为不真正连带，不适用追偿。

第六，确定债权受让人取得的权利范围。从权利随同移转，登记与占有的欠缺不影响取得；解除权、撤销权等与当事人地位相结合的形成权不随同移转，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四、受让人的义务与风险分配

（一）对价义务与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

债权受让人在转让合同项下的主给付义务是支付约定对价。对价的确定首先依合同约定；合同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依《民法典》第五百一十条、第五百一十一条补充确定；仍不能确定的，应结合被转让债权的性质、金额、债务人清偿能力、担保状况、实现成本与交易惯例综合判断。打包转让的不良资产，通常以资产清单载明的金额与状况为准，清单记载与实际不符的，按瑕疵担保规则处理。

对价风险负担的一般规则可以概括为，被转让债权能否实现的风险自债权移转时起由受让人承担。这一规则的理由在于，债权转让在性质上属于权利买卖，标的物的价值取决于债务人的清偿能力，受让人在受让前可以通过尽职调查评估该风险，并将其折算进对价。转让人收取的对价通常已经体现了该风险折让，若允许受让人在实现债权失败后向转让人追索，则相当于使受让人取得“保本”地位，与有偿转让的性质不符。崔建远教授关于让与人仅保证债权存在而不保证债务人清偿的表述，与这一风险分配规则相互印证。

（二）风险自担及其例外

司法实践普遍认可债权转让风险自担规则。除前述安徽省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皖08民终65号民事判决外，各地法院在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应收账款转让等案件中亦多持相同立场：受让人受让时已知或者应知债权存在实现障碍的，不得以结果不利为由请求变更或者撤销转让合同。

例外情形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被转让债权不存在或者被虚构。此时转让人违反的是保证债权存在的最基本义务，受让人可请求解除合同并请求返还对价、赔偿损失；构成欺诈的，另享有撤销权。第二类是有意隐瞒重大瑕疵。转让人明知债权已过诉讼时效、担保已经脱保、债权已被另转、债务人已经清偿而未告知的，属于违反告知义务，受让人可主张违约责任。第三类是债务人对债权存在作出确认后又反悔的。《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受让人基于债务人对债权真实存在的确认受让债权后，债务人又以该债权不存在为由拒绝向受让人履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受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债权不存在的除外。该款虽规定在债务人保护一节，但其机理对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关系同样适用：受让人基于债务人确认而支付的对价，其落空风险不应由受让人单独承担。

此外还应注意费用负担规则。《民法典》第五百五十条规定，因债权转让增加的履行费用，由让与人负担。债务人因受让人主张权利而增加的合理费用，可在债权数额中扣除，最终由转让人承担；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

（三）对价支付的特殊问题

债权转让对价是否实际支付，直接影响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与权利行使。当事人约定以支付对价款为合同生效条件的，未支付前合同虽已成立但未生效，受让人不得以债权人身份主张权利，转让人亦不负移转义务。此时法院应当就是否存在附条件约定进行审查，审查要素包括合同文本的明确表述、付款与移转的先后顺序、当事人此后的履行行为。债权转让合同仅约定付款期限而未将其约定为生效要件的，付款义务与移转债权义务构成对待给付关系，一方未履行的，对方可主张同时履行抗辩、先履行抗辩或者违约责任，但不影响合同已经生效的认定。

对价明显失衡的，应当区分商业判断与显失公平。不良资产转让的对价通常远低于账面金额，这是风险折让的正常结果，不能仅以差额比例认定显失公平；受让人主张显失公平的，应当证明转让人利用了自身优势或者对方轻率、缺乏经验，且双方利益严重失衡。受让人以极低对价受让后又主张全额实现债权的，法院还应依《九民纪要》关于利息与费用保护标准的精神进行审查，防止通过债权转让规避利率与费用的司法保护上限。

（四）金融不良债权受让人的特殊限制

金融不良债权转让在风险分配上有其特殊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号）第九条规定，受让人向国有企业债务人主张不良债权受让日之后发生的利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相关答复进一步明确，涉及非国有企业债务人的金融不良债权转让纠纷案件亦应参照适用该规定。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3）赣10民终868号民事判决中即适用这一规则，认定受让人向债务人主张受让日之后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并进一步指出，受让人受让债权后未通过合理方式通知债务人，亦未及时采取上门催收、即时诉讼等积极措施以减少损失扩大，仅连续多次登报催收，对利息金额的扩大存在明显过错，故依减损规则处理。该案对转让合同双方具有双重提示。对受让人而言，受让后的利息收益受限，且负有及时主张权利、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对转让人而言，协助通知与移交催收资料是一项具有实际价值的义务，违反该义务造成受让人损失扩大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此外，受让人在受让金融不良债权时还应当注意主体资格与转让程序的规范限制。违反关于受让主体、转让程序的规定，原则上不影响转让合同效力，但在涉及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规避执行的情形下，法院应依《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百五十四条审查其效力。

（五）本节裁判要点小结

第一，先确定对价义务的内容与性质。债权转让合同明确将付款约定为生效条件的，按附条件合同处理；未作此类约定的，按对待给付义务处理，一方未履行的，对方可以主张履行抗辩或者违约责任。

第二，风险自担为原则。债权能否实现的风险由受让人承担，债务人破产、清偿比例低、实现成本高于预期等不构成变更或者撤销合同的理由；判断时应结合受让人是否进行尽职调查、对价是否体现风险折让。

第三，三类例外须重点查明。包括：被转让债权不存在或者被虚构；转让人明知且隐瞒时效经过、担保脱保、已另转、已清偿等重大瑕疵；受让人基于债务人确认而受让但债务人嗣后否认。

第四，金融不良债权案件另按专门规则处理。受让日之后的利息原则上不予支持；受让人负有及时主张权利、防止损失扩大的义务；对价与程序异常时，应一并审查合同效力与原因合法性。

五、转让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与损失计算

（一）解除权的发生与审查

债权转让合同解除权的发生事由，可从法定与约定两条线索考察。法定的核心事由是根本违约：被转让债权不存在、因转让人重复处分致受让人确定不能取得债权、转让人拒不履行通知与协助义务致受让人无从行使权利，均足以使受让人的合同目的落空，受让人得依《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解除合同；受让人迟延支付对价、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支付的，转让人得依同款第三项解除合同。

对合同约定解除条件的审查应当保持克制。《九民纪要》第47条要求，合同约定的解除条件成就时，守约方以此为由请求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违约方的违约程度是否显著轻微、是否影响守约方合同目的实现，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确定合同应否解除；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不予支持。《九民纪要》第46条则要求，只有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的当事人才能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审理时应当审查发出解除通知的一方是否享有约定或者法定的解除权，不能仅以受通知一方在异议期限内未起诉即认定合同已经解除。这两条对债权转让合同同样适用：一方以对方轻微违约为由通知解除的，法院应审查违约程度与目的实现之间的关联，避免以解除之名行毁约之实。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关系亦应明确。解除权是形成权，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解除权行使期限的，期限届满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亦同。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在（2022）湘0302民初5073号民事判决中即认为，合同解除权系形成权，依法不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故债务人关于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抗辩不成立。

（二）无效与解除的竞合与释明

被转让债权不存在时，受让人往往同时主张合同无效与解除合同，法院应当作出选择并向当事人释明。选择的实质考量已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述：标的自始不存在或者被虚构的，认定无效更符合逻辑；债权曾经存在但已消灭、范围不符或者因重复处分不能实现的，按违约与解除处理更有利于一并评价损失。法院释明时应当向当事人说明不同选择对返还范围、利息起算与损失赔偿的影响，并允许当事人调整诉讼请求。

《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为解除路径提供了规范依据。该款规定，以转让或者设定财产权利为目的订立的合同，当事人或者真正权利人仅以让与人在订立合同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未取得真正权利人事后同意或者让与人事后未取得处分权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受让人主张解除合同并请求让与人承担违反合同的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条体现的“处分权限欠缺不导致合同无效、但可导致解除并赔偿”的思路，与前文关于有因性与合同性质的讨论相互呼应。

（三）解除后的返还与双向清算

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部分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进行处理。债权转让合同解除的典型后果是，转让人返还已收取的对价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受让人返还因受让债权所取得的清偿或者将其对债务人的权利转回。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在（2022）湘0302民初5073号民事判决中即判决解除转让协议，由转让人返还受让人转让款，并自起诉之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资金占用期间的利息。

合同解除后的双向清算应当一并处理，不能只处理主张解除一方的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在（2021）最高法民终1255号民事判决中确立的裁判要旨可供参照：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另一方反诉继续履行的，人民法院以情势变更判决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公平原则对解除后果一并作出处理，不能仅就诉请解除一方的请求进行处理，应同时处理合同解除对主张履行一方的法律后果；合同因情势变更解除后，转让方返还已收取的转让款的，受让方也应返还取得的标的物，标的物价值明显减损的，就减损价值按照过错原则由当事人分担。该案案由为股权转让纠纷，其确立的双向清算与过错分担方法，对债权转让合同解除后“受让人已部分受领清偿、债权价值减损”的情形具有直接的参照价值。

转让对价占用损失的起算点，实践中有合同解除之日、起诉之日、对价支付之日等不同做法。合理的做法应当是以转让人占有对价而无合法依据之时为起点，通常可自合同解除之日或者受让人主张返还之日（起诉状副本送达之日）起算；转让人在缔约时即有欺诈行为的，可自对价支付之日起算。利率标准以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为一般参照。

（四）损失赔偿的范围与限制

合同解除后的损失赔偿范围依《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确定，包括实际损失与可得利益损失，但不得超过违约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受让人的实际损失通常包括已支付的对价及其资金占用损失、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尽职调查费用；可得利益损失则表现为债权实现后可得的净收益，其计算应当扣除实现成本与风险折让，不得简单地以债权账面金额作为可得利益数额。

损失赔偿的范围受可预见性规则限制。债权转让人在订立合同时无从知晓的特别情事所造成的损失，不在赔偿之列。受让人受让后转售债权所预期的利润，除非订约时已为转让人所知，否则一般不予支持。减损规则同样适用于此类案件。《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一条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江西省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3）赣10民终868号民事判决中对受让人的减损义务作了明确认定，可资参照。过失相抵与损益相抵也应一并考虑。受让人未尽基本尽职调查义务而受让明显存在瑕疵的债权的，可相应减轻转让人的赔偿责任；受让人因同一事实获得的利益，应在赔偿额中扣除。

违约金条款的适用，先要处理违约金与损失赔偿的关系。二者关系依合同约定处理，约定违约金优先适用；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支付违约金后仍应履行债务。违约金过高或者过低的，当事人可以请求调整，法院不得依职权主动调整。认定违约金是否过高，一般应当以《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为基础进行判断，这里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除借款合同外的双务合同，作为对价的价款或者报酬给付之债并非借款合同项下的还款义务，不能以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作为判断违约金是否过高的标准，而应当兼顾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过错程度以及预期利益等因素综合确定；主张违约金过高的违约方应当对违约金是否过高承担举证责任。

（五）本节裁判要点小结

第一，解除权发生事由的审查围绕合同目的展开。债权不存在、重复处分致不能取得、拒不履行通知协助义务致无从行使，构成受让人的解除事由；受让人迟延付款经催告仍未支付，构成转让人的解除事由。

第二，解除通知的效力须经实体审查。收到解除通知的一方未在异议期内起诉的，不当然发生解除效果，法院仍应审查通知方是否享有解除权；约定解除条件成就但违约显著轻微、不影响合同目的实现的，不予支持解除。

第三，无效与解除的路径选择应当释明。标的自始不存在或者虚构的，走无效路径；履行障碍导致目的不能实现的，走解除与赔偿路径，以便一并评价可得利益损失。

第四，解除后果双向清算。转让人返还对价并支付资金占用损失，受让人返还已受领的清偿或者回转权利；债权价值减损的，按过错分担；不得只处理主张解除一方的请求。

第五，损失计算落实三项限制。可得利益不得简单按债权账面金额计算，应扣除实现成本与风险折让；减损规则、可预见性规则与过失相抵应逐项检验；违约金调整须经当事人请求，由主张过高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判断基准为《民法典》第五百八十四条规定的损失而非民间借贷利率上限。

六、债权转让特殊形态与程序问题

（一）保理合同中的债权转让

保理合同以应收账款债权转让为核心。《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一条规定，保理合同是应收账款债权人将现有的或者将有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人，保理人提供资金融通、应收账款管理或者催收、应收账款债务人付款担保等服务的合同；第七百六十九条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编第六章债权转让的有关规定。据此，判断一项交易是否构成保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真实、特定、可确定的应收账款转让，以及保理人是否提供融资、管理、催收或者付款担保等服务。欠缺任一要素的，即使合同冠以保理之名，也不构成保理法律关系。前文引述的上海金融法院（2023）沪74民终22号民事判决与河南省沈丘县人民法院（2023）豫1624民初4176号民事判决，均以此否定了保理性质并按借贷关系处理。

有追索权保理与无追索权保理在风险分配上明显不同。《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六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有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可以向应收账款债权人主张返还保理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应收账款债权，也可以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在扣除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后有剩余的，剩余部分应当返还给应收账款债权人。第七百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无追索权保理的，保理人应当向应收账款债务人主张应收账款债权，保理人取得超过保理融资款本息和相关费用部分无需向应收账款债权人返还。审判中应当先认定保理的类型，再确定保理人的请求权基础与返还义务。

保理中应收账款虚构时的处理规则体现在《民法典》第七百六十三条。该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与债务人虚构应收账款作为转让标的，与保理人订立保理合同的，应收账款债务人不得以应收账款不存在为由对抗保理人，但是保理人明知虚构的除外；《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则将债务人确认的规则一般化，适用于包括保理在内的各类债权转让。两项规则的分界在于保理人或者受让人的主观状态：善意信赖债务人确认的，受保护；明知虚构的，不受保护，此时应按当事人真实合意认定法律关系，通常成立借贷。

多重保理的优先顺位另有专门规则。《民法典》第七百六十八条规定，应收账款债权人就同一应收账款订立多个保理合同致使多个保理人主张权利的，已经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取得应收账款；均已经登记的，按照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取得应收账款；均未登记的，由最先到达应收账款债务人的转让通知中载明的保理人取得应收账款；既未登记也未通知的，按照保理融资款或者服务报酬的比例取得应收账款。普通债权的多重转让则依《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五十条处理，二者在顺位规则上并不相同，审判中应先辨别交易是否属于保理，再选择顺位规则。

（二）应收账款转让与质押的权利冲突

同一应收账款上并存转让与质押时，应当依公示先后与权利人善意与否确定顺位。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22）苏02民终2447号民事判决中确立的裁判要旨具有参照意义：应收账款质权的效力范围及于应收账款上设定的抵押、质押、保证等从权利，应收账款上设有其他担保性权利作为增信措施且该担保性权利在出质时已经披露的，应收账款质权的效力范围也及于该担保性权利；应收账款出质后，出质人对应收账款的处分权应受到限制，未经质权人同意，出质人不得以法律行为减损或者消灭已出质的应收账款。该案虽为定作合同纠纷，但其揭示的原理在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中同样适用：受让人在受让应收账款前，应当通过查询登记与审查基础文件查明其上是否已设质权；转让人明知已设质权而未告知的，构成瑕疵担保责任范围内的违约。

（三）管辖、当事人追加与诉讼时效

管辖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十三条规定，合同转让的，合同的管辖协议对合同受让人有效，但转让时受让人不知道有管辖协议，或者转让协议另有约定且原合同相对人同意的除外。转让合同本身约定管辖的，按约定；未约定的，按合同纠纷的一般规则确定。受让人起诉债务人的，合同履行地应按基础合同确定，不得以受让人住所地取代原合同当事人的所在地，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法院（2019）沪0107民初13686号民事裁定对此已有明确立场。

当事人追加方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向受让人主张其对让与人的抗辩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让与人为第三人。该条立足于受让人与债务人的诉讼，但其机理同样适用于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诉讼。争议涉及被转让债权是否存在、范围如何、有无瑕疵的，追加债务人或者基础关系当事人参加诉讼有助于查清事实。法院应当区分抗辩的类型，涉及基础关系效力的宜予追加，仅涉及通知、价款等转让合同自身问题的则不必追加。

诉讼时效方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债权转让的，应当认定诉讼时效从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之日起中断。该项规则针对被转让债权对债务人的时效；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因转让合同产生的请求权，其诉讼时效依《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一般规则——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算，不受前条影响。审判中常见的错误是将两项时效混同，以债权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的时间作为受让人对转让人请求权的时效起算点。

（四）执行与破产程序中的转让合同审查

执行程序中，申请执行人转让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并申请变更申请执行主体的，法院应作形式审查与有限实质审查。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最高法执复7号执行裁定中指出，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进行形式审查后认为符合法律规定，且原债权人书面认可债权转让事实的，可以依法变更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对金融不良债权转让行为的效力提出异议的，应当通过另诉予以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2023）最高法执复54号执行裁定中进一步要求，对能否允许当事人转让债权并变更申请执行主体，应同时审查债权转让合同的有效性及债权转让原因的合法性；形式上即可发现可能存在规避执行、侵害其他债权人权益情形的，不宜直接将受让人作为申请执行人。两项裁判确立了“形式审查为原则、明显异常时加强审查、实体争议另诉解决”的操作框架。

破产程序中，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无偿转让债权的，管理人得依《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请求撤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22）粤民终3302号民事判决中确立的裁判要旨可资参照：破产企业在破产申请被受理前一年内无偿转让债权的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该行为被撤销后，债权受让人依法负有向破产企业返还债权的义务；受让人无偿受让债权并与该债权的债务人约定抵销的，在该债务人并非善意的情况下，抵销约定不能对抗破产企业。该案提示：转让合同的对价是否真实支付，不仅关系合同双方的利益，也关系转让人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法院在审查无偿转让时应当要求主张有偿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五）本节裁判要点小结

第一，保理案件先定性再找法。审查应收账款是否真实、特定、可确定，保理人是否提供融资、管理、催收或者担保服务；名为保理实为借贷的，按借贷关系处理，并以实际发放的款项为本金、以法定保护上限为利息边界。

第二，区分有追索权与无追索权。有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可向债权人主张返还融资款本息或者回购债权，亦可向债务人主张债权，受偿超出部分应返还债权人；无追索权保理中保理人只能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超出部分无需返还。

第三，虚构应收账款按主观状态分别处理。债务人确认债权存在的，不得反悔；受让人或保理人明知虚构的，按真实合意认定法律关系，通常成立借贷。

第四，权利冲突按公示与善意确定。应收账款已设质并登记的，受让人受让时应查询登记，转让人隐瞒已设质事实的，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应收账款出质后未经质权人同意的，转让不得减损质权。

第五，程序问题勿与实体问题混同。管辖依基础合同或者转让合同的约定与法定规则确定，受让人起诉债务人时不得以其住所地取代原合同履行地；涉及基础关系效力的，追加让与人或者基础关系当事人为第三人；被转让债权的时效自转让通知到达债务人时中断，转让合同项下请求权的时效另行起算。

第六，执行与破产程序中的审查强度有别。执行、破产程序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但对债权无偿转让、明显低价转让、转让人负有大量债务等异常情形应加强审查；实体争议告知当事人另行诉讼解决。

结 语

债权转让合同纠纷的审理，难点不在法条的查找，而在法律关系层次的厘清与风险边界的把握。就前者而言，应当始终区分基础关系、转让合同关系与受让人对债务人的履行关系，做到案由、管辖、举证责任与裁判主文四者一致。就后者而言，应当坚持转让人保证债权存在而不保证债权实现的基本立场，由通过尽职调查与对价折让作出商业判断的受让人承担债务人清偿能力的风险，由转让人承担隐瞒已知瑕疵、重复处分与虚构债权的后果。

在此框架之下，合同效力判断按可让与性、违法背俗、意思表示瑕疵、履行障碍四层依次推进；义务审查按移转、通知与协助、不重复处分、瑕疵担保四项逐项对照；救济计算按返还、资金占用损失、实际损失与可得利益的顺序展开，并逐项接受可预见性、减损与过失相抵的检验。保理、金融不良债权等特殊形态在优先顺位与利息计算上适用特别规则，程序问题则应与实体问题分别判断。

裁判尺度的统一最终依赖于对交易实质的尊重与对规范目的的探究。债权转让之所以值得鼓励，是因为它使债权进入流通、服务于融资与资产配置；受让人的信赖之所以值得保护，是因为它建立在对转让人如实告知与债务人确认的合理期待之上。审理此类案件，既不宜以形式合规掩盖实质失衡，也不宜以结果不利倒推缔约瑕疵。把握好这一分寸，方能实现债权流通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妥当平衡。

徐忠兴，吉林省法学会研究部主任

【参考文献】

{1} 王利明：《合同法总则新论》，法律出版社 2025 年版。

{2} 崔建远：《合同法总论》（中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

{3}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第 4 版），法律出版社 2018 年版。

{4} 杨明刚：《合同转让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5}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研究室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合同编通则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23 年版。

{6}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年版。

{7} 朱虎：《债权转让中对债务人的程序性保护：债权转让通知》，载《当代法学》2023 年第 6 期。

{8} 李宇：《债权让与的优先顺序与公示制度》，载《法学研究》2012 年第 6 期。

{9} 徐涤宇：《〈合同法〉第 80 条（债权让与通知）评注》，载《法学家》2019 年第 1 期。

{10} 石宏：《合同编的重大发展和创新》，载《中国法学》2020 年第 4 期。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 年 5 月 28 日通过，2021 年 1 月 1 日施行）。

{1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3〕13 号，2023 年 12 月 5 日施行）。

{1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020 年修正）。

{1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 年修正）。

{1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2 年修正）。

{16}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法〔2019〕254 号）。

{17}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金融不良债权转让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发〔2009〕19 号）。

{18}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通知》（豫高法〔2020〕81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