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效用理论是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其演变不仅是经济学方法论变迁的重要体现，也与现实社会中关于再分配与经济正义的持续争论密切相关。本文从经济思想史视角出发，以效用的可度量性与人际可比性为核心线索，探讨福利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如何在回应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不断调整与发展。福利经济学中效用理论的演变并非单纯的理论替代，而是在规范分析与科学方法之间不断调整的过程，其背后始终存在对现实再分配问题与社会正义问题的回应。这一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福利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动力，并为当代关于社会福利评价与公共政策分析提供历史与理论启示。
作者：杜丽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康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摘自：《政治经济学评论》2026年第3期
本文载《社会科学文摘》2026年第9期
引言
福利经济学自形成以来便与功利主义传统紧密相连，效用既是其分析社会福利的核心概念，也是最具争议的方法论基础。围绕效用始终存在两个基本问题：效用能否被度量，以及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能否比较。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再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演变主线。
既有研究通常从理论内部梳理这一过程，强调序数革命、帕累托原则、社会福利函数等方法论变化。但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更值得追问的是：效用理论为何会不断改变？这些看似抽象的分析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福利经济学面对的现实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资源配置，即市场能否实现有效配置，以及政府是否应当干预；二是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即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如何协调，何种分配能够被视为正义。
本文认为，效用理论的演变并非单纯由理论自身推动，也并非理论先行、现实随后应用。相反，经济正义与再分配的现实需求不断对既有理论提出压力，迫使福利经济学在科学性与规范性之间调整其方法论立场。旧福利经济学以基数效用和人际比较直接论证再分配，却因缺乏可验证的经验基础受到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批评；新福利经济学转向序数效用和帕累托原则，试图通过回避人际比较保持价值中立，却因此难以处理现实中的利益冲突；阿罗（Kenneth Arrow）的不可能定理进一步揭示了序数主义的逻辑困境，推动现代基数效用和社会福利函数重新发展。此后，以森（Amartya Sen）的可行能力方法为代表的理论又将福利评价的信息基础扩展到效用之外。福利经济学中效用理论的历史，因而也是经济学不断处理科学方法与社会正义关系的历史。
旧福利经济学：基数效用与再分配问题
庇古（Arthur Cecil Pigou）的《福利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Welfare）通常被视为福利经济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庇古将宽泛的社会福利限定为可以借助货币尺度讨论的“经济福利”，并通过欲望或效用这一中间环节，将货币与福利联系起来。在这一框架中，基数效用成为基本假设：效用不仅可以排序，而且具有大小，可以借助某种尺度进行度量。货币虽然不是效用本身，却可以作为观察个体欲望强度和福利变化的代理。
这一理论与三个假设密切相关。第一，边际效用递减，即收入越高，新增一单位收入所带来的效用越小；第二，不同个体的效用可以进行比较，至少可以借助收入与满足之间的关系做出合理推断；第三，社会福利可以被理解为个体效用的加总。由此，旧福利经济学能够得出一个直接的分配结论：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将收入从边际效用较低的富人转移给边际效用较高的穷人，可以提高社会总福利。累进税、社会救济、最低工资和转移支付等政策由此获得了明确的福利经济学依据。
这种基数效用论的重要意义，不只是在于其提出了一套效用衡量方法，更在于其使福利经济学能够直接介入分配问题。面对20世纪初工业社会贫富差距扩大和社会改革压力，旧福利经济学试图把关于贫困、再分配和社会正义的问题转化为经济理论可以分析的问题。然而，这种政策能力建立在两个强假设上：效用可以度量，个体之间的效用可以比较。一旦这两个前提受到质疑，旧福利经济学的规范结论也就失去了稳定基础。
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中对这一基础提出了系统批评。首先，效用是主观心理状态，个人可以说明自己更偏好A还是B，却难以客观说明偏好强度究竟是多少；市场价格反映交换关系，并不能直接等同于心理满足。其次，人际效用比较缺乏可以经验验证的共同尺度。庇古关于富人的货币边际效用低于穷人的判断，实际上隐含着不同个体具有相近满足能力的假设，而这一假设本身并不能由经济科学证明。
由此，罗宾斯提出了影响深远的价值中立原则：经济学可以分析何种手段有助于实现既定目标，却不能仅凭经济分析证明某种目标本身“应该”被追求。问题并不在于再分配是否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而在于不能把伦理判断伪装成可验证的科学命题。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庇古式分析毫无自觉。庇古已经认识到，经济福利与总福利之间并不存在机械对应关系，货币收入也更接近效用的可观察代理，而非严格计量单位。问题在于，只要政策结论需要从个体收益进一步推至社会福利，效用可比性的认识论困难就无法被回避。
这一批评推动了福利经济学重新审视效用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也开启了从基数效用向序数效用的转向。
新福利经济学：序数主义的科学化与现实困境
新福利经济学试图在接受罗宾斯批评的前提下保留福利分析。其基本办法是放弃效用的基数度量和人际比较，只要求消费者能够对不同选择进行偏好排序。效用不再表示可测量的心理强度，而成为表达选择次序的工具。由此，福利分析摆脱了对不可观察心理量的依赖，在形式上获得了更强的科学性。
序数主义首先使帕累托原则成为社会福利判断的核心原则：如果一种变化至少使一个人变好，同时不使任何人变坏，就构成帕累托改进；当进一步改进已不可能时，则达到帕累托最优。其方法论优势在于，无须比较不同个体获得了多少效用，只需考察每个人相对于自身原有状态是否改善。竞争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联系，又使效率分析成为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然而，帕累托原则对现实政策的适用范围极其有限。税收、贸易、公共投资和社会改革几乎都会产生受益者和受损者，严格要求“无人受损”，意味着福利经济学对大多数现实政策无法作出判断。卡尔多（Nicholas Kaldor）和希克斯（John Hicks）提出补偿原则，试图放宽这一条件：如果受益者的收益足以在理论上补偿受损者，并且补偿后仍有剩余，即可把政策变化视为福利改进。这样，福利经济学能够在不直接比较效用的情况下，通过货币化的收益与损失来评价政策。
补偿原则虽扩大了序数主义的政策适用性，但并未真正解决分配问题。关键在于，潜在补偿并不等于实际补偿。如果补偿从未发生，受损者的福利下降仍然真实存在；而一旦要求实际补偿，就必然重新面对谁应得到多少、不同个体损失如何比较等人际比较问题。新福利经济学试图通过“去除”价值判断获得科学性，却也因此削弱了处理分配正义的能力。
伯格森-萨缪尔森社会福利函数已经表明，价值判断并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只要社会需要在不同个体利益之间作出选择，就必须以某种权重或伦理原则将个体评价综合为社会评价。新福利经济学的核心困难因此逐渐清晰：如果拒绝人际比较和规范判断，福利经济学可以保持方法上的纯粹性，却难以回答社会政策最关心的利益冲突与分配问题。这也说明，社会福利函数并不是对价值判断的消除，而是对价值判断的形式化表达。福利经济学真正发生的变化，是从把规范前提隐含在效用加总中，逐渐转向承认并明确这些前提。
阿罗难题与现代基数效用的复兴
阿罗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中提出的不可能定理，把这一困境推进到更严格的逻辑层面。在社会选择框架中，个人对各种社会状态分别拥有自己的偏好排序，社会决策需要把这些个人偏好排序转化为一致的社会排序。阿罗证明，在允许个人偏好自由、尊重一致偏好、排除独裁等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条件下，不存在能够同时满足这些要求的社会福利函数。
这一结论的意义在于，它动摇了序数主义福利经济学关于“价值中立”的基本期待。如果社会判断只能依据个人偏好排序，又不允许使用效用强度和人际比较信息，那么从个人偏好到社会偏好的加总就可能无法完成。福利经济学由此陷入两难：完全排除价值判断，就无法形成一致的社会选择；但引入某种加总原则，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特定的伦理立场。
这种理论困境与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现实背景形成了明显张力。社会保障、公共医疗、税收和再分配制度迅速扩展，社会需要对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实质性比较。福利经济学不能仅仅说明某项政策是否有效，还需要回答谁获益、谁受损，以及何种分配更可接受。由此，人际比较重新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维克里（William Vickrey）和海萨尼（John Harsanyi）等人推动了现代基数效用论的复兴。与旧基数效用论不同，现代基数论不再依赖对心理快乐的直接测量，而借助风险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和期望效用理论重建基数信息。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和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的期望效用理论表明，如果个体在风险选择中满足一定理性公理，就可以得到在正仿射变换下具有稳定意义的效用函数。海萨尼进一步通过“等概率”思想，将社会福利判断理解为个体在不知道自己将处于何种社会位置时对制度的选择，从而把基数效用、人际比较和伦理判断联系起来。
现代基数效用的意义并非简单“回到”庇古。它不仅改变了基数信息的理论基础，也更明确地承认福利分析中的价值判断。福利经济学由此出现一种回旋式演进：基数效用因科学基础不足被序数效用取代，而序数主义又因无法处理社会选择和分配问题，促使基数信息以新的形式重新进入福利分析。
现代福利经济学：从效用加总到多元信息基础
现代福利经济学并未停留于基数效用的复兴。随着对传统功利主义局限的认识加深，研究者开始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使效用能够被较好地度量和比较，它是否足以成为社会福利的唯一标准？
一条发展路径是在效用框架内部扩展信息基础。传统效用主义往往只关注最终选择及其带来的效用，而忽略偏好如何形成、个体掌握何种信息、具有何种动机，以及制度过程如何影响选择。现实中的信息具有成本且分散在不同个体手中，个人禀赋、努力程度、局部知识和私人偏好都会影响政策效果。由此，现代福利分析开始把信息不对称、激励兼容和权利约束纳入效用框架，使福利判断不再只是对既定效用的简单加总，而与机制设计、制度安排和信息结构联系起来。
另一条更具根本性的路径是森对功利主义的超越。森指出，主观效用可能受到环境和经历的塑造：长期处于贫困或压迫状态的人可能降低自己的期望，从而在很低的客观生活条件下仍报告较高满足。如果只依据效用评价福利，就可能把这种“适应性偏好”误认为是良好生活。因此，福利评价应当关注一个人实际上“能够做什么、能够成为什么”，即其可行能力。营养、健康、教育、社会参与、自尊和自主选择等，不仅是产生效用的手段，而且本身也是福利评价的重要内容。
可行能力方法改变了福利经济学的信息基础。它并非简单否定效用，而是反对把效用当作唯一标准。与主观满足相比，一个人是否获得基本营养、教育机会和社会参与能力，往往具有更强的可比较性，也更能揭示深层的不平等。由此，福利经济学从结果性的效用加总，进一步转向对机会、能力和制度过程的评价。
在这一基础上，公平、自由和权利成为后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公平理论通过“无嫉妒”等概念讨论何种分配可以兼顾效率与平等，并进一步揭示了当个体生产能力存在差异时，公平与效率并不总能同时实现。对自由和权利的研究则说明，个体偏好并非彼此独立，私人选择可能产生外部影响；单纯依靠偏好加总，既可能无法保障个人权利，也可能无法形成一致的社会判断。福利评价因此不得不在效率、公平、能力、自由与权利之间进行更复杂的权衡。
从这一演变可以看到，现代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方向是从单一维度的效用比较走向多元信息基础的福利判断。信息要素的引入表明，福利判断不能脱离具体的信息条件与制度环境；可行能力方法把焦点从主观满足扩展到实际生活机会；公平、自由和权利理论则进一步揭示，社会福利包含不能被效用简单还原的价值。所谓“超越功利主义”，并不是全盘抛弃效用，而是把效用置于更广阔的规范评价框架之中。
结语
福利经济学中的效用理论并不是从“错误”走向“正确”的线性替代史，而是表现出明显的回旋式演进。这一历史还呈现出两个更深层的趋势。其一，福利经济学的信息基础不断扩展。从个体效用加总，到偏好排序，再到风险选择、私人信息、能力、权利与公平，福利判断所使用的信息越来越丰富。其二，福利经济学始终处于科学性追求与规范性关怀的张力之中。试图完全排除价值判断，可以提高形式上的严格性，却可能使经济学无法回答最重要的社会选择问题；直接介入正义与分配，又必须明确其伦理前提并面对比较依据的科学性问题。
因此，效用理论的变化不能仅理解为技术方法的更新。理论之所以反复调整，根本上源于现实社会不断提出新的福利问题：贫富差距要求再分配解释，科学主义要求理论减少不可验证的心理假设，福利国家建设要求比较不同群体的得失，现代公共政策又要求同时考虑能力、公平、自由和权利。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正是在这些现实压力与方法论要求之间不断寻找新的平衡的过程。
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这一过程也揭示了经济学学科性质的重要特征：经济学既追求经验和逻辑意义上的科学性，又无法完全脱离关于“何为更好社会”的规范判断。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否存在价值判断，而是如何识别这些判断、说明其伦理基础，并使其与可检验的经济分析相衔接。效用理论的流变由此不仅是一段福利经济学史，也提供了理解当代经济学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重要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