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这个日期在“乡建”参与者中有比较特殊的意义。2003年3月，党中央在全国“两会”上宣布“三农问题”是重中之重。为了更好地贯彻中央政策精神，2003年7月19日，在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也就是100年前晏阳初发起“博士下乡”并开展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那个“历史名村”，多个单位的志愿者与村委会合作发起了当代乡村建设实践，正式开启了接续先贤的、应对中国工业化高速增长“负外部性”问题多发阶段的乡村改良试验。
诚然，当代工业化高增长阶段的乡村建设试验在社会综合改革意义上始于20世纪80年代党中央正式发文推动的农村改革试验区的试点工作。那是在1987年发布的“五号文件”中提出的。当年笔者就是据此成立的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的第一批工作人员之一，主要是做立项调研和监测评估等技术性工作。当时就有一批有历史常识的政策界知识分子率先在以高增长为主要政绩的发展阶段，开启了有助于缓解“外向型”经济为主的发展代价的乡村建设政策试验工作。鉴于当年试验区的文件没有对这个大背景作出表述，本文在此略为归纳，以方便后来者理解这个阶段性变化带来的规律性演变。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很多人认为是“开放促改革”。这是客观因素形成的——国内20世纪50年代接受苏联援助形成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不可能适配20世纪70年代从西方引入外资作为主导力量的“外向型”经济，因而不得不加大自我调整的改革力度。由此，20世纪90年代大规模开放外资进入中国以后派生了一个变异现象——城市工业体制及城市劳动力全程社保的利益结构接受调整的过程是复杂的，也是困难的；于是，性质上属于传统乡土社会、本来最不能适配外资的农民，却成为大量被地处沿海的“外向型”经济雇用的流动劳动力，也就是所谓“农民工”。
乡村女性面临的情况被研究者称之为“问题”，实际上也是在那个阶段突显的。20世纪90年代以降约20年的时间里，农民工中大多数是“草尖”群体，即处于黄金年龄段（18—28岁）的年轻人；由于沿海外资大部分属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主要是服装、鞋帽、塑料件等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多聘用女性劳动力，年龄稍大点（30岁以上）不能在生产线上眼疾手快的女性劳动力会直接被市场排斥。于是，20世纪90年代“外向型”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劳动力更主要的是被外部工业要素市场定价。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连“黄金年龄劳动力”都被压到最低价格，何况其中处于黄金年龄段的女性劳动力短时间大量流动进城，这种近乎“无限供给”的要素率先被市场化完成最低定价，也就导致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内生性地、被动地从属于极度稀缺的资本要素定价机制；遂使乡土社会的中老年妇女直接被市场定价排斥而成为“残值”劳动力群体，只能被几乎没有收益的农业容留。
可见，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开放低端外资进入沿海，其在内地因具有稀缺要素地位而使“草尖”女性被外部远地市场定价，断绝了在村“草根”妇女参与市场定价的可能性，不仅经济上只能获取乡土社会最低报酬的农业收入，而且需要承担养老带娃等“家庭扩大再生产”的制度成本，还因其被市场排斥而在高度市场化的城市主流文化中遭受无处不在的歧视。
本文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降，延续大约20年的低端外资涌入沿海，形成“加工贸易型的外向型经济”占据主流的定价机制及其衍生的制度环境，分化了乡村女性，使之被析出乡土中国“三生合一”（有什么样的生态，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也就有与之相适配的生产）的家庭理性，加剧农村社会分化，其各种因应行为也引发社会热议，这是乡村女性状况被称之为“问题”的各种归纳中最不应该被忽略掉的宏观变量。
一般而言，女性在工业化阶段所遭遇的困难具有普遍性，深刻表现出市场对女性劳动力定价的“实质性”不公正。因为这不是对女性原本在家庭兼业化经营中应有的劳动性质定价，而是把女性放在了以男性为标准的工业化阶段的劳动力市场上与男性同等条件定价。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似公平，但实际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不公。
在工业化时代，标准化生产是规模化出品提高市场占有率的客观要求，这要求每一标准的部件都可以组装到一起成为“总成”，各个总成叠加变成一个机器。这种工业化内生性地要求人必须是标准化的劳动力。自然人从幼儿园开始就要被“标准化”，要求人做到“去自然”属性，要求人经历社会化、再社会化，才能顺利进入被市场定价的过程。可见，人的社会化如同人力资源资本化，也是工业化对社会资源整合的要求。因此，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化并不刻意区别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人的自然属性，它要求的是人成为机器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所以全社会进入工业化就强调大家都是“螺丝钉”，单位就是零件结合出来的总成，这是工业化时期对人作为劳动力的客观要求。这就意味着大家一起拼胳膊粗、拳头大，这种标准化劳动力要求让自然属性不同的女性去拼劳动力市场定价，当然是不公正的。
在全球南方，任何体制条件下的后发国家或弱势群体追求工业化高增长，都会首先遭遇到“资本稀缺”困境，也会出现“亲资本”倾向，并在生产关系上受制于“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规律。由此，势所必然地在以“资源资本化”为实质的发展进程中演化出“负外部性问题”。通俗地说，就是投资人占有收益的同时将那些不入账的成本主要对外向社会转嫁，遂使在这个阶段谈判地位较低的劳动力境遇每况愈下。
与中国妇女研究直接相关的乡土中国的本地化问题是，“农民工”大约一半是“离土离乡”并对乡土社会发挥“解构”作用的群体，而此类离乡流动打工群体中又有大约一半是处于黄金劳动年龄的农村妇女。过去，她们在乡村的价值很大部分内在于“家庭理性”之中，可称之为整合作用最大化的，潜在于乡村群体化、包容性、可持续生存之中的价值。
本文借用梁漱溟“自毁甚于他毁”这句内含价值判断的名句来表述乡村女性流动打工的“负外部性”问题，原因在于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长时间流动造成了至今还在引发多种争议的复杂矛盾。
市场对黄金劳动年龄的打工者特别是青年女性进行低定价的客观现象，具有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方面意义，不能简单化地给予“价值判断”。
然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爆发引致全球化解体的趋势影响了主流的价值取向。随着更多的利益群体感受到全球化挑战愈益严峻，加之“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型低端外资因本就“无根”，从21世纪第2个10年开始大规模移出，中国经济发展态势随之形成重大调整。
首先，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经济逐渐取代“加工贸易”所占份额，成为沿海的主导经济类型。因其相对地具有产业各环节收益主要留在本地的特点，从而促使沿海经济中实体产业的厚度增加并且在空间布局上不断向内地延伸，因而派生出技术要素及其研发条件相对稳定、产业升级和研发成本被实体经济摊薄的“中国经验”，提升了中国机电产品的国际竞争力——21世纪第2个10年60%以上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由外资企业创造，21世纪第3个10年则转化为由国内企业创造。
其次，2005年“新农村建设”和2017年“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相继实施。同期，20世纪以来前辈学者延续百年的乡村改良事业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肯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新中国成立前，一些有识之士开展了乡村建设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梁漱溟先生搞的山东邹平试验，晏阳初先生搞的河北定县试验。我在河北正定县工作时，对晏阳初的试验就作了深入了解。”
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起点可追溯至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遂有不忘国耻的张謇辞官回乡在江苏南通开启了具有“在地化”性质的中国现代化综合发展实验，堪称“县域经济”的早期典范。张謇后来被誉为纺织工业奠基人，其所秉持的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清晰可见——自称“余毕生抱定村落主义”，实际上也并非单纯追求工业化，而是把城乡融合的理念贯彻在县域资源综合开发之中。这与当前乡村振兴行动强调城乡融合以及将新型县域经济作为工作重点，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
换言之，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终与乡土重建与乡土中国文化复兴紧密交织，二者本是一体，难以割裂。只是某些时期出现了激进化主张，试图消灭农民、消灭农村，将几千年来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支撑中华文明传承的种养兼业、立体循环的多元化“村社经济”改造为单品大规模集约化的资本主义农场农业。党的二十大以来，这类“全盘西化”主张逐渐为社会所淡化，新确立的以五大特征为表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的发展战略，更何况其所针对的是已完成了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转型阶段。在此期间，2015年确立“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7年确立“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乡村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则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规律性要求，步入生态化发展的新阶段。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024年1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深刻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意义，并作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重大判断。。与之适配的是“生态资产价值化实现”对要素结构调整的需求。伴随这一战略转型，人们看到的显著变化是：在家庭承包制条件下最适于体现“三生合一”、最擅长经营“农文旅+N”的女性劳动力，其价值不仅在生态化新阶段必然被重估，而且必然引发社会及文化的热烈讨论。
党的二十大之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及其相互关系作了集中、系统的理论阐释。主张，要求改变“粗放数量型增长”的旧阶段，进入生态化的质量效益型新阶段，这就要以“两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思想作为“新理念”，要求“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结合成为系统化的“新结构”——本质上的“生命共同体”，其内生具有多样性。据此，生态化要求的资源集成和产业化整合，演变为城乡融合战略下多业态的创业创新。
实际上，生态资源价值化意味着多元文化的自然表达，当然也就会要求人类社会认同生态产业化的多样性，并在形成多业态创新中与自然界有相似的多元表达。这为具有内生差异化特质的女性被新阶段的新质生产力重新定价提供了外部条件，使其得以跳出工业劳动力市场的单一标准定价框架，转而从女性与生态化多业态发展的视角出发，以多样化的文化形态重新定义女性及其创造的社会价值。
例如，地处福建深山区远离大城市的实践是一个最大程度承载人类对生态社会想象的乡土社会。工业社会的运行逻辑要求将所有资源都被“标准化”才能纳入工业化开发体系，虽然投资人由此获取“资源资本化”收益，但此类资源资本化开发的外部性代价却由社会整体承担。这种资本主导发展模式内含着严重的结构性不公：它不仅导致对人的评价失之偏颇，也使人对自然资源的评价严重扭曲。当这种不公积累到临界点时，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便演变为对抗性矛盾。
若回到前述的“三新”主张，只有在生态文明作为战略的“新阶段”，在“两山”“新理念”带动城乡融合多元业态“新格局”的框架下，贯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多业态经营与大自然构成互嵌，生态资源才可能通过城乡参与者呈现多元的价值表达形式，社会本身也才能转向真正的多元发展。
因此，当我们以“两山”理念为指导，通过农文旅融合、民宿及大康养经济等路径，探索乡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时，一个重要的转变随之广泛发生：女性作为劳动力不再被置于工业化市场的单一评价体系之中，而是在生态社会的多元价值表达中超越了“劳动力被商品化”的底层逻辑。由此，产生两个观点。
第一，在生态产业化的多元经济中，乡村女性参与度大幅提高，其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此前工业化的市场定价方式也将发生阶段性改变。我们团队编写的《“三农”与“三治”》文集里收录了一篇文章，该文针对工业化对劳动力的标准化定价提出了“残值劳动力”概念，因为用工业化阶段市场定价方式无法定价乡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在农村外出“草尖”打工者被市场进行最低定价的压力下，女性和中老年劳动力被市场排斥，因而不能被定义成标准化的劳力。离土离乡之前因“天然合理”主导兼业化小农户在家庭内部的分工分配而具有与男性同等价值的女性劳动力，被外部市场排斥为“残值劳动力”。在新阶段生态文明战略下，乡村都在发展农文旅“三产化”融合、推进生态化转型，在这些遵循“生态产业化”而形成的多元化新业态里，大部分是女性在主持操作和主导经营。
事实表明，在工业化向生态化演变的新阶段，女性劳动力价值在新业态中毫无疑问地高于男性。在有关生态化的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多种热点问题讨论中，女性在乡土社会的“家庭理性”和“村社理性”条件下的“正外部性”，必将演化为乡村振兴中新的价值导向。
诚然，当工业化阶段相适配的市场经济不得不转向生态化这个综合开发新阶段时，对性别差异不公正的市场定价方式也会趋向于与生态资源本来的多元化相一致。所以我们仍然在一般理论意义上认同市场发现价格的机制。
但要注意的是，按照“新质生产力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定性，新阶段要求的是生态资源的价值化实现，在人们把空间生态资源当成要素时，这个要素如果又属于乡村经济主体的主要生产资料，那就决定了劳动者与劳动对象的匹配，形成了市场价格发现机制的阶段性改变。
当数字成为新要素，引发“生态化+数字化=新结构”成为主导变革的主力，借助人工智能大模型，在网络上创业的人可以无名无性、无老无少，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不再是优势，坐在电脑面前无论性别、种族，都会有一种工具性平等的体验。例如，当前乡村主播中女性占比高有多种原因，原因之一是其创造的价值量取决于身处其中的生态资源，而生产资源作为场景适配着“三生合一”之中的女性对消费者输出的“情绪价值”，故而引起广泛“共情”。
第二，女性劳动力通过网络直播推动的生态资源及产品的价值变化，更多源于生态文明体现着社会的审美需求。“两山”思想除了在经济思想上的价值导向，还有重要的审美价值。根据传统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最高需求是审美。女性对审美的追求会随着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战略实施和多元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升华，进而对就业结构调整发挥引领作用。
当前兴起的乡村旅游、森林康养和农事体验、乡村旅居，对应着党中央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的“绿色农业”“科技农业”“品牌农业”和“质量农业”；女性绿色消费意愿较强，带动的是家庭出行，与孩子一起参与“自然教育”“劳动教育”，或配合休闲观光在乡村的发展而直接从事“体验农业”“创意农业”，在创业创新中增加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对多元生态世界的审美，促使各类社会群体对品牌农业和质量农业都产生进一步的需求，这就有力地拉动了新阶段的结构调整，丰富了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在价值。
希望学术界从事女性及就业研究的人把握住国家从工业化向生态化发展的新阶段，只有了解其对既有制度变革的客观影响，才能凝练背景和问题，形成清晰的问题意识。
温铁军，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首席专家、教授，屏南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乡村治理与乡村建设、农村财政金融税费体制改革、发展中国家比较发展研究等。
张艺英，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中国乡村建设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乡村建设史、社会经济史。
（参考文献、注释详见《妇女研究论丛》2026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