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笔者2026年10月17-18日参加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主办的“巴蜀学人与中国近现代史学暨纪念刘咸炘先生诞辰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提交的发言稿，发布时略有修订。）
关于中国现代史家对传统史学致用论的传承与现代发展，详见徐国利《传统史学与中国现代史学建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2月版）的“第十章 经世致用传统的现代诠释和发展”。这里主要以柳诒徵和钱穆为代表，简要评述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史沉迷致用论。柳诒征和钱穆身处民族危亡的近现代中国，他们接续传统经世致用史学脉络，对传统史学致用论进行现代理论重构。他们主张史学并非单纯的文献考据，而是兼具求真明道、修身蓄德和振兴民族精神的功用，试图以史学重建国民文化认同，回应全盘西化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们构建起“明道—立德—救国”三位一体的史学致用模式，有别于新考据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学致用论。这套理论在近代史学史上既有重要价值，也存在内在局限。将其与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致用观对比，更能看清中国现代史学内部关于“求真”与“致用”的多元思考。
一、柳诒徵和钱穆对传统史学致用论的现代发展
柳诒徵对传统史学致用论的现代开拓，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出“史术即史学”。他把史学视作贯通经术、儒术的根本大道，将经学史学化，提升史学在儒学体系中的地位。史学之“术”，既是个人修身之术，也是治国安邦之道。二是，阐发史学首要功用在于蓄德、明德、成德。从儒家性善论出发，认为人的道德良知需要依靠历史记载的前人经验启发养成，史学是塑造道德心性最重要的工具；同时；道德修养不能空谈心性，必须和经世事功相济。三是系统阐释史学多维度功用。史学所以能够致用，源于史学通古今、赅万端、知几、知类通达。“通古今、赅万端”，意味着史学包罗人事、制度、社会万象；“知几”，即察因果、见微知著、彰往察来；“知类通达”，要求从纷繁史事中提炼义理，分辨君子小人，传承士大夫担当天下的人格理想。史学作用贯通个人持身、社会治理和民族存续。四是，赋予传统史学致用观强烈民族救亡内涵。他提出史学的两大任务：一是探求人类演进通则，二是明吾民独造之真际。其意在发掘中华民族创造的独特文化，驳斥“中国史书只是帝王家谱”的偏见，以文化史书写重塑民族自豪感，对抗全盘西化思潮。
钱穆对传统史学致用论的继承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发展传统“以古鉴今”思想，指出历史知识不仅能鉴古知今、还能为未来提供向导。他对民族文化生命史观做了哲学论证，指出历史是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的生命整体，过去并未真正逝去，古今具有连续性，因此，研究历史可以理解现实和指引未来。这是从历史哲学层面对经世致用所做的理论提升。二是，拓展致用的时代内涵，把史学致用重心转向国民精神教育。他提出国民对本国历史应当保有“温情与敬意”；揭示“知之深，爱之切”，真正的爱国建立在对本国历史的真切认知之上，猛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自谴论。三是，厘清“致用”与“歪曲历史”的边界。他批判“革新派”将史学沦为现实宣传工具，主张史学发挥社会功用，必须以真实可靠的史料、客观的历史认知为前提，不能为现实目的臆造历史。四是，把史学致用论贯彻到自身的史学实践中。他撰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弘扬宋学经世气节，矫正学界空疏考据、盲目效法西方的风气；《国史大纲》则是面向国民撰写的中国通史，力求承在抗战时期承担起重塑民族信心的时代使命。
二、文化保守主义史学致用论的共同主张与文化取向
以柳诒徵、钱穆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将经世致用视作中国传统史学的核心理念之一。他们立足民族救亡的时代背景，对传统史学致用思想做了比较系统的现代阐释，把儒家价值内核与史学社会功能紧密结合，有着共同主张与文化取向，形成独具特色的史学致用论。
一是，在价值根基上，以儒学为精神内核。他们的史学致用论并非单纯把历史当作现实工具，而是植根儒家思想，把道德心性培育、人格塑造和经国济世统一起来。史学不只是知识考据，更是明道立德、传承民族精神的载体。
二是，在时代目标上，回应民族危机，培育国民文化认同与爱国精神。身处现代民族救亡、特别是抗战救亡的时代环境，他们的史学致用论旨在反驳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破除全盘西化论调，发掘中国历史文化的在价值，唤醒国民的族自信心服务民族救亡与民族自立。
三是，在致用路径上，理论阐发与史学实践相结合。他们一方面从中国传统典籍中挖掘经世思想，进行理论上的建构；另一方面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国文化史写作，以著作作为教化国民和振兴民族精神的工具。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和《国史要义》、钱穆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是他们史学致用思想的产物。
四是，在基本立场上，反对两种极端的史学致用论。他们既反对脱离现实、只埋头考据不问世事的史学；也反对把史学视为现实政治宣传工具、随意剪裁历史的功利化治史做法，强调史学的致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
简言之，柳诒徵和钱穆的史学致用论是“明道 立德 救国”三位一体的，即：借史学明民族文化之道，培育个体道德人格，最终实现民族精神重建与国家复兴。这种以道德理性为根基、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史学致用论，彰显了其史学文化保守主义的鲜明立场。
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史学致用论的比较
以柳诒徵、钱穆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与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家，都肯定史学经世致用的功能，在近现代民族救亡、特别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下，二者的史学研究都服务于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但二者在致用的核心目标、思想价值依托、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态度、致用与史实关系的处理、历史教育的侧重点五个层面存在着显著差异。
第一，致用的核心目标不同。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史学致用的落脚点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建，希望通过历史研究塑造国民的道德人格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依托历史文化精神的振拔来谋求民族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史学致用，则重在剖析近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规律，以史学论证中国革命、特别是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理性，服务于阶级解放与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简言之，保守主义史家侧重文化精神层面的救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侧重社会制度改造层面的救国。
第二，思想价值依托相异。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以儒家传统价值为本位，充分挖掘传统儒学的思想资源，将道德心性修养作为史学致用的重要支点，把修身立德和经国济世贯通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史家则以唯物史观作为核心理论根基，更加重视经济基础、阶级关系等物质性社会因素，将社会物质条件的变动视作历史演进的根本驱动力，并不把道德精神作为解释历史与改造社会的首要依据。
第三，对待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立场有别。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充分肯定传统历史文化的内在价值，激烈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与文化自谴论，主张国民对待本国历史应当保有 “温情与敬意”，致力于发掘传统文化中可以实现现代转化的精神资源。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家对传统历史文化持辩证批判的立场，重点揭露旧制度内含的剥削与压迫，对封建时代的制度与思想文化总体持批判态度，重在剥离其中的封建糟粕。九一八事变之后，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受民族危机现实推动，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始发掘传统历史当中的爱国民族传统，现实诉求上和文化保守主义出现部分交集，但二者根本评判立场依旧存在区别。
第四，对致用与史实关系的处理有异。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反对将史学直接沦为政治宣传的工具，批评当时“革新派”抛开史实、借历史口号服务现实的做法，强调史学发挥其功用必须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历史知识之上；同时，认为史学天然承载道德评判、人格教化与民族情感培育的使命，并不排斥价值融入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家在坚持史学科学性优先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要以服务中国革命为导向，主张在尊重历史客观事实的基础上让史学服务于革命实践，以真实的历史分析为现实革命实践提供学术支撑。
第五，国民历史教育的侧重点不同。文化保守主义史家认为历史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引导国民认识和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要依托国史知识的习得来培育国民的爱国情怀与民族文化自信心。马克思主义史家开展历史教育，更加注重向民众传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启发普通民众的阶级觉悟，以此动员民众投身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的现实运动。
四、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
在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多元格局中，以柳诒徵和钱穆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与新考据派、马克思主义史学三足鼎立，构成现代史学重要一派。在史学的经世致用问题上，新考据派重在“求真”，淡化社会教化功用；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在社会革命的解释。以柳钱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则主张对传统史学致用论予以现代发展，建立起“明道—立德—救国”的史学致用论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和时代意义，同时亦有其局限性。
首先，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理论贡献在于：一是，接续传统经世史学，完成传统致用思想的现代转化。在考据学风盛行、科学主义史学占据主流的时代，柳诒徵、钱穆系统发掘和阐释传统经世致用的丰富内涵，将传统“史术”、道德教化、鉴古资治思想转化为现代经世致用论，弥补了新考据派过度重考据轻功用的理论空缺。柳诒徵偏向从传统典籍进行诠释，古典色彩浓厚；钱穆吸纳西方现代历史哲学，赋予其现代理论形态，使传统经世思想获得现代学术表达。二是，厘清了史学致用的边界。他们既反对史学完全脱离现实，也反对将史学工具化和宣传化。提出致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史实之上，批判借历史来做政治口号宣传的“革新派”，对现代史学处理“求真”与“致用”关系提供重要思路。三是，建构了“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的致用史学范式。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和钱穆的《国史大纲》等史书不再聚焦帝王将相政治事件，而是面向普通国民，转向中国民族整体文化、社会风俗和思想精神的书写，探索史学大众化和国民历史教育的新路径。
其次，有积极的现实时代意义。在民族危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化保守主义史家对传统史学致用论的现代发展，有力回击全盘西化、历史文化虚无主义。《国史大纲》等著作在抗战时期产生积极影响，激发了国民民族意识，鼓舞民族抗战士气，发挥良好的社会精神动员作用，树立了书生以史学报国的典范。
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史学致用论也有理论局限性。柳诒徵提出“鉴今不如鉴古”，认为近代制度多演变失其本原，古代制度更值得取法。这表明他未能充分认识近代社会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古今社会结构已经发生根本变革，过度推崇古制，轻视近代历史经验的借鉴价值，一定程度混淆古代与近现代的历史条件。其次，其致用观过度倚重儒家道德本位，把社会秩序的根源归于道德心性，弱化了对制度、经济等现实社会因素的分析。钱穆强调历史的文化生命整体性，高度看重文化精神，但对历史中制度的矛盾、阶级冲突等现实因素的解释比较薄弱；其“温情与敬意”的立场，意在对抗虚无主义，但也易弱化对中国古代史内部黑暗、弊病的批判性剖析。再者，他借鉴西方生命哲学，但根本立足点仍是儒家文化本位，部分理论命题带有文化理想主义色彩。总之，文化保守主义史家的史学致用的核心动力来自文化道德重建，将民族复兴很大程度寄托于历史文化精神的唤醒；相对忽视社会经济基础变革在近代国家转型中的决定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