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普: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70年:认识进程与基本经验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0 次 更新时间:2026-10-28 00:20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建设  

● 曹普  

【摘  要】自1956年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起,党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已走过了70年不平凡的历程。从提出“第二次结合”的任务,开始独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到在改革开放伟大觉醒中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深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70年 认识进程 基本经验

作者曹普,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教授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确立为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就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经过不懈奋斗,到1949年,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主要障碍,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又经过7年,到1956年,党领导完成三大改造,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此后中国一切发展进步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56年这一年,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都是特殊而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以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而载入党的史册,同时又以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载入党的史册”。就是从这一年起,“一个新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开始了”。回顾1956年以后70年来我们党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开创性探索中认识不断深化的进程,总结汲取宝贵经验,对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提出“第二次结合”的任务,深入思考和探索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举行有各界20多万人参加的盛大集会,庆祝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参加大会。市长彭真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北京市完成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北京由此成为全国第一个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的大城市。《人民日报》为此发表记者评论说:“多少年来,我们都在向往着社会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我们曾经跨雪山,过草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曾经忍饥寒,受艰苦,坚持了八年抗战;我们曾经从东北、到江南,进行了四年解放战争;我们曾经出国作战,抵抗侵略,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现在,这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应有的收获,远大的理想,已经开始变成了现实。”“在社会主义的行列里,北京走在前面了,很快就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城市赶上来,一同向社会主义前进。”确如所言,北京之后,紧接着又有沈阳、南京、天津、重庆、武汉、合肥、上海、杭州、保定、哈尔滨、太原、广州、西安等城市先后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到1956年1月底,全国宣布完成全行业公私合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中城市计有60多个。

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一举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同时,一个全新的、极富挑战性的课题也历史性提到全党全国人民面前来了,这就是:如何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国家的现代化。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这样的命我们党会不会革呢?新中国建立后,曾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共产党能够领导阶级斗争,搞政治这一套可以,但是搞科学不行”。毛泽东则很有信心,明确表示:“共产党能领导阶级斗争,也就能领导向自然界作斗争。如果有这样一个党,叫共产党,他就只能作社会斗争,要率领整个社会向自然界作斗争就不行了,那末这样一个党就应该灭亡”。

必须承认,对在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党当时确实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缺乏充分的经验,所以还在新中国建立前,毛泽东就向全党提出了向苏联学习的口号,强调苏联共产党“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953年,他又提出:要“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要“广泛地”“虚心地”“真心真意”地学,“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学习”,“把他们所有的长处都学来”。几年之后,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讲到这段历史时,毛泽东再次指出:“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在这同时,毛泽东又对“一切都抄苏联”感到“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认为“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不应当是长久之计”。特别是苏联一些不好的经验,被“照抄”过来之后,暴露了许多弊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建设。这样,当三大改造胜利在握、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在中国建立的时候,毛泽东逐渐将注意力从过去主要关注三大改造转到更多关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来,希望在斯大林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破题之举是作深入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间,毛泽东用43天时间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以及国家计委关于“二五”计划的汇报,对各方面情况进行系统而周密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看法,并在此基础上作了《论十大关系》报告。《论十大关系》报告开篇即阐述了一条基本方针,就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毛泽东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报告在总结我国经济建设问题和对苏联经验鉴戒的基础上,论述了十个重大问题即“十大关系”。经济关系方面,强调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多搞经济建设,走出一条不同于苏联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强调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处理好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权力,这实际上涉及了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政治关系方面,提出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确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要继续存在、发挥作用;提出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等等。《论十大关系》初步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若干新方针,“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是党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篇之作、经典之作。

毛泽东听取汇报期间,正当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秘密报告,揭露和批评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促使我们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原来一直学习效仿的苏联经验并非完美无缺,也存在诸多缺陷和问题,这就打破了长期以来对苏联模式、对斯大林的“神化主义”,解放了思想,进一步坚定了党独立自主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毛泽东提醒全党: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要“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要学会“独立思考”,“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针,一个基本着眼点“就是同苏联作比较”,探究“除了苏联办法之外,是否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些”。在上述背景和总体认知下,于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坚持独立自主,以苏为鉴,在国内主要矛盾、党的主要任务、经济建设方针、经济体制改革、国家发展目标、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极富创造精神的新设想新观点新思路,制定了正确路线,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关于在中国如何认识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初步成果。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开局。

党的八大后不久,1957年2月,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深入阐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基本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及其解决办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与《论十大关系》一起,成为党和毛泽东这一时期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构筑的理论“双峰”,是分析和阐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全局性问题的光辉文献。

但遗憾的是,正如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说,“党的八大形成的正确路线未能完全坚持下去。1957年以后,先后出现‘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造成党和人民面临严重困难。在反思“大跃进”教训、领导国民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又曾提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需要一百年或者更长时间、社会主义又可以分为“不发达”和“比较发达”两个阶段、要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作用等重要思想理论观点,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这都极为可贵。但是这些重要观点有的未能在实践中付诸实施,有的坚持、实施得不够一贯。到了1966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遭受了更大曲折。

为什么会发生曲折和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对社会主义,我们现在有些了解,但不甚了了。”“搞社会主义我们没有一套,没有把握。”1963年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说:“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1969年2月,在与陈毅、李富春等谈话时,再次讲:“怎样搞社会主义,就是不懂”。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会见发展中国家外宾时,他仍然直言不讳:“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这种对社会主义“不甚了了”“没有一套”“就是不懂”的认知状态——实际上是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实践经验上的不足,显然地,是诸多原因中不能也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在开拓中前进的,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通道路。习近平指出,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改革开放前的探索虽然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都是党弥足珍贵的财富。

二、实行改革开放,在伟大觉醒和伟大创造中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认识

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极大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声誉。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面对异常严峻的国内经济社会状况,面对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国际形势,全党痛定思痛,开始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新的探索和思考。邓小平的反思尤为深刻。第三次复出后不久,1977年12月,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指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3月,在出席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发言时,又说:“社会主义总是要表现它的优越性嘛。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在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会议时,邓小平指出:“‘四人帮’不讲生产。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讲生产能行吗?共产主义是什么?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就要物质极大丰富。”同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再次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邓小平提出的这一连串“问号”,实际上是发出了在中国重新认识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信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结合改革开放新实践、新认识,邓小平继续把理论反思的重点聚焦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不断求索和“追问”。1980年4月,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984年6月,在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5年4月,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他说:“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同年8月,在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穆加贝时,他说:“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1987年4月,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时,他说:中国“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988年6月,在会见埃塞俄比亚总统门格斯图时,他说:“在‘文革’的10年中,什么叫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搞清楚。”1991年8月,他再次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如此不厌其烦地谈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说明在他看来,这的确是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是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观察、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诸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鉴于历史上的教训,邓小平对心无旁骛、不受任何干扰搞现代化,态度鲜明,意志坚定,郑重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除非天下大乱,打世界大战,那没有办法,……打完仗后还是要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觉醒中,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在邓小平的引导下,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深刻。

1980年5月,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邓小平讲了一句朴素实在又富有真理性和说服力的话,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法制也没有社会主义;不重视物质文明搞不好社会主义,不重视精神文明也搞不好社会主义,等等。遵循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理论逻辑,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出发,经过9年探索,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时,我们党成功地“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体现这条新道路的内容、9年来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发挥和发展了的“一系列科学理论观点”,从思想路线、发展道路、所处阶段、根本任务、经济体制、动力条件、重要特征、政治保障、国家统一、党风建设、党际交往、时代主题等12个方面作出了全面系统概括,强调“这些观点,构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初步回答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基本问题”,强调找到这条新道路是我们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继找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后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发生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内发生了严重政治风波。我们党旗帜鲜明,果敢抉择,有力应对并经受住严峻考验,坚持和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也进一步验证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包括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在内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在导语部分开宗明义提出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大命题,并从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等9个方面,对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作出系统概括,高度评价“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了“邓小平理论”概念,深入阐述了这一理论的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的邓小平理论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响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领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导我们党正确认识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根本任务,制定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强调“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领导党有步骤地展开各方面体制改革,勇敢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反复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必须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创造性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指导实现香港、澳门平稳过渡和顺利回归祖国,推动海峡两岸关系打开新局面;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领导党及时调整各方面政策,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难得历史机遇和良好外部环境;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必须聚精会神抓党的建设,使党的建设充满新的生机活力,等等。邓小平理论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创就开创在这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邓小平为它确定了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这篇大文章上都写下了精彩的篇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深刻认识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形成了科学发展观。党的十七大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内涵,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重要概念并作了科学概括。

党的十八大报告贯穿始终的主线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各自内涵作了系统揭示,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些总结和阐述,大大深化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整体性及其内在逻辑的认识和把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现新飞跃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并充分运用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就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围绕三个“什么样、怎样”重大时代课题,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深刻阐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深刻阐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深刻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深刻阐明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刻阐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深刻阐明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刻阐明新时代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深刻阐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深刻阐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等等,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各方面,直面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全新的视野、严密的逻辑、体系化的完整建构,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指明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习近平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政治智慧、远见卓识,登高望远,洞幽烛微,坚持大历史观、大时代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世界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演变机理、探究演进规律,对世界社会主义六个时段500年历史进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式现代化的定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实践探索的关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最高纲领和基本纲领的统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是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从去往、发展方位、历史使命、全球担当、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上进行的“一系列革命性变革”;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两种社会制度合作和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又要有忧患意识、历史眼光、长远眼光,要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全面、深刻阐述,把我们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发展前景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

新时代以来,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要深刻得多、自信得多了,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势不可挡的历史进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中国制度优势的不断彰显,“东升西降”、“中治西乱”的鲜明对比,意义重大而深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引起全球广泛关注、效仿借鉴;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日益以崭新形象展现在国际社会面前,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正发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

四、汲取宝贵经验,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历史辉煌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70年实践,波澜壮阔,极不平凡,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积累了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

这些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有: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离开了党的全面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会偏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根本方向,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紧扣社会主义本质,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勇于善于理论创新,坚持“两个结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以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反对教条化、“静止地孤立地”研究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信自立,坚定不移走适合中国情况、立足中国实际、体现中国特点、基于中国力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的事情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中国的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必须牢牢把握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这个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足够清醒的认识,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做违背实事求是、超越发展阶段的事。必须始终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把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如何的根本标准,“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必须坚持改革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深刻体认社会主义与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领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前无古人、世所罕见的伟大事业,最要不得的是思想僵化、故步自封。世界充满了矛盾,社会主义在应对风险挑战中前进,改革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必须毫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开放是国家繁荣、民族兴盛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更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正越来越成为两种社会制度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和关键变量,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否成功回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冲击,不但对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景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必须坚持战略思维、系统观念,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团结凝聚各方力量,引领国家和民族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阶梯递进,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牢牢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导权。必须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着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着重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重大风险,特别是要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敢战能胜,在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等根本性问题上绝不能出现战略性、颠覆性错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要深刻洞察时代大势,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进步一边,立己达人,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中国贡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必须锲而不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以时代发展要求审视自己、以强烈忧患意识警醒自己、以自我革命精神完善自己,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确保以自身坚强过硬更好担负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接力跑,现在这场接力跑来到了闯关夺隘、直抵目标的紧要关口。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时刻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始终保持战略清醒、战略自信、战略主动,发扬光大党的优秀特质,努力跑好历史接力的关键一棒,奋力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历史辉煌。

    进入专题: 社会主义建设  

本文责编:chendongdong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历史学 > 共和国史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84804.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6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