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古神圣罗马帝国的存在具有三重意义：作为一种象征或符号；作为法学家和教会思想家建构的理论产物；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作为一种象征或符号，帝国反映了西欧人的集体历史记忆，也体现了西欧人的理想和抱负。法学家和教会思想家的理论建构论证了皇帝在法律上的应有权利，为帝国提供合法性和想象空间。作为政治实体，帝国始终受制于政治局势和自身实力。皇帝在不同程度上心怀帝国理想，在实践中却奉行政治实用主义。中古时期，有关帝国的理论和法权与帝国的政治实践相去甚远，甚至与西欧国家发展趋向背道而驰。中古后期，帝国政治的演进驶入地方化轨道，渐趋德意志化。中古帝国呈现的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历史。

关键词：中古西欧  神圣罗马帝国  帝国观念  帝国政治

作者侯树栋，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 （广州  5106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6年第8期P176—P195

引言

欧美学术界对中古西欧帝国历史地位的一些著名评价，我们并不陌生。例如，17世纪德国著名法学家普芬道夫（S. von Pufendorf）视帝国为一个政治怪物。他在《德意志的现状》第6章集中剖析了17世纪中叶以后神圣罗马帝国的国家制度。他指出，帝国是不规则的政治体，以致无法将这个国家纳入“政治学家通常描述的任何单一（或规则）的政府形式当中”。18世纪则有伏尔泰那句著名评论：神圣罗马帝国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渐居主导。在此背景下，吉贝尔（H. von Sybel）和菲克尔（J. Ficker）围绕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意义展开激烈辩论。吉贝尔视帝国为德意志民族的祸根，菲克尔则为帝国辩护。总体上看，19—20世纪的多半时间内，尽管有不同的观察和阐释，民族国家的取向和框架从根本上制约着对帝国历史的书写，并成为评价帝国历史地位的基点。国内学术界所熟知的詹姆斯·布赖斯（J. Bryce）的《神圣罗马帝国》，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盛行时代问世的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综合阐释的代表作。

威尔逊（P. H. Wilson）对德意志民族主义取向的帝国认识作过精辟概括。在他看来，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前期的史家，大都从德意志民族王国的视角审视帝国，并根据皇帝对德意志民族利益贡献的多少来评判。有的皇帝始终追逐重建罗马帝国的梦想，而非致力于建立强大的、集中化的德意志王权。皇帝为取得帝国诸侯的支持，授予他们一系列特权，结果严重削弱中央权力；诸侯则一心谋取自己的利益。1250年以后，德意志完全陷入“软弱的”皇帝与“自私的”诸侯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在宗教改革时代一些基督教新教作家的眼中，1438年之后几乎垄断皇帝头衔的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坐失历史时机，因为这个家族仍然追逐帝国梦想，而不是建立强大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倒是出现在帝国东北部边缘地带的普鲁士霍亨索伦家族，集中精力和资源，为完成“德意志使命”作好准备，这个“使命”就是建立强大的、集中化的民族国家。威尔逊简要陈述的这一解释框架，主导了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前半期有关神圣罗马帝国历史的书写。

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欧美学术界开始对神圣罗马帝国进行再认识。学者在很多具体问题上见仁见智，然而对待神圣罗马帝国的态度已有显著变化，在整体上对帝国转向正面或比较正面的评价。学者认为，自查理曼直至拿破仑时代，帝国为中欧提供了一个有弹性的、富有活力和包容性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固然松散，但绝非不重要。它是协调和整合多种力量的平台，在复杂、混乱的政治局势中实现了某种秩序；它也是中欧地区人们日常交往的基本空间。中古帝国甚至被誉为“欧洲更大整合的榜样”。显然，这一研究趋势是对两次世界大战进行反思的结果，是对19世纪民族主义思潮进行再认识的产物，也是欧洲逐步迈向一体化进程的反映。

帝国历史书写的欧洲化更是20世纪中叶以后德国历史日益融入欧洲的反映。2006年，为纪念神圣罗马帝国正式落幕两百周年，欧洲理事会和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在马格德堡和柏林举办大型展览，相关内容结集出版。作为展出的准备活动，2004年，20位知名学者在马格德堡举办学术研讨会，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考察神圣罗马帝国，会议论文结集出版。文集展示了中古神圣罗马帝国研究领域的趋向，强调从欧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视域看待神圣罗马帝国已成为当时学术研究的基本走向。德国和法国历史学家曾经致力于“使自己的人民和国家的历史更加悠久，并将本民族历史开端置于查理曼和虔诚者路易统治的加洛林帝国”及其帝国解体之后，新近研究却“重视中古早期持续的族群生成的特点、共性和法兰克印记，特别是关注从法兰克帝国转变成为中古各王国的一些标志”。施奈德米勒（B. Schneidmüller）称：“在新的欧洲视域下，我们不再用民族的狭促考察中古帝国”，“对我们来说，这个帝国为人们的相遇、相交、生活、思考、艺术、文化、语言、文学、经济、社会提供了空间、符号系统和创造力。”基于新的历史视域，学者讨论了一系列新问题，例如：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帝国与其邻国（法国、波兰及北欧诸国）的关系，帝国城市对帝国的认知，帝国文化的多元性，欧洲视域下的民族建构，帝国的语言、文学、法律与经济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讨论，在视角、方法和史料运用方面，突破以往相关研究，刷新了既有的认识。魏因福特（S. Weinfurter）在会议总结中提出，虽然目前讨论提供的只是有关神圣罗马帝国性质问题的部分答案，但已呈现出中古帝国的一些特征，其中最显著的一点是，这个帝国一直保持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多元性，帝国的力量与弱点皆在于此。

2012年和2016年，三部以神圣罗马帝国为主题的英文专著出版，在神圣罗马帝国研究主题长期受冷落的英语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而且，英语学界的研究趋向与德语学界同步，即不再囿于民族主义的窠臼，努力从欧洲视域重审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

对西欧中古帝国的研究一直具有强烈的现实观照。关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书写，在19—20世纪的多半时间内与民族主义紧密相连，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又与欧洲整合进程连在一起。无论是把中古帝国视为民族国家的“祸根”，还是作为欧洲整合的“榜样”，都表明这一主题的现实意义所在。然而，阐发这一主题的现实意义应以看待历史的客观态度为前提。威尔逊提醒人们：“在某些方面，把帝国的历史欧洲化与19世纪民族主义的历史阐释是类似的，特别是在为了一些人物和形象（这些人物和形象可以用来表达当代议程）而择取中古历史的方式上。”他还强调：“帝国的历史并没有为今天的欧洲提供蓝图，它提供的是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当前问题的途径。”这是一个历史学家应当有的睿智和冷静。不难发现，国外学者在重估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地位时，往往忽视了历史与现实之间应有的距离：中古帝国仿佛是历史上的“欧盟”。作为神圣罗马帝国这部历史的“他者”，我们或许能够更客观地看待它。

在西欧中古国家体系中，神圣罗马帝国似乎是一个“另类”，其存在方式十分独特，人们很难给它下定义。在帝国的发展历程中，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期待与实际之间的张力始终贯穿其中，持续影响着其历史进程。帝国想象一方面不得不服从于实际的政治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又赋予政治操作以超越现实的符号和象征。所以，这个帝国既是一个政治体，更代表了西欧中古时期的一种文化、观念或理论。

一、历史记忆与帝国创设

2008年德国出版的《中古百科全书》对中古时期的“帝国”和“皇帝”作了如下解释：

中古帝国是由集体的、选择性记忆创设的制度。人们对古代帝国的认识是多样化的，因而对中古帝国的认识也是多样化的，甚至连一个近似统一的概念也没有……考虑到奥古斯都时期皇帝这一职位的起源，皇帝主要被视为世俗统治者。人们可能也会联想到晚期古代的基督教帝国，或借助狄奥多西一世在米兰的安布罗斯面前的悔罪（事后的典型化处理）以突出帝国对教会的依附。同样还可以具体指帝国的罗马城起源，或者是视皇帝为若干民族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抽象定义。中古早期和盛期盎格鲁—撒克逊和西班牙的国王都曾经是各自统治区域内的皇帝，但不因此成为拜占庭或罗马—德意志帝国的对手。

由此可见，中古西欧人有关帝国的历史记忆是多种多样的。帝国在中古时期的复兴一定意义上的确可以视作“集体的、选择性记忆”的产物。然而，历史记忆既然是有选择的，就表明记忆与对记忆的控制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或者说，历史记忆其实是现实生活实践的一部分。人们的利益和诉求不同，对帝国的认识也就不同。不同人基于各自的意图和目的，对统治者称帝及其名号有各自的解释，代表着不同帝国观念或理论。

西罗马灭亡以后，帝国（imperium）或皇帝观念在帝国的西部延存下来。富尔兹（R. Folz）分析了帝国观念在中古早期得以延续的原因。弗拉克里（P. Fouracre）把公元500年的欧洲文化视为“古代晚期”（late antique）文化，此时有关古代罗马帝国和皇帝的历史记忆还是鲜活的。在蛮族王国早期历史上，国王或军事首领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对罗马帝国和皇帝的敬意。至于“帝国”在具体语境中的指代则是多义的，未必专指罗马帝国意义上的帝国或皇帝。在阿尔昆（Alcuin）眼中，统辖范围涵盖周边众多民族的政治实体即为帝国。他在颂扬诺森伯里亚国王埃德温（Edwin）的功业时说：“他将漫长海岛上广阔边界内的所有族群并入自己的帝国”，结果“完全臣服在他统治之下的有萨克森人、皮克特人、爱尔兰人和不列颠人”。据10世纪编年史家、奥托一世同时代的维杜金德记述，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统率各族先后取得对匈牙利人的重大胜利后，被战士尊为“祖国之父和皇帝”。维杜金德的观念与阿尔昆比较接近，他们笔下的主人公称皇帝是因为他们征服和统治了若干族群。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里（Isidore of Seville）认为，在罗马人的眼中，皇帝这个头衔最初仅授予手握最高军事权力者，元老院认为“这只是奥古斯都恺撒的名号，这一名号把奥古斯都恺撒与其他民族的‘国王’区分开”。伊西多里的定义突出了“奥古斯都恺撒”的最高权力：他在众国王之上，是世界最高统治者。施奈德米勒借用中古早期一本教科书中的话进一步阐明：“‘国王是统治一个或若干个民族的，皇帝则统治整个世界，或者说是这个世界的最高统治者’（super totum aut mundum precellit in eo）。”

由此可见，在中古早期西欧人的意识中存在两种基本的、内涵并不相同的皇帝观念：罗马式的（皇帝为世界最高统治者）和非罗马式的（皇帝作为若干族群的统治者）。另外，还有基督教帝国观念。随着日耳曼人各部族先后接受基督教，基督教帝国观念广泛传播。基督教帝国是基督教理想世界秩序的反映，理论上可以指基督教统治的所有国家。日耳曼统治集团经历了从最初景仰罗马，尊重罗马皇权，到接受基督教洗礼并宣称自己为上帝选民这样一个最终形成自我认同的过程。8世纪中叶以后经过修订的《萨利克法典》的“序言”，凸显了法兰克人对天主教的皈依，从而刻画出法兰克人不同于罗马人甚至优于罗马人的历史形象。“序言”称赞法兰克人“在战斗中甩掉了罗马人套在其脖颈上的沉重枷锁。接受洗礼以后，法兰克人用黄金和宝石装饰着殉道者不朽的身体，而罗马人曾经用火与剑毁灭他们，或者将其投喂给野兽撕咬”。按照这里的逻辑，基督教帝国与古罗马可能没有内在联系。不过，伴随以罗马教会和教皇为中心的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形成，罗马（作为西部皇权的中心和基督教世界的中心）事实上日益正统化，成为基督教帝国观念中不可或缺的一个要素。基督教帝国观念给教会与帝国（皇帝）的关系带来特殊张力。教会突出皇权对教权的依附，这一历史图景取自古代晚期。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曾在米兰主教安布罗斯面前悔罪，这一幕彰显了教权对皇权的道德优势。当然，皇帝对此并不认同，或者不愿意认同。

以上讨论的罗马式、非罗马式和基督教帝国观念仅仅是一种粗略分类，而且应将它们视作理想类型，因为在实践中它们是相互交织的。政治实践往往比观念更为复杂，所以中古帝国的名号所指往往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且随历史形势的变化不断改变。与查理曼称帝同时代出现的各种不同解释，证明不同的帝国观念围绕查理曼称帝相互碰撞，帝国的内涵相当模糊。查理曼在称帝第二年采用了一个相当繁复的头衔，对此学者指出，帝号的繁复正说明法兰克王国的帝国化进程在很多方面还是尝试性的。850年，查理曼的曾孙路易二世首次完全从教皇手里接受皇冠，从此，由教皇在罗马为皇帝举行加冕礼成为一种规范。帝号在查理曼的后代和意大利当地权贵手中依次传承，直至924年。855—924年间的帝国并不表示霸主地位，仅仅意味着对意大利的统治。924年以后，帝国暂时告一段落。

962年，东法兰克—德意志国王奥托一世在罗马由教皇约翰十二世加冕称帝。此时距查理曼称帝已超过一个半世纪，但后者仍作为“我们的先辈查理皇帝”的形象出现在有关奥托称帝的文献中，古代罗马帝国则构成奥托称帝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奥托同时代的赫罗斯维塔（Hroswitha of Gandersheim）认为，奥托称帝标志着罗马帝国的复兴，因为奥托是“恺撒们的帝国的伟大君主”，他“笼罩在恺撒皇权的荣誉当中”，是“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奥托同时代另一个重要作者柳德普兰德（Liudprand of Cremona）的历史记忆却与此不同。他作为历史见证人详细记录了奥托称帝前后发生的事件，却对奥托在罗马称帝这一幕着墨甚少，仅记：“罗马举行了欢迎奥托的新仪式，场面盛大，奥托接受宗座、普世教皇约翰举行的皇帝膏立礼”，并“接受约翰和罗马城所有权贵的宣誓”。维杜金德在《萨克森人史》中一方面称呼奥托为皇帝，另一方面却并未记录奥托在罗马由教皇加冕称帝一事。针对柳德普兰德和维杜金德的记述，学者认为，由罗马教皇主持的皇帝加冕礼彰显的只是教权，柳德普兰德和维杜金德的记述或将这一幕最小化，或根本未记述奥托在罗马加冕。这表明在他们的眼中，帝国的合法性与罗马教皇主持的加冕礼尚无内在联系。这种解释应当是合理的。

尽管中古帝国的创设显示出人们的历史记忆具有多元性，但“罗马”和“教皇”日益成为中古帝国观念和政治实践中的规范。中古帝国日趋“罗马化”，即帝国的合法性逐渐建立在教皇加冕和“罗马人观念”的基础之上：由教皇在罗马举行的加冕仪式形式上赋予帝国以公众认可和合法性。这个过程始于加洛林帝国。圣高尔的修士诺特克的《查理大帝传》开篇即把查理曼的统治与圣经但以理四大帝国的预言连在一起，以彰显罗马帝国的连续性和神圣性。

在加洛林时期，称帝同罗马和教皇之间构成内在联系有一个过程。虔诚者路易和洛塔尔一世都是先在亚琛加冕后再接受教皇加冕的。从850年开始，皇帝在罗马接受加冕就固定为传统。855年开始，稳定地占有意大利和教皇发出邀请，成为皇帝加冕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从此，欧洲西部形成了“只有教皇制造皇帝”的惯例，一直到1452年才有所改变。

从名号上看，帝国的罗马意味也是逐渐表现出来的。奥托一世的名号并无“罗马”字样，仅称“皇帝奥古斯都”（imperator augustus）。奥托二世的名号最初也如此。982年，他的诏书开始称他为“罗马人皇帝奥古斯都”（Romanorum imperator augustus）。奥托三世沿用这一名号，从此它成为中古罗马—德意志皇帝名号的通例。称中古帝国为罗马帝国或神圣罗马帝国的情况出现得更晚。奥托一世称帝后，帝国一直没有定名。康拉德二世时期始有“罗马人帝国”（imperium Romanorum）一名，1157年皇帝巴巴罗萨（即弗雷德里希一世，下文统称巴巴罗萨）的文件中又出现“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的用语。1184年巴巴罗萨的一份文件已将Romanum与sacrum imperium连用。13世纪中叶，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um imperium）一词开始流行。在神圣罗马帝国称号流行前，这个帝国有时也称“世界帝国”（universum regnum）或“基督教帝国”（imperium christianum）。奥托三世提出“复兴罗马人帝国”（Renovatio imperii Romanorum）的计划，进一步突出了帝国的罗马取向。从12世纪初开始，德意志国王逐渐称“罗马人国王”（rex Romanorum），以示为“罗马人皇帝”的当然候选人，只待教皇加冕称帝。从此以后，“罗马人国王”成为中古德意志国王的官方称谓。12世纪以后，德意志开始流行所谓帝国或治权转移说（translatio imperii），为基督教化的罗马帝国的连续性或复兴提供理论论证，这是服务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种意识形态。德意志弗莱辛主教奥托（Otto of Freising）在《双城史》中着重阐发了帝国转移说：

所有人类的力量或智慧虽然起源于东方，却在西方达到了极限。有关人类的力量，它如何从巴比伦人传给了米底人和波斯人又从波斯人传给了马其顿人，在那以后又传给了罗马人，接着又一次传给了罗马名义下的希腊人……它如何从希腊人手里转移给居住于西方的法兰克人，在本卷中仍有待叙述。

他认为，罗马帝国体现了人类的力量或智慧，它是不朽的、神圣的，所以它的统治权只会转移，不会消亡。罗马帝国拥有类似于巴比伦帝国的起源和过程。该帝国曾经遭受过两次著名的变故，亦即米底人的统治和波斯人的统治，罗马也理当遭受两个别的帝国的统治：希腊人的统治和法兰克人的统治。此后，罗马人的统治权便转移到了德意志人的手里。帝国转移说把基督教帝国观念与帝国政治融为一体，试图在古代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之间建立联系，反映了人们对某种合理政治秩序的期待。不过，观念与实际并不一致，帝国想象与现实运作完全是两回事。

二、帝国想象与政治实践

中古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政治体吗？布赖斯和巴勒克拉夫的看法截然不同。在布赖斯看来，基督教和罗马帝国共同造就了这个中古帝国，基督教代表世界宗教，罗马帝国体现世界帝国，因此中古帝国是“一个产生于并体现了一种奇特思想体系的制度”，它“不过是一个传统、一种在过去了的光荣幻想中的复活”；“神圣罗马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是一个东西，是同样东西的两个方面”。布赖斯把复杂、多面、富于变化的中古帝国历史高度概念化，从基督教神圣教会与神圣帝国的观念入手来构建神圣罗马帝国的连续性。然而，在巴勒克拉夫看来，所谓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是非连续性的，它压根儿就不是一件事情。它是一系列事情，是不同时间里不同的东西。巴勒克拉夫强调中古帝国历史的多面性和富于变化，认为帝国的历史并不是一脉相承或一以贯之的。这两种观点各执一端。布赖斯偏于从概念、理论看问题，巴勒克拉夫看重政治实践，却忽视了中古帝国日趋“罗马化”这一发展趋向。中古帝国的历史始终是帝国想象与帝国实践碰撞的历史，是观念中世界主义与现实中区域主义博弈的历史，是政治期待与实用主义交织的历史。

查士丁尼的法律改革把罗马文明遗产、基督教正统信仰和皇帝的至尊地位神圣化，从而勾画出一种世界观，其核心是帝国和教会携手并肩、步调一致的理念。《新律》称：“慈悲的上帝从上天赐予人类最大的礼物就是教会和帝国；一个掌管圣事，另一个负责人间事务，两者同源，致力于人类的生活。”

这是一份影响深远的遗产，长期作用于中古西欧人的思想世界，激发了人们对帝国的憧憬。神圣罗马帝国继承了这份遗产，大力伸张罗马正统、世界统治权和基督教救赎使命等信念。但理念提供的毕竟是帝国的想象空间，而不是实际的政治操作空间。决定操作空间的是“时势”。以下数据展示了帝国政治的实际和规范：936—1493年，东法兰克—德意志王国的国王、共治国王和对立国王总计有39位，其中只有18位由教皇加冕称帝。962—1493年期间所有皇帝在位年数总计为283年，其中亨利四世等6位皇帝受过教皇的绝罚，其统治时间总计有98年。没有皇帝的年数总计为248年。绝大多数的皇帝加冕礼由教皇（包括对立教皇）在罗马亲自主持，时间选定在基督教特定节日（包括圣诞节、复活节等）。这些数字表明帝国政治的实际和规范之间的交错与杂糅。传统、理念、时势既密切交融，又互相分离。

中古德意志国王的“罗马远征”（Romzüge）及称帝，给德意志国王增添了某种荣耀和权威，却未必带来多少实权，反而让皇帝陷入与教皇、意大利当地权贵和拜占庭皇帝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德语学界用“Intimfeindschaft”（亲密的敌对）形容这种四角关系。其中，教权与俗权的争执旷日持久，对西欧中古政治观念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帝国政治实践中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教权与俗权的关系，这本是基督教“双剑说”固有的一对矛盾。分别代表教权和俗权的两柄“剑”固然需要相互支持和配合，但是在究竟何为世界之首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始终难以调和。根据罗伊特（T. Reuter）的论述，就欧洲西部来看，确实可以说“只有教皇制造皇帝”。但在10、11世纪，教皇并不能控制皇帝。教皇在皇帝面前的一个优势是他们手握档案并从中寻求历史传统，试图通过重新定义过去来定义现在。这虽然可以使教皇在意识形态上占得先机，但不会立即产生实际效果。皇帝有义务“保护”教皇，但如何“保护”是由皇帝决定的。皇帝并不总是支持教皇，962—1056年间的25位教皇中有5位被皇帝罢免，显示了10、11世纪教权与俗权的真正关系。在皇帝的物质力量特别是军事实力面前，作为精神权威，能够“制造”皇帝的教皇并不能真正号令皇帝应当怎么做，而是有可能遭到皇帝的罢黜。不过，皇帝也不可能不顾及教皇的道德优势、精神权威以及舆论的影响。因此，皇帝也要遵循“只有教皇制造皇帝”的惯例和规范。

11世纪后期，随着教会改革思潮兴起，教会的自觉和独立意识萌发。11世纪后期的所谓“教职权之争”开启了重新厘定西欧国家与教会关系的历程，传统的教、俗关系受到挑战。皇帝巴巴罗萨与教皇哈德良四世围绕帝国地位展开的激烈争执，是这一历程中最典型的代表。双方争执的高潮出现在1157年贝桑松帝国会议上，教皇使节在会上宣读了教皇信件。信件除了说明皇冠来自教皇授予之外，还表示教皇会继续给予皇帝“更大或更多的好处”（maiora beneficia）。教皇信件给与会者留下这种印象：帝国的尊严与荣誉都是教皇给予的。信中“beneficia”这个字眼引起了在场的德意志诸侯的强烈不满，而教皇使节的反问更是激怒了与会者：如果说皇帝不是从我们的教皇那里得到帝国的，又是从哪里得到的呢？拉丁文beneficium词义的模糊为当时各方的解释留下了余地，也为现代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空间。

针对贝桑松帝国会议上发生的这一幕，皇帝和教皇在会后分别阐述自己的主张。巴巴罗萨承认皇帝的加冕权属于教皇，强调必须尊重教皇手中的这项传统权利，但帝国的荣誉也不能因此受辱和蒙羞。他在致众人的信函中说：

鉴于一经诸侯的选举，王国和帝国就是我们的，它们只源自上帝，上帝在其子基督受难时刻把世界交给两柄剑统治，鉴于使徒彼得利用“敬畏上帝，尊敬君王”的说辞教导世界，说我们从教皇那里接受皇冠作为封土（pro beneficio），无论出自何人之口，都违背了上帝的意志和彼得的教诲，犯下撒谎之罪。

巴巴罗萨意在强调，天国与尘世的所有权力都源自上帝，上帝把王国与帝国托付给上帝选中的人，并要求用帝国的力量维护教会和平。他事实上回答了教皇使节在贝桑松帝国会议上的发问：帝国同罗马教会一样，都直接出自上帝，肩负救赎使命，因此同神圣教会一样，帝国也是神圣的。这就是“神圣帝国”一词的由来。正因如此，巴巴罗萨对beneficium一词极度敏感。根据记载，1133年德意志国王洛塔尔三世到罗马加冕时，以beneficium的形式从教皇手中接受意大利的一些领地，并按照封建惯例向教皇行臣服礼。随后拉特兰宫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幅图，图中洛塔尔跪在教皇面前行臣服礼。这幅图和文字暗示洛塔尔在罗马加冕时似乎是把帝国作为封土从教皇手里接受过来的。所以巴巴罗萨在致德意志主教的信中愤怒地指出，在罗马，教会不是通过上帝而是一幅图来摧毁帝国。

在中古西欧，社会力量一直是多元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定于一尊。根据德意志统治者称帝以后身陷多方力量交织而成的复杂关系格局，指责他们一味追求帝国梦想从而造成恶果，并不是历史的态度。促使奥托一世及其以后的国王奔赴意大利并在罗马称帝的直接动因，是德意志内部的权力格局和政治环境。在奥托王朝时期和萨利安王朝统治的前期，国王与教、俗高级贵族的结盟维持着德意志政治局面的平衡，但这种平衡会随时被打破。951年奥托一世首次出兵干预意大利，是因为当地政治形势的变化改变了意大利、勃艮第和德意志西南部原有的权力平衡。促使奥托称帝的另一个动因是，他试图通过与罗马教廷建立更密切的合作关系，将马格德堡升格为大主教区，通过把易北河和萨勒河以东所有斯拉夫人纳入这个大主教区来巩固对东部的统治。奥托一世称帝前已经实践着一种霸主式的王权。他在西法兰克和勃艮第事务中扮演宗主的角色，不仅向西斯拉夫人的土地扩张，而且在东部和北部大力推进教会事务和教会组织的建立。962年以后，意大利（主要是北意）已为奥托王朝和萨利安王朝控制，但德国统治者没有在意大利单独设立管理制度。中古时期的意大利本来就是一个政治拼盘，地方权贵的斗争从未停歇，当地局势一直处于混乱和动荡之中。这种无序对教皇和地方权贵来说也是威胁。因此，教皇有时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欢迎德意志国王这个强大的“保护人”，意大利地方权贵的态度也是如此。从奥托一世到亨利三世，德国统治者通常能够控制意大利的局面和罗马教会，但他们对意大利的关注程度明显不同，因此对意大利的控制也时断时续。奥托一世执政最后12年中有9年在意大利；奥托三世亲政后7年半中有近5年在意大利；亨利二世在位22年，其中三次到意大利，总计不到2年；康拉德二世在位15年，其中两次到意大利，总计3年；亨利三世在位16年，其中两次到意大利，总计不到2年。萨利安王朝时期，勃艮第正式并入德意志王室。这样，统治者一旦就任德意志国王，也就获得意大利和勃艮第两个王国国王的资格。德意志、意大利（主要是北意）和勃艮第构成的地理空间，也是11世纪中叶以前帝国政治的实际操作空间。

11世纪中后期，德意志内外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在教权与俗权展开激烈争执的同时，以萨克森贵族为代表的德意志贵族集团与王室的矛盾和冲突也开始加剧。日渐复杂化的教、俗关系和王权与地方权贵的关系让帝国的政治实践屡遭挑战。1155年，巴巴罗萨在前往罗马加冕途中遇到罗马市政代表团，代表团希望他接受“罗马城元老院和人民”的加冕。皇帝无法接受这种带有城市自治和市民色彩的世俗加冕礼。针对罗马市政代表的建议，巴巴罗萨从罗马帝国转移论出发，强调罗马“是我们的”，罗马所有伟大品格“连同帝国，都已传给了我们”。

1155年6月18日，皇帝加冕礼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当罗马贵族和民众得知皇帝在未经他们同意的情况下就举行加冕礼时，愤怒地向圣彼得大教堂进发，皇帝的军队则严阵以待。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弗莱辛的奥托说：“我们既勇敢又可畏的战士，不断地击倒罗马人，不断地杀掉罗马人。”然而，这并不妨碍中古帝国继续以罗马正统自居。时断时续的帝国皇位及其对意大利的控制，让自治传统本就根深蒂固的北意城市越来越抵制皇帝的统治。而米兰、热那亚等城市的经济实力已非德意志统治者所能想象，对这些城市财富的贪欲导致了巴巴罗萨与米兰之间的血腥冲突，这进一步反映出帝国的操作空间日趋狭小。

同加洛林家族的皇帝一样，德意志国王在罗马称帝必然涉及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奥托特权》确认教皇在意大利中部的领地管辖权，这威胁到拜占庭皇帝对意大利拉文纳及伦巴德地区大公国的控制。双方围绕意大利部分地区的领地权展开争夺。972年，奥托二世迎娶拜占庭公主提奥凡诺（Theophanu）为妻，双方矛盾暂时得到解决。尽管如此，在后来的政治实践中，德意志对拜占庭的态度一直处于摇摆或敌对状态。奥托和萨利安家族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意大利南部，其意图之一就是削弱拜占庭帝国的势力。奥托二世在帝号中加入“罗马”字样，以示这个帝国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学者认为，这是提奥凡诺敌视拜占庭新统治者进而鼓动奥托接受罗马式帝国观念的结果。由此看来，奥托皇权似乎有与拜占庭争“正统”的味道。其实，在10世纪，或许只有意大利还残存着视君士坦丁堡为罗马帝国中心的意识，在其他地方，帝国已不再是“罗马”的了。奥托三世的统治是一个例外，他的执政有效仿拜占庭帝国之嫌。996年他称帝后，在身边教会人士的推动下提出“复兴罗马人帝国”的计划。罗马成为他的统治中心，教廷为他直接掌控。他直接指定教皇，在罗马修建宫廷并且设立管理机构，而且自己常住罗马。帝国、罗马和教廷在他的统治下几乎一体化。奥托三世在一次朝圣时采用这一名号：“耶稣基督的仆人、遵循上帝——我们的救世主和拯救者——德意志的罗马人皇帝奥古斯都”，表达了将救赎使命与皇帝职责连为一体的理念。

在地理意义上，中古帝国原则上没有干预其他国家的权利。奥托一世称帝并未改变奥托和萨利安王朝诸国王与西法兰克国王的对等关系。康拉德三世曾称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丹麦为帝国的近邻，弗莱辛也以此称呼法国、英格兰和匈牙利。巴巴罗萨称他在欧洲境内占据帝国的位置。这些都表明，地理意义上的帝国空间指的是特定的有限位置。帝国的名号与其说具有地理版图的意义，不如说是一种象征和符号。伴随12世纪罗马法的复兴，皇帝被一些人视为“世界之主”（dominus mundi），占有罗马城成为世界统治权的象征。1158年，教皇使节为缓解皇帝与教皇的冲突，称皇帝为“罗马城和世界的主人和皇帝”。霍亨斯陶芬王朝试图让皇帝与教皇分庭抗礼。然而这只是对罗马教廷伸张教权的理论反击，并非帝国的政治实践。

13世纪以后，围绕帝国问题，一系列相互矛盾的理论和观点出现了，它们或主张帝国的名号应与实力相称，或认为应取消帝国，或主张维护帝国的存在。中古帝国的皇位在经历了最长一段没有皇帝的时期（1250—1312）之后，终于迎来新皇帝亨利七世。他身边的学者积极阐发皇帝拥有世界统治权的理论，受此影响，亨利七世在致法王腓力的信中强调皇权高于王权。突出世界统治权的帝国理论与实际政治的发展是背道而驰的，必然会引起强烈反弹。英格兰神学家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olisbury）曾诘问：“是谁让德意志人成为各个国家的法官的？”13世纪中叶后，法国的法学家提出，法王就是“自己国家内的皇帝”（imperator in regno suo）。地方化是中古政治发展的主流，一些思想家阐发的理论也显示了这种趋势。而且从实际政治看，中古帝国的演进同样符合政治地方化的趋势。

三、帝国与德意志国家认同意识的形成

早在19世纪，德国史学家吉泽布雷希特和菲克尔就阐述过帝国在德意志民族发展历程中的重要意义。在民族主义思潮日益盛行的时代，这种观点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帝国这个概念蕴含的世界主义长期被视为向后看、违背政治现实的传统主义。20世纪后半叶以来，对帝国理念的认同又被看作德意志国家和民族的向心力。有学者强调，德意志国家共同体的延续得益于围绕帝国形成的认同意识。事实上，帝国认同对德意志国家意识的形成是一把双刃剑。帝国作为一种符号和象征、作为理论家建构的概念和想象，也作为一个松散的政治体，在一定程度上维系或凝聚着德意志统治集团，塑造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意识。然而，德意志国家诸侯割据的局面，也借助帝国的名号和松散的政治框架长期延续。西欧中古两种普遍性权力（帝国与教会）的长期交锋，以及世界主义与地方主义的竞争与合作，实实在在地影响了德意志国家的发展道路。号称帝国的德意志，在政治上摆脱了罗马教廷的干预之后，迎来的不是德意志王权的胜利，而是王权的进一步边缘化和诸侯领地国家的强化。

巴巴罗萨致德意志主教的信函已明确表示，国王的合法性建立在“诸侯们的选举”之上。13、14世纪，国王选举的法律意义成为帝国和教廷争执的焦点。享有选举权的德意志大诸侯之间矛盾重重，需借助教皇赢得优势地位。教皇则利用诸侯的矛盾来行使自己对帝国政治的干预权。英诺森三世在1202年发布的教令一方面指出，“诸侯有权利和权力选举以后被加冕为皇帝的国王”，另一方面强调教皇“有权利和权威审核已经当选国王的人”。这其实是说，选举皇帝的权利虽然属于诸侯，但为皇帝加冕的权利属于教皇。

教皇英诺森四世、卜尼法斯八世进一步发扬了这一理论。卜尼法斯八世声称，教廷以伟大查理（查理曼）的名义把罗马帝国传递给德意志人，并把选举罗马人国王——以后他将被升格为皇帝——的权利授予教会和世俗诸侯。这个罗马帝国拥有的任何荣誉、优先、高贵和地位，都来自教廷的恩惠、美德和让渡。他称已经当选的德意志国王为阿勒曼尼人的国王（rex Alemanniae），意在表明尚未获得教皇加冕的国王仅有对德意志的统治权，而没有对勃艮第和意大利的统治权。教皇的理论虽然得到一些人的响应，但德意志统治集团总体上拒绝接受教皇的理论。13—14世纪，帝国的“名”与“实”逐渐分离，德意志、意大利和勃艮第之间的联系日渐松弛。弗雷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之后长时间没有皇帝，意大利、勃艮第已经脱离帝国的控制，帝国与王国在事实上趋向同一。13世纪以来，一方面是政治现实，另一方面则是西欧各王国对王权性质的阐发（例如，前述法国法学家强调法王就是法国境内的皇帝），影响了德意志统治集团对帝国与王国关系的认识。1252年不伦瑞克（Braunschweig）诸侯决议把王国与帝国其实已经等同起来。按照诸侯的意见，教皇给皇帝加冕不过是给国王的现有统治权增加一个头衔。《萨克森法鉴》明确传达了这个意见：“德意志人根据他们的相关法律选举他们的国王，他一经专司其职的主教们的祝圣并在亚琛登基，就拥有国王的权力和头衔。他一经教皇祝圣，就拥有了帝国的权威和头衔。”1338年德意志选侯团在伦斯集会，7月16日通过的《伦斯公告》（Weistum von Rhense）宣称：

根据帝国的法律和古老的、公认的习惯，规定如下：某人一经帝国的选侯或选侯中大多数选举为罗马人国王——即使在意见有分歧的情况下——他即获得对帝国财产和权利的管理，获得国王头衔，而无需教廷的委任、承认、认可、批准或授权。

公告表明，经选侯一致或多数选出的国王拥有“罗马人国王”这一头衔享有的统治权。作为中古后期帝国的基本法并奠定了帝国政治格局法律基础的《黄金诏书》，在处理帝国与王国的关系上采取的正是伦斯会议的立场。皇帝查理四世在1356年1月和10月两次发布《黄金诏书》，前一次是纽伦堡会议的成果，后一次是梅斯会议的产物。纽伦堡版《黄金诏书》有23章，梅斯版《黄金诏书》又补充8章，总计有31章。《黄金诏书》的核心内容是正式确定选侯的特权和地位，并对国王选举过程做出一系列详细规定。诏书第29章确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亚琛和纽伦堡的特殊政治地位。它规定法兰克福为“选举之地”，亚琛为“第一次加冕（即国王加冕）之地”，纽伦堡则作为“帝国议会召开之地”。诏书第1章第16条和第2、5章规定，选侯应在王位空缺3个月内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选举新国王，会议召集人为美因茨大主教，简单多数票即可宣告选举结果有效。合法当选者随即有资格在罗马接受教皇的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王位空缺期间由萨克森公爵和巴拉丁伯爵担任摄政。这些条例体现了《伦斯公告》的基本精神，将伦斯会议的结果法律化。这些将国王选举的时间、地点和程序法律化的条例，一方面使德意志国王的选举有章可循，另一方面显然意在排除教皇介入和干预德意志政治。《黄金诏书》发布以后，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国王选举、在亚琛进行的国王加冕以及在罗马由教皇主持的皇帝加冕礼之间的法律界限日趋消融。皇帝的统治权限被明确限定在德意志，其范围和性质无法再将帝国与王国区分开。这正是本文一开始提到的伏尔泰那句著名评论针对的帝国政治形势。马克西米连一世在1508年采用的头衔是“当选的罗马皇帝”。15世纪出现的所谓“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Sacrum Romanum imperium nationis Germanicae），意味着帝国事实上已经民族化了。由此可见，帝国在德意志统治集团中的确建构了某种国家认同意识。

然而，帝国在促进国家认同意识形成方面的积极意义不宜拔高。《黄金诏书》在国王选举上虽然有排除罗马教廷势力介入和干预的意图，但把王权事实上置于选侯手中。中古后期，西欧国家事务逐渐摆脱罗马教廷的介入和干预是普遍的发展趋势。在英、法两国，这种发展趋势带来的是王权的不断强大，而在德意志，这种趋势导致的是选侯特权的稳固化和合法化。由此可见，中古西欧国家与教会关系的演变给各国政治究竟带来何种结果，取决于各个国家内部的权力结构和政治演进逻辑。

从德意志内部看问题，帝国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德意志的政治演进逻辑。

12世纪以后，与英、法两国王权发展趋势明显不同，德意志有关国王选举的原则和观念不断强化，王权的选举性质日益凸显。到13世纪前半叶，选举国王的大权终于为由一批大诸侯组成的选侯集团垄断。与此同时，王权的物质基础日益薄弱，局限于统治家族自身的领地。这一现象的背后是诸侯实力不断壮大，由此导致王权与诸侯力量对比和诸侯集团内部力量对比发生变化。13世纪后半叶以来，德意志王权的基本走势是支撑王权的物质基础日益领地化。在地方领主权纷纷崛起并相互展开激烈竞争的背景之下，分布在各地的国王领地不断缩小，王权能够依赖和利用的各种资源越来越有限，越来越依赖统治家族自身的领地。13世纪中叶以后，德意志的一些国王在历史上有“小国王”之称，实力上与强大诸侯有很大差距，而且有时还有来自“外国的”国王，他们在德意志本来就没有强大的家族领地作基础。这一时期诸侯领地林立并向领地国家的方向发展，德意志王权已无力在全国范围谋取各种资源。

作为一种法律文本，《黄金诏书》是选举王权日益巩固和王权物质基础领地化导致的法律结果。《黄金诏书》的主旨在于通过法律途径正式确立国王选举制度和选侯特权，让已经走进诸侯多头政治时代的德意志重新确立权威并维持权力平衡。由此，德意志形成了“国王—选侯”二元性质的王权。“政治实践中由国王或皇帝和选侯代表帝国，皇帝以帝国之名并为帝国行事，选侯共同分担对帝国的责任。”《黄金诏书》赞誉选侯为支撑帝国的“柱石”、光照帝国的“烛台”、帝国赖以强大的根基。诏书规定，选侯地位之尊有如国王，侵犯其人身者应以叛国罪论处。诏书的基本内容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在王权已经衰微的形势下，帝号的获得对德意志国王的尊严、权威和资源，显得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身为德意志“国王”的实质意义，集中体现在他作为皇帝的候选人身份上。《黄金诏书》也要求选侯把推举皇帝候选人并为其加冕创造条件作为一项基本义务，这是因为选侯集团需要皇帝这样一个身份特殊但实力不济的人作为他们的调解人，以维持权力秩序。可见，一方面，帝国可以成为汇聚德意志内部各种势力一致对外的“旗帜”；另一方面，它实在无力也不可能改变德意志日益分散化的政治演进趋势。舒伯特（E. Schubert）认为，14世纪后半叶以来，复数形式的“deutsche Lande”（德意志各地方）一词流行，用以指称德意志，这是德意志政治不断地方化、去中心化的反映，即不存在一个单一的德意志国家。迈尔滕（E. Müller⁃Mertens）批驳舒伯特，认为Alamannia（阿勒曼尼亚）、Germania（日耳曼尼亚）和Teutonia（条顿尼亚）都是指一个单元、一个整体。因此，他认为必须驳斥“‘中古时期的人不知有德意志（Deutschland）， 只知有德意志各个地方（deutschen Landen）’”的观点。其实这两种观点未必矛盾。当这些术语指向作为地理概念的德意志时，指的是一个整体、一个单元。但“deutsche Lande”用以指称作为国家的德意志时，确实显示了其内部多元化的政治格局。《黄金诏书》在法律上排除教廷或教皇这一外部势力的同时，把王权几乎完全置于选侯手中，诸侯多头政治成为德意志的合法状态。此时的帝国更具有象征意义，它不是诸侯领地国家的障碍。唯其如此，帝国才能够在德意志王权已经衰微，甚至在政治舞台上逐渐被边缘化的背景下继续存在下去。

结语

地方主义和世界主义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整个中古西欧，两种力量共同塑造了中古西欧文明。中古西欧帝国的历史为认识中古文明提供了特定维度。多元力量并存是中古文明的显著特征，但其中仍有主流，这就是政治的地方化。然而，这个主流并没有定于一尊，所以超越地方主义的观念、理论和政治实践仍然有其存在的空间。中古帝国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既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和观念的。中古神圣罗马帝国实为三重意义的存在：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作为法学家和教会思想家建构的理论产物；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当然，这只是逻辑上的区分，实践中三者纠葛在一起，观念、理论和政治现实时时互动。帝国的创设反映了西欧人的集体记忆，其内容是变动不居、不确定的。帝国作为一种象征和符号，在王国或领地国家林立的中古西欧新政治格局下，表达了一种期待、理想和抱负。法学家和教会思想家的理论建构确认了皇帝在法律上的应有权利，为帝国提供了合法性和想象空间。然而，法权或理论与政治现实相去甚远，甚至与国家发展趋向背道而驰。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中古帝国始终受制于自身实力和政治局势。皇帝在不同程度上心怀帝国理想，却奉行政治实用主义。到中古后期，帝国政治的演进驶入地方化轨道，渐趋德意志化。中古帝国呈现的是一部理论与实践相互矛盾、相互背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