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征历时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战争史乃至人类文明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红军将士上演了世界军事史上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的走向。
1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
横亘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上的艰难险阻，不止有上百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空前劫难，不止是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步步深入所造成的民族危亡之急迫，也不止恶劣自然环境所带来的超越人类生存极限的寒冷、饥饿和煎熬，还有统治中共中央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和发展到极致的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重干扰。
在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前的14年历史上，党的最高负责人和领导集体成员更迭频繁，究其原因，除去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组织隶属关系，造成党主要领导职位的变更要听命于共产国际之外，主要是因为没有形成一条成熟的思想路线。在长期革命斗争的锤炼下，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坚定的党性和革命必胜的信念，逐渐养成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思想作风，以及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指挥枪原则的高度自觉，从而在危难时刻独立自主地在遵义会议上完成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实现党的伟大转折。从遵义会议开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贯力行并倡导的独立自主原则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工作作风，逐步为全党所接受，端正和树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和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核心的政治路线，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理论飞跃。陈云同志当年在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红军为什么能取得西征的伟大胜利时明确：“我们党真正成熟起来了，尤其是党的领导人成熟了”“我们的干部不仅是优秀的军事家，而且还是执行我党路线的杰出政治家。他们积极主动，经常就下一步的计划、红军的任务和发展前途等问题，向党的领导人提出建议。他们总是从实际情况出发，善于采取灵活的策略。党给他们的任务，他们都能独立的完成”“我们党当然犯过某些错误，但它用自己的力量纠正了。像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犯错误时期需要共产国际出面干预的情况，再也不会有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浴火重生终于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组成的稳定的领导核心，他们和一同参加过遵义会议的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同志，后来发展成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这些不仅是最终夺取长征胜利，而且是中国革命从此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根本保证。
2完成党的领导核心和红军主要力量的北移
红军长征有三大历史背景：一是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错误的军事指挥，造成中央红军在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中遭遇失败，使中国革命产生严重危机；二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入，造成中华民族的空前危机；三是不大被人关注的中国革命中心由南向北转移。
中国的南方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是传统的革命中心，虎门销烟和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北伐战争）等都是由南方向北方蔓延的。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发生转变。蒋介石建立的南京政权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中国江浙财阀的支持，于1928年底在形式上完成对全国的统一；中国北方的封建统治势力则在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在新军阀混战中胜出的蒋介石政权，对中共在南方建立的各根据地发动疯狂的“围剿”，海陆丰、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闽浙赣、鄂豫皖，包括中央革命根据地等，都陆续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成为游击区。与此同时，在日本侵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机，由此引发人数超过30万的东北义勇军、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和兵力达10万之众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等爱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以平津学生为主体的全民抗日救亡运动也随之风起云涌。中国北方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风暴眼，革命中心北移，已成历史发展的必然。毛泽东当年在和斯诺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全国的政治形势也促使我们决定将主要的活动中心转移到西北去。”
与此相关，和以往各路红军分别在各个根据地独立作战不同，长征一开始就是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统一号令下的协调行动。红七军团以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出征闽浙皖赣，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主力探路，红二十五军以第二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征，分别揭开长征的序幕和给予中央红军长征以有力的配合。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在著名的四渡赤水之战中，由于有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有力的战略配合，毛泽东把打破敌人围追堵截的现实任务和重建新根据地的既定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他时而指挥中央红军向北摆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态势，时而又回头显露出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趋向，巧妙地与强敌周旋，反复地调动敌人，将包袱甩给敌人，从而争得了战场主动，在惊涛骇浪中杀出一条生路，使得中央红军转危为安。
长征中，全体红军指战员血脉相连的阶级基础，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奋斗目标，普遍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组织原则，在极端险峻危急的历史条件下全面迸发。特别是在经历了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的严峻斗争之后，全军上下普遍认识到团结的弥足珍贵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极端重要性。途中各路红军的相互密切协作，包括战略的策应、战役的合作、会师时的合组改编，以及各路红军内部共有的官兵一致和民主平等，激励和温暖着革命大家庭的每一个成员，并凝结为最终推动全军跨越万水千山抵达胜利彼岸的强大力量。
这样，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的主力，不仅在整个长征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奋斗，而且最终按照党中央的统一号令齐聚西北，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各路红军分别在不同的根据地各自为战的局面，第一次都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自北向南推进并最终取得全国性胜利的伟大历史进程。
3找到中国革命新的中心和长期稳定的大本营
各路红军在长征中一路征战，一直把建立新的根据地作为长征的直接目标。起初的重点是粉碎国民党军对老根据地的“围剿”，保存和发展红军的有生力量。因此创建新根据地的区域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并试图与传统的革命根据地形成呼应。如中央红军先后试图在湘西、黔北、成都之西北或西南、川滇黔交界等地区建立根据地，但这些努力一一落空。
与此相应，红二、红六军团先是创建了以湖南大庸（今张家界）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重新踏上长征征途后，1936年2月，又在贵州西北部的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创建了黔西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途中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则是创建了川康边根据地（分川西北、康北和川康边三个时期）。这些根据地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一个月，长的一年半，成为了各路红军长征途中的休整地和物资、兵源的补给地，是再出发的新起点，对于夺取长征的最终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惜的是，或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或是因自然条件恶劣、人口稀少，或是基于战略发展需要的考虑，这些根据地都没有成为红军最终的落脚点。
长征途中各路红军重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看似是行军路线和确定目的地的问题，但实际上受长征发生时期的历史背景，受中国共产党人在长征时期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受中国南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力量的变化，以及当时的国际环境等因素所制约，其实质是对中国革命任务、路线和前途的规律性认识问题，是关乎长征道路的问题。踏上长征路的红军，要寻找和开辟新的根据地作为落脚点是既定的；中共中央最终确定在陕甘地区建立新根据地，是红军由南向北一路转战中用血的代价摸索出的结论；中国革命中心北移的历史趋势和中国共产党人所肩负的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使命，决定了红军要在国民党政权统治薄弱和邻近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地区建立革命的大本营。当然，背靠苏联、外蒙可做战略依托，也是中共中央确定发展西北根据地的重要考量之一。于是，“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南方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长征抵达陕北吴起，连续发动取得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的胜利，使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展巩固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后来曾饱含深情地指出：“我们要认识这个陕甘宁边区，它有缺点，叫做‘地广人稀，经济落后’，但是只有陕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其他根据地都丢了，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我们不是要永远住在这里，这个地方是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陕甘宁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国革命新的中心和长期稳定的大本营，成为人民军队投入抗日民族战争的出发点和战略基地，中国的历史进程从此展开新的篇章。
4在北上抗日的旗帜下掀起中国革命新高潮
红军长征既是中国共产党解除自身危机，挽救中国革命的拼死搏斗，同时也是北上抗日前线，发动全民族抗战，肩负拯救民族危亡责任的英勇壮举。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秉持自己争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初心使命，连续发布多个号召抗日救国的宣言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等文件，“直接对日作战”和“北上抗日”成为苏区军民持续高涨的呼声。于是，拯救民族危亡和北上抗日，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成为一个个切切实实的行动，化为各路红军鼓舞士气和团结动员沿途各族人民群众的旗帜，成为红军将士战胜千难万险取得长征最终胜利的强大动力。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的征程是曲折前进的，中共中央再创中国革命生机的努力，与关于如何实现北上抗日的探索，与长征落脚点和抗日战争出发点的选择，是交织在一起的。1935年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通过电讯了解到侵华日军发动华北事变的消息后，将抗日救亡摆在更为显著的位置，这成为中共中央最终确定以陕甘为长征落脚点的主要因素。9月28日，毛泽东在陕甘支队连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榜罗镇会议精神时指出：“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中共中央适时提出把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的战略方针，把北上抗日与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军方向联系起来，实际上也就是把革命低潮时的退却（被迫寻找立足的新根据地），同迎接革命新高潮的进攻联系起来。12月10日，刚刚指挥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其意义是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的毛泽东，不无自豪地宣布：“中国红军已经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特别是英勇的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突破了全世界的行军记录，胜利地达到了北上抗日的预定计划。”17日至25日，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帮助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瓦窑堡会议，正式确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这标志着遵义会议后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确立。
随后，中共中央开始实施以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动促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逐步实现由“反蒋抗日”到“抗日反蒋”，再到“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转变。于是，指引实现胜利大会师的各路红军的旗帜，不再是“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土地革命的总方针”，而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途中，我们党通过艰苦卓绝的实践探索，成功把解决生存危机同拯救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把长征的大方向同建立抗日前进阵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
众所周知，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族侵略的历次斗争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第一次取得完全的胜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而红军长征的胜利，则可以说是揭开民族复兴的序幕。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不仅率部完成中国革命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自南向北的适时转移，领导工农红军的长征取得彻底的胜利，而且在随后爆发的全民族抗战中，成为坚强的政治领导，他们和各路红军逐步发展成为坚持抗日的中流砥柱；参加长征的4路红军跨越14个省（现今15个省区市）2亿人口的地区，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党，红军是人民的军队、真正抗日的力量，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是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的正确道路，特别是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就积极倡导和不懈推动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结起海内外的亿万中华儿女以血肉之躯铸成新的长城，并成为最终埋葬日本侵略者的汪洋大海。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的胜利，不愧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