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实现了从“周期性整治”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范式转换，这一演进过程体现为问题识别、思路确立与路径构建的连续展开。作风建设作为回答“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的重要内容，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段时间以来，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以周期性整治为主，虽具有短期效能，却因其内在的周期性特征而面临成效难以巩固、问题易反弹回潮的结构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制度切口，以“问题导向—核心思路—实践路径”为关键步骤，系统推进了作风建设的治理转型。以纠治“四风”为突破口破解治理难题，确立问题导向；以“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核心思路，以制度体系的内化与耦合确立实践路径。这一演进路径，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也为长期执政条件下破解政党建设难题、实现从周期性整治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转型提供了理论资源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习近平党建思想 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 党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作者陈姗姗，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助理研究员、政治学博士后；高莹杰，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26年第4期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党的作风建设正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突破口。从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到推动党风政风实现整体性重塑，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意义已超越集中整治层面的阶段性成效，深刻表征着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实现了从“周期性整治”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范式转换。系统揭示这一演进的内在机理与逻辑理路，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持之以恒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镜鉴意义。
2026年6月15日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之一即“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强调党的作风建设不只是阶段性整治不正之风的工作命题，而是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破解政党建设难题的重要命题。因此，理解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逻辑演进，必须将其置于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之中加以把握。
从周期性整治走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构成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范式转换的基本内涵。所谓“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是指将作风建设从临时性、阶段性的高压驱动，转化为嵌入政党的日常治理结构的常态化长效化制度运行状态。制度化研究的经典理论指出，“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由规制性、规范性和文化—认知性三大基础要素构成。就作风建设的领域而言，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意味着将纠治“四风”的要求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日常和持久行为逻辑，实现从“不敢”到“不能”再到“不想”的治理跃迁。“集中整治”“专项治理”等治理形态虽能短期内整合资源、形成高压态势，却因长效机制缺失而难以持续产出治理成效，甚至易陷入形式主义困境。治理常规化并不等同于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周期性整治要实现常态化长效化，必须经历从“融入常规科层机制”到“嵌入长期发展战略”的两阶段制度化转型。基于此，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核心特征可概括为：其一，规则约束的持续性——制度效力不因外部压力消减而递减；其二，行为惯性的生成性，即将外在规约转化为内在自觉，实现“化风成俗”；其三，治理效能的累积性，即在“制定—执行—监督—反馈—优化”的闭环中实现制度迭代与优化。这一概念界定，为理解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从“周期性”走向“常态化长效化”的演进提供了分析基础。
一、周期性整治的困境与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破题”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之所以能够实现历史性突破，在于对传统治理模式内在局限的深刻反思与系统性超越。周期性整治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执政初期这样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确有其效能优势，但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其固有的周期性循环与制度供给不足，构成了难以持续奏效的结构性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认识周期性整治内在局限的基础上，通过理念奠基、问题锁定与范式转换的系统推进，实现了作风建设从“周期性”向“常态化长效化”的根本转向。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对周期性整治的内在困境进行理论剖析，以明确“为何要破”；进而聚焦于“四风”问题的精准锁定，以回答“从何处破”；最后揭示为超越这一困境所作的理念准备，以阐明“何以能破”。这三重进路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破题”的完整叙事。
（一）周期性整治的困境
在党的建设历史实践中，集中整治、专项治理等“周期性整治”模式因其目标明确、动员能力强、见效迅速，长期被作为纠治党内不正之风的优先治理工具。这一模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于迅速遏制不良风气、扭转治理困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长期执政条件下治理语境的时代转换与执政条件的深刻变化，周期性整治模式的固有缺陷渐趋凸显。具体表现为：
其一，治理成效的短期性与作风问题的顽固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作风问题内蕴着极强的反复性与变异性，集中整治期间虽可暂时遏制其显性表现，然而一旦外部压力减弱，便可能以隐形变异形态重新滋生，形成“整治—反弹—再整治”的恶性循环，难以实现根本性治理。其二，治理机制的非常规取向与制度建设的内在需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周期性整治的有效性高度系于自上而下的持续推动与非常规化的执行力度，其效能来源是外生性的压力机制而非内生性的制度约束。当外部压力减弱或消退，治理效能便难以维系，更无法将阶段性治理成果内化为党员干部的稳定行为模式。其三，执行过程中的“内卷化”与“象征化”风险。当周期性整治异化为对上级指令的机械回应，便可能出现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的“形式主义”应付，导致治理陷入“内卷化”而实效不彰，甚至出现脱离群众真实需求的“象征性治理”。这种“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构成了传统作风建设模式面临的深层困境。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历史性突破，以对周期性整治内在局限的深刻洞察为前提。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中央八项规定，形式上是对调研、会议、文风等具体事项的行为规范，实质则是一次治理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即从依赖周期性整治的路径，转向以问题导向、重点突破、示范引领为特征的“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模式。这一“破题”之举的深层意涵在于：通过精准的、可操作的、可监督的具体规则，超越了周期性整治中“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困境，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边界上划出明确的制度底线。由此，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开启了一场从“非常规运动”走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范式转换。
（二）精准破题：纠治“四风”的问题导向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由周期性整治走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其逻辑起点在于对突出问题的精准识别。党中央将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作为作风建设的突破口和重点任务。这一判断，源于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洞察。“四风”问题，本质上是部分党员干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与党性原则、权力行为失范在作风层面的集中投射，其深层内核表征为个别党员干部在价值取向、权力行使和党群关系上的系统性偏离。表面观之系工作作风与生活方式问题，实则严重侵蚀党群干群关系，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习近平深刻指出：“作风问题本质上是党性问题。抓作风建设，就要返璞归真、固本培元，重点突出坚定理想信念、践行根本宗旨、加强道德修养。”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作风建设与党性修养的内在统一性，阐明纠治“四风”绝非浅层表面的行为矫正，而是触及党性根基的深层治理。
将“四风”问题置于更宏阔的理论视野中审视，其顽固性与复杂性，构成了作风建设结构性难题的集中体现。作为一个拥有一亿多党员、在十四亿多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这些难题在作风层面表现为“四风”问题的顽固性与变异性。组织规模的庞大、层级结构的复杂，客观上增加了信息传递的“信号衰减”与责任落实“层层递减”的风险，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滋生提供了结构性土壤；长期执政伴随的权力考验与资源诱惑，加之承平日久容易滋生的安逸享乐倾向，使享乐主义与奢靡之风呈现反复发作的态势；而在执政业绩光环下可能出现的忽略自身不足的倾向，也会加剧作风问题反弹回潮的风险。上述因素相互交织叠加，构成了作风建设必须直面的结构性难题。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这“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必须迈过的一道坎，是全面从严治党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必须啃下的硬骨头”。纠治“四风”，正是直面这道“坎”、啃下这块“硬骨头”的关键一步。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以问题导向开局，其深层逻辑在于：精准打击“四风”这一作风问题的显性表征，不仅要解决具体的作风积弊，更要从根源上探索治理超大政党自身惰性、保持肌体健康与活力的可持续路径。这一进路超越了传统周期性整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将具体的作风整治提升至探索超大型政党治理规律的战略高度。风腐同根同源、互为表里的本质特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治理取向的必然性——不正之风是腐败滋生的温床，诸多被查处的党员干部正是从作风问题上被打开缺口，最终坠入贪腐深渊；而腐败行为又反过来助长不正之风，严重破坏政治生态。由此观之，以纠治“四风”为突破口，实质上是从源头上遏制腐败滋生、净化政治生态的系统性治理，体现了“防、查、治、惩”贯通协同的治理逻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作风建设的小切口撬动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变革，在精准识别问题、深度剖析根源、系统施治破解的过程中，开辟了管党治党的新境界。
（三）理念奠基：从周期性走向常态化长效化的理论逻辑。
纠治“四风”的理论根基，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一历史命题的继承与深化。从延安整风运动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改革开放后强调“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再到新时代将作风建设提升至“全面从严治党”重要任务的战略地位，指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这一历史脉络表明，党对作风建设的认知已从行为规范深化为政治生态的系统治理。这一探索过程，为引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三重核心理念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严的态度、长的理念、效的取向。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思想基石。
“严”的态度，核心在于确立不可逾越的底线意识，要求作风建设以严格标准为基本遵循、以从严要求贯穿始终。2012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制定中央八项规定提出：“既然作规定，就要朝严一点的标准去努力，就要来真格的。”这一理念的基本理据在于，标准从严，方能使行为有矩；执纪从严，方能使规矩生威；问责从严，方能使责任落地。唯有如此，才能不断释放“严”的信号，传递“严”的要求，使作风建设始终处于高压态势而不松懈。
“长”的理念，核心在于确立久久为功的治理自觉。“四风”问题屡禁不止，“症结就是没有抓长”，作风问题的反复性与顽固性决定了作风建设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必须抓常、抓细、抓长”。这一论断揭示了作风建设的持续性特征。该理念的核心要义在于：超越阶段性攻坚的思维定式，将作风建设视为嵌入政党日常运行的永续性治理过程。其深层意涵在于，通过抓在日常、管在经常，在持续用力中防止反弹回潮；通过着眼细微、紧盯节点，在长管长严中逐步实现化风成俗的治理目标。
“效”的取向，核心在于确立治理效能的根本标准。作风建设不能止于过程的热闹，而必须以实际成效为检验标尺。习近平指出：“解决‘四风’问题，要标本兼治，既治标又治本”，“还是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这一理念的实践指向在于，摒弃周期性整治的短期性，将治理效能作为衡量工作的根本取向；超越“头痛医头”的表层应对，在标本兼治中实现从治标向治本的纵深推进。效的价值指向，最终体现为党风整体性、实质性的持续好转，是从“不敢”到“不能”再到“不想”的治理层级的系统性跃迁。
这三重理念相互支撑、有机统一。严的态度为作风建设提供刚性约束，长的理念确保刚性约束能够持续在场，效的向度则使持续在场转化为可检验的治理成果。正是在这一理念体系的指引下，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得以超越周期性整治的局限，逐步走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实践探索。
二、核心思路：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到“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
精准的问题导向构成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逻辑起点，而“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核心思路的确立，则为其超越传统周期性整治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支撑。这一思路的形成，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对党的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标志着作风建设从问题导向深化为系统治理的整体推进。“持之以恒”与“正风肃纪”的深度融合，旨在通过构建持续加压的纪律约束与作风矫正机制，将作风建设嵌入政党日常治理结构，最终服务于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思路既延续了“整风”传统的内在逻辑，又在新时代语境下被赋予常态化、长效化的新内涵。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与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强调“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并非彼此割裂的两个命题，前者更多体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的实践要求和方法论特征，强调以严的基调、钉钉子精神和持续用力解决作风问题反弹回潮；后者则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对这一实践经验的进一步理论提升，强调把作风建设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经常性任务和制度化要求。换言之，常态化是对“持之以恒”的治理形态概括，长效化是对“正风肃纪”制度成果的巩固提升。
（一）“持之以恒”：从“阶段性攻坚”到“常态化治理”的范式跃迁
阶段性攻坚以明确的起止时间为边界，以阶段性的高压态势为特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形成震慑效应，于短期内取得显著成效。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单纯依赖周期性整治难以根治作风问题的深层顽疾，“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循环往复，是传统作风建设模式面临的深层困境。
“持之以恒”的理念则是对这一困境的系统性回应，其核心要义在于“连续性”与“常态化”的有机统一。作风建设是持续性的治理过程，而非阶段性的政治任务，其有效性恰恰维系于治理行动的持续在场与制度约束的不断强化。习近平指出：“作风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更不能一阵风、刮一下就停，必须经常抓、长期抓”。这一论述直指周期性整治的困境，即作风问题的滋生土壤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其表现形态具有极强的变异能力，单靠阶段性攻坚难以实现根本性扭转。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正是要通过“常”和“长”二字，将阶段性高压转化为持续性压力，使外在规约转化为内在自觉，在持续用力中巩固治理成效。“持之以恒”的理念则是对周期性整治困境的系统性回应，其核心要义在于“连续性”与“常态化”的有机统一。
从更深层的理论视野审视，“持之以恒”的确立，绝非简单的时序延展要求，而同权力运行、制度约束和干部价值认知密切相关。执政党掌握着庞大的组织体系和资源分配权力，这种权力若缺乏持续的制度约束与价值浸润，便可能向“官僚化”“特权化”偏移。根治作风问题，不能停留于对显性问题的反复清除，必须切入权力运行的微观机制，通过持续的制度约束重塑行为边界，通过常态的价值浸润重塑认知框架。由此，“持之以恒”便不再只是一种时间的延续，而是从权力运行的底层逻辑出发，对政党治理规律的深刻遵循。习近平指出：“作风建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决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永恒的课题”。从制度效能与治理转型维度观之，常态长效的生成，依赖机制化的完善与行为习惯的养成。作风与纪律的良性转化，需要制度文化的深层浸润与行为习惯的持续塑造。“持之以恒”意味着推动正风肃纪从“周期性整治”向“常态化治理”的范式转换，通过持续的制度完善、常态化的监督执纪与系统性的教育引导，将纪律规矩内化为党员干部的思维习惯与行动自觉，最终实现从“不敢”到“不能”再到“不想”的深层治理转型。可以说，“持之以恒”不仅是党的建设系统工程中的战略定力体现，更是确保正风肃纪不致沦为“一阵风”、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关键理论命题与实践路径。
（二）“风”“纪”耦合：“正风肃纪”的制度化支撑框架
“持之以恒”规定了作风建设在时间向度上的连续性特征，“正风肃纪”则赋予这一连续性要求以可操作的机制保障。“正风”与“肃纪”的有机耦合，为“持之以恒”的实践落地提供了坚实的制度载体。“正风肃纪”是全面从严治党在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两个维度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深刻指出：“要坚持正风肃纪反腐相贯通，以‘同查’严惩风腐交织问题，以‘同治’铲除风腐共性根源。”这一论述明确了正风、肃纪、反腐三者相互依存、互为支撑的协同关系，揭示了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在治理逻辑上的同构性。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观之，作风与纪律共同构成政党性质、宗旨与先进性的外在体现与内在保障，二者统一于无产阶级政党保持自身纯洁性、巩固执政基础的根本要求之中。这种理论上的同源性，具体表现为“正风”与“肃纪”在本质上的同构性、功能上的互补性与目标上的一致性。
就定位功能而言，“正风”侧重于思想引导、文化涵养与行为示范，通过持续的思想浸润、价值引领与文化熏陶，着力解决的是“不想”的问题；而“肃纪”则聚焦于规则明晰、底线约束与严格执纪，通过刚性制度规范与常态化监督问责，解决的是“不敢”与“不能”的问题。二者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共同作用于党员个体与组织集体的行为塑造过程，形成思想引导与制度约束相辅相成、柔性教化与刚性约束协同发力的治理结构。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是系统思维的集中体现，深化了对正风肃纪规律性的认识。
从治理结构的深层机理分析，“正风”与“肃纪”的有机耦合，构成了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的制度化治理格局。这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在作风建设领域的具体实践表现。一方面，“肃纪”的刚性为“正风”提供了不可逾越的制度底线。纪律作为带电的“高压线”，其常态化运行使作风建设超越了空泛的价值倡导，形成明确的边界约束与可操作的惩戒机制。另一方面，“正风”的柔性为“肃纪”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与稳定的价值认同基础。纪律要求经由持续的文化浸润内化为价值认同，遵规守纪经由日常的行为沉淀为行为习惯，纪律执行由此获得来自主体自觉的内在驱动力，而非单纯依赖外部强制力量的持续在场。这种“风”“纪”耦合所形成的制度化力量，正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超越传统周期性整治的核心机理，即将作风建设从外部性、阶段性的高压驱动模式，转化为内生性、持续性的制度驱动模式，使作风建设真正内嵌于政党的日常治理结构之中，从根本上摆脱了传统治理模式中普遍存在的“运动依赖症”。通过这种刚柔并济、内外贯通的制度化设计，“持之以恒”的时间要求与“正风肃纪”的机制支撑得以深度融合，共同构成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从“周期性”走向“常态化”的逻辑闭环。
（三）从破题到定型：“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思想演进
“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作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思路，并非一蹴而就的理论建构，而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丰富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定型的。这一演进过程，清晰呈现了从破题开局到系统深化、再到战略定型的演进轨迹。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党中央审议通过中央八项规定，以具体、可操作的规范切入，开启了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新征程，由此开启了新时代正风肃纪的新局面。2013年6月，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实现作风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将制度建设纳入作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同年11月，他进一步指出：“抓作风建设，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还是要靠制度。”这一论断将制度建设置于作风建设的基础性地位。
作风建设实践的纵深推进，为其规律性认识的累积与深化提供了丰厚的经验基础。2015年10月，习近平强调：“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标志着作风建设思路从“周期整治”向“常态长效”的自觉转向。2016年7月，“持之以恒”作为作风建设的核心关键词被突出强调，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党代会报告的形式将“持之以恒”与“正风肃纪”完整结合，标志着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核心思路正式确立。此后，这一核心思路在坚持中深化、在深化中发展。2017年12月，“纠正‘四风’不能止步”进一步明确了作风建设的持久性要求。2018年1月，“常和长、严和实、深和细”的六字要求精准诠释了“持之以恒”的实践内涵。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将其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略。
从中央八项规定破题，到“四风”治理深入，再到“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战略定型，深刻体现了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的深刻把握，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战略智慧。这不仅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作风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更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持续深化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这一意义上看，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重要要求，并不是对“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简单替代，而是对其实践经验、制度目标和理论层级的整体提升，成为“长期执政条件下怎样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推进党的自身建设”的理论命题。
三、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构建：实践路径的四重维度
从周期性整治走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不仅需要理念的更新，更需要系统的制度构建与实践落地。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围绕“持之以恒正风肃纪”这一实践要求，以习近平党建思想关于“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为核心思路，形成了价值定向、主体示范引领、工作创新、纪律保障支撑这四重维度，共同构成了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实践路径。
第一，以价值定向回答“为了谁”的根本问题，确立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宗旨坐标。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核心前提是防止作风建设偏离人民立场。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不断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关键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以优良党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作风问题的本质是党群关系问题。党风正，群众才会信；群众信，党才有根基。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每一项制度安排，其最终指向都是“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无论是纠治“四风”，还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既注重监督“关键少数”，更要主动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四风”问题和腐败现象。这种以“民心政治”为核心的价值重塑，将正风肃纪的广度覆盖到整个党员干部队伍，为制度化的深入推进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和鲜明的价值导向，使制度创新始终围绕密切党群关系展开。同时，健全完善人民群众知情、监督、反馈的保障体系，不仅要听得到群众的意见，更要积极回应群众的声音，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在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中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不断增强持之以恒的动力和支撑。
第二，以主体示范回答“谁来带”的引领问题，明确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责任链条。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关键在于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带动全党作风转变。风成于上，俗化于下。习近平明确要求党的作风建设要“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抓起，从高级干部抓起”。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以上率下，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种“身体力行”的示范，并非简单的道德号召，而是以中央八项规定为制度载体的行为引领。消除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是解决“四风”问题的命门。领导干部的言行举止是鲜明的风向标，强化责任担当，首要的是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的主体责任，引导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作风建设关乎政治立场、关乎发展大局、关乎民心向背，将正风肃纪作为分内之责、应尽之责，融入日常管理、业务工作全过程，摒弃“唯GDP论英雄”的片面思维，树立“抓好党建是最大政绩”的理念。这样才能将纪律要求转化为“关键少数”可感知、可效仿的具体行动，通过榜样的力量，层层传导压力，级级落实责任，实现主体责任全覆盖、监督责任全落实，推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层层传导、层层深化，不断从“关键少数”走向“绝大多数”，最终推动优良作风在全党范围内“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效解决传统治理中“上热中温下冷”的执行衰减难题。
第三，以工作创新回答“抓什么”的切口问题，形成常态化治理的制度依托。中央八项规定不是一般性的工作规定，而是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由集中整治走向制度治理的切入口和牵引性制度安排。其制度效能体现在，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宏大命题中精准提炼出最具操作性的政治要求，以量化、细化的具体条款为党员干部的日常行为划定了清晰的制度边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持之以恒纠治“四风”，以直接有效的“立规矩”，彰显了全面从严治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决心。习近平深刻指出，“制定实施中央八项规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的徙木立信之举”。其成功的关键在于遵循了作风建设的基本规律：一是直击痛点难点，以问题为导向、以务实为基石、以民心为依归，紧抓改进工作作风的关键点，对调研、会议、文件、出访、警卫等方面作出量化、细化的规定；二是坚定推进贯彻落实，用具体的制度设计推动形成了历史性改变中国的务实举措，呈现出“一子落地，满盘皆活”的成效。因此，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深入推进，必须持续深化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学习教育，在思想共识凝聚的基础上实现党员干部行动逻辑的统一。与此同时，应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为主线，推动其与纠治“四风”、反腐败斗争等各项工作形成系统耦合，构建标本兼治、破立并举的治理格局：既着力解决作风领域的显性突出问题，又注重防范权力运行中的潜在风险，在问题识别与制度回应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提升作风建设的整体治理效能。
第四，以长效保障回答“如何持久、如何见效”的问题，确立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刚性支撑。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常态化长效化能否真正形成，取决于作风建设能否同纪律建设、制度建设和责任落实贯通起来。党的十八大以来，注重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相贯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作风建设的鲜明特点和重要思路。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出台或修订的党内法规已超过50部。党的纪律具有双重性，“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是党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通过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各项纪律全面从严；通过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通过完善党内法规体系，扎紧制度的笼子。这正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的实践要求。这一系列举措，构建了一个从教育引导到日常监督再到违规惩处的全链条制度保障体系。当每一次违规都能得到及时纠正，当每一项制度都能得到严格执行，制度便不再是“纸老虎”和“稻草人”，而是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针对党的作风和纪律体系中还存在的突出问题，要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完善考核评价、责任追究等机制，明确行为边界和纪律红线，确保长效机制的健全；同时，要以党的政治纪律带动党的各项纪律，树立党纪权威，强化纪律执行，确保纪律真正发挥教育约束和保障激励作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确保作风建设的治理成效得以巩固、常态得以形成。
这四重维度中，价值定向解决了“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主体示范解决了“谁来带”的引领问题，工具创新解决了“抓什么”的切口问题，纪律保障解决了“如何久”的长效问题。四者有机统一，共同诠释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从理念转化为实践的完整路径，推动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不断走向实处、走向深处。质言之，这四重维度从不同层面支撑着常态化长效化治理的核心特征：价值定向为规则约束的持续性提供正当性根基，主体示范为行为惯性的生成性提供引领力量，工具创新为治理效能的累积性提供实践载体，纪律保障则为三重特征的实现提供刚性支撑。四者有机统一，共同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从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实践，集中体现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的核心思路。
结语
新时代党的作风建设从“周期性整治”走向“常态化长效化治理”，表明了作风问题必须纳入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全过程来考量。只有将严的要求、长的理念与效的取向统一起来，才能把阶段性治理成果转化为持续性制度效能。从新时代实践看，中央八项规定是党的作风建设破题开局的重要制度切口，纠治“四风”是回应群众关切、净化政治生态的突出任务，“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则为破解“整治—反弹—再整治”的周期循环提供了基本方法。在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概括了这一实践经验，强调作风建设既要经常抓、长期抓，又要靠制度巩固、靠纪律保障、靠责任落实。常态化长效化治理是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方式的深化。其现实要求是把作风建设嵌入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和要求之中，通过价值定向、主体示范、制度抓手和长效保障的协同作用，持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推动优良作风在制度执行和干部日常行为中稳定下来、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