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八纮一宇”为战时日本美3化对外侵略之国策。其源自神武天皇诏书，1940年近卫文麿将其纳入国策，并称之为“肇国精神”。近卫文麿、汪精卫等日伪军政首脑，通过舆论宣传、节日动员、民俗具象等形式，层层建构八纮一宇的“历史中空”叙事，以矫饰战争罪责，美化侵略行径。中国上自蒋介石等军政高层，下至知识界与舆论界，通过舆论统制及宣传反制，解构八纮一宇的历史脉络与国策化依据，消解日伪建构的正当性、正统性。战后，在反思抗战、日本民主化改革、国共内战的多重背景下，蒋介石、溥仪等政要及舆论界，皆重新审视八纮一宇。八纮一宇逐渐淡出中国共产党的视野，既象征和平时代的到来，又勾勒出中国共产党告别旧世界、开拓新纪元的宏伟蓝图。

关键词：抗日战争；日本宣传；八纮一宇

“八纮一宇”的字面之意为“四面八方都在一家之内”，即“天下一家”，实乃二战期间日本美化对外侵略之国策。日本《基本国策纲要》称之为“肇国大精神之基，世界和平确立的根本”。[1] 参与日军“和平工作”的高官今井武夫，称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理想”，[2] 伪刊物更鼓吹其为“世界统一安定之前提”。[3] 中国学界对其的讨论多为附带性论述，尚缺乏专题性研究。[4] 海外虽有相关研究，但多立足于日本史视角。二战期间，日本天皇、东条英机、汪精卫等日伪军政首脑，蒋介石、徐永昌等中国政要，以及知识分子与舆论界，在当时对八纮一宇皆有提及。“八纮一宇”在华流播的整体面相，诸如日伪如何建构、鼓吹，中国各界如何解构、反制，战后中国如何重构、审视，亟须予以应有之关注。本文拟依据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档案、中英文报刊，以及部分国际外交档案等史料，系统爬梳八纮一宇在华流播之面相。

一、滥觞与衍变：“八纮一宇”概况

“八纮一宇”一词出自日本神武天皇诏书。神武天皇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5] 此为“八纮一宇”一词的滥觞。其原义并无负面内涵，九一八事变后，为美化侵略，“八纮一宇”才逐渐被赋予侵略内涵。实际上，早在1933年，荒木贞夫于《皇国的军人精神》中，便已将神武天皇上述所言称为“肇国宣言”。[6] 1935年，日本档案有“日‘满’一体化任何政策都应遵循八纮一宇”的论调，[7]可见，此时日本官方虽未将八纮一宇纲领化、国策化，但已有相关“国策性”言论。1940年，近卫文麿将八纮一宇正式纳入《基本国策纲要》。至此，八纮一宇作为国策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在中文世界，八纮一宇之“八纮”，出自《列子·汤问》：“八纮九野。”[8] 蕴含“天下”之意。七七事变前夕，在蒋介石五十大寿之际，仍有人以“八纮皆仰”“十笏难书”等语为其贺寿。[9]此时“八纮”概念尚未沾染污名色彩，时人援用此语未有禁忌。至于八纮一宇，早在日本将其国策化之前，伪满已将其纳入宣传术语。在对伪满洲国实施殖民统治的进程中，日本更将八纮一宇与东洋文明、平和文明、五族协和等概念混同表述，八纮一宇已初具美化侵略的面相。

在国际方面，1936年，日方在涉及八纮一宇的文件中，已有“本精神传达外人时，用语需慎重”的表述。[10]为论证八纮一宇“超国家主义”“超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日本尤为重视国际社会对此概念的认知和接受。八纮一宇国策化后，美国将其音译为“Hakko Ichiu”。[11]这也是战时国际上较为通行的称谓，英国外交部解密档案对此亦有记录。然而，对于八纮一宇的释义，国际社会尚未形成统一规范。[12]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称：“欧美人对于吾人‘八纮一宇’思想，殊难了解。”[13] 为正当化八纮一宇与外交理念的关联，扭转国际社会对该精神侵略属性的认知，松冈洋右曾致电丘吉尔：“‘八纮一宇’是也在日本之世界和平观念中，并无征服亦无压迫及利用任何或全体人民之意。”[14] 尽管日本多方辩解，效果却并不理想。时至1940年，八纮一宇、皇道外交等日本术语，仍难被妥善翻译。因此，外务省下发通令：凡涉及“八纮一宇”一词，一律不予翻译，直接使用日语原文。[15]八纮一宇的释义由此成为历史遗留问题。

即便到战后，海外有关八纮一宇的释义仍未统一。这也说明：其一，释义的分歧反映出八纮一宇相关研究仍较薄弱，学界对此尚未形成统一认知；其二，释义分歧的根源，在于其历史语义被军国主义篡改，甚至日本自身也回避翻译问题，故而其译法未能在国际形成统一规范，成为历史遗留问题；其三，中国之所以未呈现此种问题，在于中日文化同出一脉，中方直接沿用日文表述模式。

要而言之，八纮一宇的历史渊源虽然悠久，但其衍变为独立概念却是晚近之事。在国际层面，虽有“Hakko Ichiu”的音译，但其释义众说纷纭，且多凸显其侵略属性。八纮一宇在国策化以前，已于中日小有流播。日本战败后，八纮一宇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高思想纲领，被定性为日本为海外侵略正当性辩护的超国族主义口号。

二、建构与流播：战时日伪之能动

八纮一宇在华的主要鼓吹主体，是日伪宣传机构与政客群体。日伪通过官方文告、报刊、广播、演说等多种方式，使八纮一宇的宣传覆盖广大区域、触达各类社群。为扩大八纮一宇的影响力，日伪将其与军政外交各领域政策深度绑定，并通过仪式化、民俗化、具象化等形式进行复合宣传。同时，面对八纮一宇在华的传播困境，日伪只能通过虚构历史，打造宣传闭环、实现逻辑自洽。

(一)有关八纮一宇之流播区域及面向主体

日本、伪满洲国、汪伪政府的军政首脑，在沦陷区面向中日军民积极宣传八纮一宇“肇国精神”。日本甚至宣称伪满洲国肇国于八纮一宇。汪精卫在广播中声称：八纮一宇相当于中国四海一家，与孙中山之大同思想“若合符节”。[16]台湾地区的日本官方刊物《周报》《部报》，频繁刊载八纮一宇相关内容。在青岛，板垣征四郎谈道：八纮一宇，所在万邦协和，乃东亚新秩序之理想，中日需善邻亲睦，互助协力，兴隆发展。[17]针对在华日侨，日本以八纮一宇为旗号开展社会动员，设立“海外同胞援护资金制度”，策动海外日本人积极献金。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海外同胞大会宣称：“秉八纮一宇精神，尽灭私奉公臣道。”[18] 可以看出，在沦陷区，八纮一宇得到较为广泛的传播，且从日伪军政首脑到基层宣传末梢，都致力于向民众灌输八纮一宇理念。此外，在华日侨等边缘群体，亦被纳入八纮一宇的宣传覆盖范围。

(二)有关八纮一宇之辐射场域及关联政策

八纮一宇作为日本国策化之肇国精神，其一体多维的面相，既囊括大东亚共荣、日“满”华一体化等日本政策，又与军事侵略、经济建设、社会动员、精神动员、外交宣传等政策密切相关。日伪甚至规定，一切方案当以八纮一宇为根本要义，“不可趋于空想”。[19]为对日本军官实施思想驯化，日方大肆宣扬八纮一宇之于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意义，以及所谓“圣战”的正当性。[20]德意日缔结同盟后，日本宣称同盟建立在八纮一宇基础上。“八纮一宇”精神甚至成为军工人员的培养标准。如陆军军工厂技术候补生培养纲领明确规定，“培养忠诚、纯洁为帝国使命献身的八纮一宇精神”。[21]在日本全方位宣传下，八纮一宇并非束之高阁、难以落地之纲领，其覆盖日伪军政外交、经济文化等诸多场域，且系日本侵略政策正当性的理论依托。

(三)有关八纮一宇之宣传策略及传播方式

在宣传策略方面，日伪将抽象的八纮一宇具象化，通过教育、舆论、文化、节日动员等方式，将八纮一宇与社会、民俗紧密结合。然而受中日文化差异限制，其传播也存在困境。据在日执教的美国中校描述，日本利用学校，宣扬其承担统治东亚的“神圣使命”，最终将以八纮一宇控制全世界。[22]此外，日本还将八纮一宇具象于“国民服仪礼章”，称其象征着八纮一宇肇国精神。[23]八纮一宇还渗透进各类社会空间，如荒木贞夫为新京神社题写的匾额，便以八纮一宇为核心内容。[24]在节日动员方面，元旦时梅津美治郎发布岁首献词：确立八纮一宇，共存共荣之道义世界观，抛弃物质万能、弱肉强食之西洋文明，创造道义的东洋文明。[25]八纮一宇、东亚新秩序等政治理念，亟欲建构“超国族主义”的话语模式，为日本海外侵略谋求正当性。为减少八纮一宇在华传播阻力，日本将八纮一宇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弘报处将八纮一宇与儒家孔孟思想相比附，称八纮一宇与孔子“天下为一家”、墨子“兼相爱而交相利”的理念别无二致。[26]日本意识到八纮一宇在华流播困境，故而曲解中国传统文化，以与八纮一宇相附会。其目的在于以中国传统纲常伦理观念为依据，驱使民众服从日伪政权的殖民统治。然而，日伪的宣传预期与实际效果严重脱节，八纮一宇的“中国化”改造，既难以获得中国民众的历史认同，又消解了日本文化自身的独立特质。

(四)有关八纮一宇之虚假建构及影响限度

八纮一宇虽在沦陷区传播甚广，但在非沦陷区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为强调八纮一宇的历史正当性与正统性，日伪不仅虚构历史，而且盲目夸大其影响。为虚构历史正统性，日伪称“历代天皇，代代继承了这精神”。[27]实际上，为美化侵略，抗战时期八纮一宇方被建构，何来代代继承之说，足见日本妄图虚构史实，层累其“历史中空”的虚假叙事。对于八纮一宇影响限度，日伪亦有虚构。东条英机称八纮一宇“光被大东亚全土”，“即敌英美亦不能否认”。[28]据其所言，八纮一宇已传遍东亚，事实上，八纮一宇在非沦陷区流播程度有限，由此可见日伪的虚妄与夸大。应当指出，囿于非沦陷区中方的舆论统制，日伪仅能依赖小册子、传单、标语、口头宣传等小范围、私密性、边缘性的宣传方式，突破中方的舆论管制，散播八纮一宇理念。然而，相关史料的零散性与瞬时性，使其极难保存并流传至今，故而八纮一宇在非沦陷区的流播面相，一则影响有限，二则史料匮乏，只能通过中方反制八纮一宇的舆论，窥探日伪于非沦陷区之能动。

综上所述，经近卫文麿、梅津美治郎、东条英机、汪精卫等日伪高层政要的极力鼓吹，通过日伪宣传组织、机构、社群之传播，八纮一宇在沦陷区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诸如军政外交、经济文化、思想宣传、社会民俗等场域，皆受“肇国精神”指引。此外，日伪还将八纮一宇与中国传统文化绑定，通过节日纪念、民俗具象等形式，开展社会动员与意识形态展演。但面对中日文化差异，八纮一宇在华流播也有困境，故此，日伪虚构史实，逐层建构其“历史中空”叙事，并夸大其影响范围，以强调八纮一宇的历史正统性，进而为其海外侵略谋求正当性、粉饰战争罪责。

三、解构与反制：战时中方之因应

八纮一宇虽在沦陷区广为流传，但在非沦陷区，自蒋介石、徐永昌至舆论界，皆对其进行宣传统制及舆论反制，加之概念本身的局限性，其传播范围远不及沦陷区。中方的反制路径，既以历史考据否定八纮一宇的历史正统性，又从国民精神、民族文化等角度对八纮一宇进行解构。故此，八纮一宇在非沦陷区原本狭隘的舆论生存空间，更被挤压殆尽。

在政治层面，蒋介石、徐永昌等高层政要对八纮一宇均有所反制。日本出台《基本国策纲要》后，蒋介石注意到日本以八纮一宇为国是，称其不啻为“征服八方统一世界”。[29]徐永昌更称：“(敌)采用政治分化、谣言攻势、外交离间、物质吸收、交通封锁、运输统制、伪军代役等策略”，“全力推进八纮一宇之国策”。[30]蒋介石和徐永昌皆突出八纮一宇的侵略本质。国民政府高层政要的认知，一则为八纮一宇定性，二则为各界反制八纮一宇做出了表率，具有重要引导作用。

时人反制八纮一宇，首先瓦解其历史正统性，称其为“伪诏”。因其源自神武天皇“奄六合以建都，并八纮而为宇”之皇诏，时人称“一则文调是翻译六朝文的骈语”，“二则……倭皇文武八年……始有诏词”，两条铁证均以考据学理路为依托，从历史脉络出发否定其历史真实性。[31]对于八纮一宇产生的原因，蒋廷黻称日本历史有“贯彻侵略远征与霸道思想之巨流”。[32]亦有时人指出，日本侵华身陷泥淖，加之国内工业停顿、经济萧条，不得不炮制八纮一宇欺其国民、鼓励侵略战争。[33]况且八纮一宇涵盖东亚共荣圈、东亚协同体等一系列纲领，可知日伪思想战之无力，“索性抬出征服世界的幻想来”。[34]至于八纮一宇的国策化，时论称不过是日本“外交无出路，内政无办法”之错误国策。[35]可见，从八纮一宇的历史渊源到出台背景，均遭到中方舆论的全面解构。日伪竭力鼓吹奠定世界和平的八纮一宇，在中方舆论的解构下，衍变为因侵略碰壁而杜撰的错误国策。

中方舆论界亦对八纮一宇予以重构，称其为“世界混同主义”，旨在“混一全球，征服世界”。[36]这与后人对八纮一宇“超国家主义”“超民族主义”的理解，在本质上并无区别，意在抹杀民族与国家之间的明确界限。至于汪伪以大亚洲主义为“党义”，报端有所辩白：“国父为世界打不平的立国精神”，岂系诉诸侵略之八纮一宇所可企及。[37]舆论界对于八纮一宇的重构，令时人对其观感极差。例如，时人以诙谐的口吻称：“所谓‘八纮一宇’，恐怕不仅罗斯福，史太林，邱吉尔等为之不安，就是昨年‘结拜’的大哥希特勒，二哥莫索里尼，想起亦亲不认的强盗老三来，也有些毛骨耸然吧！”[38] 亦有言论称：“‘八纮一宇’是甚么玩意儿，我们听了肉麻。”[39] 乃至抗战结束，仍有诗言：“八纮一宇响言新，隹兵弗戢毒民生。”[40] 自八纮一宇国策化始，至抗战结束八纮一宇渐趋消弭，非沦陷区对于八纮一宇的印象，始终被打上了亡国灭种、侵略战争的标签。

中方解构八纮一宇的路径，既反制其虚假建构，又报道日本对其之质疑，对于八纮一宇荼毒其他国家的罪责，中国亦予以披露。在反制日伪对八纮一宇虚假建构层面，诚如前文所言，伪报大力鼓吹八纮一宇的海外影响力。实际上，美国驻日大使格鲁致电国务卿时，已复述松冈洋右所言，“欧美人殊难体悟八纮一宇之真谛，且西文极难释义日本短语”。[41]这足以说明，八纮一宇并未获得西方主流舆论的认同，伪方报刊的吹嘘完全是虚妄之词。

在报道日本对于八纮一宇的质疑方面，日人质疑八纮一宇为“实现日本帝国主义之野心”，松冈洋右就此回应，称八纮一宇“基于国际正义，主张原材料、领土、自然资源的平等分配、机会平等和种族平等”。[42]日本文部大臣松浦镇次郎也出面辩解，称中方将八纮一宇宣扬为侵略主义，实则该理念“毫无侵略的意味”，但又不能与“希望和平、及和平主义、一概而论”。[43]松浦对于八纮一宇侵略、扩张实质的诡辩，不仅自相矛盾，而且很难令中国人民信服。此类言论在中国自然遭到猛烈抨击，且日本行径同其鼓吹不啻霄壤之别，正如冈村宁次所言：“高喊‘八纮一宇’，但事实却与此相反。”[44]

在披露八纮一宇于其他国家的罪行方面，因为八纮一宇不独荼毒中华，而且时人目睹日本在东南亚国家罪行后，称：“‘八纮一宇’之暗影，现已笼罩于整个太平洋。”[45] “不但要吞并中国，而且还要使美英苏及其他欧洲民主国家，听其支配”，[46]即王芃生所言，八纮一宇旨在“并吞世界，奴役人类”。[47]中方反制八纮一宇的核心话语，以凸显其侵略、奴役、扩张面相为主。为激起民众对八纮一宇的愤慨，同时为提升国民警惕性，中方在报道八纮一宇内容时，民族情绪的溢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八纮一宇的实际影响力。对八纮一宇影响力的描述，也存在一定夸大。

“八纮一宇”之所以在非沦陷区传播受阻，除中方的舆论管制与宣传反制外，日伪宣传本身也存在诸多逻辑漏洞。首先，日伪宣传纲领、理念过于冗杂，既有八纮一宇、大东亚新秩序、协和等理念，又有大亚洲主义、共存共荣、武士道等精神。此类宣传术语一来令人眼花缭乱、难以记忆，二来难免存在重叠混淆。其次，日伪不同宣传机构之间，乃至同一机构在不同时期，宣传内容都难以统一。如日伪一面宣称八纮一宇旨在消除人种偏见、树立人种平等观念，另一面又宣称黑种、棕种已趋衰微，当前是黄种与白种的生存之争，反英反美制造民族对立。日伪宣传自相矛盾，既要以八纮一宇消弭人种偏见，又鼓吹狭隘的种族主义观念。如此前后矛盾、庞杂混乱的宣传，既令日伪官方与媒体丧失公信力，又分流八纮一宇的影响力，使本就风评不佳的八纮一宇愈发臭名昭著。

值得一提的是，八纮一宇在边区影响极小。至少在《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周刊》等中国共产党主流官媒中，鲜有相关报道。由于边区组织体系严密、舆论管控与思想统合力度较强，加之地理位置偏远、人口流动性较低等复杂的政治、区位与社会因素，日伪对边区的宣传攻势弱于国统区，所以八纮一宇在边区影响有限。中国共产党对八纮一宇报道虽少，但多凝练精悍，如《解放日报》发文纪念第二届联合国日，称法西斯主义对外主张八纮一宇，对内主张独裁，压迫人民大众，摧毁民主自由。[48]这种将八纮一宇纳入法西斯主义整体框架、展开多维度宽视域跨国界探讨的视角，在战时较为罕见。这也从侧面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宣传的深刻性与前瞻性。中国共产党对八纮一宇的批判，通常将其纳入“皇国史观”范畴进行整体批判，这点在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俘教育等层面并不罕见。

总之，中方对于八纮一宇的解构与反制，既包括蒋介石等军政高层的主动作为，又涵盖舆论界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共同努力。换言之，通过舆论统制与宣传反制，共同挤压八纮一宇的舆论生存空间。自八纮一宇的历史脉络，至其国策化缘由，中方皆对其予以解构，进而消解日伪建构的正当性与正统性。反观中方核心反制话语，皆旨在突出八纮一宇的侵略、奴役面相。因此，八纮一宇在非沦陷区难以传播，时人对其认知，无非是日本为美化海外侵略而炮制的错误国策。

四、回溯与重构：战后中国之审视

抗战胜利以后，对于八纮一宇的回溯与探讨，主要围绕战争反思、日本民主化改革、国共矛盾等领域展开。蒋介石、溥仪等中国高层政要，均对八纮一宇有所反思。从历史脉络来看，抗战甫胜，时人对八纮一宇的认知仍然停留在战时语境，随着国家、民族战争重心的转向，相应的战争话语逐渐消解。对于八纮一宇的反思得以被置于更宏观和更客观的历史脉络中考察，进而实现了对战时反制话语的超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八纮一宇的探讨渐趋退出历史舞台。

在战后日本民主化改革进程中，美国选择保留天皇制，以便利社会动员。然而在中国人看来，这无异于“使日本人民更加相信他们的皇室之‘受命于天’”，日本仍为“‘神’主的日本，‘八纮一宇’的天皇的日本”。[49]在时人眼中，八纮一宇不过是天皇发动侵略战争、建构封建正当性的理论依据。有时论称美国保留日本天皇制无异于“吃了砒霜药老虎”，长此以往，日本与英美之间或将爆发世界大战，日本终将实现其八纮一宇的迷梦。[50]毕竟，八纮一宇作为日本国策化之肇国精神，无论其诞生、建构与被推崇，都与日本天皇的政治影响力、符号象征意义息息相关。再结合日本文化根基中由来已久的海外扩张思想，加之日本数次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方面抱有如此隐忧，实属在所难免且理所应当。

抗战结束后，国共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舆论界出现将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类比为八纮一宇的声音。[51]在当时语境中，八纮一宇仍旧与战争紧密关联。不过，当时战争已由民族、国家战争向政党、阶级战争转向，赋予了八纮一宇“内战”的延伸内涵。国共战争引发了关于中国未来道路的探讨。当时，舆论界有所谓美国道路与苏联道路之争，即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当此之际，有时论提出走“中道”，即中间道路，兼采美苏之长，由此又牵扯出日本“制造傀儡国，以为卫星”，“日本军阀‘八纮一宇’的路线”。[52]可见，时论对八纮一宇的报道，开始超越其原本的侵略内涵，并同中国的未来走向相关联；另一方面，八纮一宇旧事重提，亦可彰显其侵略、奴役的本质，直至战后，仍深为舆论界所抨击。

在具体的历史脉络层面，1945年8月21日，抗战甫胜，民众对八纮一宇的认知仍停留在战时层面。时人称八纮一宇乃邪说，违反人类正义，并称中国“天下一家”理念才是世界主流。[53]实际上，八纮一宇与天下一家都是确定边界、区分他我的文化认同依据，只是二者践行各自理念的路径截然不同，日本将八纮一宇与“武运”“圣战”联袂，以侵略路径践行之，而中国天下一家与传统儒家、和同理念相结合，二者目标相近但路径迥异。同年12月，时人回溯抗战历史，称“‘八纮一宇’的野心”，是“发动侵华战争的主因”。[54]此时对于八纮一宇的批判，尚未超出战时谴责的范畴。

1946年，溥仪追述“伪满国”时，表示日本推崇的日“满”“一德一心”，出自八纮一宇，目的是将中国东北作为日本的殖民地。[55]一方面，溥仪援用反帝话语凸显八纮一宇侵略、奴役的面相；另一方面，批判八纮一宇并与其划清界限，也成为溥仪在战后审判中为自己脱罪的重要凭借。此外，中国对战后八纮一宇死灰复燃的可能性高度警惕，八纮一宇一日不灭，日本仍怀有“雄飞国外”的旧梦。同年9月，时人在追溯战争、重审八纮一宇时，称意识冲突是一切动荡的主因，世界唯有秉持同一理念，和平才能维系。[56]此时对八纮一宇的认知，开始超越狭隘的战争范畴，转向以更宏观深刻的政治哲学视野进行审视。随着抗日战争的远去，战争思维的淡化与战争话语体系的让渡几乎已成必然。

1947年，《大公报》刊文披露，日本战犯桥本称八纮一宇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日本之“国体”，故需“设立一个国家机构”，“使日本成为世界上光荣的精神领袖”。[57]在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下，日本国民形成了畸形的“民族优劣观”。此言论一经刊发，便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同年，《密勒氏评论报》发文，称“日本乡间仍旧有鼓动八纮一宇的观念，且八纮一宇从未受到SCAP(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的谴责，甚至出现在SCAP批准过的日本历史教科书中”。[58]实际上，战后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颁布《神道指令》，规定在官方文件中，禁止使用“大东亚战争”“八纮一宇”等术语。然而，八纮一宇仍旧出现于日本教材，这显系相关规定流于形式、美国占领当局监管不力所致。美国的懈怠与纵容，日本官方对于历史的蔑视与矫饰，都令“盖棺之定论”试图“翻案”，亦令超越之话语转向维艰、任重道远。

1950年，蒋介石在圆山军官团讲演时谈到日本战败原因，称：“并吞中国作日本的殖民地，为其征服世界，实行八纮一宇的基础。这种错误的国策，当然违反世界的公理和正义，不论他有任何强大的力量，其结果必然遭遇失败。”[59] 纵然舆论界已有超越战时之话语，但在蒋介石的表述中，八纮一宇侵略扩张、征服世界的核心内涵，以及作为日本侵华指导方针与错误国策的基本定位，仍未被突破。不难理解，蒋介石作为国民党党魁，其言行之间，必须以政治根本为要，无论从政治站位还是思想底蕴来看，他都难以突破战时话语的壁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八纮一宇的报道更趋减少，揆诸“《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竟未检索到一条相关报道。不难理解，战时中国共产党便对八纮一宇关注甚少，战后时代背景巨变、新的历史使命提出，都使得中日战争话语逐渐淡出舆论视野，八纮一宇由此渐趋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对八纮一宇的无声超越，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坚决告别旧世界、开拓新纪元的历史姿态。

综上所述，以八纮一宇为视角，可窥见战后战争反思、日本民主化改革、中日关系、国共关系等诸多面相。反思八纮一宇，既是对抗战历史的回溯，又是对日本未来走向的关注，承载着战后中国清算日本历史罪责、推动其社会改造的关切。同时，对八纮一宇的反思又与国共内战、中国未来走向相结合。然而，随着民族战争的消弭，战争思维与相关话语的消解已经无法避免。战后对八纮一宇的观照，势必超脱狭隘的抗战时段，而将其置于更为长远的历史脉络中考察。对战时八纮一宇反制话语的超越，也反映出和平逐渐成为时代主流的历史趋势。

结　语

八纮一宇的重构有其历史脉络，在近代日本从岛国、小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身份转变中，在所谓白种、黄种、黑种的话语体系建设及超国族主义动员中，在近代中国迭遭战败、割地、赔款、丧权的屈辱进程中，中日爆发战争有其历史必然性。意料之外的是，中国一改此前的妥协态度坚决抗战，加之世界局势的迅速、复杂变化，凡此种种，使得战争规模持续扩大、战线不断延展，最终形成了后人所认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这恰恰为日本的八纮一宇思想提供了历史舞台。或言之，世界时势造就了八纮一宇，令其从日本传统中走向近代。

然而，八纮一宇并未在华产生日本预设的影响。首先，这一概念表述晦涩，传入中国后难为时人接受；其次，在民族国家时代，日本鼓吹带有超国家主义属性的八纮一宇，显然逆历史潮流而动；最后，中国文化具有“溶外”的特质，任何无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概念、理论、思想，终将昙花一现。

值得注意的是，概念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实践赋予它的内涵。八纮一宇的本义为“天下一家”，在日本发动海外侵略以前，此概念并无负面内涵。然而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以侵略践行八纮一宇，八纮一宇遂被污名化。“大亚洲主义”亦是如此，其本意是谋求亚洲团结与共同强盛。不料汪伪以投敌“证道”，致使“大亚洲主义”亦失其本义。故此，在警惕中文词汇落入日本叙事陷阱的同时，我们应该谴责的不只是八纮一宇、大东亚共荣等抽象概念，更需警惕隐藏在概念背后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变种及其现实实践。

作者简介：朱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孙永健，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抗日战争史。

[1]『基本国策要綱及之ﾆ基ｸ具体問題処理要綱』、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A02030162600、1940年、国立公文書館藏。

[2] [日]今井武夫著，《今井武夫回忆录》翻译组译：《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50页。

[3]《大东亚建设座谈会(四)》，《新申报》，1942年3月29日，第1版。

[4]冯天瑜：《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冯天瑜主编：《人文论丛》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8页。

[5]坂本太郎等：『日本書紀』上、東京：岩波書店、1967年、213頁。

[6]荒木贞夫：『皇國の軍人精神』、東京：朝風社、1933年、5頁。

[7]『対満国策の精神』、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C13010345100、1935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8]杨伯峻撰：《列子集释》卷五《汤问》，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页。

[9]《本市各界电贺蒋寿》，《时事新报》(上海)，1936年10月29日，第9版。

[10]『満洲国の根本理念と協和会の本質』、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C13010095200、1936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11]U.S.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cited as FRUS, Statement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ugust 1, 1940, Japan, 1931－1941, Volume Ⅱ, Document 66, Washington, D. C.：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

[12]有国际人士将八纮一宇解释为“Make The Whole World Our Dominion”(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概念相较于日本倾向之“Japan Reaches Out”(日本提携)更具侵略色彩，与“八纮一宇之皇化将令世界成为圣地”相去甚远，日本对此极为不满。参见『八紘一宇に就て等』、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C15120216700、1938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13]《日本野心的总暴露》，《时事新报》(重庆)，1942年11月3日，第2版。

[14]《毛庆祥致蒋介石电》(1941年4月22日)，《“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号：002－020300－00002－111，台北“国史馆”藏。

[15]『外国語ﾆ訳ｼ難ｷ語句ﾆ関ｽﾙ件』、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B12080811800、1940年、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

[16]《汪主席对日广播确立中日永久亲善》，《南华日报》，1940年11月18日，第1版。

[17]『板垣総参謀長談話要旨』、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C15010218100、1940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18]《松冈外相祝贺日海外同胞大会秉八纮一宇尽灭私奉公臣道》，《回教周报》，1940年11月8日，第1版。

[19]《突破政治外交难点，发扬八纮一宇肇国精神》，《新申报》，1942年3月29日，第1版。

[20]『方面軍司令官の現役見習士官に与ふる辞』、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C13070338900、1940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21]『陸軍兵器廠技術候補生教育網領』、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C12120468400、1940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22]《远东国际法庭宣读日战犯历史记录》，《申报》(上海)，1946年6月18日，第3版。

[23]『国民服儀礼章』、JACAR(ｱｼﾞｱ歴史資料ｾﾝﾀｰ)Ref.C15120519400、1940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藏。

[24]《荒木大将书八纮一宇额向新京神社严肃奉纳》，《盛京时报》，1940年2月3日，第11版。

[25]梅津美治郎：《岁首之辞》，《盛京时报》，1940年1月1日，第1版。

[26]朱华：《皇纪二千六百年与八纮一宇之理想》，《新民报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40年6月1日，第10页。

[27]《八纮一宇的精神解说》，《盛京时报》，1943年1月10日，第4版。

[28]《帝国八纮一宇之精神具体实现于大东亚》，《实报》，1943年10月29日，第1版。

[29]《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宣言》(1941年4月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1)，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61页。

[30]徐永昌：《徐永昌日记》第5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476页。

[31]佚存：《日本所谓两千六百年建国祭》，《东南日报》，1940年12月4日，第4版。

[32]《藕断丝连之美日谈话》，《大公报》(香港)，1941年10月22日，第2版。

[33]何育京：《八纮一宇欤局促一隅欤》，《时事新报》(重庆)，1941年2月16日，第2版。

[34]陈豹隐：《今后抗战应以经济战为主体》，《东南日报》，1941年3月18日，第1版。

[35]《基本错误之敌国国策》，《东南日报》，1940年8月9日，第1版。

[36]《暴露了汪日亡国条件以后》，《大公报》(香港)，1940年1月24日，第2版。

[37]《敌野心总暴露，大东亚省成立》，《中山日报》，1942年11月3日，第2版。

[38]《侵略一元论》，《时事新报》(重庆)，1941年8月2日，第2版。

[39]范旭东：《和他再拼三年》，《大公报》(香港)，1940年7月7日，第9版。

[40]黄炎培：《痛定词六首》，《建中日报》，1947年3月9日，第6版。

[41]FRUS, Statement by the Japanese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Matsuoka), Before the Japanese Diet, January 29, 1941, Japan, 1931－1941, Volume Ⅱ, Document 220.

[42] “Anti-Red Pact Not Being Abolished,” The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February 21, 1940.

[43]《八纮一宇精神》，《盛京时报》，1940年2月14日，第7版。

[44] [日]稻叶正夫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2页。

[45]程晓华：《屹立在八纮一宇暗影下的泰国与荷印》，《前线日报》，1941年8月12日，第4版。

[46]《敌人野心的供状》，《时事新报》(重庆)，1941年5月3日，第2版。

[47]王芃生：《五年战果的赢利总决算》，《东南日报》，1942年9月12日，第1版。

[48]《抗战与民主不可分离——祝第二届联合国日》(194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43页。

[49]《日本民主化的阴影》，《申报》(上海)，1945年12月25日，第3版。

[50]黄炎培：《怎样挽救未来世界严重危机》，《大公报》(上海)，1947年10月14日，第3版。

[51]丁芬：《杂感》，《东北日报》，1946年9月28日，第4版。

[52]《世界需要中道而行》，《大公报》(天津)，1946年10月5日，第2版。

[53]《日本人应有的觉悟》，《西京日报》，1945年8月21日，第2版。

[54]《太平洋战争四周年》，《申报》(上海)，1945年12月8日，第1版。

[55]《溥仪追述傀儡生活》，《时事新报》(上海)，1946年8月20日，第2版。

[56]《日本签降一周年》，《申报》(上海)，1946年9月3日，第2版。

[57]《日本的战犯怎样想(三)》，《大公报》(上海)，1947年9月5日，第3版。

[58]Conde David, “What Tojo's Cellmates Are Thinking, ” Millard's Review, Vol.107, No.2 (September 13, 1947), p.48.

[59]《实践与组织》，秦孝仪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23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273页。